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群关系漫议：少数人的事绝非小事（邹琦新）

干群关系漫议：少数人的事绝非小事（邹琦新）｜山径精华热点

2024-12-22 15:14:58 1036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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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刊头

（山径文学社是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于1985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少数人的事绝非小事

－－干群关系漫议

【邹琦新】

我于1962年大学毕业到2007年退休，从教45年，只在中学担任过班主任兼教工团支部书记，在大学也只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兼教研室党支部书记。这两任“主任”和两任“书记”，在中国干部系列中，可能尚未登上“股长”台阶。20世纪80年代初期，湖南邵阳地委组织部曾经调我改行从政，我坚辞未去。我既然没有担任“官员”的实践，居然大言不惭地妄议“干群关系”，岂不是鲁班门前弄斧、关公座前舞刀吗？因此，我作为一个年已耄耋的旁观者，对干群关系只能漫议而已。

在漫议干群关系之前必须做点说明：有关贪官污吏的话题不属本文漫议之列。按照儿童的分类标准，他们不是好人而是坏人；按照领袖的分类标准，他们不是人民而是敌人。我一直认为在社会主义时代，贪官污吏就是共产党的叛徒，必须按照党纪国法予以严惩。因此本文只漫议干部队伍中的同志和朋友跟普通群众的关系。而干群关系这一对矛盾，干部显然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主要针对干部谈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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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干部切勿居高临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宗法传统的社会。“君为臣纲”、“君临天下”，居于顶层的皇帝贵为“天子”，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居于中层的各级官吏，对上虽要“忠君”，对下则为“父母官”、“大老爷”，坐堂时高高在上，出门时鸣锣开道。而居于底层的平民百姓，由于长期被封建大山压迫和封建鸦片毒害，正如鲁迅所言，除了偶尔做奴隶不可得而反抗之外，绝大多数时空中是做稳了奴隶，仅寄望于汉武、唐宗式的“明君”，或寄情于包拯、海瑞式的“清官”。这一文化基因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未彻底改变。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些百姓仍然低头称颂地方官员为“父母官”，一些官员也昂首宣称“爱民如子”。当时风靡剧坛的豫剧《七品芝麻官》所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虽然被认为道出了“官愿”和“民心”，实际上仍然留有居高临下“为民做主”的封建尾巴，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尊民为主”的民主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盲目崇拜逐渐淡化，民主观念日趋浓厚。其实，马克思早有官员为“公仆”，毛泽东也有干部为“勤务员”的明示。邓公小平更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新旧世纪之交，还引进了国外“顾客是上帝”、“公民为纳税人”而官员是纳税人雇佣的“公务员”等思想。现在我们党更强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然而，中国几千年封建等级观念，即“官本位”观念，已经融入血液、深藏骨髓。且不说某些大官之腐败，某些小吏之劣迹，某些协警欺压小贩等事件，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不良现象。这实乃“官本位”的基因根深蒂固之故。需要说明的是，我提出切勿居高临下，并不是要求干部对百姓俯首奉上，仅是建议平等相待。无论小工小农，还是小商小贩，或者小兵小卒，都需要把他们当亲人、当朋友。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阶层虽未消失，阶级却已消亡。大江南北皆兄弟，长城内外皆姐妹，更应该传承“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实质上就是我们一直憧憬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局面。

其次，干部切勿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同居高临下互为表里。自以为是者往往居高临下，居高临下者往往自以为是。其实，毛泽东早有告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虽然被选拔为干部者，各有其特点和优长，但未被选拔为干部者，也各有其特点和优长，只是分工不同，各从其志，各显其能，各行其是，各得其所而已。爱因斯坦和华罗庚等很多科学家都说过，成功等于一分天才加九十九分勤奋。一分天才固然不可缺少，九十九分勤奋更为重要。干部的知识和才干主要来源于深入群众，勤于实践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知识。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而且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如果人的认识还不符合客观实际，或者还未掌握客观规律，就必定不够全面和深入，也就必定存在不足和缺陷，甚至出现错误。具体来说，其一，历史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以有限的人生去认识漫长的历史，必然有局限性。其二，社会状况是极为复杂的，人的眼界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眼界去观察复杂的社会，必然有片面性。其三，时代发展是极为迅速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能力去追赶迅速的时代，必然有滞后性。所以干部在制定方案和作出决定之前，最好先多听取各种意见，先多学习各种知识，先总结各种经验，先思考各种方法，再优中选优，趋利避害，就会较多符合实际，较多贴近群众，较少出现失误，较少造成损失，也必然创造较好成绩，较好服务社会。

