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后学研究》
(秦仁智)
前不久,我们“歌颂建党100周年,讲护国战争故事”。
我们把人物关系一一理顺,把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一提出来,与蔡锷的护国战争就是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一对接,一剖析!真的是有关系。
国内外很多的专家学者在研究李端棻时,梁启超的贡献不知该归属哪一板块?所以无法往下研究,卡壳卡在那里?
周术槐提出的“后学”,就把李端棻逝世后的研究,全归在李端棻后学里。这样脉络就清析多了,就可把凡受李端棻思想所影响的,对中国近代史有贡献的先贤们一个很正确的定位和归位。
梁启超是李端棻的学生,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朱德又是蔡锷的学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师生关系。在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之中,仅他们祖师四人,为中国的近代历史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这里只讲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
梁启超、蔡锷、朱德他们为什么要拼命的阻止“帝制”呢?
帝制有什么不好?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来说话。帝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经营了两千多年了,最终贫穷得让“八国联军”给打进来了。却无力反抗,只好又割地又赔款。
中国共产党建党才100周年,建国才72年,就把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建成继超英赶美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项科学技术世界领先!
用2000年对100年,用一穷二白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么大的落差,这么大的反差,就能说明问题。
研究李端棻后学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要重塑“时代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研究李端棻后学首当其冲。
近年来,为了研究李端棻,打造李端棻文化、打造李端棻故里……笔者经过走访多位专家学者、查找资料、深入调研、得出来一个结论:
李端棻不仅仅是贵阳的,还是贵州的,应该还是中华民族的和全世界的,他的故事惊心动魄,让人感动和敬佩……
《贵州通史》对李端棻的研究笔墨不多,但足以说明李端棻在贵州、在全国、甚至于在全世界的份量,也不容小觑。
中国的教育进程在二千多年来的脉络是:
孔子-严君平-李端棻。
孔子培养出了七十二大儒等……
严君平培养出杨雄等弟子
李端棻培养出梁启超等弟子……
孔子开办的学校是有钱的人,才可以入学。
严君平开办的学校是不论贫富均可入学。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旨在人人读书 家家受益。
孔子家喻户晓,暂不论。
就以严君平和李端棻为例可见一斑……
严君平(前86年—10年)原名庄遵,因避汉明帝(刘庄)之名而改姓严。
西汉早期道家学者,思想家。好黄老,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
归隐后著述、设馆授徒于平乐山,培养出了得意弟子扬雄。
依老子哲学思想,严君平著书十余万言,使老子的道家学说,得以发扬光大,更加系统条理化。
在《辞源》《辞海》中均称严君平为隐士,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即闭门下帘授《老子》。
在西汉末期,严君平在蜀地是十分有名的老师,
他教授知识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去当官,而是提倡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他开办的学校中的学生也全部是耕读者。
他培养的最有名的学生就是杨雄。扬雄是名振当时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他仿尚书而作《法言》,拟周易而制《太玄》。他的专著《犹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全世界较早的一部研究方言的专著。
扬雄依据严君平的实践提出的“耕读”思想成为了后来中国民间私塾学校的办学宗旨。
李端棻后学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现如今的中国繁荣发达,
其背后隐藏的是无数人艰苦卓绝的付出。
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我国很有可能发展不到今天的模样,可以说中国曾与这些人息息相关……
李端棻(1833-1907),出生于贵阳市,清末礼部尚书。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李端棻穷其一生首倡和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发起和创办贵阳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贵州中学堂(今贵阳一中)。
李端棻从《请推广学校折》开始,他身体力行地奔走在“教育兴国、科技强国”的道路上……
李端棻与梁启超不仅是郎舅关系也是师生关系。他俩与光绪皇帝、康有为、谭嗣同等共同发起了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旨在救国图存、科技强国,敲响了封建王朝的丧钟,吹响了反帝反封建专制的集结号!
在《戊戌变法》中,李端棻是领袖和总策划,他深知:
一旦失败,将连累九族。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他的“妹夫”梁启超一起并肩作战!不计得失。
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教育兴国、科技强国”是李端棻始终不变的人生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是李端棻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用血和泪写成的史诗!
