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长江
2019年10月22日，是中央红军长征85周年纪念日，我接到一个重要采访任务，报社派我去参加省里组织的“重走广东长征路”。85年前，当时红军长征过广东，全部发生在粤北境内。10月底，我第二次进了粤北乐昌的界头村。我要去会见一个人。他叫邓树茂，是一位年逾百岁的古稀老人。
仲夏的粤北，我穿行在五岭之阳的茂林密竹里，一路上，秋风气爽，鸟儿欢唱，野花清香，峡涧的小溪流在潺潺地流淌， 界头村那耸立在村头的苍松古柏，能勾起人的万般思绪，叫人浮想联翩……
然而我非但没有观赏这美景的兴致，反而越往村里去，心情却越沉。邓老头当年的遭遇仿佛在我脑海里翻腾，那一幕幕情形，像是一本永远也翻阅不完的剧本，让人难以释怀。
位于湘粤交界的界头村，在九峰山北面，这九峰山下的小坪石村在民国时期可谓名声显赫，因为这里出了个国军一级上将薛岳，还有四位他的将军兄弟，这九峰山也就成了赫赫的名山。他是闻名遐迩的“薛岳家族”的代称。遥望远景的九峰山，它被长年不散的雾霭遮掩着。邓老头此时在干什么?我想，他肯定又独立在村头，等候一群人的到来。——而那群人，却不知在这世界上是否有还是无……
一
去界头村有南北两条路。北路虽近但要绕过湘人的地界，南路稍平却远。我去年是从北路进村的。当时适逢大雨过后的清晨，大山里的每个村庄都是大雾朦朦，茫茫一片。爬上界头村边那个大山垭，老远看见对面古松树下，朦胧中显现出一个飘零零的什么东西，我来不及细看，却又被一团云雾飞来，将整个古松罩住了。
过了湘人的地界，涉过涨了水的鱼溪河，七弯八拐，踏上了上界头村的青石梯路。在接近古松处朝前望，不到百米处，那飘零零的东西仿佛是个人形，在大雾中时隐时现，犹如一樽支撑天穹的千斤顶。我急急地往前走，不觉吃了一惊:原来是个尊雕像!再仔细审视，发现那石头雕像竟是邓树茂老人。
我第一次见邓树茂是在2015年秋天，我要去粤北山区采访有关农村劳务输出的问题，正好也是来到了黄圃镇界头村，我歇在路口，陪同我采访的县宣传部白干事告诉我，这村里有位96岁的怪异老头，他叫邓树茂，他有很多很多的的“破天荒”故事。问我有没有兴趣，我顿时起了信心，决定去会会这位特殊老人。
首次见他，是在村边的古松下，老人身架高大，然而却很瘦，脸上的眉骨颧骨都很突出。看得出来，他年轻时候一定是个了不得的壮汉，他的头发是花白花白的，我看见他站立的两条腿，有点长短不齐，他腰里系了根不知从哪弄来的老旧军皮带，端端正正扣在腰间，一眼看出这条军皮带虽有些年份，但铁环扣中的五角星上，那两个“八一”字样，一点也没有褪色，老人身上这件最值钱的东西，却凸显出他几分傲骨。邓老头两眼向天，双手拄一根摸得发亮的藤拐杖，一动也不动地立在那里。他的脚边，蹲着一条大黄狗，像是他的警卫员。我见身后不远有两间泥土垒成的房子，那显然是他的家。
在他家不远处， 有个30多岁的妇女在菜园子里干活，村里人告诉我，那是邓老头的孙媳媛子，我问她：“你公公怎么老站在树下？”媛子告诉我说: “他在等一群人。”
“等人？等什么人?”她好像没听清，边干活边搭理我: “他等福建龙岩长汀的人。”当时我没有在意，以为是等他的家里人。我听了媛子的话，觉得这里面很怪异，老人好端端的怎会牵扯到福建龙岩长汀……我立即改变了原来要采访的主题，决定要彻底去追根溯源邓老头这“新闻背后的新闻”。
