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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米狗子
刘杰英
米狗子叫程长森，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我们那时喜欢给同学取小名，小名多少都与本人有点关系。比如我比较瘦被叫成骨架。米狗子这名字更是有一番来历。
1967年程长森（前右一）和我们一起（我后右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生经常要去支农，参加春耕或双抢，当然也是学农劳动课。这回我们是去春华山，春华山离长沙有70里路。虽那年月学生比较能吃苦，但背着背包步行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每人除了背包还有一个水壶和书包 ，书包里里面装了个大馒头。馒头是学校发的，可能有二三两，像个小枕头。走得有些累了，前面有同学在讨论用馒头换程长森背背包的事，我决定参加这个交易。我掰下小半个馒头和背包一起递给了程长森。他接过馒头咬了一口放到书包里，然后将我的背包挂在一根棍子做的扁担上。两头一共有四个背包，他嘴里嚼着馒头，肩上担着背包，一言不发，埋头快走。有同学细声说：“真是个米狗子！”“米狗子！米狗子！”有同学笑了。我倒没笑，但从此程长森有了这个小名。
其实，取小名不一定就是笑谁侮辱谁，有的小名还很粗痞，但喊久了也就是个昵称。我从不当面叫米狗子，但我做了比当面喊他米狗子更坏的事。
我们高中当时在郊区，因此多是寄宿生。国家配给学生每月27斤粮食，学校食堂每月收9块钱伙食费。开饭8个人一桌，很少有荤菜。大家常常感觉肚子饿，总盼望那开饭的铃声快点响。父亲每周另给我5毛钱和一小袋米。我请厨房师傅帮我每天中午在刻了我学号的铝制饭缸里加一把米，下午去学校门口吃碗8分钱的光头粉。这样基本够了我每天需要的卡路里。营养还谈不上，但比起初中我有时只带一盒面糊调南瓜做中餐已经好多了。同学们星期天常从家里带点菜来。有带肉的也有带猪油的。周一大家就“共产”，你一筷子我一调羹，嘻嘻哈哈鸡呐喊叫热闹非凡。程长森从不参加，因为他没有东西可共产。我拿了自己带来的豆豉辣椒要他尝尝，他夹了一小粒豆豉放到嘴里，脸上露出浅浅一笑，不再理我。他笑得很勉强，即使很高兴真快乐，笑起来声音也不大，哼哼两下，似乎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声音。我从没见过他哈哈大笑或开怀大笑。
我们宿舍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双层床两张靠在一起排成一排。我旁边是个湘西来的姓向的同学。下铺是程长森。向同学每天晚上都要用水将头发抹了又抹，然后把帽子戴上再睡。可能那时一般人还没见过什么摩丝发蜡。而这些对我们大多剃平头的人来说也没有用。
夏天我们都挂起了小蚊帐。程长森在下铺利用四根床柱子将周围糊起了报纸，像一个小房子。我有些好奇，难道不闷热？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十岁时（1918年），在北平做官的爷爷（民国议员）要从贵州老家将他接到京城去读书。临行前，奶奶对他说，到北平先不要叫你父亲，先用手指粘上口水轻轻捅破窗户纸，看看床下是两双鞋不，是一大一小两双鞋就赶快写信告诉她。父亲没有说看没看到两双鞋，我却对用口水捅破窗户纸记忆犹新。晚上熄灯后，我如法炮制，用口水抹在手指上捅破了下铺的纸围城。从捅破的小洞里我窥探到程长森还在一下一下地摇着蒲扇，看来纸围城里确实闷热。
第二天清早，宿舍里闹轰轰的，原来一个同学新买的回力球鞋不见了。有同学告诉他是某人偷穿了到球场练球去了。这同学气得要死，自己舍不得穿的新鞋却被别人穿去练球，“xx的，化孙子！”他骂骂咧咧冲了出去。爬下床程长森已不在，我突然发现报纸被捅破洞的地方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我有点紧张，有点后悔，害怕程长森追查肇事者。谁知他进来什么也没说，更没有大喊大叫。早饭后他留下一团饭，不声不响的又将报纸破烂的地方糊好补起。我很愧疚，想当面道歉，可又缺点勇气。这一拖就拖到了文化革命。