要知道,李端棻首倡和兴办的新式教育不能和旧式的科举取士、贴括取士的八股文同时并存,必须首先废除科举和八股文才能进行下一步。
科举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从隋唐以来一直沿用至今,改朝换代了无数次,朝代可以更替,但科举制度谁也改变不了,究其原因是:
没有人有能力重新组建一套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来取代科举。而这套体系绝对不能是异端邪说,那是一定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才行。
一千多年了,没有人能够撼动科举制度和八股文,那是因为这两者有其优势,没有人有胆量写得出能够取而代之这两者的文化体系的版本来!很多人只能望其项背,不敢越雷池一步。朝代可以更替,文化制度却更换不了。
科举制度是为皇权服务的,其中还包含帝王的等级制,要想废除科举制度,必须连同帝王等级制一同推翻,不然“死灰复燃”,前功尽弃!而且还有被杀戳的危险!这才是难上难、重中重!有哪个帝王会同意在废除科举的同时,又把自己的皇权废掉?这也是科举制度在我国能存在一千多年的原因。
据考证,废除八股文和废除科举的诏书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用“皇权”分两次废除的。若没有皇权的介入,谁敢废?谁又废得了?!
当时光绪的皇权是掌握在慈禧手里的,阅历不深的光绪怎么知道强国必须要先废科举这一点呢?
光绪又从哪里来的勇气与慈禧以“皇权”下诏废除科举这一点呢?
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李端棻,给他力量的源泉也是李端棻。
李端棻不仅是二品官员,也是光绪的老师,光绪很信任他。当然,如果不信任他,那就什么都无从谈起。
当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的条约一单接一单的签出去时,从皇上到子民,人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中国的出路又在何方?
李端棻以‘帝师’的身份和帝师的责任因势利导,旁敲侧击地对光绪进行开导和心理疏通,使之醒悟并付诸行动。
意识到科举制度已经不能再适应新形势下新国情的发展和进程了。光绪是听懂了的,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挣扎了好几年。
李端棻以超人的智慧和胆量,详细地剖析旧的科举取士录用的人才是,只要读好八股文,写好贴括就能升官发财,其它的不重要,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国家吗?
光绪心领神会,下诏废除八股文,后改用“白话文”,就是现在的“小说”。之后,再次下诣废除了“科举制度”,又向全国通令,凡到京师大学堂就读的学生,可享受官级和生活费。这是一个多么成功的进步!
光绪皇帝在李端棻的引导下完成了。为在全国推广学校铺平了道路,杜绝了反对势力死灰复燃,减少了对新生事物扼杀的机率。
刚开始光绪还是不敢,李端棻苦口婆心对他说:
“只要朝廷宣布废除科举取士,下面的人学习的方向就变了,我们再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学习新文化,新知识(当时就有九门课程),形成新的思想,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就有无数的可用之才,再兴办农业、工业、国防、医学等,中国何愁不强大?!
光绪皇帝全部采纳了李端棻的建议,以国家发文公开《请推广学校折》,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县办小学、市办中学、省办大学)。
之后,又废除了科举,完成了划时代的巨变!
在废除科举制度前的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将《请推广学校折》上奏给光绪皇帝时,并不是他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他要教育和培养出一代代有信仰、有情操、有理想、有智慧的新青年,让他们任重道远,一起去改变中国的命运。在历史重要的节点上,在成与败、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当时,二品以上官员只有李端棻一人站出来,以超人的勇气和魄力向旧传统宣战,向光绪皇帝递上了深思熟虑的《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迫不及待的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吗?不是!
他官居二品、又是皇帝的老师,该享有的荣华富贵都有了!
他无子嗣,若有子嗣还可以说是要为了子嗣。
他两袖清风,在七十五岁临终前,将自己最后的所有遗产均捐赠给了学校(包括贵阳一中)。
李端棻首倡和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彰显着传奇的色彩:
《戊戌变法》失败了,所有在这期间开展的项目全部叫停。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
“京师大学堂”为扩大规模、增加校舍,扩建后的“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秉承的还是“京师大学堂”创办时的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文精髓!这一办学理念,吸引了大批国内外的仁人志士奔赴北京大学任教和学习。
最著名的是湖南才子杨昌济等,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有志青年,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赴北京大学学习,吸取营养!由他们发动的“五四运动”,是他们把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推向了更高更猛……
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教育体制改革的样板,引领全国各地兴办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茁壮成长,并蓬勃发展。
之后成为“百年名校”的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开栾大学等,培养了一批批各类型人才!
这无疑是受李端棻影响而取得的。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再次升华,涌现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
当时的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独秀是国文系主任、
毛泽东是图书馆馆员,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勤工俭学”期间,海量阅读了馆藏图书和大量的进步书籍,为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期间,毛泽东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原理,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延续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构成了中国强大的文化体系。
这些体系与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相得益彰,人人读书,家家受益,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异曲同工,是历史的必然。
《请推广学校折》是我国新旧教育制度改革的分水岭,旨在教育兴国、科技强国。
《戊戌变法》旨在救亡图存、雪国耻、扬国威,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出一辙、琴瑟和鸣,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
如今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华丽大转身。
回想起来,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废除科举,教育兴国,科技强国功不可没。
历史的大转折就在这里!