第二天一大早，我与白干事商量，决定去寻访村里的知情人。
我们先是找到了70岁的老村长邓军军，他是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老军人，有着40多年的党龄了，老村长听说我们对邓老头的事情感兴趣，他先是一番欣慰，但更多的是惋惜。接着，老村长给我回忆了那段辛酸的记忆，1968年，当时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凶，由于我根正苗红，在大队部担任大队长，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派有工作队，我们这里是湘粤交界地，又是当年国军一级上将薛岳的家乡，运动搞得特别“左”，这一带是湘粤两省工作队的重点。有不少“大人物”都下放到这里，有部队的，也有地方的。他们来这里“劳动改造”，有的实际也是为躲避运动。当时大队蹲点的工作队来的造反派占大多数，这些人常常命令有点文化的人到处写标语，内容总离不开这些，“与历史反革命，假冒老红军邓树茂作斗争”，老村长讲述的每一句，我都听得很入神。待他离去后，我独自一人在村里四处转悠，我忽然想起，80多年前，这里地处湘粤，这一带山大人稀，差不多与世隔绝。85年前，这界头村一直延续到湖南宜章白石渡的十公里地界，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主战场，还有当年红一军团抢占九峰山的战斗，在这里打得感天动地，界头村正好位于当年地球上这条红飘带上的前锋位置。再看看前方这九峰山又堪称群山之首，山势险恶，长年云遮雾罩，山下望不见山上，爬上来又望不见山下。你不难想象，当年的红军铁流在这里与国军和民团血腥搏杀、金戈铁马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又不知不觉转到村边的古松下，又见邓老头独立树下，翘望着天际。我隐隐感到这里蹊跷很大，便走到他的身后，叫了声，“老人家，您好呀!”
他没有答应我，也没有动。倒是那条大黄狗虎视眈眈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威胁声。这下他听见了。他用拐杖跺跺地下，高声道:“别叫!别叫了!”接着回转身，用更大的嗓门问我:“你是哪个呀?”声音在大树下寂寂空谷中久久引起回应。
他的耳朵看来也不管用了，我也放大嗓门：“是我啊！我是报馆来的记者。”开始我是想说报社，怕老人听没懂，改口说了报馆。
“到我这儿来的，是不是？”他扬起脸，脸上堆笑，张开的嘴巴里没有了门牙。
“我们来看看您老人家哩!”我忙应道。老人听我说了报馆，一边说，你们文化人呀，然后领着我来到了他的土屋子。
“从报馆来的，坐! 坐！坐！”他话说的铿锵有力，他转身往回走，用拐杖敲打着地面，对着板泥土房喊:“来客了，泡茶！”
屋里没有人应。刚坐下来，他又问我姓氏、年龄、籍贯、工作单位……。那份亲热劲，使我马上判断出，平日大概很少有人和他交谈，他等候的又是什么人?……待一大堆客套过去，我问他:
“你老在大树下站着，等谁呀?”
