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 打造李端棻 尹珍文化是促进文旅事业纵深发展的贵州名片》
从尹珍到李端棻,标志着贵州从儒家文化教育向开启民智的现代教育的超越
黔文教鼻祖尹珍,字道真,毋敛人。师从许慎,授经书图纬。学成返乡里教授,南域始,有学问…
在渝南黔北这片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土地上,尹珍文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其在助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尹珍故里的贵州正安县,这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从尹珍到李端棻,标志着贵州从儒家文化教育向开启民智的现代教育的超越。
近200年前的中国,国门逐渐打开,世界格局的巨变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
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李端棻出生于贵阳。
李端棻6岁丧父,跟着舅舅何亮清学习文化。在15岁即通过科考,取得乡试资格。
之后的科举之路和仕途,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自此“开挂”,官至礼部尚书。
但他以大半生的经历证明,崭露头角的意义并非在于“一览众山小”,而是开启了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之路。
李端棻一生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识才用人、力主变法和发展新式教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识拔人才,门生众多。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广东乡试竞争异常激烈,万余名考生,录取名额仅85人。一批具有新学萌芽思想的青年人才得到李端棻的赏识和提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其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就是当年的乡试第八名,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梁启超。其时年仅16岁的梁启超英气逼人、才华横溢,李端棻后来将其堂妹李蕙仙嫁与他,成就一段佳话。
作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教育家,李端棻自同治六年(1867)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28年间曾先后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四省乡试主考官,壬辰科会试大总裁,顺天府武乡试正主考等,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
梁启超得到李端棻“饮食教诲”近10年,李端棻先后向张之洞、光绪帝等推荐了梁启超;
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李端棻有超过20年的师生情,李端棻为他寻找机会面见光绪帝,因此迎来人生转折;
两广总督张鸣岐是李端棻任山东正主考时录取的举人,他与同为学生的岑春煊关系密切;
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是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其所著《危言》一书被孙家鼐推荐给光绪帝阅读,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
1913年后曾任总理的梁士诒与梁启超是广东乡试同年,后又考中进士选输林,他在李端棻贬谪至甘肃时设法筹集资金帮助他返回家乡;1912年后曾任总理的熊希龄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贡士,后中进士选翰林,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
近代杰出出版家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他在李端棻落难后多有关心,甚至到了1912年后,对李端棻的家人多有帮助。
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会试前,李端棻召集贵州考生进行考前辅导,这一年,贵州破天荒考取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还有后来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也在当年考取进士。
“堪比庐陵”,是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评价。
庐陵指的是欧阳修,其任礼部试主考时录取的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才,每一个的名字都振聋发聩。在这一点上,李端棻与之异曲同工。
上《请推广学校折》,主张发展新式教育评价李端棻的历史地位,绕不开戊戌变法。范同寿认为,不管近年来学术界对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只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说,它都是“一场旨在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必不可少的一场思想启蒙。
李端棻在这场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和主导作用,正是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被李端棻慧眼识珠的梁启超,曾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后来结识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并与李端棻 康有联手发起“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变法的三大统帅。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在李端棻的推荐下,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此时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影响,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
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
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中唯一敢言维新者。
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李端棻认为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是当务之急。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政府出资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
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更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 《普通学说》和新式学堂,推动贵州新学传播赵青说:
“李端棻留给世人的似乎是一个老人的印象,从留存的影像看,是一个须眉皆白的温厚长者......未曾想就是这样一个须眉皆白的长者,少年时才华横溢、勇于担当,青年时意气风发、清流议政,壮年时壮怀激烈、纵横国是,老年时一马当先、引领时代。即便到了今天,仍有人跟不上他的脚步。”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发配新疆。
但他“归来仍是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遇赦返乡后回到家乡贵州,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
它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以壮年之豪情,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
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等三人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学院前身),
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以贵阳次南门外名胜雪涯洞、丁文诚公祠、昭忠祠、来仙阁为校址。
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阳正本书院(又称北书院)改建为贵阳府中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正式开学。
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经巡抚庞鸿书批准,并咨明学部立案,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
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
1902至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
临终前他写给梁启超的信,是他一生以青春热血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写照:
“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李端棻与尹珍郁是这样的人。
尹珍,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先驱,自幼便展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与执着追求。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他听闻中原学术昌盛,毅然背起简陋的行囊,踏上了漫漫求学之路。那长途跋涉的艰辛,那历经千辛万苦的磨难,都未能阻挡他坚定的步伐。他如同一颗坚韧的种子,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汲取知识的养分。
他在中原文化中心虚心向名师求教,日夜苦读,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知识的执着,尹珍博采众长,学有所成。
学成后的尹珍,心怀对家乡的热爱与使命感,回归正安,致力于传播文化,开启民智。他开设学堂,亲授学问,将自己的所学倾囊相授,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家乡的学子。他的努力与奉献,如同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为正安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渝南黔北地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尹珍文化中对知识的尊重、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为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充分挖掘尹珍文化的内涵,将其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一方面,以尹珍文化为引领,激发人们的创业创新热情。正如古人云:“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应学习尹珍的坚韧精神,不惧困难与挑战,勇往直前。
通过弘扬尹珍文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积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途径,推动产业升级与创新。
尹珍文化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正安县可以依托尹珍故里这一独特的文化品牌,打造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旅游景点。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追寻尹珍当年的求学足迹,感受他的精神传承,领略古老文化的独特魅力。
精心规划尹珍文化主题旅游线路,包括尹珍务本堂等历史遗迹的参观,以及相关文化活动的体验,让游客能够亲身感受历史的厚重脉络与文化的韵味。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当地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繁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能提升渝南黔北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教育领域,我们可以汲取尹珍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理念,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通过开展与尹珍文化相关的教育活动和课程,传承和弘扬尹珍的精神品质,培养学生的刻苦钻研精神和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使他们成为推动经济建设的新生力量。
渝南黔北的尹珍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深入挖掘其价值,将其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融入到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让尹珍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为渝南黔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推动这片土地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
不断探索创新,以尹珍文化为基石,为新质生产力添瓦,铸就经济建设的新辉煌。
从尹珍到李端棻,标志着贵州从儒家文化教育向开启民智的现代教育的超越。
“李端棻文化”是以贵州人李端棻、贵州女婿梁启超的名字命名的一种优质文化。
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是爱国、进取、改革、创新。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廿届三中全会精神,以中央领导文化思想为指引,积极推动“李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为新质生产力添彩。
“李端棻文化”是近代中国的优质文化,也是多彩贵州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力争做好“李端棻文化”宣讲入社区 进校园 到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是学习贯彻党的廿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根本要求,也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大力弘扬李端棻的改革创新意识。
大力促进“李端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乡村振兴助力,为新质生产力增辉。有诗为证
《江城子-尹珍》
黔文教鼻祖尹珍,字道真,毋敛人。
师从许慎,授经书图纬。
学成返乡里教授,南域始,有学问。
亲手建草堂三楹,研文字,习五经。
兴校教书,竭力尽全心。
贵州文教拓荒者,务本堂,教化民。
江城子《王阳明》
浙江余姚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
十岁立志,廿岁中举人。
"五经七书"评述精,平叛乱,显才能。
事功显露学术争,遣贵州,到修文。
"龙场悟道","知行合一"真。
协力争先励后人,心光明,良知诚。
江城子-《李端棻》
北大成立首倡者,李端棻,贵阳藉。
同治进士,礼部尚书职。
戊戌变法支持者,受牵连,被革职。
特赥回筑再办学,志不改,惠故里。
宓园诗存,遗著有一册。
刚正不阿荐人材,国栋梁,强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