所谓玄哲画家（二）

作者:张强红

    老庄之学，又称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产生于魏晋时期。老庄之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玄学一词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所谓玄哲一词源自晋代庾阐的《孙登隐居诗》是指真理、智慧和哲理的人，深悟妙理的哲人，““玄”是世界的始祖和万物的本源，也是万物的大宗。《抱朴子》中的畅玄篇葛洪对宇宙本体将“玄”比作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它高不可攀，深不可测，包容宇宙，贯穿万物。“哲”字意为智慧、学问。张国祥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中国古老的玄哲思想，明达哲理，智慧高深的哲人画家。

    中国玄哲的起源很早，随着时间的发展主要形成了先秦百家之学、秦汉之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阶段。可以说先秦至两汉是整个中国画的起步和发展阶段，这时候我国的绘画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的绘画都是生活中的场景或者利用绘画来比喻某种事物，这些比喻和绘画中体现的理论都为以后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绘画进入第一个发展时期，出现了专门的绘画理论。从这些理论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端倪，特别是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理论以及佛教在中国推广，这体现了我国哲学与绘画发展的关系，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绘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无论是花鸟画还是山水画都开始走向成熟，其中体现出我国在隋唐时期的教化与怡情、人物和山水并重，宋代绘画又经历了大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出现，使得中国绘画更加具有玄哲的思想，更加强调内在气韵和意境，超越天地万物的思想境界和生活方式。而这类画家当今少之又少，唯独张国祥先生独占鳌头。

    傅抱石先生讲：“中国绘画是最精神最玄哲的学问”。因此中国画更要深入探究绘画的“精神”与“玄哲”一门艺术。古今书画之变，有“渐”有“顿”，“渐”者“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而后又能有所突逸，千变万化而又特立独行，强调中国画的意境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大象无形的思想。张国祥先生当之无愧，他将自己数十年来对书画的理解和感悟，以一种超然情怀，悄然融入到了自己的画作里，开创了大写意玄哲画派。他的作品讲究以形写神、以形传神，追求韵味深远、形神兼备，用意象之美去观照大千世界表象之下的生命形态，发现和强调客体的本真精神和感染力，山水、人物、花鸟题材无不如此，形成了全然不同他人的画面构成和精神意趣。他遵从恩师崔如琢的口传心授，十分注重传统的笔墨意趣，强调中国画的意境。张国祥先生接力傅抱石，缝补缺失的大写意文化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充满玄哲思想，这是对中国绘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创新和推动的作用，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大写意玄哲绘画的新时代。

    诗云:京苑穿林魏晋风，老庄玄学铸魂灵。逍遥放荡频奢酒，清静无为任独行。张国祥先生内心透露出来的飘然凛异、遗世独立的高贵气质，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以画笔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他的精神世界主张“道法自然”，要求人类顺应“自然之道”，返朴归真，以“自然”、“无为”作为社会、人生的理想状态。是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后的忘我境界。他的世界里摆脱外物的困扰，超越自我的存在，做到“无累”，实现精神的无限自由。排遣内心孤独而为自己圈设的一个象牙塔，他的灵魂是士大夫高贵理想的完美的归宿，因此他是当今画家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象征。

    刘勰《文心雕龙》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物即是自我所选择的描绘对象，情即是自我审美感情。情感活动的状态和范围受“诗画”的境界即绘画向文学性倾向的影响，但基本为绘画内容所描述的景物和事物。同时，也可能在情感活动中，对绘画内容进行情感上的丰富、补充和改造。这就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的画外意境。也超出雅俗共赏的范畴，因为高雅之作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并非高雅之作。这里面就包括了画家对宇宙自然的认知高度，例如对黄宾虹绘画中包涵的哲学理解和思维观念和表现本质等，而引申出对中国画的哲学的思考等。中国画是一门哲学，水墨是一种道。张国祥先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画，倾其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要从事的就是探索、创建自己的艺术体系，并完善它。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便说道：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事物都是互相对立而出现的，所以有和无由互相对立而诞生，难和易由互相对立而形成，长和短由互相对立而体现，高和下由互相对立而存在，音和声由互相对立而和谐，前和后由互相对立而出现。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老子认为因为客观世界没有绝对，张国祥先生用手中的国画作品诠释了老子的这一观点。“拙”在古代文人画领域里的含义，本来是生拙与古拙。它与“逞才”、“纵恣”相对立，属于儒家的“中和”之道的涵养范畴，是人品在作品里的反映，但如仰韶时期的彩陶图案纹饰的稚拙美就是包括纯朴、自然、真挚的含义，也正是郑板桥所讲的：“画到生时是熟时的生对立统一规律。张国祥先生的作品是巧与拙的对比，解决了对立与统一的问题。