“等，嘿嘿。”他将长条木板凳挪前一步，拉开了长篇大论的架式。
“说起来话长。民国二十三年十月，我们几万人的红军队伍从福建那边厮杀过来，一路斩将夺关，我们死了好多人，现在我剩下的战友……听说有不少在京城里做大官呢”，他说话的口气颇为自豪。
“什么，你有战友?你还当过兵?”我很感意外，着实吃了一惊。
“哎!”他点了一下头，像是谦虚，又像是很骄傲。
“我是民国3年养的，民国21年，我17岁就在红军当正规兵， 记得叫红一军团红二师四团，我们的那个师长是陈光，好像老家也是这一带的，我还是三连的班长呢。”
我这才想起，这一带湖广交界，是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湘南暴动的策源地，那个叫陈光的师长就是湘粤交界湖南宜章栗源堡的，后来他是八路军115师的代师长，是我军的一位赫赫名将，当年这些人跟随朱德、陈毅率3万农军从湘南上了八百里井冈山。六年后，这里又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主战场。可那毕竟是1934年10月的事。跟邓老头有何相干？他讲着讲着，我禁不住看他几眼，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话匣打开了，他口若悬河，声如洪钟，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当年的战斗生活。他向我描绘出一个又一个厮杀的场面，刻划出一个又一个勇士的形象，讲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就象是刚发生在前几天的事。我问起他那位战友，他说：
“他叫马古，是我们连的排长。当年，我们是从仁化城口过九峰山，我们三连是前卫，当时，在国民党薛岳军和当地民团的围剿下，我们全连人马打得只剩了三十几个了。连长、指导员都死了。怎么办呢？只剩下马古一个排长了，该他拿主意呀!我想，这么下去怎么行？干脆，冲出去找陈光师长。本来冲出来了，不料我的头上挨了一枪，差点打碎了头盖骨。没法子，他只得拖着我，掉队了。我们先在九峰山下的小坪石村躲了个把月，我的伤才好。我要留下照顾他，当时那情况怎么行啊……”
“等等。你说什么?他照顾你?”
“后来，我的左腿又打伤了。”
“你的左腿是? ……”
他淡淡一笑，那神情仿佛干了一件得意的事，又不愿让人家知道似的。停了会儿，他才说:“反动民团打的呀。马古躲在洞里，帮助我找药、找吃的呀!多亏乡亲们，你凑点，我凑点。后来反动派晓得了，还杀了不少人。他们抓住了我，又是吊，又是熏，又是打，他们以为我死了，丢在路边，半夜里我才苏醒过来。后来马古找到我，要继续留下照顾我，我硬是把他撵走了。就在我刚才站的古松那儿分手的。打他走后，我就盼，盼，唉！……”说到这里，他的神色有些沮丧了。
原来是这样。我不禁感叹，“这么多年了，谁知道马古还在不在!”
“在，在，他还在呢!”他的神气又还原了，“前几年还来了信，他98岁了，身体很健朗，说是有空就来的，我孙子告诉我的，马古在信里说了，他以前是个司令，现在退休了，嘿嘿，这家伙，到底还是一冲出来了。”他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潮，那无神的眼睛也像有了光泽。我猜，当年主力红军连长马古，至1955年也是一位开国将军了。
我也兴奋起来：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位赫赫功臣，我决意搬到这儿来住，定要记下他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正要征求他的意见，他倒主动提出来了。
“彭同志不嫌弃的话，到我这儿住，我要我孙子把信给你看，好不好?”
“好!”
“一定啊”！
二
我一口气把行李搬到了他家。正好遇上了村里一个外号叫歪嘴巴的中年人，我气喘吁吁地向他讲述了刚才的重大发现。谁知，我迎头泼了一大盆冷水......
“邓老头的话你相信吗？他吃了饭冒事干，整天同人瞎吹。”歪嘴巴嘴角挂着冷笑，也斜着眼看我。
我心里咯瞪一下，呆住了。
“你绝对不要相信他。”歪嘴巴叼着一只相思鸟牌子的香烟，态度也是极度冷漠的，“他那本经在我们村里念了好几十年了，早就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了。”
“他娘的，这邓跛子，不骂他一顿我就不得舒服!”歪嘴巴狠狠地骂了一句，将脸对着我吼，“你们这无脑的，想个没有，邓跛子说，那次九峰山突围的人几乎都死了，以后连这里的老百姓都杀了很多，他说自己是堂堂中央红军，敌人怎么会轻易地放了他？就算是死里逃生吧，他有那么大的功劳，还不向政府要钱要物要照顾？还会在这儿整天牛皮吹上天？一吹就是好几十年？连老婆也娶不上，再说……”他突然打住，将话头一转， “喂，他要你去住，是不是?你就去吧。你们这些文化人就要有瞎编故事的本领，你去跟邓老头学学，看他怎样对你瞎编。
我一下子被歪嘴巴推进了万丈深渊，邓老头讲的那一切会是假的？！瞎编？能编得那样逼真，那样震撼人心么？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找他的儿子。管他是真是假，我又不给谁历史鉴定，听听又有何妨。我告别了歪嘴巴，去了邓老头的家。
走不多远，有一个男子追了上来。他还不到三十岁，可是满脸愁容，加上穿的不太光鲜，看起来要比他实际年龄大得多。有人告诉我，这是邓老头的孙儿阿财。
“彭同志，你别再跟歪嘴巴提我爷爷，我爷爷不知事，他这么大年龄了，再遭羞辱，真的受不了折腾！”
我忍不住问阿财:“你爷爷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说不清，也很无奈”他摆了摆头，“当年红军北上后，民团将这里的人几乎全被杀光了，我们都是以后搬来的。说他是瞎编，他讲的人和事都对得上号；要说是真的吧，又无人去帮助他证明。”
“你家里人也不清楚么?”