若再推迟几年和几十年废除科举,就会大打折扣。
我们称李端棻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父不为过。
是我们贵州人的团结、坚守、无私和奉献,为中国人民守住了“京师大学堂”,有了京师大学堂的存在,才有了“北京大学”的存在。废除了科举,兴办了新式教育学堂,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北京大学的存在,就代表着希望的存在。
北京大学的新思想,新教育吸引了大批的救国图强的仁人志士赴北京大学任教和深造。
如前所述,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世界性的活剧本。没有人能推翻他。
还有,有很多人至今都费解的一件事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了,慈禧把所有的变法期间运作的项目全部叫停,唯独京师大学堂给保留下来了,一直找不到能够说服人的理由?
还有,八国联军第二次打进故宫,慈禧带着光绪逃到了西安一年多,没有人管理京师大学堂,也没有人给他们经费,但他们还是正常的开课和运转。
让京师大学堂保存下来的,就是一群贵州人,是李端棻刚开始就安排的教师,他们克勤克俭,讴心沥血,没有让京师大学堂倒下。这就是贵州人对中国作出的贡献,这就是贵州人为中国的强大埋下的“伏笔”。所以我们要感谢勤奋、善良、无私、奉献的贵州人!
语言代表不了行动,行动才是最响亮的语言!
李端棻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放新疆,之后,又被特赦回筑。
劫后余生的李端棻回到家乡贵阳的第一件事,就是义无反顾的大办领办学校!
李端棻把浓浓的爱,热呼呼的心掏给了家乡和人民,使人人读书,家家受益。
我们为了缅怀李端棻、缅怀梁启超……歌颂他们、学习他们,牢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学习他们敢为人先、有责任、敢担当的大无畏精神,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为此,研究李端棻后学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要重塑“时代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研究李端棻后学首当其冲。
贵州文化名家访谈:“端棻后学”首倡者——记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专访:殷平/文字:李持平】
贵州文化名家访谈
“端棻后学”首倡者
——记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
2024年12月27日著名文化学者贵州学派秘书长殷平对“端棻后学”首创者,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进行专场采访的视频片段。
周术槐
周术槐,男,湖南衡阳人。本科毕业于湖南省教育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贵州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吴雁南教授。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二级教授陈廷湘老师。先后在湖南省耒阳市坛下中学、集贤中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金筑大学、贵阳学院工作过。在中学,承担过《英语》课程的教学任务。在高校,承担过《中国思想史》《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社会学新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当代意识形态热点问题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师生欢迎。贵阳学院、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灾荒与救济、大学生思政治教育、社会舆情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端棻后学”概念的首倡者。
主编或独立撰写专著十余部。主要有:《雷铁崖与近代革命思潮研究》《吴雁南日记》《民国时期贵州省的赈务会及其赈务活动研究》《李端棻——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多维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索》《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李端棻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端棻后学”研究——以李端棻与梁启超的交往关系为中心》《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纪念李端棻诞辰190周年暨吴雁南教育活动研究文集》等。公开发表论文100余篇。
周术槐何人?周术槐乃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以下简称“术槐教授”),全国“端棻文化”的坚定研究者与奋力推进者。我与术槐教授虽然相识时间不长,但因为“端棻文化”的缘由,我们的关系由相识发展到相知的地步。我虽然年长术槐教授十余岁,但凡属与“端棻文化”有关的文化活动,只要术槐教授振臂一呼,我必参加无疑。所谓缘分天定,这就是我和术槐教授之间的缘分。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与术槐教授也算是同道人吧。俗语说,人之相敬敬于德,人之相交交于心。从术槐教授这些年来为推进“端棻文化”的研究与传播的成效来看,术槐教授的敬业意识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景仰。
周术槐教授主要著作。
