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五味（之三）
族群之间
  动物和人类都保持着复杂的族群关系。在动物世界里，常看到非洲的狮子老虎野狗都各有领地，谁要冒失闯入，轻者遭暴力驱逐，重者性命难保。
  人类是最有社会性的，因而族群关系就更加复杂，更加千姿百态。比如印度有部《摩奴法典》，法典里有个侮辱性极强的奇葩规定，要求高姓种的人不要接触住在窝棚里的肮脏贫民，担心会传染疾病。而住在窝棚里的低姓种人也自认命贱，有的出门手拿两块木板敲击，提醒别人及早回避。这倒很像狮子和小羚羊，狮子捕获后本可以一口咬断小羚羊的脖颈，但它没有，而是用爪子逗它玩儿。对弱者小羚羊而言，与其担惊受怕毫无尊严地活着，还不如一口毙命来得痛快，而对强者狮子来说，这恰好满足了兽性的变态征服心理。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不分民族、宗教、地域、城乡、姓氏，所有人从娘胎里钻出来都生而平等。但是，阳光照耀下的疆土总有没被照着的盲区，优越的制度并不说明所有一切都公平公正了。
  在我没有步入社会看到更大的世界之前，我对当时农村社会的认知里，始终固化着看似清朗实则暗流涌动的两种丑恶现象：一种是某些人滥用权力而你除了自认倒霉以外却把他一点招儿也没有；另一种是因时间沉淀下来的恩恩怨怨引发家族势力明里暗中的相互博弈。

  我和关系要好的高中同学杜尚建就差点被禁锢在这人设的围城里。记得75年3月，我在他所在公社做民工修水库时，住的工棚就在他生产队的地盘上，距他家只有四百来米，报到第二天我就迫不急待地前去拜访。在他吊脚楼上昏暗的房间里，我们俩抽着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烟”。聊到前途出路，他无助地告诉我这辈子可能出不了山沟了，原因是杜家与担任公社一把手的土皇上龙某两家存有世仇，究竟是哪辈人缘何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他说别看龙家前两代人没我家过得好，可这代他们发达了，当了一手遮天的头儿，我们就被踩在脚下了。那头儿果真凶相毕露，公开宣称说杜尚建如果能被推荐上大学、去当兵，我这官也不当了。他不用发誓，杜尚建心知肚明，也领教了。他说要不是那年硬考凭分数录取连高中也上不了，而要当工农兵大学生必须靠推荐，人家把你盯着的，连门都没有。他说去年（1974年）底报名想参军，连体检的资格也被无故取消了。他说，要等那狗日的倒台黄瓜菜就凉了，只有盼头儿想顶也顶不住的好政策来了。杜尚建的遭遇正好触动了我同一敏感神经，顺便也有感而发地倒了一地的苦水。
  话题的沉重气氛和劣质香烟的浊雾把人憋得透不过气来。杜尚建推开两扇木窗，清凉的山风拥进屋内，一扫侮气，来了精神。他将手拍在翻开倒扣在书桌上的一本书说道，希望还是在这独木桥上，万一狗屎运来了有个准备。我真佩服他身处逆境却心存展翅飞翔的信念，就像书桌上那盏随风摇曳的油灯，只要有油，燃烧升腾的火焰就不会熄灭。果然，3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他如愿考上了师范，后来一直在县里一所著名中学担任初高中数学老师，而我也冲破阻力参军提干了。
  多年以后，杜尚建给我说，那公社的最高头儿龙姓大官人，才50出头被免职，回家爬树摘李子，小碗粗的树杈断裂，摔到离地只有2米多高的地上当场殒命。真没想到这个在台上随时想给人致命一击的人，老天真给他致命一击了。