“你爷爷是这村里的土生土长的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他说爷爷没结过婚，我父亲是他收养的一个孤儿。我爷爷讲他自己不是本地人，他说三岁就出来要饭了，十四岁跟着一个叫吴先生和马古的人闹农会，后来参加了红军，他说三岁就离开了家，可他老家是啥样子都记忆不清楚了，后来，我和我父亲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着。到1994年，我爸爸湖南宜章老家那边没有多少人了，全家搬过湖南宜章去住了，要爷爷也跟着去，可他是却死也不从，仍要住在界头村，说是怕人家来了找不着他。他父亲没有办法，才打发我和老婆媛子来这里照顾爷爷。"
阿财说，“听父亲讲，1979年来过两个军人，调查一个人的历史，也找过他。他说那个人就是马古，可名字都对不上。以后，他老要父亲给人家写信。父亲哄他，假说写了。这一哄又是20多年，你看爷爷现在每天都风雨无阻到这古松树下，等人来，等回信呢……我见爷爷可怜，只好将错就错，叫父亲再哄他，说回信来了，马古当了司令，有时间就来看他。他当真了，又天天等人家来……唉！过去他盼虽盼，也没有天天到那儿立着。也许是日子越过越艰难，不顺心的事越来越多吧，近来，他动不动就到那儿站着，刮风下雨也不觉得……”
简直越说越没影了。默默走了一段路，我问阿财:“说他是瞎编，他何必在那儿死等？再糊涂几十年了，总不会自己这么执着去欺骗自己吧？”
“我何尝不是这么想！我父亲曾经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的爸爸为了爷爷的事情吃了不少苦头，记得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当时大队部也要开追悼会，爷爷在家里哭了一整天，可当时的大队民兵营长，歪嘴巴的父亲坚决不让我的爷爷去参加毛主席追悼会，还派村里的基干民兵看住我爷爷，防止历史反革命，假红军邓老头有破坏行为。几个月后，民兵营长又把村里下放到大队部工作队里一个骨科医生找来，跟我爷爷聊了一阵，还检查了爷爷的腿。那个医生说，爷爷的腿有明显的枪伤。然而，没过两天，这位医生就被大队基干民兵五花大绑，在村里的大队部轮番批斗，说他讲假话，作伪证，企图为假红军邓老头提供假材料……”
我和阿财边走边聊，一直听他讲述他爷爷的经历，转过山弯，老远看见邓老头立在屋角，显然是等我的。见他这副模样，我的心象被什么压抑着，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
阿财告诉我说: “爷爷可怜巴巴，他说什么你都顺着点，拣好的回答他，让他高兴就行。”他向我笑笑，示意我去向他爷爷打招呼，自己朝另一条路走了。
邓老头知道我来了，高兴异常，一把抓住我的手往屋里拉，一边高声喊道:“你说人家不会来，你出来看看，是不是来了？你根本不晓得，革命队伍里讲究的是说话算话。参加红军的第一天，吴先生早就说过……
“吴先生谁呀?”我忍不住问道。
“指导员嘛!那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文也文得，武也武得，可惜那次牺牲了，埋在九峰山下的红军墓，在一个小村的屋后头，那，我记得靠左手第三座，你去看了没有？以前，清明节我还每年去培土呢，我还带着我的孙子去过他的坟头，老人走出屋外，用他那根结实的藤拐棍指着坟头的方向，让我看。”
这时从土屋子边边的菜园里，走出一个端庄秀气的大姑娘。看见我，她腼腆地一笑，跟着眼圈红了，背过邓老头，她委屈地说：“许多人哄他，拿他开心，他都当真。没想到您真的来。您住这儿，我爷爷的话您别听就是……我做饭去。”她言谈举止那么成熟，不像是邓老头的孙媳妇，倒像个照顾病人的护士。
进屋坐下，邓老头很快又讲起了他的战斗故事。我有心找出他的故事里的矛盾，时不时用老大队长提的问题来问他。他回答得那么合情合理，令人深信不疑。我突然想到，他曾跟老大队长和那个医生讲过同样的故事，他们当时会是怎样的态度，怎样的表情呢?