再次，干部切勿习以为常。如果说干部的居高临下为态度问题，干部的自以为是为认识问题，那么干部的习以为常既为态度问题和认识问题，也为方法问题。一般情况下，青年刚刚被选拔为干部时，大多理想高远、豪情澎湃、意气风发、活力喷射。1956年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塑造的林震就是这样的年轻干部。这篇小说最为可贵之处，更在于塑造了一个年轻时在战争年代积极投身革命并作出较好成绩，而在和平时期逐渐丧失革命热情，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习以为常，总认为“就那么回事”的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的形象。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干部在从事任何一种工作时，如果估计错误将是一万，除了贪污分子，就只有疯子和傻子才会去干那种愚蠢的事。一般好的和较好的干部在工作中的失误，甚至错误，大多为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最为严重的也不过十分之一。吃饭被噎、走路摔跤，一个正常的人，估计一年之中，甚至数年之中，也难碰上一次。有经验的老司机往往因为十分之一秒的失误而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民航客机失事的概率比火车、轮船、汽车小得多，一旦发生事故就是牵动世界的大事。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的坠毁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仅是因为装备的极小疏漏和操作的极小失误，才造成极为惨痛的事故。改革开放以来，修路、架桥、建工厂、造住宅，因而在全国3000多个县市进行征地拆迁工作，估计涉及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家庭。我接触到的很多亲朋好友，无不希望通过征地拆迁而一夜暴富。然而从2009年成都因征地拆迁出现自焚事件开始，就陆续出现了血拆事件的报道。粗略一想，似乎难以理解，明明可以暴富，而且大多数人接受征地拆迁补偿，为什么偏有个别人“闹事”呢？仔细一想，事故往往不是出现在矛盾的普遍性上，而是发生在矛盾的特殊性上。修一段路，建一座楼，若要拆迁100户，99户都按政策、按市价解决了，就是有那么一户因其特殊原因而成为钉子户。再如新世纪河南死刑误判案披露以后，我从传媒上看到的死刑误判案约有10余件。2003年浙江王氏叔侄所谓因奸杀人案，后经过新疆一位检察官不断反复申诉而平反，实属不幸之中的大幸。这一因为浙江“女神探”的失误而造成的冤案，实乃这位“三八红旗手”办理的350余桩案件之一，目前尚未看到有关她错判其他案件的报道。从“女神探”的角度来看，不过三百五十分之一；从冤屈者的角度来看，则是受到百分之百的伤害，是人生中的最大灾难。一个信访干部，成年累月地接待上访者，见到的和听到的各类案件难以数计，因此见怪不怪。在信访干部看来，有的上访者申诉的案件，似乎为鸡毛蒜皮、芝麻绿豆，不必小题大做、吹毛求疵。但是在上访者的心目中，往往看作是切身大事、家庭大事，甚至是天大的事。我从教45年，对学生进行各种考试难以统计，每次考试有几个学生不及格，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因考试不及格居然割腕自杀。我虽然不能因此而违反考试规则让他及格，但也必须从思想上劝解，从生活上关怀，从学习上辅导，使他在补考中及格。这次事故幸好被同学及时发现抢救，否则将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一个家庭之中，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即使平日和睦相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默契配合。但是有时也会因为站在不同角度，思考不同侧面，所以形成不同看法，产生一些分歧，不是一次两次交谈，三次四次解说，就可以迎刃而解，往往需要经过反复沟通，多方商量才能达成一致。我列举一系列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例，无非说明，一个好的和较好的干部在处理少数人的事件时，切勿习以为常，视若等闲，切勿当做不值一提，不屑一顾的小事。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好的和较好的干部都是智者，对待百姓中少数人的事、个别人的事，也要思之又思，慎之又慎，以免“智者千虑一失”，使百姓中的少数人和个别人遭受终身惨痛和灭顶之灾。

我所撰之文，确实是东拉西扯、啰嗦重复的老生常谈。敬请偶尔浏览拙稿的干部切勿见怪鄙视，实乃一个年已耄耋的旁观者的衷心期望。

（2015年11月4日起笔，12月6日三稿，2024年12月删改）

（干革命工作越是有困难，越要有雄心斗志）

　　尾韵：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梦之旅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