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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明建设的时代主题——评长篇小说《回家》的价值走向
常智奇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文学要在一时代的变革中，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及时的记录记录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先进经验，提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思考的问题。王海的长篇小说《回家》，正是在这一点上应合了伟大时代的重大主题。
作者声称为《回家》是他“农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天堂》《城市门》《回家》）。可见，他对这部作品付出辛勤劳作的珍重，以及寄寓的思想感情的深切。《回家》以古城咸阳为叙事空间，聚焦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困境、精神漂泊，表现精神“回家”的热切期盼。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作者对“三农”问题的深切关注，更以文学化的视角揭示了现代性冲击下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传统伦理的裂变与重构，以及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精神救赎之路。
一、双向‘’回家‘’的悖论与超越
人性的二重性，道德的二重性，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决定了农耕文明在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精神归家的二重性。“回家”在小说《回家》的叙事中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伦理空间与价值空间，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双向归家重建的意义。这一主题贯穿全书，既有对现实生存窘迫的真实记录，也有对现代精神焦虑的理想期盼；既是对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存困境的回应，也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中“安土重迁”情结的现代性反思。
物理意义的回家：失根者的生存悖论。城市化浪潮吞噬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小说中的豆花、李奇、子衿等人物，被迫离开祖辈生活的五陵原，成为“无根”的都市漂泊者。他们虽在物质层面通过创业（如豆花创办“秦人居”旅馆、豆丫成立“新市民服务中心”）实现了经济独立，但精神上始终困顿于“家”的失落感。子衿的“入土为安”执念尤为典型：他晚年归乡，拒绝现代楼房，执意于田间筑屋、保存粮种，甚至要求死后棺木中放置种子，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正是对土地依存感的极致表达。王海通过这一人物，揭示了农耕文明基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顽强存续，以及其与城市文明的深层冲突。
精神意义的回家：伦理重构与文化寻根。小说中的“回家”更指向一种精神归宿的追寻。豆花与李奇的破镜重圆、豆丫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坚守，乃至老王妻子卓花回归四川原生家庭的选择，均体现了作者对传统家庭价值的隐性肯定。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保守主义回潮，而是对现代性情感异化（如丁克家庭、不婚主义）的反思性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豆丫成立的“新市民服务中心”，通过技能培训、法律咨询和互助社群，为失地农民在都市中重建了一个“类乡土”的精神共同体，既延续了农耕文明的互助传统，又注入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理念，成为“回家”主题的创造性升华。小说通过进城农民对“家”的复杂情感，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家庭关系的瓦解与重建。例如，卓花与“隔壁老王”的婚姻矛盾，以及她最终选择回到四川老家的情节，既反映了城市化背景下家庭纽带的脆弱性，也体现了传统伦理中“根”的不可替代性。王蒙指出，卓花的返乡行为“充满中华文化传统”，是对安土重迁、慎终追远等伦理价值的回归。
许得他爸出狱后执意回归农村老屋的执念，进一步凸显了传统伦理中“落叶归根”的道德诉求，尽管这种回归被现代文明视为“保守”，却映射出城市化进程中个体对精神归属的强烈渴望。
道德的困境与现代性的反思：“隔壁老王”的荒诞行为（如策划“英雄救美”以接近豆花），展现了城市化背景下传统道德观念的异化。他的失败既是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讽刺，也暗示了伦理失序的代价。王海通过这一角色，揭示了农民在身份转化过程中面临的道德迷失与救赎需求。
乡土意识与现代性的冲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城市化建设的新时代，表现土地与人的家国情怀，是伟大时代的严峻命题，《回家》在表现这一伟大命题的过程当中，表现出以下的特点：
1、伦理与价值的互文性
《回家》通过“家”的意象建构和组合方式，将道德判断与价值判断交织为“双向回归”的叙事结构。例如，豆丫在城市创业成功后仍选择返乡，既是对家庭责任的伦理回应，也是对乡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定。这种回归超越了简单的城乡对立，指向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可能性。具体的讲有以下几点：
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作者以咸阳原上的农民为缩影，通过“农村三部曲”完整呈现了中国农民从“分地”“失地”到“寻家”的历史轨迹。小说将乡土意识根植于中国农民的血路之中，用历史意识压模农民的乡土意识，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双重审视，冷峻地分析我们这个民族在城市化建设中，民族精神在归家途中，继承与发展的双向关系。这种创作视角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也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价值断裂的修补。城市化代价的伦理拷问小说直指失地农民为城市繁荣付出的生命代价，如作者所言，“他们以土地和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城市的豪情”。 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应该付出的历史性的代价。问题是我们的文学要对我们这个民族付出这一历史性的代价中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种批判性地叙事不能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的问题的揭露，更应该是对发展伦理的深刻反思。
3、人文精神的终极回归。
