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原文转载于《名作欣赏》2025年第1期

韩翃《寒食》是否寄寓讽刺之意

文｜宁源声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首题为《寒食》的七言绝句，是中唐诗人韩翃的代表作。它是一首好诗，这是历代选家、注家一致公认的。在王兆鹏等《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版）所评选的一百首唐诗中，它位列第三十五名。但诗中是否寄寓讽刺之意，则见仁见智，长期争论不休。

回顾《寒食》诗的接受史，最早提出寓讽说的是清初的高士奇、贺裳等诗论家。高士奇说：“唐自肃、代以来，宦者权盛，政之衰乱侔汉矣。此诗盖刺也。”（《三评唐诗辑注》）贺裳说：“此诗作于天宝中，其时杨氏擅宠，国忠、铦与秦、虢、韩三姨号为五家，豪贵荣盛，莫之能比，故借汉王氏五候喻之。即赐火一事，而恩泽沾于戚畹，非他人可望。其余赐予之滥，又不待言矣。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载酒园诗话又编·韩翃》）有清一代，解读此诗的选家、注家对寓讽说纷纷附和（俞陛云是持不同意见的唯一例外），除讽刺对象是贵戚还是宦官有分歧外，在寓讽这一根本点上几乎是空前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选家、注家解读这首诗时，对它是否寓讽这个问题的认识，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对是否寓讽或略而不提，不予置评；或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前者，如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又如施议对《唐诗精读》（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诗篇以‘汉宫’写唐宫，布景与叙事，均属唐朝当时的实际风光与情事，是一首十分出色的节序诗。”后者，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古诗海·唐五代诗鉴赏》（2023年版）：“在这首诗里，有人看到了对风俗的描绘，有人看到了对特权的讽刺，可谓见仁见智。有趣的是，当朝皇帝德宗看了，倒是非常欣赏，还为了这首诗赏韩翃一个不太小的官。原因即在于第一句写得太好了，它以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展示了春天的美景，使人在一种美的感受中淡化了对全诗含义的探究。”

此外，持类似见解的还有：张长青《中国古典诗词名篇文化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乐云等主编《唐诗鉴赏辞典》（崇文书局2016年版）、陈祖美主编《万里归心对明月·唐代合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徐中玉《唐宋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夏传才主编《中国古典诗词分类鉴赏词典》（河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韩兆琦《唐诗精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贾大宏编译《唐诗鉴赏》（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尚永亮主编《唐诗观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葛兆光《唐诗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诸葛忆兵《唐诗解读》（北方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欧丽娟《唐诗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

三是并无讥讽之意。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罗宗强、管士光、刘学锴、杜晓勤、胡淼、陈尚君和李定广等几位学者。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说：

大历初、贞元中，浓烈的情思仿佛从诗境上消退了。诗人们的感情天地仿佛比盛唐诗人们的感情天地要窄小得多，平静得多，表述也冷漠得多了。从技巧说，他们有些诗写得相当精致。说它缺乏感情吧，又似乎情丝袅袅，颇耐回味。但就是激不起强烈的感情波澜。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从这些诗里，可以感觉到诗人对于人生采取了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既没有盛唐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也并非完全隔绝人世，摒弃七情六欲。不即不离，淡然处之。他们中一些很精彩的诗大多如此。如韩翃《寒食日即事》……韩翃诗前人言其有讽刺之意，未知何据，从诗意本身看，并无讽刺痕迹可寻。

管士光《唐诗精选》（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说：

前二句描绘出京城落花飞舞、杨柳摇曳的暮春景色，写花用一“飞”字，写柳用一“斜”字，均极为巧妙传神。后二句写出寒食日宫廷生活里的一个插曲，颇有意趣。有人认为作者通过这种描写是在讽喻皇宫的特权以及宦官的专宠，似过于求深了。

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说：

（所谓寓讽）这种说法无论是从这首诗本身的神情口吻、形象意境上看，还是从韩翃现有的全部诗作看，都找不出任何实际依据。我们看他的《羽林骑》《赠张千牛》《少年行》等作，虽所写对象不过是羽林军骑、千牛将军乃至游侠少年，但神情口吻之间流露的已全是欣羡之情，更不用说寒食先受赐火恩宠的“五侯”了。但也不必因此而贬低这类作品。作为京城寒食特征景象的素描，这首诗写得既华美清丽又潇洒轻扬，生动地展示出繁华贵盛的帝京气象，自有其美学价值。人为地拔高其思想价值，或斥之为粉饰升平，似乎都不尽符合实际。

杜晓勤等主编《中国文学史·魏晋隋唐五代卷》（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说：

前二句所绘为御柳飞絮满长安，颇有恩泽天下之象，而后二句的日暮赐烛、轻烟飞散，也隐含祥瑞承平之象。据唐人孟棨《本事诗·情感》所载，韩翃曾因此诗被德宗御笔点批入朝任知制诰，德宗所体会的也许正是韩诗的升平气象。

