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谙地方知识的作家，总会试图将标识个人成长的地域经验转化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地标，并从当下性和历史性的双重维度赋予其更具普遍性的意义。如同“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香河”之于刘仁前、“东坝”之于鲁敏、“八卦洲”之于曹寇，生于金坛、长于金坛的葛安荣将与自己语言相通和情感相通的家乡融入了文学创作之中——菱湖镇（《都市漂流》《面带笑容》）、菱湖街（《红鱼歌》）、菱湖市和蓝水村（《蓝水谣》）、黄风县（《黄风醉》）、高家圩镇（《紫唇》）、慕仙镇（《纸花》），等等，几乎都是以作家的生活之地亦是江南水乡的金坛为书写对象，构成了具有江南文化地理特殊性的地方性叙事。正是出于对家乡的由衷热爱，葛安荣的中篇新作《岭上多白云》仍以岭上村、菱湖镇和金溪县等独具标识性的地域空间为故事发生地，通过对逝去年代、现实当下与日常生活的综合化叙事，讲述特殊年代的新故事、书写一代人的人生抉择、叙述不复重来的日常生活。但不论以何种角度观之，葛安荣的小说总是充满诗性，并体现出浓厚的乡土情怀。

名不虚传、风水好的岭上村，“前有照（水），后有靠（山）。村前淌过一条大河，七拐八弯抵达菱湖镇；村后离山近，山不高，瘦长。”《岭上多白云》开篇就以“一条大河”将岭上村、菱湖镇、金溪县和江东市等各地串联起来，在锚定了某个叙事地点之后故事就由此开始讲述。在岭上村，爷爷总会给“我”（曹云龙）讲岭上山中宰相陶弘景隐居茅岭不仕的老故事，而父亲则笑话陶弘景傻乎乎，放着皇粮不吃，偏要跑到岭上自讨苦吃。此时，爷爷必会责备父亲，龙眼识宝，牛眼识草，不必事事皆为户口和供应户。但在爷爷去世后，面对四处借粮、每天喝稀粥水的处境，父亲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一心让“我”走出岭上，成为供应户，吃上“黄粮”。正是怀揣曹家子子孙孙“供应户接供应户”的梦想，父亲铆足劲送“我”读书，吃碗厚粥，少干农活，还千方百计拆散原本青梅竹马、感情甚笃的“我”和李清梅。在菱湖镇，李清梅瞒着家人用她父亲的供应证买二十斤米，缓解了“我”家粮食短缺的困境。而“我”在镇上的粮油供应站也深刻意识到了供应户和供应证的重要性。在金溪县，当跟着作为菱湖镇团代表的清梅去食堂蹭饭时，“我”被招待所徐副所长抓个现行而不得不补交了饭钱。此时，“我”再次深刻理解了“定量户”“供应户”“定销户”的巨大差异。在公社团干部升任无望后，李清梅选择到县城缫丝厂当工人，虽然聪明能干，但依旧农民户口，无法成为供应户。而“我”在江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终于成为曹家的名副其实“供应户”。然而，尽管“我”和李清梅都走出了岭上村，生活在金溪县，但终究因父亲的反对和干预而彼此错过，李清梅悄悄嫁了人，而“我”在父亲去世后娶了农村户口的文化馆徐副馆长的堂妹。

从“岭上村”经由“菱湖镇”再到“金溪县”，《岭上多白云》所呈现的家乡故事熔铸了作家的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通过曹云龙的奋斗人生来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特殊时期关于生存与生活、亲情与爱情、苦难与温情的故事，既是对时代的缅怀，也是一曲青春岁月之歌。诚然，这种将“空间”和“记忆”的贯通，不反传统，不反套路，也未逾越地方叙事，所提供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并不是很多。不过，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不可复制的，每个作家重构的故乡也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葛安荣来说，他并没有局限在某个固定地方，只提供关乎乡村或乡镇的文学样本，而是勇于直面更为复杂的地方性写作。不难看到，《岭上多白云》就是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主动回望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岁月，以绵密细实的流水日常将乡村、小城镇和城市多种社会形态编织在一起，书写了在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之中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矛盾和冲突，以及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情感隔阂和观念碰撞等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时代命题。

循着主人公与“岭上村”“菱湖镇”等之间的同构，可以见到葛安荣的《岭上多白云》以现实生活为原点，捕捉生活细节，开掘内心隐秘，回望和审视了几代人的苦难生活和精神图景，有着鲜明的典型价值与现实意义。可是，《岭上多白云》打动人心的地方不在于书写苦难，而是用情感的真实写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温暖和光亮，还有超越历史和时代的人性之美。从曹云龙的角度来说，爷爷的勉励与期许、母亲的呵护与包容、叔叔的关照和爱护、李清梅无私的奉献与爱、徐副馆长的爱才和惜才等，无不闪耀出人的质朴纯真以及人性的光芒。同样，其书写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历史再现，而在于在历史展开的褶皱之中搭建起童年和成年、传统与现代、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价值评判的叙事载体，隐含着一代人对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反思。在小说中，有这样一首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显然，陶弘景弃隐出仕的书信答诗浑然天成地贯穿于小说始终，传达出作家对生命情感和人生价值的重新体认，这也正体现了整部小说所具有的超越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