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作家陈本豪老师的散文《藏传活佛》，加深对藏传佛教文化的认识。藏传佛教文化融合民俗与历史，活佛转世是大乘菩萨演变结果，是藏传佛教特点，有重要历史意义，但也存在封闭保守思想，制约文化发展……

  佛教的基本理论为菩萨理论，而后来金刚乘中的菩萨理论却被“大成就者”一词所替代，在梵文中作“悉达”或“摩诃悉达”解，藏语谓之“殊托”，系指在密教瑜伽实践中已获得成就的彻悟者。其大成就者具有无穷的神通与变化，他自身已与佛无别，便被佛界中人称为活佛，有了活佛的诞生，就为后来的转世创造了先决条件，活佛转世是大乘菩萨发展演变的结果。通过不共成就的理论，将活佛修炼的受众面无限拓宽，给众僧开辟一条广阔的希望之源，以此镀亮佛教兴旺的金顶，使活佛的晋升和转世成为一种传统，对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此，活佛便成了藏传佛教中的最高统治者。   追寻佛教境界的发展轨迹，从显宗到密宗，从小乘到大乘，再至达金刚乘的理论路线。早期的印度佛教，均萌芽于显宗的自我超度，通过漫长的演变，完善了从显宗到密宗，从小乘到大乘的过程。小乘佛教主修独觉，不求教化和救度他人，其修道的原形即为佛佗。佛佗的境界是全知全能，断尽漏失根绝烦恼，慈悲广大无量。小乘佛教的自我修炼，与大乘佛教的利他境界，有着质体的巨大区别。在大乘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循着佛教蓬勃发展的轨道，自然进入到金刚乘的境界。在活佛转世的理论中，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小乘佛教认为，活佛只能是一个或少数几个。而大乘佛教却认为，人人均可通过修炼成为活佛，既拓宽了修炼活佛的通道，又给予了众僧光明的希望，树立了以利乐众生和普渡轮回为己任的高大形象。释迦牟尼成佛的途径与境界，应成为众生仿效的典范。所以，大乘佛教的活佛观念，便是全藏信徒崇尚的根由所在。金刚乘以当下心为修炼的标点，从而度化出空性、光明性和灿烂性，将身、境、意转成佛的法、报、化三身，使其身心净化为活佛的法体。佛教原诞生于印度，而活佛的转世与传承却源于西藏，她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由何在？这是佛教研究与发展的双重课题。   活佛在共通成就之上达观证悟，于长久的修炼中创造不共成就。大凡活佛都有一种超人类的行为，他能与神灵合悟及夺识的能力，这也是大众信仰佛陀心照明光的燃点之一。预测未来，是藏传佛教中常用的一种宗教手段，它的传承始于释迦牟尼时代，后经历代发展而壮大，这种宗教预测手段，最终在活佛转世规范制度的形成和操作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藏传佛教走过了一条由显宗到密宗的全过程，直达大手印而圆满了佛域之顶。金刚乘修具的特别功能显现，是活佛的临界点。成为活佛的观念，给了僧人以巨大的希望，使众僧甘愿穷一生之努力去拼搏，金刚乘主张今生今世成佛，因此非常注重密修。大手印是金刚乘的最高成就，大手印心是自心无为、无造作的心境，当云雾般无明遮障去除后，不生不灭的法身便得以显现。  “活佛”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是藏传佛教发展中的历史产物，是雪域高原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在广大信徒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了活佛的诞生，就有了后来的转世，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便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辟了藏传佛教中活佛转世的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继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逐步形成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   一些大活佛临终前都留有遗嘱，特别是噶玛噶举派活佛，相对其他派别而言，他们的遗嘱显得更为详尽和具体。如十六世噶玛巴留下了这样的遗嘱：“自知者永乐，法界无边无际，自此至雪域东部，有一天雷自然作响之地方（指昌都拉托），那里如意（指耗牛）装扮着美丽的牧场，善巧——父亲是顿珠、智慧——母亲是洛嘎，于济乐工地之年出生，远扬的白螺声奇妙无比，皆以噶玛巴相称，由尊者顿雍巴护持（指司徒活佛）无偏无私悲心遍及四方，不分远近成为众生的依佑者，利益众生之佛法如同阳光将永远照耀。”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就是按照如此遗嘱被寻访到。   除了噶玛噶举派之外，藏传佛教中其他派别的活佛转世认定，则具有更加神秘的色彩，常常使寻找与认定工作几度扑朔迷离。由此，便诞生了后来的神谕、占卜和观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家最为熟悉的“金瓶掣签”等。