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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礼在情人节举行
邓祝仁
你心底珍藏着婚礼婚宴吗？我有。那是我不轻易公布的我人生的一段经历，50年过去，似乎也可以视为一份财富，应该可以公之于众了。
我要说的是1975年的情人节，当年正逢中国农历正月初四，那是我迎亲、拜堂、举行婚宴的日子。然而，在我心中，这并不是一个值得随便诉说的大喜日子，而是一个让人难于启齿、不堪回首、有刻骨铭心之痛的令人心酸的日子。50年来，我从不愿意提起，也没有做过个一次喜庆的纪念，至今，我们夫妇也没有一张婚纱照。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大，一天天变老，当时的情景时不时在眼前浮现，命运似乎在一次又一次提醒我，该说的还是要说，是该说出来的时候了，岂能忘记自己走过的路？人生有几个50年？可以坦然面对了，人啊，应该允许一切在自己面前发生。
1975年1月7日，我和比我小一些的女友，即今天的老伴一同去打结婚证。公社办公室秘书接待了我们。我们呈上各自的户口本和单位介绍信，秘书接过户口本和介绍信，很快地扫了一眼，就用钢笔刷刷地给我们开具了结婚证，我和老伴一人一份。那时的结婚证，无须贴相片，说是结婚证，其实就是一张薄薄的桃红纸，大小跟今天小学生和幼稚园小朋友获得的一张小型奖状相仿，粉红色底，结婚证的最上方是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见图）。这张纸，我还保存着，它伴随我已经整整50年了。
办好证，走出秘书办公室，在回家的路上，妻子问哪天摆酒。我答下个月14号吧。她问为什么。我没有说因为那天是情人节，而说那天是大年初四，大家都有空。妻子默认了。
1975年2月14日早晨8时许，我只身一人，踩着单车，冒着凛冽的朔风去接亲。外家人埋怨我不懂规矩，不仅不隆重，还一点礼物、礼金也不带，更别说什么彩礼。我轻声说，我不懂这些礼数，再说上头不允许，被盯着，没办法。我只有千道歉万赔罪，许诺今后好好待我妻子。我对外家人说，我是个有志气的人，是个有情有义、不拘小节、表里如一的人，我欠我老婆的，我会用一辈子来偿还，来好好报答她。你们要相信我，看我的实际行动。我们两家门当户对，遭遇相同，容易沟通，容易理解，彼此心照不宣。好说歹说，一家子才答应步行到我家。我妻子及外家人对我实在理解、实在优厚，天下难找啊！
我和妻子一干人回到家，便动手准备婚宴。说是婚宴，其实就是两家人围着炉子吃一餐便饭。正月的桂林，北风飕飕，挺冻人的。我们关着大门在忙呀忙的……
突然，传来一阵急速的敲门声。接着，闯进几个荷枪实弹、戴着红袖套的武装民兵。他们耀武扬威、趾高气扬，他们当众大声宣布：结婚可以，宴请不行，不许铺张浪费，不许搞“四旧”，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后果自负。送他们出去，我瞥见，我家大门上被贴了一副白对子：
上联：只许规规矩矩
下联：不许乱说乱动
横批：群众专政
红袖套们并没有走，还在我家门口游弋。家中原本的些许喜庆氛围，顿时荡然不存，全被这一小撮不速之客全搅没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干着手中的活儿，很少说话，更别说笑声了。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到“婚宴”开席，大家围着热腾腾的火锅，静静地吃着、喝着，连炮仗也没有放一颗。
还是戴着“帽子”的父亲看得开，说，难得被重视，有人站岗。沉闷的空气才变得稍稍轻松、欢快一点。尽管如此，那场婚宴，还是免不了草草收场，不欢而散。而红袖套们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消失了。
事后，我曾不止一次地自问：在专制那样横行、暴力那样恐怖的岁月里，在那种无望或者绝望的环境下，周围的气氛尤其不适合情人节，你为什么还选中这一天结婚呢？我自我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选这一天结婚呢？我的性格让我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当时，我需要慰藉，需要勇气，尤其需要浪漫，需要情人节。我想，浪漫蒂克会让我坚强起来，会让我憧憬未来，那是一种即使50年后回忆起来也还属于浪漫的浪漫。眼下只要我不说，只要我深埋心底，谁知道？谁奈我何？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如果我不把当年的心思透露出来，连我老伴也未意识到，我的孩子就更无从知晓啊。噢，当年底，我的女儿出生，好快，今年底她也满50周岁了。
在那种岁月里，我的只有乡村初中文化的新婚妻子根本不懂什么情人节，我的父辈们一个也不懂什么情人节。但是，我懂。我毕竟从初中时起就喜欢唱外国民歌200首里面许多爱情歌子，看过许多西方小说名著，知道情人节（Valentine's Day），知道圣瓦伦泰神父为了成全一对爱意如火、情谊深重的恋人结婚，敢于违抗皇帝的命令，最终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这本来是个悲伤的日子，不值得庆贺，可被多情浪漫的西方年轻人活用了，在这一天，恋人们、夫妻之间，以及亲人之间送玫瑰花、送巧克力，送心爱之物，互相表达爱意……原本一个辛酸伤感的日子，慢慢演变成缠绵悱恻、甜蜜温馨的日子。民国以后，这个节日逐渐弥散、传开，流行到了中国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上流人士之中，也传到了“文革”前我这个1966年毕业的老高三心中。
我心底的婚礼婚宴还有一层含义。1975年，我28岁。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4天后，即伟大领袖诞辰日那天，我即带着学校的介绍信回大队部报到。六天后，即1969年元旦正式出工，参加农业生产（那一年，我的“老三届”同学基本都上山下乡了，不准在家过春节）。到打结婚证这天，我已经有了整整6年“农龄”。六年间，人世间一切好一点点的机会都轮不到我，不要说什么招工、参军、推荐做工农兵学员之类美事了，连好听一点、软一些的话儿都听不到啊，等待我的是没完没了的、莫名其妙的批评、指责与侮辱，精神上受尽了打击和摧残，至于多么重、多么累、多么折磨人的活儿我都不怕，都不在话下。六年间，我没有请过一天假，无论病假还是事假。我始终没有丧失理想，放弃努力。我在心中鼓励自己，不要害怕辛苦和劳累，不要害怕受到伤害，不要害怕被人冷漠歧视，要允许一切在自己面前发生！我要“在骂声中成长”——这是鲁迅先生的话。
力量来自哪里？一点也不是吹，我没有什么值得吹——力量来自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平时不经意间的言传身教，来自我读过的喜欢的书籍，来自我心中对人间美好的憧憬，来自于我对知识、善良和正义的追求，来自我心底始终相信未来，相信老天有眼，相信自然规律，乌云不会永久遮挡太阳！
几年后，“四人帮”塌台，“文革”结束，高考恢复，离开中学已经十一年，带着女儿挣工分的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妻子落实知青政策返城，被安排做了一名公务员，直至退休。退休以后，我夫妇二人，周游列国，到过日韩，去过欧美，如今，50年过去，我们都已是接近八旬的老人，我们手牵着手逛公园，进超市，挤农贸市场，自己买东买西，自己淘米做饭，蒸炖炒焖，洗锅涮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平淡安静中过着自己的生活。
（2025年2月11日-13日校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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