吃晚饭演了一出悲喜剧，更叫人心碎鼻酸。
将菜端上桌，饭桌上只有我、邓老头和他孙子夫妇。新鲜南瓜、豆角和茄子，还有山里人隔年腌制的腊肉、香肠，以及一些腌菜，都被放置在灶台木制的小甑里，下面用柴火热着，用蒸汽清蒸，使得整个土屋子都格外清香。邓老头却要我不客气，多吃几块山里的肉，尝尝香肠的味道。这还不算，他还要孙子去提酒来，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无论如何要跟我碰碰杯。提出个酒瓶搁我面前，阿财轻声央求我：“您快说不喝酒，不吃肉。我每次买回来的米酒和肉，他都要饭前拿来祭奠指导员老吴，说是怕老吴在那边没酒喝没有菜吃。有时老人不经意地把一壶酒倒尽了，因为老人习惯了，要他自己亲自动手祭奠，别人还插不上手，次数多了，我们就将酒换成了茶叶水，我假说买了……”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
听了阿财的话，面对这情景，我的心直往下沉。我的嗓子发抖，高声唤着把酒提走，把肉端开，等过几天司令来了一起喝。喝酒的问题好容易达成协议，邓老头又要拿信我看。脸上红红的，说出来有多么难堪。我又大声说，信我已经看了，马古的确当了司令，过不久就要来看他等等。我一边胡说八道，喉咙里像掐了一块骨头，吞不下，又吐不出，只感到眼睛发涩，鼻子发酸。我有些后悔来这儿住了，既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也给自已带来了麻烦。
夜里，我睡不着，躺在床上一个劲地抽烟。偶一扭头，发现床边的墙上好像有亮光。我爬起来，看清了是个封闭了的窗子。我从小洞向那边张望，见邓老头菩萨似地坐在床沿，拐杖抱在胸前。他在想什么？是怀念牺牲了的战友，还是在思念远方的马古？端着灯站在门口，阿财默默地注视着他可怜的爷爷。他收拾好了，最后来关照一下爷爷再去睡的。我不忍见这种情景，重新躺下了。
屋外，松涛阵阵，云雾缭绕。迷迷糊糊中，邓老头讲述的那些场面，伴随着鬼泣神悲的呼号，不断在我脑海闪现……
三
我开始整理资料。但我的注意力常常分散。我不但不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并且为这位老人的命运焦心和不平。他的生活太苦了。
邓老头知道我在忙于案头，就摸到屋里对我说:“我晓得的，读书人写东西是一件伤神的事。那时候吴先生写东西都是夜里，不准勤务兵吵。他别的什么都不要，就要一杯茶。茶提神嘛。给彭同志泡杯浓茶！”
邓老头关照一声，便再也不上我屋里说话了，他怕吵我。他每天早晚打草鞋、搓牛绳，中午前后便去等“战友”。
那天吃罢早饭，他穿起干净的长衫，腰里的皮带扣得紧紧的，鞋袜也都换了，像是走亲戚的样子。临出门，他对我说，“彭同志照看一下门，我交党费去，一会儿就回来。”
“什么，你交党费?”
