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担粪
文/李鹏飞
【题记】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年头佳下，人总会思念故乡。家乡的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湾、家乡的岔、儿时的记忆常常在梦里出现。就象风筝和线一样，故乡在风筝线的那头，我在风筝的这头，永远飘浮不定。这就是难已割舍的乡愁吧！
公元 1966 年，那时的我年仅十岁。每逢寒暑假，我便如同大人一般，投身于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之中。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且都尚年幼，仅靠父亲与母亲两人挣得的工分，实在难以维系一家人的温饱。每年分粮标准低，饥饿如影随形，时常饿肚子，甚至在青黄不接之际，我还尝过荞皮灰“炒面”。那时，最为流行的一句话便是“软食口多”。为了能让家人吃饱肚子，我唯有自食其力，与大人们一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有两大“肥料厂”，一是集体饲养牛、驴、骡、马的牲畜圈，二是隔壁的羊圈。夏日里，妇女们手持木榔头与铁锨，将粪土撒成细细的沫沫，堆起的粪堆宛如一座座小山头。撒粪，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序。需先将粗糙的粪土晾干，用木榔头敲碎大块之物，再用铁锨扬至大粪堆上，将滚落的块状物反复打碎，连一个小小的羊粪蛋蛋都要用脚掌踩碎。正如父亲常言：“抓一把，捏在手里像绸绸一样。”担粪，在集体生产队的那个年代，可谓最为辛苦的农活之一，然而技术含量却不高，大人小孩皆可胜任。通过过秤，依数量核算工分。对我而言，这是唯一能挣得高工分，实现吃饱肚子梦想的最佳途径。一到寒假，我便早早找出父亲用席笈草亲手编织的一对大箩筐，与父亲一同用胡麻毛绳子穿上竹眉大针，一针一线，将其缝得结结实实。又备好竹竿扁担，再背上一根粗粗的柳木棍，两头用铁丝绞得紧紧的，只待冬季运粪的号令下达。北风呼啸，大地封冻。生产队召开会议，队长宣布：“明日清晨，妇女和娃娃们开始担粪上山，打响冬季积肥第一炮！今年运送粪的地方为：甘草湾梁、风洞湾梁、窨子屲梁、墩墩湾梁。”我的故乡，山多川少，当地之人如此形容路道的艰险：“上山擦鼻梁，下山擦屁股”的羊肠小道。从山的名称，便能体悟到那是高山陡屲之地。听闻此消息，我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自己的箩筐与扁担，满心欢喜，只盼天亮。清晨，我如弹簧般一骨碌爬起身来，伸手探入馍馍笼笼，摸到母亲连夜烙好的糜谷面饼饼，如手掌般大小，每人仅有一个。我还未走出院子，便几大口将其吞入腹中，安放得稳稳当当。依照父亲事先所教担空担之法，先将后边的箩筐挂在铁钩上，把前面的箩筐穿在扁担头上，将右胳膊套进笼绊，左手紧握后面的笼绊，小跑步前往粪场。粪场距家足足三里地。来到粪场，我将箩筐盛满粪后，还要使劲踏上几脚，再装满。今日是给墩墩梁上大湾子地运粪，距离生产队粪场足有四里地。我挑起粪担，直奔目的地。起初，我还能小跑步前行，可当行程过半时，已然汗流浃背，步履蹒跚，有时甚至横向移动。我咬紧牙关，不断给自己打气加油，一直坚持来到司秤员和计工员决定倒粪的地点。当听到司秤员唱出我的一担粪重八十斤时，我那憔悴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每天上午要运粪四次，在最后一次时，我的肩膀红肿，疼痛难耐。我在场园里找来一些麦秸，编成衬肩垫在肩部，顿感舒适许多，坚持完成了所有担粪任务，获得了全队最高的工分。自此以后，每年寒假，我都参加生产队的冬季运粪任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担粪的重量不断增加，八十五斤、九十斤、九十五斤、一百斤。当重量增加到一百斤以上时，我每次都要把冻块用铁锨铲刨适中，塞进笼绊，增加重量，最高时竟增加到一百一十斤。在我上初一那年，年终决算，会计告知父亲：“老模，你们家今年分红二百六十元，不再欠社了，人人都能享受四百四十斤口粮。”“老模”，乃是当时人们对忠实肯干的父亲的一个褒奖称号。得知消息后，全家人都欣喜万分，总算摘掉了“欠社户”的帽子。再加上自留地里生产出的粮食补贴，我终于实现了吃饱肚子的梦想。
童年时期的担粪经历，如一块沉重的巨石，永远压在我的心头，那难忘的乡愁，令人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