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怎样才是诗意的栖居？有人认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是诗意的栖居，有人认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诗意的栖居，有人认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尽欢颜”是诗意的栖居，有人认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是诗意的栖居……《回家》更多的在诗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基座上，表现中国精神的乡土颂。作品通过农民“整建家园的努力”与“顽强的生命力”，传递出对人性尊严与道德理想的坚守。这种回归既是伦理的，也是价值的，既有现实的真实记录，也有终极的精神追寻。
《回家》的“双向回归”思想，既是对城市化进程中伦理失序的批判，也是对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作品通过咸阳农民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关于“家”的哲学命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唯有在伦理与价值的动态平衡中寻找回归路径，才能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共同救赎。
三、为时代的普通人物立传
表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神圣天职。《回家》以平民视角刻画了数十位“小人物”，他们虽无显赫身份，却在命运的跌宕中折射出城乡转型的集体阵痛。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1、女性角色的突围与困顿。
豆花与豆丫作为核心女性形象，展现了失地农民中女性的双重境遇。豆花从离婚后经营旅馆到最终与李奇复合，其情感轨迹暗含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妥协与回归；豆丫则更具现代性色彩，她以保洁公司创业者的身份突破性别桎梏，却在婚姻破裂后陷入情感孤岛。两人的命运对比，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女性既要承担经济独立压力，又难以摆脱传统伦理束缚的复杂处境。而豆丫的“新市民服务中心”，则象征了女性作为社会联结者的能动性，将乡土互助精神转化为现代社群建设的资源。
男性角色的失语与异化
得福、老王、许得等男性角色，则呈现了更为撕裂的精神图景。得福的“守身如玉”与终身未娶，既是传统道德观的坚守，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底层男性经济弱势的悲剧缩影；老王的花心与投机，反映了小市民在都市生存中的道德溃散；许得的“花花公子”形象，则隐喻了消费主义对乡土伦理的解构。
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男性气质在城乡夹缝中逐渐异化的众生相。
3、代际冲突的文化传承
子衿与儿子姬天的代际矛盾，浓缩了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子衿对土地与种子的执念，与姬天对现代商业逻辑的接纳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姬天最终继承父亲衣钵、回归乡土事业，暗示了传统文化基因在代际更迭中的隐性延续。
地理性的叙事与精神性的寓言
成功的作品往往是在地理性的叙事中寓于精神性的寄托。回家是在地理性的叙事中，寄托着表现民族精神回家的精神情怀。作品的叙事风格兼有现实主义底色与象征主义深度，形成独特的“咸阳叙事”风格。
1、地理空间的文学赋形。
小说以咸阳湖、五陵原等真实地理空间为背景，通过方言俚语（如“界壁儿老王”）、民俗细节（如石碾盘、皂角树）的铺陈，构建了一个充满秦地风情的“文学咸阳”。这种地域性书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纪实感，更将城市化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避免了概念化表达。
2、二律背反的结构张力。
作品采用“离乡—归乡”的双线叙事：一方面，失地农民在都市中挣扎求生；另一方面，成功者（如李奇）与失败者（如陈进财）最终均踏上“回家”之路。这种结构暗合中国传统文学中“出走—回归”的母题，却赋予其现代性内涵——无论是物理返乡还是精神寻根，“回家”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动态过程。
3、细节中的时代隐喻。 小说中多处细节具有寓言色彩：子衿棺木中的种子象征农耕文明的永生渴望；豆丫的“新市民服务中心”则预示了乡土伦理的现代转化。王海通过微观叙事，将个体命运升华为时代寓言，实现了“小故事”与“大历史”的辩证统一。
五、城乡巨变中的文学境鉴
文学总是要给人以审美的感受，开悟人的思想，启发人对现实与理想的生存思考，引领人走出迷茫和困惑，为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努力。《回家》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努力表现人对美好生活期盼的超越性在于，它不仅是农民命运的白描，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对城镇化代价的文学警示。
我们正在从事着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伟大的社会实践。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活动，充满了探索性和实验性。小说通过拆迁、土地闲置、农民进城等情节，揭示了城镇化进程中“家园丧失”的集体创伤。得福“攒不够彩礼”的呐喊，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千百万农村青年生存困境的缩影。作者以文学之笔，叩问了“如何安置失地农民”这一紧迫的社会命题。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是《回家》作品对城市化代价的文学警示。
2、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豆丫的“新市民服务中心”与子衿的粮种保存行动，分别从社会组织与生态伦理的角度，探索了农耕文明基因融入现代生活的路径。这种尝试既非怀旧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亦非对现代性的全盘接纳，而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寻找平衡点。
3、文学对历史记忆的铭刻。
《回家》以文学形式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的群体”。 文学是民族精神记录的秘史。表现民族精神在城乡巨变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使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回家》具有这种为农树碑立传史志价值。这种书写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更是对时代集体记忆的抢救性保存。
总之，这是一部有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小说。它既直面了城市化带来的精神阵痛，又未陷入简单的批判或颂扬，而是以冷峻的笔触揭示了“失根”的必然性，又以温情的目光捕捉到“寻根”的可能性。小说结尾，无论是豆花的四合院团圆，还是子衿的“入土为安”，抑或豆丫的服务中心，均暗示了一种弥合城乡裂痕的文化方案——在传统伦理中注入现代性活力，在个体漂泊中重建共同体认同。这种“回家”，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返乡，更是文化基因的复苏与精神家园的重构。在这个意义上，《回家》不仅是一部农民命运史，更是一曲献给所有现代人的精神安魂曲。
2025年2月11日于唐都古城大明宫遗址公园
作者简介
常智奇，研究员，文学硕士、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国学研究会副主席、曾任陕西省文学院院长、《延河》杂志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