我们六六届高中生没机会参加高考却有机会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我和一帮有热情的同学组织了“造反队”，真心真意的“闹革命”。
程长森加入了我们组织。我看他文不能写文章刻钢板抄大字报，搞外调恐还缺点交往能力，武又不能打架，就让他搞后勤。他曾是班上的物理课代表，我那时物理成绩比较好算是托他的福。其实他数学更厉害，人称“电子脑壳”。他当“后勤部长”很合适，不想几天后就有人来告状，说他“程老抠”，“米老抠”，说问他要墨汁他要问写几张大字报，问他要蜡纸油墨，他要问刻多少字印多少份小报，总想减少人家要的东西。跟他领物质要讨价还价，麻烦死了！我看他是为了节约，我们从学校领东西，别的组织也要领，学校不是无底洞，还是悠着点好，就继续支持程长森的工作。此间还传他常去学校广播室，说与那里一个女同学往来甚密。当听说那个女同学长得比较好时，我感觉程长森难了。果不然，那传说不久便没了下文。
我去过程长森的家，那是在一条小巷子里。一间小屋，有个简易小楼梯，上面应有个小阁楼。房间里没有一点像样的家具，真可谓是“家徒四壁”，只是墙上贴满了报纸。角落里有一堆鸡毛掸子和扫把，他父亲就是靠卖这些东西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有他妈妈在家，程长森长得很像妈妈，圆圆胖胖的脸，嘴巴鼻子眼睛像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只是程长森脸上多挂了一副眼镜。程妈妈指着小藕煤炉子上煮着的东西说：“吃了饭再走吧！”我忙摆手说还有事要找程长森，就告辞了。
1966年底，我从北京串联回来后就一直以校为家。翻过新年春节来临，老师和学生都回去了，我仍在“坚守大本营”——教学楼里。很想不到的是程长森也没有回去。我们抬了两张双层床放在教室里几张课桌两边，现在我们都可以睡下铺了。夜深人静，整个教室，整个教学楼，甚至我认为可能整个学校都只有我们两个人。本想趁此向他讲清楚，那次他的报纸蚊帐被破坏我是始作俑者，可叫了几声他都没有回应，心想罢了，过去很久的事了，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我们那几天在哪里吃的饭。厨师回去了，食堂关门了。我虽有五毛钱零用钱，可怎么也不能够两人吃饭。父亲已经被“打倒”，关了起来，工资减少到36块钱。家里仍给我每月9块钱伙食费和每周五毛钱零用钱。程长森多半没有零用钱，怎么过来的？只有一个办法，学校食堂退了我们几天的伙食费，一天有三毛钱，那样我们可以有饭吃了。
第二天起来，窗前一片洁白。下雪了，楼下的整个操场，还有操场围墙外的小山以及小山上的松树都被白雪覆盖。我感觉世界突然变得那么安静，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文攻武卫的厮杀声，甚至辞旧迎新的鞭炮声都没有了。喧嚣远去，清晨安静得我仿佛能听到雪花落地的声音，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哎，我们来下围棋啰！”程长森一边递给我半块红薯干一边说。我从一片静美中回过头来将他那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块红薯干塞进嘴里：“什么围棋？”我不会下围棋，更不相信这里会有什么围棋。程长森从课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倒在桌子上，哗啦哗啦，竟是一堆牙膏盖子。牙膏盖子有黑白两种，他说这就是围棋子，接着又拿出一张有格子的牛皮纸，说这就是棋盘。“牙膏盖子也能卖钱？”我忽然想起他父亲的生意。他说是他父亲从别人工厂废品中捡来的。程长森耐心地教我什么是“做眼”，什么是“纽杀”，什么是“打劫”……我很有兴趣的听着，可能是我太缺乏围棋的灵感，以至今天我偶尔看电视围棋节目仍然只是看热闹的水平。但春节，教学楼，静美白雪，用牙膏盖子跟程长森学围棋的画面却永远地存入了我的记忆仓库。
1968年底1969年初，我们绝大多数同学都上山下乡成了知青。我们下到汨罗县一个叫智丰的公社（也有称智峰公社），这里可算是山区。我写信给发小，可能是字太潦草，他回信说：“智斗公社？谁是阿庆嫂？谁是刁德一？谁是胡传魁？”我捧腹自笑，阿庆嫂刁德一不好找，这胡传魁则程长森不化装也像得很，而且他说话嗓音还带点沙哑。只可惜他完全不会唱戏，就连唱歌也没听他唱过。
