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与吴鼎昌的关系及大夏大学在黔的艰辛》

中国人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常态，说两面话做两面人是惯性。

要他知行合一致良知，从起心动念处克服坏毛病与恶习性，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天人合一观自在。

难上加难，少之又少。所以不必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君子素位而行，与道相从。

同道中人，相视一笑，千山万水，砥砺前行。

王伯群（1885年9月12日—1944年12月20日），贵州兴义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

1885年，出生于贵州兴义，早年在兴义笔山书院求学，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年，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等职，1920年，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吴鼎昌(1884—1950)，浙江吴兴人，生于四川华阳县。字达铨，笔名前溪。秀才出身。

1901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10年回国，先后任北京政法学堂教员及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旋入大清银行。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中国银行正监督，开始发行钞票。后参加共和党，拥袁世凯称帝。

此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裁、盐业银行总经理、段棋瑞内阁财政部次长．造币厂厂长等职，并参加安福俱乐部。1918年被派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之一。

1920年发起由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合组四行储蓄会，操纵公债、库券及借款，成为北方主要财阀。

1926 接办《大公报》，任社长。后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并为新政学系骨干。

1937年11月—1944年12月，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间，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力荐大批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对贵州的建设功勋卓著。

著有《赣宁战祸之原因》《中国经济政策》《花溪闲笔》等。1948 年任总统府秘书长。1949 年往香港，次年病逝。

人们有理由相信,1937年11月当大夏大学西迁贵州时,作为贵州省主席的吴鼎昌一定如获至宝。

当"加油文化"第四代传承人之一的王伯群挈妇将雏自上海,香港辗转到贵阳的路途中,收到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欢迎回黔贺电.然而,美好的情景并非如人们所想...

1924 年，王伯群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30 年，王伯群多方劝募并捐巨资，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相关实验室、 图书馆、大礼堂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1928年，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1928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1929年9月1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第三任校长。

…尽管（大公报》失实报道给王伯群带来精神困惑和名誉损害，亦给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粤派的争斗平添了一层混乱。

但王伯群并未痛恨吴鼎昌，也未与之结怨。

1932年1月，王伯群专托交通部电政司司长钟秉锋会晤吴鼎昌代为致意：

“《大公报》狂吠之处，自己已忘怀，嘱吴勿介怀，并不可轻听谣传及挑拨之言。”是年3月，王伯群赴北平见张学良之时，在厂家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设宴之机，以恩师姚华（姚茫父 贵州人）的《弗堂类稿》托交通部次长韦以黻转赠给吴鼎昌，代致问候，以示同好。

王伯群不计前嫌，主动示好吴鼎昌。但没有史料证明吴鼎昌回礼致歉，冰释前嫌。

不过，从吴鼎昌对大夏大学的态度，其内心仍存芥蒂。

王伯群和吴鼎昌在贵州的不期而遇，他们也许都不曾想到。

贵州是王伯群的桑梓之地，也是王伯群的福地。

他与胞弟王文华组织护国运动，声震海内外，历任黔中道尹、贵州省省长（未到任）。

1937年底，王伯群率先把大夏大学西迁到贵州，在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张志韩的安排下，是年底以贵州讲武堂为校址，在贵州前后办学近9年。

贵州之于吴鼎昌既是意外，也是福地。

1937年12月16日，行政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命吴鼎昌为省政府主席。

吴鼎昌接到任命后，还是有点惊诧，因为他已于“十二月二十日搭轮西上，在行前数小时始知已裁定命予赴器”。由文职出身的吴鼎昌担任省主席，兼任滇黔绥署副主任、陆军上将，总揽贵州军政大权，在彼时算是特例，因为其他各省主席均为军人。

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不像在工商业繁荣的上海办学那般顺利。

首先是校址不稳定。大夏抵达贵阳的第二年，吴鼎昌认为大夏独占讲武堂，提出要其搬离。

贵州省党部主任王漱芳转述其主张，建议王伯群“大夏应早有准备，否则临时张皇反多不便”。

王伯群闻之，甚为不解：“迁校则不能上课，学生固捐大无算，教育前途亦不堪设想，空非长期抗战时期所宜，如云防备空袭，则晚间上课，昼间避开，未为不可，故大夏大学唯有镇定处之，不愿事先逃避。”他接着历述大夏一年来对贵州的贡献：“以大夏移黔开办，为黔造就人才，开启文化，贡献颇大，设若无大夏来黔，黔省至少有三百学生不能升学。”

