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华对农民诗歌创作的贡献

――在李强华文学作品恳谈会上的发言

（2024年11月9日上午）

                        常智奇

       李强华是陕西农民诗歌创作队伍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对陕西农民诗歌的发展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继承王老九的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好的基础上，歌颂劳动者光荣，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1956年写的《张大姐的嫁妆》，正面歌颂勤劳灵巧，婚姻自主的妇女解放的形象。《孟根财灌煤油》，表现刚刚翻身得解放后，农村青年对学习文化的渴望心情。《姐姐遨娘家》的姐姐，是一个在新的生活方式下出现的年轻漂亮美丽的新人形象。《下放干部到我家》《积肥突击手》《‘组长红了脸》《爸爸种菜是行家》《突击队员》《新娶来的媳妇》《群英谱》《赞新嫂》《倔大伯》《 赞女队长张秀霞》《村上新风》《妹子爱的勤俭郎》等作品，都属于这一类创作。从歌颂政党，政权，政体，到歌颂社会最基层的普通劳动者，这一转变，是从政治的歌颂到劳动的歌颂的转变。

      诗人为了充分地表现这种劳动光荣的思想感情，更好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用鞭挞假丑恶的抒情方式，烘托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例如，《为懒大嫂画像》等诗歌作品。

二、重视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强调乡土诗抒情的主题。

三、强调生活的感受，尊重内心的呼唤，表现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兼收并蓄，能容乃大的精神品质。

       他对王老九等前辈诗人的尊重和高度评价，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他的《诗人王老九》《农民艺人会古城》《祭王老九》等作品，不仅是对一种艺术精神和艺术方式的谦虚继承，也表现出一个后来者对前辈的敬仰。“文人相轻”的陈腐观念和做派，在他的身上荡然无存。他从来没有妄自尊大地把自己当作一个诗人，他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环境中。诗歌，是他的一种兴趣和爱好，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这种诗言志，歌咏言，言寄文，文寄情，情寄趣的创作思想，使他的诗歌始终匍匐在广袤丰腴的大地上，与鲜花开放，与飞鸟歌唱同在。

四，表现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积极进取，与天同在，乐观向上的品德。如果说，王老九的诗歌更多的倾向于历史大变革后，土地归还于土地的耕种者的喜悦心情，诗人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的时代主题。那么，李强华的诗歌，则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把这种政治抒情的时代主题发展到一个人的解放和歌颂。李强华的诗歌浸润着一股“温柔敦厚”的审美意趣。“一枝红笔说村语，兴、观、群、怨叙家情”。这种家情是国情的细胞。通过家情而映射出国情。他歌颂劳动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中的喜悦，也表现经过社会大动荡、大改组地历史巨变潮流中，个人命运不可把握的一种“从善之怨”。这种个人的“忧”与国家的“乐”的喜忧参半，在辛劳汗水的“咸味”中发酵出一种诗情，表现出诗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忧怨观。这种“忧”来自于个人命运在历史前进中的不可把握的“忧”，也来自于本能的感觉到传统文化在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的除旧布新，去腐生肌，脱胎换骨，精神疼痛的“忧”。这种忧患意识更多的是个人心情地自然流露，是村语家言娓娓动听的抒情，不是一种激烈的呐喊，愤怒地抗争。例如，1986年写的《别走》。1987年写的《法官》《房檐水》《人民盼的党风正》《黄牛》《弯路》等等就属于此类作品。

五，表现中国审美精神中的道德判断。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文明精神，更多的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李强华诗歌中的审美精神，更多地偏重于这种道德判断。它不是黑格尔式的“心灵产生艺术的”“绝对理念”。它是人与土地的生命感受，生活实践，良心发现，人伦建构。这里的道德判断，既有工具理性经世济用的功利性，也有“天理大于人情”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建立在人伦，人本，人性基础上的一种携裹着功利性的超越性，是拖泥带水的生活，是污血包裹着婴儿的哭喊，它鲜活，生动，富有生命力，饱含着大地与生命的诗意表达。例如，《岳飞墓》《君子兰》《燕子石》《常青藤》《蝴蝶泉》《响水塘》等等。

六、强调自然的人，在自然劳动对象存在的土地上，创造财富的自然性。

     “地是黄金版，人勤地懒，刮了一层又一层，层层永不断。”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中国农村妇孺皆知的一首口语诗。李强华诗歌中表现勤劳的思想，与这首诗中勤劳的思想紧紧相连。他表现生命生存的第一需要――物质创造的必要性。同时强调物质财富积累的纯洁性、勤劳性、道德性，他批判不劳而获的懒汉思想，剥削思想，寄生思想。这种思想，在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向现代性转换过程中的历史精神的表达，也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