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葛牌古镇的形成
葛牌现为蓝田建制镇。其行政变革如下：
明清时属蓝田南乡（安民乡）市北里。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后，设联保。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红军一度在此建苏维埃政府，达七月之久。
1949年后，属蓝田县十二区所辖。1958年，成立葛牌公社。1959年，并建大社属葛玉公社一、二、三管理区。1961年，恢复葛牌公社。1984年，改为葛牌乡。2011年，改为葛牌镇。
葛牌镇位于辋峪河东源东采峪河流域。东采峪水，长约21公里，源于葛牌镇南的东沟南部的沙沟。沙沟水一路向北流，于葛牌镇汇聚梨园沟水、葛牌沟水、沙帽沟水，再转向西北，汇聚众多支流后，至两河桥处与西源水一一西采峪水相合。两河相汇处有桥，名为“两河桥”。两河桥以下河水，始称辋川河。
葛牌镇之建制缘于葛牌老街。蓝田县城向南，沿蓝葛路，穿越辋川镇，一路穿山过河，便可到达葛牌镇。临近葛牌镇入口处，有一座巍峨高大的牌楼，牌楼正中镌刻“葛牌古镇”四个大字。牌楼两边有一副对联：“五龙捧首四省通衢无双地，一船泊岸明清老街世外天。”对联生动地描述了葛牌古街的地理位置：秦岭的山峦之间，梨园沟、葛牌沟、纱帽沟三水交汇，位于镇子中心，南北走向的葛牌古街犹如一叶扁舟，横卧于此。街头古柳，正似船上之帆。环绕古镇四周的有五个山头，就像高昂的五个龙头。
葛牌老街的形成，同它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它西连蓝桥镇，北出辋川镇，是蓝关古道的支道之一。又东接商洛市商州区，可往河南、湖北，南接柞水县，可通巴蜀，是关中通往南方的交通枢纽之一。
葛牌老街作为古镇，既是集市又是物资集散地。
葛牌街的集市最早并不在此。当地人说，集市最早位于距现在老街两小时车程的太白顶上，该地势平坦、没有水患；后来，集市从山顶移至山下，今老街以北的铁索桥地区，经过短暂时间后，最终移到今天位置。
葛牌集市的最终定址，同葛牌老街货物集散地的形成有关。过去，焦岱川和县川的客商和运送货物的马帮进出秦岭，前往商洛、榨水，皆须在葛牌老街处歇脚，此地便成了旅店、熟食店和供骡马休息的场所。许多来自鄂豫等地的商人也于此建立铺面、商号从事商运买卖。这样，葛牌镇逐渐成为周边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联通巴蜀、鄂豫的商贸中转站。为了方便客商行人，街上铺设了青石板，形成了青石板一条街，于是集会也移于此。因为其地理位置，每逢集会，方圆几百里，包括柞水、商州等地的人们也会来这里赶集。
因此，葛牌古镇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伴随着秦岭山区人口的迁移和商贸兴起的过程。我要追溯的就是这个过程。
人类定居，是有规律的。最早处于离水较远的高坡地带，后移至平川。川原人口相对饱和以后，后来者便移居山岭之地。居山者为避山洪危害，最初都在半岭之上，最后才移居沟内。葛牌老集市最早在山梁上，最后移于河谷之地，原因即在于此。
那么，老集市起于何时？葛牌老街又形成于何代呢？
查葛牌地区人口和文化，虽有北方色彩，但更多的是南方特色，包括饮食、语言、建筑各方面。
饮食上，葛牌人食面的同时，又喜食米，且喜于饭菜中加糖，明显苏杭、广州等地的影子。炒菜一定要够味，第一关先要放辣椒。这明显有湖南饮食的影子。就拿当地的神仙粉来说，他们喜欢酸多（醋多）、辣子多。
居室建造上，北方的民宅多为灰青之调。葛牌的民居，则是灰中有红，开间较浅，出檐较远，讲究飞檐、斗拱、栏杆与雕花等，这也是南方建筑的调调。
葛脾人吃年夜饭，也不同于关中。腊月三十晚上，天黑后做饭，准备齐备之后，晚上十一点左右，待夜深人静之际，“鸡不叫、狗不咬”了，全家围席而坐，一直要吃到大年初一凌晨才算过年。
在语言上，吃发“qi”意，把睡觉叫“困醒”，把坐叫“错”，亦不同于关中。
单说吃饭"qi"音，其实就是"喫"字古音。喫字，《唐韵》《正韵》作苦击切，《集韵》《韵会》喆历切，𠀤音燩。"qi"音为古音转音。关中吃字则为"咥"，发音为"jie"。
至于睡觉叫"困醒"，大家应该还记着鲁迅《阿Q正传》中阿Q抱住吴妈求欢的语言吧，"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这也是南方音。
坐发音"错"，亦古音，《集韵》徂果切，音睉。
我和曹林燕交流，她说葛牌人内部交流方言，关中人根本听不懂，戏称"呜拉拉"。其实就是南方发言。
老人去世后，子孙要唱“孝歌”，与山外有很大不同，山外居民是不唱“孝歌”的。孝歌的起源，据说与道教人物庄子有关。庄子妻子亡，惠子前来吊唁，庄子“鼓盆而歌”，遂成孝歌的最早起源。有一种说法，庄子为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孝歌"属于楚文化的范畴。