“今儿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哪!我是每月一号交的。别的事能马虎，这个事是马虎不得的。吴先生说得好，党不缺这几个钱，可这几个钱能见党员的心呀!我去去就回来。”
我送他出了门，返身回来问:“你爷爷是党员?”
涨红了脸，尴尬地摇摇头。“他不是交党费去了吗?”
怔了证，走进他爷爷的房，抱了个竹板匣子出来。他揭开盖子，里面装满了一角两角的钞票和许多镍币。“他交的党费全在这儿。”
我愕然地望着他。
他叹口气，告诉我：“听村里老人讲，解放前几年，爷爷出外讨米要饭，还行乡做过瓦工，好几年没有回家。解放了，他回来摸到乡党支部交党费，说在外要饭命是假，寻找革命队伍是真，听说哪里打仗前往哪里去，说得眼泪直流。人家问他哪年入党，他说是民国20年，吓人家一跳。问是谁介绍的，他说是吴先生和马古。这两个人早牺牲了，死无对证。他又找到县里。县里根据他的情况，叫乡里暂时让他参加活动，以后再查。以后事过境迁，领导也换去换来，谁也没有对这件事下结论”。
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整党，工作队里一个血气方刚的红卫兵查出这个问题，把他的名字划掉了。大队长怕他受不了，关照大家都不要告诉他。他不知道，每月照样交党费，刚交去，人家又偷偷给我了。他这些钱都是自己挣的，搓牛绳、打草鞋，千方百计弄几个钱，说是党费等于党员的心，不能用别个的钱。我看他弄几个钱不容易，就全给他攒在这儿……”
说着说着，递过来一个匣子，我接过它，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也不能用话来安慰他。忽然，我发现盖子上面有两行漆写的柳体字，“消灭剥削，世界大同”。我的眼睛蓦地一亮。这是一件革命文物呀!
“这匣子哪儿来的?”
“爷爷说，是吴先生的书匣子。”
啊!我紧抱匣子，确信邓老头是个真正的红军战士!
四
我在界头村住了三天，正好遇上赶集，粤北和湘南一带都叫“赶闹子”。这里有一个叫黄圃的集子，由于地处湘粤交界，赶集的人不少。阿财说，他的父亲会从湖南那边过来赶集。
我在集市边的一个小杂货店等候，快到中午了，才等到了阿财的父亲，这位老实憨厚的大山儿子，每每谈起父亲的往事都热泪盈眶。
阿财父亲的名字很好记，邓老头爷爷对红军情有独钟，所以他给父亲在落户的时取名“邓红军”。邓红军也是60多岁的花甲年龄了，他极其不愿向外人多谈他父亲的过去。但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记忆的思绪打开了，里面的酸甜苦辣应有尽有。
那是1975年，大队部里住着两个工作队，来了两派人，一派是红卫兵造反派小将邱红祥，另一派则是来自部队的工作队龙队长。
阿财讲，龙队长叫龙解放，是位60多岁部队转业干部，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我父亲在黄圃公社见过他，在山背后那个紫溪大队和他同桌吃过饭。因为他对我爷爷事情特别感兴趣，全大队的人们私下对他的评价很好。但那个叫邱红祥的小将却不怎地，他既不参加劳动，又太多管理工作队的事，平时对人也没有一点儿笑容，成天从这村爬到那村，整天不是开会就是找一些典型的“四类分子”，不是批就是斗。他指挥的那些基干民兵挺为他卖力的，每当这个时候来临，我爷爷邓老头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每每这个时候，龙解放不是发愣就是呆坐。但村里人有杆称，心下明白，这么年轻的军人转业，又被派到山里来，十有八九是倒了霉的，你叫他如何笑得出来!他每次见到我的爷爷被批斗，他总是叹口长气，还跟我陪斗的父亲点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我回到了邓老头的土屋子里，邓老头又开始指天划地讲开了。那高声大嗓，好象面前集合了万把人。