通过以上几项措施，首先要基本肯定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时间、家庭情况，尔后再确定具体的寻访过程。依据灵童出生时所出现的各种奇异征兆和梦喻，来观察灵童的体相，举止言谈，让灵童辨认前世活佛的遗物等，整套程序非常复杂而严格，尤其操作十分艰难。如当世班禅活佛的最后认定，经过中央最高领导人出席的现场金瓶掣签，而后再举行策封仪式。在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为了寻访转世灵童，热振活佛在神湖观照的显影中，看见一家农户位于路的尽头，门前有棵巨树，门旁拴着一匹白马，一位妇女怀抱一小孩立于树下。后来均按照此显影中的影像寻访，结果在离青海20公里处的祁家川，找到了十四世达赖。藏传佛教中有地位至高无上的四大“活佛”，一是班禅，二是达赖，三是章嘉呼图克图，四是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执掌内蒙甘青一带，尊丹巴呼图克图，则执掌外蒙地区。虽说两位呼图克图与班禅和达赖并称黄教四大活佛，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远未能与班禅和达赖同等显赫。   活佛转世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封建色彩，但毕竟不同于以血统关系为纽带的世袭传统制度，多少可以避免血统世袭传承中屡见不鲜的父子、兄弟间的血腥残杀，剥去了政治者永远统治的“人形神”的外衣。藏传佛教中活佛转世的许多规定，对世俗社会有着广泛的约束力，她的存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佛教文化在藏区的兴衰成败。因此，藏传活佛不仅拥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必然还有继续存在的历史意义。通过对佛教关于生死轮回的思想解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佛教从根本上否认肉体是精神的物质基础。她认为，肉体与精神是一种合作关系，人到死时肉体又复归“四大”，精神却独立于肉体之外。承认精神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所以她具有永恒性，从而导致生命的不断轮回，其内涵则是精神不灭论，活佛转世就是这一理论的践行代表。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中实行法位继承的一顶宗教制度，也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活佛转世改变了佛教内部原有的重教轻政思想，从而完善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随着佛教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了西藏的地方政权，最后便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政治与宗教合作，在古代几乎是所有国家实行的一种治世手段，宗教完全充当着政治的纽带功能，她在社会中发挥着建立人们有序行为和行为环境的心理功能，同时发挥着通过善恶、因果来控制社会，形成自身的道德系统和理论系统的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宗教使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根据其思维方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正是由于宗教的这种特性，使宗教和政治一开始就走到了一起，其实，在藏族古代社会中也不例外。   对于活佛转世制度的认定和传承，在藏传佛教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些当世活佛已公然主张，在他圆寂之后，再不要去寻找转世灵童了。据不完全统计，全藏现有的活佛已高达一万多人，随着日后活佛诞生的增加，假如长此发展下去，以理论而言，到了活佛超过俗人的那一天，理当如何呢？无论处在什么时代，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佛教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全人类的追求共通，商品经济越发达，越应该强调这种追求，这是藏传佛教文化的先进所在。但佛教中封闭和保守的宿命论思想体系，又制约了自身文化的发展。看到一个灿烂文化创造者的藏族，现在竟深深地困于佛教中难以醒悟，当今天的教育已远远落后于兄弟民族时，我们又不得不为此感到痛心与伤感。   作者简介：陈本豪，中作协会员，音乐家，籍贯武汉江夏。已出版散文集三部，纪实文学集七部。长篇纪实文学《京剧谭门》全四卷，被列入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参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荣获第八届湖北文学奖。由选择来诠释与宽博他的含义，则有待未来时空的论证。#散文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