周术槐,男,湖南衡阳人,历史学博士、三级教授、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兼青岩书院院长,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8部,获省部级奖励三次。其舆情研究的成果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优秀成果”奖。2024年,在中共贵州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教育系统‘理论宣传二人讲’评选展示活动”中,术槐教授与全国“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刘芳老师联合主讲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课程荣获二等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术槐教授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事情。他说,在贵阳学院工作的二十余年时光中,自己曾创造了三个“第一”。即:第一个担任贵阳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第一个担任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第一个担任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三个“第一”,明确宣示了术槐教授在贵阳学院的发展历程中曾经付出的大量心血与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不能不让我心生钦佩之情。
历史是会留下重要印记的!自担任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以来,术槐教授推进“端棻文化”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组织召开“端棻文化”论坛。自2017年以来,周术槐教授组织召开了七次“端棻文化”论坛。每次论坛均做到有主题、有参会论文、有新闻报道、有论坛总结。论坛的开展,有力地推进了“端棻文化”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二是主持编辑“端棻文化”文集。目前,已经编辑出版了六部以“端棻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究文集。分别是:《李端棻: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2021年出版)《李端棻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贵州文化音像出版社2022年出版)《李端棻诗歌校注》(与徐万洁、赵平略、黄洪志等人合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端棻后学”研究——以李端棻与梁启超的交往关系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出版)《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纪念李端棻诞辰190周年暨吴雁南教育活动研究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25年版)。三是将“端棻文化”融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之中。在贵阳学院本科人才培养和研究生人才培养中,术槐教授主动将“端棻文化”融入其中。通过“端棻文化”的融入,致力培养学生的改革创新意识,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四是在校内外积极开展“端棻文化”的宣讲活动。宣讲的对象包括高校学子、乡村教师、教育管理者、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与员工等。通过宣讲,普及了“端棻文化”知识,扩大了“端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在“端棻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术槐教授率先在全国提出“端棻后学”的概念。对此,知名历史学家冯祖贻先生给予高度肯定。冯先生指出,“端棻后学”概念本身年限长,从清末、民国延续到现代;范围广,它广及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等各领域;指向又比较清晰,更易于今日研究者把握。相信随着这一概念为人们理解,李端棻的研究会有更深层次的开展。可以更为直接地说,“端棻后学”概念的提出,拓展了“端棻文化”的研究领域,为“端棻文化”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新天地。此况引起贵州学派的高度关注,明确将“端棻文化”列为其研究贵州十大历史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
对于“端棻后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术槐教授自己明确指出,“端棻后学”这一称谓,正是源于李端棻的名字。其中,“‘端棻’二字取自李端棻的名字,寓意着继承和发展他的教育理念。‘后学’则是指追随李端棻思想的后辈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统称。”综合李端棻的人生历程来看,术槐教授指出,李端棻既是一个思想者,又是一个实干家。在教育理念上,李端棻提出了“广开民智”的主张。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必须首先开启民众的智慧。为此,他提倡普及教育,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李端棻还强调教育的平等性,主张无论贫富贵贱,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实践上,李端棻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事业,在任上,他上书光绪帝首倡建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此举,有力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告老回乡后,他还和有识之士创办了贵阳学院的前身——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辛勤采编人员郭思妤。