  杜家和龙家是两个族群隔阂同有权阶层施威贫民百姓的复合体。撕裂族群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表现形式都大同小异，就是互不相融，抓住一点无限放大，甚至拉帮结派，不让对方过得很爽。我家住的那个大地名叫王家河坝，王姓家族很大，势力最强，从伪政府的保长到解放后的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都姓王，我们刘家人算是少数族群。我奶奶就是王家大院子的人，当保长的就是她的侄子，王姓和刘姓本是沾亲带故，一直和谐相处，没有旧时过节。可是，这种友好氛围没有经受住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场震撼人心的政治运动的考验。当时我大哥刘光和在卫校读书，受到如火如荼的政治传导，他是我们大队第一个带红袖章背小语录包的人。突然有一天，大队王姓书记被一帮“前河造反司令部”的人抓到大队部所在学校带上高帽、弯腰九十度，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批斗。书记挨批，怀疑和迁怒于“跳得正高”的我哥是幕后推手，从此结下梁子，在刘家人面前就像有块巨石横亘在前行的路上。

  我参军时，那块“巨石”想挡住我的去路但没有成功，原因是杜尚建被公社的大官“卡”死了，而给我出难题的是大队的小官，被公社的大官“踢”开了。征兵动员和体检两个层序是在水库民工连完成的。我担心大队政审时出问题，提前通过关系找到正在一个大队蹲点的公社武装部曾部长。带着一颗狂跳的心，递上纸条，又听完我的自我介绍，曾部长面带微笑说，贫农出身，根正苗红，高中文化，又劳动锻炼一年，正是部队需要的好青年。他见天色己晚，还客气地留我住了一宿，同睡一床，给我讲他当年当兵时的故事，好像老班长给新兵传帮带似的。
  兵员初定后政审时，让人感动的是曾部长亲自来大队生产队和我家走访，这显然是在重点呵护着我。陪同曾部长的大队王书记没有忘记给予我致命一击，据家人说在离开我家不远他俩发生了激烈争执，被在地头干活的大嫂听到，结局当然是“下级服从上级”了。
  人陷最低谷时，每走一步都是在向上发力；如若有人拉上一把，便能迅速摆脱困境。后来我休假回去每次看望有恩于我的曾部长，那日傍晚在圣灯寺半山上堰塘工地求情见面的场景，以及据理舌战力荐我的往事，几乎都会成为多喝几杯的理由。

  生产队长是大队王书记侄辈，“不安逸我家”自然是传帮带的结果。但队长权力有限，既成不了大事也败不了大事，可以做的，就是依势恶心你，打击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父亲三兄弟家家人丁兴旺，小叔当兵九年，参加西藏平叛，全村数我家从父亲到四男丁文化程度最高，而我们刘家人连作业组长、记工员、粮食保管员也没干过，目的就是要消除你的存在感。好在谁也没去理会所谓的存在感，把自己的日子经营得有模有样。
  76年2月下旬，我和隔壁邻居向德明同时批准应征入伍，有天，我俩按通知要求到公社换装，正路过队长家下面的河沟时，向德明被队长叫了过去，说要给他说个话。我只好慢悠悠地边走边等。我和他无话不说，他到后告诉我队长代表生产队发了10元钱的慰问金。“慰问金？”我转身睁大眼睛问他为啥没有我的一份，他也一脸懵逼。这不是打我脸吗？这不是办事不公吗？我没功夫找队长评理，但这10块钱至今还储存在我的心里，也成为我年轻时奋发向上的助推器。生产大队改村后，即将卸任的王书记把王队长托举到村主任位置，而我大哥也被公社驻村干部强行推举到村文书岗位，刘姓和王姓家族矛盾有所缓解。这是好事，总不能怨怨相报吧！

  若干年过去，当我在部队当了七品芝麻官后，王姓村主任又旧病复发，对我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被我大嫂和二嫂知道后，把他堵在大路上搬出计划生育政策，骂了他个狗血喷头，只好双手作揖道歉。带有讽刺性的是他生有两个男丁，可待他老后吃闲饭时，并不孝顺，他沦落为常在街道上“亲密接触”车辆，一有“情况”就倒地不起，有人说他是吃软饭，我倒认为他吃的是硬饭，那有多危险，想想就不寒而栗！我很多年来都不希望见到他，也真没见到过，但听说他有这个劣迹后，我动起了恻隐之心，反倒想回乡能偶遇到他，提醒他注意安全，多加保重，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作者简介】刘光斌，笔名：一支笨拙的笔。川东人，从军从政从文多年，暂栖厦门。殚精竭虑堆码的文字，散见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网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