1965年程长森（后排右一）参加班里节目，更像胡传魁吧
我和程长森被分在相邻的两个大队。他去的生产队听说不错，一个工（10分）有7毛2分钱。我们队当时一个工是6毛4分，我离开时只有5毛多点了。我开始出工一天是8分工，半年后评为9分工。干活有的累有的比较轻松。
秋收后队里派我去八景修水库，这是个重活。队长说去了以后就每天给我算10分工。队里派工给不给10分工我都会去，何况我还刚刚参加了县里的知青代表大会。我背起背包，拿了我喜欢的柳木扁担和饭盆子就出发了。八景水库是我们队水渠的上游，我曾去过那里附近的山羊大队担过木板，好几十里路，深山老林，荒凉村庄。哪知几十年后公路会通到了那里，我们整个智丰公社都改成了八景乡。我那既是中学同学又是大学同学的韩少功还在那里建了个农家小屋，安营扎寨搞创作，我还不辞路远几次从长沙去拜访他。可现在不是走亲访友，是去挑堤修水库。
很巧的是程长森也被他们队派到了这里。我们打过招呼就干起活来。修水库我们的任务就是挑堤，就是将堤坝下淤泥挑到堤坝上。淤泥湿湿的，泥路软软的，我赤着脚挑着起码一百一二十斤的担子一步一步往堤坝上走。一二十岁年纪本是气血最旺之时，可我仍感到有些累。歇段时，我对程长森说：“腰驼背胀，累死了。”程长森却说：“不碍事，困一觉就好了。”我看着他半天冒做声。他说的与我下放以来的实际情况颇为相符，我每天早上起来好像又有劲去出工了。不过这家伙在学校检查身体时，一身泡泡肉，手臂上哪有什么三角肌二头肌，体力绝不会比我更好。怎么现在说话像吃了灯草！休息后我暗暗跟他飚上了劲，随着堤坝上打夯的号子声，我踩着他的脚印走，绝不肯落后。很多年后我还记得他这句“不碍事，困一觉就好了”的话。
快到中午时，程长森凑到我跟前说：“等下吃饭你第一下只装半碗，多装点菜。第二碗再做死的装满。”我一时没明白，饭不是尽吃么？粮食由队里统一交公社水库，还有什么问题吗？程长森没有再说什么，我于是在开饭时就按照他说的做了。第一碗只装半碗饭和一大瓢辣椒烧东瓜，赶快扒完这半碗饭，还剩下不少菜 ，又去装第二碗，堆起满满一碗。刚坐到我们自己扁担上扒饭，就见有人敲着饭盆看着饭桶说：“禾哩就冒得饭哒啰？”程长森面无表情的看着那些人，甚至还显出有点同情他们的样子。我心里却在偷笑，真是个米狗子！这一次我没吃一斤也有八九两，我这一辈子再没有一餐能吃这么多的事了。
挑堤修水库回来后，队长真的将我升为正式男劳力的一天十分工。到年终我分得一百零几块钱，还有谷子和红薯各一半的口粮，还有队里茶树籽打的茶油和队里小水库打上来的鱼。一个年轻伢子看着满屋场年终分红的东西很有底气的对我说：“我们乡里不要你们城里也蛮好。我们有树木自己砌屋，有棉花会织布，只要你们点盐和钉子。嘿嘿，我们种田种菜养猪喂鸡，自己还会打豆腐——”我嗯嗯两声，笑而不答。心想，中国农耕文化难怪能延续几千年，难怪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能在这里安家被这里容纳……
快过年了，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回家。怀揣着那一百零几块钱喜不自禁。路过程长森大队，只见他挑着一担“战利品”雄赳赳气昂昂的往前走。他担子一头是米和红薯，一头是一块大糍粑和一条大鱼。打糍粑可不容易，糯米蒸熟后放在一个石头窠臼里，用一根像丁字镐样的木锤快速而使劲的锤。不使劲打不烂打不融，不快速打饭冷了就打不成了。每用劲打一下还要用劲拔起来，糯米饭粘得很哩。我们几个知青打了一点当天就吃了。程长森却要带回去。同行的知青说他真是被再教育得像个农民了。我没啃声，我知道他回去家里能过一个热闹的春节。下了班车来到汨罗火车站，我和另一个同学决定节省回长沙的一块四毛钱车票去爬货车，尽管我们口袋里有钞票。货车是运煤的，一站到长沙北站，溜出站离家就不远了。程长森说他挑着担子不好爬火车。于是我们分开走，我们往煤车那边窜，他光明正大地走进了客车大厅。这一分开，我和程长森好久都没再见面。
我在乡下旧病复发，五年后因此转回长沙。父亲也从干校回来，还没有完全“解放”，他带着我寻医问药，还带我去省委宣传部问可否安排工作（他的直接领导一直是宣传部）。宣传部接待的同志说，现在回城知青很多，工作一时不好安排，先代代课等等看。我于是到中学代课，到码头装卸粮食（我负责过磅），到居委会协助工作。1975年我大病初愈，1976年一个好心的同学帮我招进一家区办的福利工厂做普工（车工），每月32块钱。从此我有了固定工作，不再四处打临时工。1977年恢复高考，我决心一搏，终被湖南师大中文系录取。