此外,“端棻后学”还强调教育的个性化发展。李端棻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兴趣,教育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这一理念在当代教育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术槐教授认为:“个性化发展是现代教育的重要趋势,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社会中脱颖而出。”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端棻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对弘扬民众“爱国、进取、改革、创新”的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与术槐教授的密切交往中,有四件事情值得在此详加述说。
周术槐教授与殷平秘书长合影。
第一件事情:术槐教授是我开展“端棻文化”研究的重要引路人。
2020年秋季,作为贵阳市历史学会的会员,我与术槐教授一起参加了贵阳市历史学会组织的黔北历史文化考察活动。期间,我们去了贵州历史文化先贤尹珍先生创办的务本堂考察学习。在务本堂,术槐教授让我用手机为他照了几张相片。看得出,他对东汉时期从贵州大山千里跋涉到洛阳,拜大学者许慎为师的尹珍极为崇拜和尊敬。我告诉术槐教授,我的工作单位是首钢贵钢集团。在贵钢,我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工作。退休后,被首钢贵钢集团返聘。返聘后,首钢集团宣传部的同志到贵阳调研时,我就陪同他们参观贵阳修文县的王阳明纪念馆。让他们了解修文的阳明文化。当时,在与术槐教授闲聊的过程中,我随意指出,东汉时期的尹珍先生将“中原文字”带入贵州,让贵州人识字学文化,提升了贵州人的文化水平。明朝时期的王阳明将“心学思想”带入贵州,让贵州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提升了贵州人的思辨能力。尹珍和王阳明可谓贵州的“圣人”。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我诙谐地提出,贵阳的孔学堂应该改名为王学堂或者尹珍务本堂了。对此,术槐教授认为,此言有一定的道理。正是此次接触,我在术槐教授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特意邀请我参加当年11月在贵阳喀斯特酒店召开的“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创新研究”学术研讨会。
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于我而言,还是首次。我深知提交参会论文是此类会议的“行规”,也是参会的门坎。但我对李端棻知之甚少,写李端棻的生平事迹我不行,写关于他的学术文章更是天方夜谭。然而,车到山前必有路。作为一名文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我从父亲遗留的一本“老像册”,发现了我家与李端棻之间的“亲密”关系。由此,我开始踏入了“端棻文化”研究的行列。
父亲留下的“老像册”的确珍贵。其中,有几张属贵州最早的摄影照片。几年前,《贵州文化遗产》发表过我写的“百年老照片中筑城往事”一文中,就配有我家老相册的那幅“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摄于贵阳三牌坊(现中华南路)的全家福照片”。原片相当于现在的3A幅面,泛黄、四角残破,背面由不干胶精心粘贴。照片主景依附在一间老宅堂屋前的石阶上,照片上的祖孙三代12人形态各异,意气风发。石阶上铺有一块条纹方格的“洋布”体现贵阳当时已经“西化”的程度。
我阅读这张照片,从中知道我的祖辈在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经商并受教育的情况,揣摩到当时政治和文化氛围。于是现蒸热卖,对照《贵阳通史》的清末章节,发现该章节有“1902年到1907年贵州办学校683所,其中小学655所、中学6所,高等学堂6所,师范学校10所,军事学堂3所”的叙述,认为与李端棻遇赦回筑到逝世归根同步······我撰写了《百年老照片中教育轶事》的文章,交给术槐教授。
后来在研讨会现场,见到十六开字型、有431页的“论文集”时,我既激动又汗颜。激动,是因“论文”这两个字,于我而言是学者专属,文章能够也在其中让人兴奋;汗颜,是自知该文不属论文之列,是因为术槐院长的高抬才让该文章登其大雅之堂。
那次会议名为两天议程,但对贵阳本地参会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天。通过本次研讨会的参加,我不仅加深了对李端棻先生的认识,也对术槐教授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我暗中钦佩术槐教授的三个能力:一是大型会议的组织能力;二是数十万字的“论文集”编撰能力;三是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评判能力。
那天清晨赶到会场时,已是人头攒动,座无虚席。术槐教授让我结识了贵阳学院的参会领导和一些久仰大名的学者。当我见到谭佛佑、刘宗棠等资深老教授时,我内心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有一种与老朋友们家长里短的亲切感。
会议开幕式由术槐教授亲自主持。但见他衣着得体、声音洪亮,其主持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在开幕式上,术槐教授介绍与会嘉宾之后,相关领导及重要嘉宾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之后,参会人员前往喀斯特酒店的一楼广场“合影留念”。喀斯特酒店是上世纪修建的,设施比较落后,那天的会议主会场设在五楼,进入五楼的电梯小、步梯窄,人流进出要排队。进出五楼主会场还需要经过几级阶梯。我因高度近视,视力欠佳,踩着阶梯时担心踩滑跌倒。幸好术槐教授安排周全,让一些研究生朋友权当志愿者,让所有参会的老同志得到照顾,从而避免了意外事故的发生。
周术槐与李持平在李端棻纪念馆。
当天的会议议程安排很紧凑。很幸运的是,我还作为参会嘉宾在会议小组讨论会作了专题发言。