    中国画致美、致乐、致法、致理、致玄通哲之发源。张国祥先生的笔下荷花作品从理论形态，自然形态和艺术形态遵循对立统一自然规律，他笔下的荷花清高的象征，花叶清秀，纯洁典雅，花香四溢，沁人心脾，荷花题材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和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寓意连年有余、和和美美、和气生财，也有祝家庭和睦、和顺等，挂于夫妻房间祝夫妻关系美满，恩爱幸福。家中悬挂一幅荷花图作品，象征主人清高、廉洁等。因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它象征着圣洁、吉祥、光明、清淳，符合佛教宣传世间皆烦恼污浊，唯有看破红尘脱离苦海，走向西方“极乐世界”。且认为莲花花萎根不死，来年又重发，用画笔宣传人死魂不灭，让人相信轮回报应，大积功德，祈祷死后的人地狱投生“净土”，即释迦牟尼设想的“莲花藏世界”，这就是佛教推崇荷花的根本原因，先生笔下的荷花就蕴含这样深奥的玄理。

    众所周知，道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张国祥先生秉持万物负阴抱阳之成物法则，具有与万物形成规律之一致性。他认为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将阴阳二气看作形而上之玄学命题，并把阴阳二气之转化作为国画之形（华璧立）神（风神生）进行论断，无疑是国画美学思想之自然审美体现。他笔下的红竹子阳气十足寓意着祥瑞吉庆丰收，同时也代表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玄学中，红竹也被视为一种招财进宝的象征。根据传统认知，摆放红竹有助于吸引并储存福气和财气。他笔下的《虎溪三笑》图里面分别代表慧远，陶渊明和陆修静，描绘的是晋时慧远和尚主持庐山东林寺，隐士陶渊明、道士陆静修常到寺里聊天，按贯例，老和尚送客不过虎溪。但这一天，慧远和尚送客，三人谈话不知不觉过了虎溪，三人忽然悟到，相视大笑的情景。在先生笔下通过三个人物外貌的描画，而且对画中人物心里世界的构思，以儒、释、道三人的感受和笑态这一场景传达了“三教合一，一派祥和”的主题。

    “天人合一”是古圣先贤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观人世而发展出的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思想，是中华民族宇宙观、自然观、文明观的生动概括。张国祥先生继承并通过“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秉承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齐物论”思想，天地万物是阴阳和气而自然生成的。张国祥先生通过手中的画笔赤裸裸在解剖人与与自然之间整体有序的和谐状态，还有一阴一阳万物的平衡关系。

    先生笔下《罗汉与虎》祥和图，作品大气磅礴，富有神韵，人与老虎，体现方圆之美、夸张之美、浑然之美、意趣之美、和谐之美。天地万物于一体，人与老虎自然淡定而祥和，充分展示了万物一体的和谐之美。因而先生的作品总是一团祥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不相妨害、道路并行互不冲突，这正是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宽广胸怀、深厚仁德和高明智慧的理想境界。

   中国画理应表白中国文化，理应发扬中华人文精神，其蕴含的独特之美是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史、哲、美，以及书法、文字、金石、碑版诸学之上的美。它不以科学和实证为支撑，它是以中国人的玄哲思想和“与造物游”相一致相匹配的精神产物。张国祥先生以博大的胸怀，崇高的境界，大格局的眼光，以玄哲思想指导手中的画笔赋予宇宙万物万物一体，天人合德，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人与万物，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宇宙观，自然观，文明观的生动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