一直没有和程长森见面，听说他在汨罗当老师，后在教师进修学院学习，再后来就听说他成了县里高中数学权威老师。据说本来长沙的中学想要他，结果嫌他普通话汨罗腔太重而没调成。
到我儿子读高中了我才想起他，想他能给我快要迎接高考的儿子添把火。我和一个也想给儿子补补数学课的同学一块去找他，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课堂设在我岳母家，她家客厅比较大，我岳母是个老干部，为人热情只是耳朵有点背。
1966年程长森（后排中），谁看得出他是“电子脑壳”
我去接程长森的路上，他突然对我说：“你写文章就像讲话一样。”我看着他，不知这是褒还是贬。我进大学上写作课时交了篇文章就被老师宣布可以免修，这个“光辉业绩”我从没在中学同学讲过。我偶尔也发表点散文和短篇小说，虽不能和已经是成名作家的韩少功比，但总可算入了点门好啵，我诉诸文字总比口语简洁点好啵，我字里行间总比口语多点文气好啵，还有简洁和文气总能体现点我的审美追求好啵，嗨，这个“理工男”！
程长森在客厅里给两个儿子讲数学课，我们两个父亲在旁边看着，说老实话，许多高中数学我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基本都跟不上听不懂了。就在他们做题目安静的几分钟，我岳母笑着插话问程长森：“你父亲是做什的？”“是卖扫把鸡毛掸子的。”“哦，做医生的，最好了，我最喜欢医生。”程长森又露出他那个经典的浅浅一笑。两个学生却偷偷笑出声来。我打断岳母，告诉她还在上课，等下再聊。
那时还没有校外上课给钱的，至少我不知道。如按现在规矩上两天课恐怕要几百上千块钱。我只是中午留他在家里吃餐饭。岳母家菜平日就多，有客人更是丰盛。程长森仍像修水库那样埋头扒饭，我赶快夹了两大块肉放他碗里，说别客气。接着我又说：“明年高考前再临阵磨磨枪，给他们辅导两天，可以不？”他点点头说：“好。”
可是第二年他没有来，只到高考后才听说他病了，且还是白血病。老天真的不公，他正值盛年，日子正在一天天变好的时候却得了这个病！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去看他，他坐在轮椅上，儿子正推着他晒太阳。我们互相看着，不知说什么好。现在说病情不合适，说我那个卑鄙的交易和那个可耻的恶作剧也不合时宜。沉默了一会，忽然程长森说他儿子考取了湖北的工学院，说完他笑起来，还笑出了声，虽然声音还是不大， 但这次声音感觉是从他心里蹦出来的。我们一起连声说，好，好，真好！
程长森没能跨进新世纪，他不知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再次腾飞。不仅仅是经济，国家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真可谓翻天覆地。他儿子不会再为几块馒头去给别人担行李，不会再用报纸做蚊帐，不会为了多吃一口饭而算计，也一定离开了那个“家徒四壁”的小屋而搬进了有现代设施的新家。我从不嫉妒那些合法先富的企业家和商人，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开放，我甚至赞赏钦佩他们中为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但我更希望贫困者真正脱贫，普通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没有再见过程长森，可却希望再见到他，不仅仅是道歉，也不仅仅是要补给他辅导课的费用，而是我跟他交往的几十年中，感觉他身上的吃苦与耐劳，隐忍与坚持曾照亮过我前行的道路。我如再见到他我必一定要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程老师！”今天的年轻人不会再遇到过苦日子，不会再遇到文化革命和知青下放了，但他们应该还会需要吃苦与耐劳，还会需要隐忍与坚持精神的传承。
我知道我活着是见不到程长森了，仅写此文以兹怀念。或许将此文烧成灰他能看到，或许他看到会浅浅一笑——
夜深忽梦少年事
曲终人散独悲伤
……
刘杰英
202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