会议结束后,我重新翻阅了《会议手册》。细看会议手册才意识到,这次大会的成功是凡事预则立的必然。会议手册中的各种安排已经对各个方面进行了考虑。考虑周密细致,时间安排精确到分分钟,人员安排有名有姓。如规定8点50“开幕式”、9点—10点领导致辞、10点—10点30分,莅会嘉宾合影、10点40—11点45为主场报告时间;再如人员分工,会议组9人、后勤组10人。19人姓名和联系方式清清楚楚。在会议手册的程序环节中我见到“研究生优秀论文颁奖”环节,这些被颁奖的研究生姓名与会议手册中“会议组、后勤组”的名单高度重合。原来为会议服务的人员基本是贵阳学院的研究生。有这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研究生朋友为会议提供志愿服务,大会议程圆满完成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这本《会议手册》中,我还看到很多新东西。参照本次组织大型会议的基本程序,如果能够回到退休之前,这些经验和办法对首钢贵钢集团的党委宣传部开展类似活动肯定有帮助。然而,于我而言,如果组识类似会议,我绝对做不到这么简洁高效。综观本次会议的整个历程,术槐教授从会议之前的“论文集”组稿,到微信群中发布相关会议信息,甚至将邀请函发至个人和单位,他都思路清晰,毫不含糊。
记得那天的会议,术槐教授是提前一天住进酒店的。当天晩上,他专程前往每间客房拜访了每位参会专家。第二天大清早,他又精神抖擞地在酒店大厅迎接参会人员。在大厅、在会场,几乎我所到之处都能见到的身影,都能听到他那洪亮的湖南腔普通话。他主持会议开幕式,在分组会上发言,在闭幕式上讲话,均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之后,通过系列学术研讨的参与,我发自内心地佩服术槐教授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在大型学术会议上合纵连横的应对能力。我想,其充沛的工作干劲与热情,主要是源于其对“端棻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情怀。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也是一个对朋友十分真诚的人。正是因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让我步入了“端棻文化”这一神圣的殿堂。
周术槐教授与作者合影。
第二件事情:术槐教授在贵州省城贵阳的成长历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次贵阳学院熟人告诉我,说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是人员编制少、经费少,工作特别多,大家都不愿去的单位。我问是否与周术槐工作能力和作风相关。他哈哈大笑,他说,周术槐是师大校长吴雁南的得意门生。他从湖南农村走出受教于号称“西南王”的国家级历史学家吴雁南,本身就是一个励志故事,而且他还被吴雁南特别重视,一直安排重要的研究任务,包括被安排对当时的贵州省长苏钢进行口述史的工作。周术槐在贵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直接留校协助吴雁南先生开展研究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2001年从贵州师范大学调入当时的贵阳金筑大学(今贵阳学院的前身)工作后,在学校领导的鼓励下,术槐教授意识到继续学习与深造的重要性。于是,在2006年,术槐教授分别报考了广州中山大学与四川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令人意外的是,他同时考取了广州中山大学和四川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被两所高校同时录取。这在当时的贵阳金筑大学一时传为佳话。后来,经过慎重考虑,术槐教授最终选择了就读四川大学。他说,之所以选择四川大学读博,主要是源于成都与贵阳空间距离近,同时生活习俗类似的缘由。熟人还说,术槐教授“仗义疏财、为人谦逊”在贵阳学院是有名的。他做事干练、雷历风行也是有名的。这时,熟人悄悄地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周术槐几次希望他到李端棻研究院工作,被他拒绝。熟人说,术槐教授的工作能力太强,你忙忙碌碌一星期还没干完的事情,他三下五除二,可能一天就完成了。你说,这让人尴尬不?
贵州文化名家访谈专班工作人员与周术槐(一排右2)老师合影。
第三件事情:术槐教授对“端棻文化”的突出贡献令我十分感动。
谈及术槐教授对“端棻文化”的突出贡献,不得不谈一谈他突出的“论文集”编撰能力。连续几年参加贵阳学院组织的“端棻文化”论坛,年年收获不同的“研究文集”资料。关于李端棻的资料我阅读得不少,也经常动笔写一些关于李端棻的“豆腐块”文章,乃至“老表群”的表哥表嫂们微信调侃我是“逢人必谈李端棻”的小老头。的确,仅仅贵阳学院的“李端棻论文集”已经装满我的一架书柜。连续多年,每年一次的“端棻文化”论坛都有一册厚厚的“研究文集”。
这些“研究文集”,少则几十篇文章,多则一百多篇。如:2023年“纪念李端棻诞辰190周年及吴雁南敎育活动研究”的会议论文集就有100多篇文章。该“研究文集”用十六开纸型,4号字印刷有足足823页。当时会议的地点在青岩书院。我去青岩书院参会签名领书时,工作人员说,每位提供文章的作者只能领一本书。没有提供文章的参会者则只能领到《会议手册》。我想为朋友多拿一本“会议研究文集”,本想找术槐教授解决。但细想,术槐教授办会与不容易,估计是没有多余的文集了。于是,只好放弃这一念头。当时我是乘公交从南明区赶往青岩书院参会的。那时三号地铁未通车,要到火车站赶203路公交,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青岩古镇。厚厚的一大本“会议研究文集”我的包装不下,塞进去也背不动。估计有人认为我是在矫情。现在没有多少人喜欢读书。或者认为“萝卜多了不洗泥”,这种“厚厚的书”没有可读性。非也,这本“会议研究文集”,可读性非同一般,其中多篇文章被我当成文学作品,读的爱不释手。
周术槐与他的学生。
其中,术槐教授撰写的《深入推进“端棻后学”研究》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忆恩师吴雁南先生》两篇文章,不仅有文学性,其中的史料性也不可小觑,文学性和史料价值兼具。