在戏剧文化上，葛牌民间喜欢传唱花鼓戏，清时花鼓戏流行于湖北勋阳，这明显受到湖广文化的影响，而关中传统剧种是秦腔。
葛牌居民家中，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这是南方习惯。鲁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就说，“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山外人供奉祖宗牌位，鲜有供奉“天地君亲师”的。
综上所述，葛牌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南方文化，同安徽、江浙、广东、湖南、湖北有关。
葛牌镇实际上是客家人会聚之地，在当地，客家人占到60%以上。有来自河南的裴姓、安徽宿松的齐姓、安徽霍邱的张姓等。粉房沟村的周、程、郭、付、黄、李、舒诸姓中，当地村民讲“祖上没有一个是当地的”，都是从安徽、四川等南方迁来的客家人。
客家人本为汉族支系，起源于河洛，五胡乱华，朝纲倾裂，战祸频仍。生灵涂炭，颠沛游离，拖儿帶女，带着祖宗牌位，迁移于中国南方。客家语言被称为“唐宋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是汉语七大方言分布区域仅次于官话的第二大方言，能与《切韵》《唐韵》《广韵》《集韵》等古代韵书记载的发音对应。
南方的客家人何时回归北方？是在清代。
蓝田人口的变化，在元末和明末特别剧烈。元末的战乱，导致了蓝田地区人口锐减，在明代，蓝田有20个里，今蓝桥、葛牌、玉川、洪门寺、辋川、甚至县城南原大寨乡一带，同属市北里，大体110户多，可见有多少人口？明朝初期，朱元璋为防止流民在山区流动，对葛牌、商洛这样的山区地带，实行了封禁政策。封禁政策取消后，从明朝中叶开始，流民开始进入湖广山区，乃甚至商洛、蓝田山区。但所增必然有限，辋川的条件好于葛牌多甚，但嘉靖四年陈文烛游历时也只是有限的人家，更不要说葛牌了。
明末，上述这些地区的人口又一次剧减。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包括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以及蓝田南部山区都严重遭殃，人口锐减。几十年战乱，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另一个角度说，清初蓝田人口减少得只能设置十六个里，白鹿原被明时少了四个里。山外平原如此，更不用说葛牌这样的山区。
所以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
为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
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又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持垦荒多少与户口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
另外，为了对付东南郑氏集团，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
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而蓝田南部山区包括葛牌一带的南方移民，特别是客家人，就是伴随着这次移民浪潮进入的，东边商州的大量客家移民亦然。
康熙年间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商品经济活跃起来，集市开始出现。后来，从西安到岭南，经焦岱川和汤峪川，长途贩运又开始兴起。进山拉货的马帮，从西安到陕南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南到柞水，另一条是向东到商州，而无论走哪条路，都要经过葛牌，使得葛牌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转站。
当时，葛牌古镇的大街上，商铺比邻，人群熙攘，山货交易有药材、皮货、木炭、生漆、木蜡、桐油、火纸……山外日用品交易有粮食、布匹、食盐、陈醋、丝绸、茶叶……葛牌镇成为蓝田南部重镇，当地人有一句古谚说，“出了南门数葛牌”，足以看出葛牌昔日的繁盛。
那么，葛牌古镇兴起于清代何时呢？
查清代方志，雍正《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嘉庆《蓝田县志》所载蓝田集镇，皆末出现葛牌名字。葛牌市镇首次出现在光绪县志中，可判定古镇出现在嘉庆年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