胡淼《唐诗的博物学解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说：

韩翃是中唐诗人，大历（766—779）十才子之一。这首诗作于德宗建中初年（780），他一反人们见花落泪见月伤心的情态，以花柳描写了长安城寒食节的美好风光，而且改“落花”为“飞花”，把长安城称为“春城”，造语新颖，给人们以愉快的感觉和美的享受；和煦的东风吹得宫中御柳袅袅轻舞，它们在许多人的诗里是送别时与眼泪鼻涕相伴的事物，在这首诗里成了一派迷人的景色。寒食节人们折柳枝插门以驱鬼，清明节以榆、柳取火种传火，宫廷里开始“传蜡烛”，先是皇宫中火种点燃蜡烛，传遍皇宫中各个宫室，同时由宫人或步行或骑马，把取自榆、柳的火种，按官职大小，向近臣传送。这原本是唐皇统摄百官笼络人心的手段，却也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先是实行禁火，然后让臣民在黑暗中恭敬虔诚地等待皇上恩赐的火种。这时皇上就成了臣民心目中的光明之神。诚然，韩翃在这首诗中全部是描述，没有一个字是议论的，但从全诗气氛来看，它是暖色调的，用古人的话来说，是“美”的，不是“刺”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歌颂”的，不是“讽刺”的。这也正是得到当时新继位的德宗皇帝（780—804在位）赏识的原因，亲自点名要这首诗的作者当官，使赋闲在家的韩翃得以一夜跃升为“驾部郎中知制诰”，给皇帝起草诏书，后来又提为“中书舍人”。从现存的韩翃作品来看，没有一首是关注百姓疾苦，或讽刺揭露朝廷与社会弊端的诗。

陈尚君《诗人韩翃的传奇人生》指出：

这首二十八字的短诗，要写出京城、春景、寒食等内容，不易驾驭。韩翃抓住春暮最重要的标识——柳絮飞扬来写，以春城称呼长安，到处都是迷蒙杨花，再写东南薰风来，御沟边无数柳树在风中婀娜起舞。后两句贴题写寒食，抓住的是赐火的细节。黄昏日暮，寒食即将结束，宫中取火，由近及远地将皇家恩德洒向千家万户，最尊贵的五侯之家最先感受到这一恩惠。两句细节如画，写出寒食的标志风候，也不动声色地歌颂皇家恩德的温存柔和，浸润人心。后人解诗，或以为其中暗含讥讽，大约是想多了。（《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5期）

李定广《中国诗词名篇名句赏析》（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也认为：

韩翃因《寒食》这首诗而流传千古。有人说这是一首讽刺诗，实际上这是一首颂诗，歌颂唐德宗皇恩浩荡、大唐繁荣祥和的气象……唐德宗非常欣赏这首诗温柔敦厚的风格，因这首诗而提拔韩翃为驾部郎中知制诰的高官。“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已引申为赞美春天的名句，也是“飞花令”这一名称的来源。

从以上所引述的众多唐诗选本、注本中可以见到，主张《寒食》诗寄寓讽意的选家、注家，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不过，在学术研究上，是不能仅仅以人数多寡裁定正误、是非的，因为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国自汉代以来，就盛行儒家的美刺之说，好像每一首诗都关乎风教政治，都有微言大义；宋明之后这一倾向愈趋极端，学者们对考据训诂之事趋之若鹜，往往对古诗竭尽爬梳剔抉之能事，以为无一首诗不包含对宗庙社稷之忱。清代不少选家、注家就是这样解读韩翃《寒食》诗的，除了前文提到的高士奇、贺裳之外，吴乔也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实代宗授之以柄，此诗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见意，唐诗之通于《春秋》者也。”（《围炉诗话》卷一）吴乔的这一解读，对后世影响极大。当代不少持寓讽说的论者，都以吴乔的解说作为理论依据，并由此而常常失之于曲解附会。与韩翃年代相近的窦叔向也有一首《寒食日恩赐火》诗：“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电影（指火种）随中使，星辉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拿这首诗来对读，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韩诗的理解。从窦诗中，可以看出“蜡烛”由宦官从宫中依次传出的顺序：先贵近，后小臣，后平民。这与韩诗的描写是相似的，“传蜡烛”之“传”，就含有依次转授之意。换言之，这是“由近及远地将皇家恩德洒向千家万户”，而并非仅仅限于“五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正值封建社会方兴未艾之际，当时存在较为悬殊的等级差别。作为读者，我们要以己之心，度诗人之腹，将心比心，尽可能亲近古人，契合古人，体会诗人之诗心，切忌以当代的思想和标准去理解古人，要求古人，衡量古人，判断古人。我们大可不必一见到“汉宫”“五侯”之类的字眼，就立即作“以汉喻唐”“讽刺皇帝的偏宠”或“讽刺唐代宦官专权”之类的广泛联想。正如刘学锴先生所说，韩诗“是把‘传火’先及‘五侯’的场景当作寒食节的一道风景、一桩盛事来描绘渲染的。‘五侯’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符号，是显贵之家的代称，关键的问题是诗人的口吻神情中所流露的感情究竟是欣赏还是厌恶”（《唐诗选注评鉴》）。

其实平心而论，韩翃的《寒食》只是一首节序诗。作为京城寒食特征景象的素描，它写出了寒食的风物节候，生动地展现了繁华贵盛的帝京气象；不动声色地歌颂了皇家恩德的温存柔和、浸润人心。所以，笔者十分赞同罗宗强、刘学锴、陈尚君等学者的见解：它是一首颂诗，而不是讽刺诗。我们不妨运用逆向思维考虑一下：如果是讽刺诗，何以能打动唐德宗？而且诗人又怎会被特赐以“驾部郎中知制诰”的显职？据陈铁民等主编《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黄山书社2023年版）这样介绍：唐德宗“善文，尤工诗，常与朝臣学士倡和，品第优劣。原有集，已佚。今存诗十六首”。试想，这样一位会写诗、能赏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较强的审美能力的帝王，假如韩诗真的话含讽刺，难道他会看不出来吗？绝不可能。故此，时至今日，我们还韩翃这首诗以本来面目，摒弃附加于其上僵化的、生拉硬扯的重负，恢复其固有的天生丽质，也许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