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研讨会发行的“端棻文化”研究文集,主要编审都是术槐教授。他对编入参会文集的每篇文章,从选题、内容到排版格式,乃至参考文献与标点符号,均篇篇过目,细加审阅。避免出现意识形态问题和基本的史实错误的出现。有一年的一天晚上,他开车来到我家,亲自指导写作参会文章。可惜我年老体衰,眼睛太差,他教我一个多小时,我仍然掌握不了那些文本书写的方式。但是他编审论文时极其严谨的工作态度,我是钦佩的。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体现出术槐教授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我手上有一本原贵州省科委负责人徐用武的回忆录。徐的祖父是贵州近代历史上的教育家徐天叙,1906年李端棻创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贵阳一中)时,面向全省公开招生。徐天叙那时是兴义笔山书院的堂长,率领13名学生参加考试。录取名单公布时,前面的13名居然就是这13人。对此,术槐教授对徐用武的文章很感兴趣,特意从我家借书阅读。第二天,他电话让我到小区大门处,将此书如期还我。在还书过程中,他跟我讲了几个问题。他说,徐用武文章的家庭照片,有现在的省领导。他问我,这位省领导是否是李端棻的家族后人?我知道这位领导与贵钢副总工程师是关系不一般的校友。经电话联系这位副总工程师,方知李端棻的母亲是这位省领导长辈的“姑外婆”。虽然此事后来没有再深究下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术槐教授敏锐的洞察能力。
贵州学派秘书长殷平采访周术槐老师。
第四件事情:术槐教授与我之间的“纷争”,折射出我俩之间的深情厚谊。
2024年11月份的一次“端棻学习群”讨论,气氛热烈,我那唐突的“留言”导致术槐教授与我之间的“纷争”。这是自我认识术槐教授多年来的第一次。术槐教授明确指出,历史是一门实证科学。研究历史,必须用事实说话。我们要让我们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此言让我浮想联翩:想起2020年在正安尹珍故里认识了术槐教授,后来被邀参加当年的“端棻文化”论坛。之后一次又一次直至2024年在青岩书院参加“端棻文化”论坛的情况·····几年之中,术槐教授组织的这些研究活动让我对李端棻认识,从知之甚少到敬佩他是贵州大山走出的英雄豪杰。
李端棻(1833—1907)道光十三年在贵阳出生的李端棻,14岁时走出贵州大山,同治二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乃至全国会试副总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率先提出“废私塾建学堂”,要求建立“京师大学堂”等建议。1898年戊戌变法的关键时期,光绪帝提拔李端棻担任礼部尚书。李端棻向光绪推荐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志士仁人。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决策者和参与者。变法失败后他被革职流放新疆。
1901年“古来稀”年龄的李端棻被赦回到贵阳,1907年在贵阳逝世。这几年时间中他在贵阳办教育、兴实业,开诗社,社会活动极为频繁,其中办教育的影响最大。李端棻直接参与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等产生的蝴蝶效应,让贵州从1901年的几所学校发展到1907年600多所。其次是1905年李端棻担任贵州铁路矿务公司总经理对贵州的实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李端棻在贵阳创立的“消寒诗社”影响也很大,当时的贵州巡抚和布政使都是诗社的常客。
《贵阳通史》在评价中指出,清朝末期贵州兴教育,办实业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笔者认为、李端棻对贵州教育发展的影响很大、是近代贵州新学引路人;李端棻是贵州铁路矿务公司的总经理,旗下有万山汞矿等实体,李端棻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承担这一职务,其精神让人钦佩。
术槐教授对我的善意批评,源于《青岩古镇宫詹桥寻踪》一文纳入“端棻文化论坛”的讨论。事情原委是:高沟山(网名)撰写的《青岩古镇宫詹桥寻踪》文章,被术槐教授看中并在群中称赞此文堪称佳作。术槐教授建议作者将李端棻曾外祖父何学林为宫詹桥重修时撰写的《碑记》这一史事写进去。这样,可作为作者明年“端棻文化”论坛参会文章。
《青岩古镇宫詹桥寻踪》文章大意是:康熙四年生于青岩古镇骑龙寨的周漁璜(1663—1714),自幼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至今青岩还留有他少年时期的三则轶事:第一是他婚约之年,别出心裁用上联“桃李花开,一树胭脂一树粉”招到“柑桔果熟,满枝翡翠满枝金”的下联,从而喜结良缘:第二是他与京城书店老板赌其书店所有书不仅阅过还能倒背如流之亊;第三则是他下决心修建宫詹桥。文章谈到,周渔潢少年时在家乡看到太多道路艰难河流阻碍导致的事故,立志成人之后要为家乡修建一条能够横跨“连江”的桥梁。30多岁时周渔潢开始在朝廷任职就开始考虑家乡建桥的事。但贵州太落后、青岩太偏僻,建桥难度太大,需要的银两太多。他的多次谋划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此耿耿于怀一辈子的周渔潢一辈子节衣缩食,积搌银两。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51岁病入膏肓的周渔潢在弥留之际,留下四道遗嘱:一、嘱托家人修建“桐埜书屋”,让家乡骑龙寨的子弟能够读书上进;二 、希望家人在骑龙寨设立义仓,灾荒之年能救济家乡父老;三、将在北京樱桃胡同的住宅捐作 “贵州会馆”,为黔中人士来京提供憩息之所;第四条是将所有资产捐资,委托四弟周起濂代为建造能够横跨涟江的桥梁(即宫詹桥)。1718年在周渔璜去世四年后,该桥的修建才最终完成。周渔潢生前官居詹事府詹士,为纪念周渔潢,家乡将该桥起名“宫詹桥”。
作者高沟山看到周院长的留言后,回复道:《重葺宫詹桥碑记》系何学林(何学林的孙女是李端棻的母亲)撰写。 何学林 字“昌森”号“茂轩” 清乾隆癸丑科贵州籍唯一进士。贵阳何氏家族是科举世家,有“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的说法。何氏家族家风淳朴家学深厚,滋养了李端棻的成长,助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该回复在群中引起讨论。各种意见都有,有人建议,周渔潢的女婿是贵州武状元曹维城,应将相关情节加入修改后的文章。
对此,花溪的黄女士“留言”:“曹维城不是周渔潢女婿,年龄对不上。”高沟山回复道,我去参观“桐埜书屋”书屋时,一个自称周家后人的说,周渔潢有两个女儿,二女儿嫁给曹维城·····讨论一时进入高潮,你言我语众说纷纭。
面对此况,术槐教授在群内指出:“已有专家考证周渔潢的女儿没有嫁给曹维城,此事应该谨慎。”事后,作者高沟山也给我来电,表示:群中的讨论让我纠结,写周渔潢与李端棻家族关系的文章,怎么又要变成写曹维城了呢?