“……那个垭子上，我们死了好几十个，吴先生就是那次死的。血，把石头都浸红了呀!这边岩上，就是长了棵板栗树的那儿，马古排长一个人杀了十几个民团仔，最后，抱了两个一起跳下去了。他受了重伤，没有死。为给马古弄药，老百姓也死得惨哪!那棵皂角树下头，反动派烧死了送过药的一家三口，老的七十几，小的才八岁……”
我呆呆地疑视着邓老头的脸，他傻子似地半张着嘴，眼睛红红的，挂着根竹棍子的手老是打颤。也许，他经受过炮火的硝烟，邓老头的故事唤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吧。
对于党费的事情，我特感兴趣，中午饭后，我由找到了，要他带我去20里外的宜章高龙桥去找他的父亲，更详细了解一些邓老头的经历，60多岁的邓叔，因为文革中他父亲的事，吃过不少苦头，不愿向我谈及父亲的经历，但他看我兴趣极高，慢慢地打开了他记忆的话匣
1976年8月的一天，父亲仍去交“党费”。当时我正好睡了一觉，起床已快三点。刚刚走出门，我猛地一征:龙解放竟站在翘望村边古松下，背着一只手，一动不动，眼望着远方层层叠叠的九峰山峦。他的神态，他的模样，还有每次看我父亲的表情….使我突发奇想：他是否与那位马古有什么瓜葛呢？或者他就是马古?……但他的年龄也对不上呀，邓叔讲，他当时越想越象，不觉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了。他走到龙解放的面前，直问：
“龙队长，您对这里好象很熟?”
这龙队长身子抖动了一下，像是被人从噩梦中唤醒。回头见是邓叔，他勉强笑笑，说:
“不，不熟。”
“您一直在省里工作?”
“过去在福建省。”
“您当兵走过许多地方吧?”
“不是，就在福建”
“这里来过吗?”
“唔！……没，没有……”
唉，也难怪，这年头的形势，加上他的处境，对任何人都得提防三分。邓叔不再追问，以主人的身份请他进屋坐。43年过去了，这一切好像发生在昨天，邓叔停了一刻，继续给我讲他的故事。
“龙队长随我走进屋去。但他没有坐，这间房里看看，那间房里瞧瞧。我跟在他后面，向他讲了我父亲的境遇。龙队长毫无掩饰地表示了他对我父亲的同情。在我父亲的卧房，他按按硬梆梆的床锚，捏捏单薄而又破败的棉絮，脸上越来越阴沉。当说到交党费被退回时，他的手不动了，眉头紧锁，显得十分严肃。我抱着竹板匣子，打开盖板，递到龙队长的手里。
龙队长将匣子抱着，两眼失神地望着匣子里的钱，嘴唇颤抖着，却没说出什么来。慢慢地，他眼里溢出一行泪水，抬手拭去了。
“‘龙队长’，我的声音忍不住有些发颤，我父亲受到的待遇太不公平了!可怜他日夜思念他的战友，他的战友却把他……忘记了……”
“不，不会忘记他的……绝对不会的，战友间的情谊刻骨铭心，更何况是那个时候！那是想忘也忘不了的呀!……”龙队长说话间铁青着脸面，斩钉截铁。
“可是，几十年也没有只字片言。”
“也许，马古把地方记错了，也许找他没找着，也许……不，不能说他死了。”
他显得有些激动，“应该说马古还活着，他没有死……”
“假如还活着，要知道他的战友这么惨，不知会作何感想!”龙队长沉默了一会儿，说: “我们帮你父亲想想办法吧。”说着，掏出来一叠十元的钞票，伸到我的面前。他的眼睛湿湿的，脸上是苦涩的笑，有些凄怆地说:“他太苦了，先帮他解决一点吃的、穿的。这个事托付给你了。”
听着邓叔讲着他父亲的经历，确实凄然，老人的确很苦，可是他盼的是马古来呀!