其次是办学经费左支右绌。为筹措大夏办学经费，王伯群广开财路：一是争取教育部财政资助；二是跟华问渠、戴蕴珊、伍效高、帅灿章、邓若符等实业家和盐商劝募；三是举办盐务专修班等各类培训；四是与刘玩泉、刘熙乙投资创办聚康银行和投资盐业公司。即使多渠道筹资，仍难于满足大夏经费所需。王伯群希望得到省政府资助，但吴鼎昌未予理睬。他告诉王漱芳，大夏曾函省府求补助学费12万元，而吴鼎昌视大夏如蛇蝎一般不予，殊为大可怪之至。“以一省主席而自私自利如此，尤为可怪”。

大夏在贵州前后办学八九年，为贵州培养1500余名本土人才，同时以教育学院为基础成立贵阳师院，大夏中学并入贵阳一中成为该校重要基础，花溪两千亩校园并人贵州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

1944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

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1924年夏，厦门大学几名教授和三百余名学生不满学校因循守旧，和学校唱对台戏，陆续罢学出走上海。这批学生到上海后，暂时没有着落，便找到王伯群。王伯群是兴义人，此前曾被孙中山委任为贵州省长，但因军阀内斗没能到任，时赋闲上海。学生中间，有个牵线人叫何纵炎，是何应钦的五弟，何应钦妻子王文湘是王伯群的幺妹，因此王伯群算何纵炎的姻兄。王伯群与带队老师欧元怀商量后，捐资两千大洋，临时在一个小胡同租了几间房子，设置了建校筹备处，另外租了几间旧房子作为宿舍和教室，便把这帮学生安顿了下来。事后证明，这两千大洋对大夏大学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1944年冬，日寇南侵贵州，大夏再次被迫北迁到遵义桐梓。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最终与光华大学合并，成为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回过头看，照片上“低调”的校门，以及边上这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人，似乎还原了大夏在贵州的这一段真实历史。

王伯群与吴鼎昌之间的关系是民国历史中的一段复杂而富有深意的故事。

王伯群，作为大夏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其深厚的教育理想和对家乡贵州的热爱，决定在1937年将大夏大学西迁到贵州。然而，这一过程中，他和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之间的纠葛，反映出历史的多维性和个人命运的无奈。随着日本侵略的威胁加剧，王伯群选择将教育的重心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黔地，这既是为了保全文化教育的火种，也是出于对家乡的责任感。

吴鼎昌的角色则更加复杂。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吴既是一位地方执政者，又承担着对外部压力的应对责任。他对大夏大学的态度，虽然并非完全敌对，但却显露出一种冷漠和不屑。这种情感上的疏离，使得王伯群在大夏大学迁到贵州后，希望能够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与资助，却屡屡遭遇拒绝和冷遇。大夏大学在贵州的发展并不顺利，学校在校址和经费的筹集上都面临着异常艰辛的挑战。然而，王伯群并未就此退缩，反而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办学资金，展现了他在逆境中拼搏的精神。

更有意思的是，王伯群与吴鼎昌的关系，并没有因负面新闻而彻底断裂。尽管吴所掌控的《大公报》曾对王的私生活进行过极具攻击性的报道，王伯群仍选择了宽容和理智，未将个人恩怨上升至政治层面。他对吴鼎昌的复杂情感，既是对个人名声的保护，也是对教育事业的一种坚持。在多次的交流中，王伯群显露出他不愿被误解和曲解的焦虑，尽管一度感到失望，却始终无视他余下的威望在政坛上的影响力。

在对贵州的教育事业上，王伯群无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仅推动了大夏大学的建立，还在贵州的历史上创造了珍贵的文化遗存。大夏大学的迁移，虽然并未在物质上得到应有的支持，但在精神上却极大地激励了贵州的文化发展。同时，王伯群的奋斗也为后来的贵州教育打下了基础，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

王伯群与吴鼎昌的关系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巧合与无奈。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两位历史人物的交织，不仅影响着他们个人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的教育版图。王伯群以其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成为了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要在逆境中寻求希望、砥砺前行。

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历史人物背后的复杂情感与理想。

正如王伯群所践行的教育信念，只有以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中播撒希望的种子。通过这段历史，我们能够学到的不仅仅是事件本身，更是人性与理想交织下的深刻启示。

正如青鸟点评：中国人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常态，说两面话做两面人是惯性。

要他知行合一致良知，从起心动念处克服坏毛病与恶习性，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天人合一观自在。

难上加难，少之又少。

所以不必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君子素位而行，与道相从。

同道中人，相视一笑，千山万水，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