于是,我头脑发热,一气呵成在群中留言:@高沟山,您不是学者,也不是专家,您不要写论文,那是专家学者的事。我们只是关心家乡的老贵阳而已,写我们乡愁,写我们的认识,写我们对贵阳历史变化的感受……能写出专家认可的文章当然好。不过我70多年的人生阅历让我有一点体会,专家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对你的要求也是政治的需要。李端棻是清朝“罪臣”、是民国时期的“保皇派”,因此能够见诸文档的资料少之又少……按照他们要求很难出写出有质量的文章,何况是参加端棻学术会议的文章。我还写到:改革开放之初,秋阳等人写李端棻传何其艰难,仅靠清史上的几句话和凌惕安的“李端棻小传”及梁启超写的“墓志铭”而已。《苾园诗存》当时也有,但在引用时他们也没有大胆使用……估计也与“政治”有关。现在是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李端棻的时候,如果还是囿于要求,那李端棻研究还是离不开凌惕安,梁启超……等人的那般的介绍,还是难得有新的突破。我写道:1901年回到贵阳的李端棻做了那么多事,故事一定很多。我的文章“刘其沛和他的女婿们”就是写自己家的事情,如果按照要求是写不出来的。刘其沛的二女婿周步瑛(贵阳女师的第一任校长)生前曾经对家人说过,他的事情和家庭的事情,后人不能对外人讲,更不能写成文章……我的父亲李士鹏也从未提过他的外祖父刘其沛,是将花溪河水引到中曹司大面积种植水稻的贵阳第一人······这正常吗?不过我父亲是大夏大学毕业生,有情怀有智慧,留下了百年前的家族照片,才让我这个企业的宣传部长,退休后像考古般写出“刘其沛和他的女婿们”等与李端棻有交集的文章。当然没有李端棻研究院专家的帮助,我不可能联系到李端棻的社会影响,也不可能有这些文章的面世…………我写到,啰嗦这些,是希望高沟山(退休前系贵阳市总工会副主席)大胆的写文章……
周术槐教授最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推动“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
很快,术槐教授对我的批评意见被挂在网上:@爱写作的老头(我的网名) 此论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长。历史是实证科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请老部长理解。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我们应该适应新常态。讲故事也好,闲谈也罢,都必须立足于基本史实。当然,口耳相传的材料,不是不能用,但也必须注明出处。这个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请理解。
认识周院长多年,第一次见到他的批评,让我陷入反思之中。我反思到“端棻学习群”是一个有百余人的大群,且群友大多是学者是专家。我只是一个企业退休职工,在群中应以谦虚为要、以学习为主,留言应冷静、语言要分寸。今天的留言的确唐突,易造成专家误会和负面影响。于是紧接术槐教授的批评,我在群中留言表示歉意,连续的“抱拳”,不断的表示诚挚的歉意。
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说我与术槐教授在微信公共群中的“纷争”,没有他意,只是表明,术槐教授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我们之间的交往,不仅是历史文化之交,学术之交,更是心灵之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交往。此况完整地折射出我与术槐教授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时,它也深刻地表明,术槐教授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端棻文化”的深厚情怀。正是因为其深厚的情怀,为全国“端棻文化”的研究打开了一扇亮丽的窗户。为“端棻文化”研究走出贵州,走向全国,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撰稿者:李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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