邓叔继续讲他父亲的故事。
“龙队长呀，什么‘司令的信’，什么‘司令即将光临’，编得够多了，这是我们给父亲的精神安慰。可这么多年了，我们谎越扯越大，要是给父亲这些钱?……”
“你们就再哄他一次吧，就说钱是马古寄来的，过一阵子马古就来接他……”当时，龙队长这样告诉邓叔。
听了邓红军的讲述，我无言以对了。
“出了大门，龙队长抚着我的肩道:‘不要听姓邱的话;我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那种情景无论如何是幻想不出来的……我父亲有个战友，和他……怎么跟你说呢?……你告诉他，马古一定会来看他的!”
邓叔看看钱，问: “龙队长呀，你自己的伙食费呢?”
“不必要了，我马上要回去了。”他踱到我父亲常站的古松下，环视着四周巍峨苍莽的九峰山，似有无限的依恋、万般的感慨，积压在心而又不能抒发出来。
“正当我要给龙队长送行的时候，父亲摸索着回来了。他显得很高兴，嘴里哼着一支无人知晓的曲子，我过细听还能听出几句唱词:
‘工农团结紧，拿枪闹革命；
铲除寄生虫，天下享太平。’
那根拐杖左右挥舞，敲打山石，大黄狗在他前后跳来跳去。
龙队长一声不吭地目送父亲走进门去，才伸出手向我告别。龙队长走到那棵古松下，回头向我挥了挥手”。
啊，啊，我想，当年马古和邓老头分手，该也是这种情景吧!
五
邓红军继续给我讲述接下来发生的故事，“1976年9月初，毛主席去世的前一周傍晚，阿财从黄圃公社赶集回来，拿出龙队长给的那一百元钱，向我转告了好心肠的龙队长的意思。我不接受，非要将钱退回去不可。阿财好说歹说，总算把我说服了。接着，我们研究了撒谎的办法。在饭桌上，向父亲报告了这个最新的“好消息”。
父亲一听，碗一放，没放到桌上，“叭”地一声，掉在地上摔破了，饭洒了一地。他颤巍巍地站起来，伸出发抖的手，嗫嚅地说:
“给我，快，给我……”
我给阿财使个眼色。一手将钱递过去，另一只手揩了下眼睛。
老父亲接过钱，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一遍又一遍，两行老泪从那干涸的眼眶涌出，顺脸滴下。
我想想他们爷孙三个当时的情景，如万箭穿心。
“我父亲当时数着‘马古的钱’，我走过去说道:“爸爸想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替你买去。”
“不要，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看见父亲揩把眼睛，张开嘴巴笑了， “这钱不是给我的，是给乡亲们的。我交队里去。”他边说，伸手去摸拐杖。
我吃了一惊，慌忙说: “是马古给你的，给你买……”
“你们不晓得，我和马古当初约好了的。不信，他来了你们问他。”他摸起拐杖，不由分说地往外走。
“由他去吧，反正人家会还回来的。”这回我估计错了。钱不但没有送回来，反倒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邱祥派人来把我叫去，一进门，他劈头就问我父亲的一百块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是龙队长自己掏腰包，接济我父亲的。我理直气壮，心想，这还有什么错吗?
“他妈的，好嘛!”邱队长阴阳怪气地骂着，吼道， “你知道姓马的是个什么东西吗?”
“他不是你们的副队长吗?”
“狗屁副队长!他以前是××军的大头子的崽，屁股上有好多屎，被革命小将们扒了帽徽领章。我告诉你，他回去受审了，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你知道他给爸爸钱的用意吗?”
“我深吸一口烟，不想和邱队长说话”。
“他要跟你父亲贴金，买金粉往脸上擦，要人相信你父亲是老革命。他娘的龙解放，给钱你老子，可你老子拿了钱不敢用，假充积极交队里。心里要没有鬼，他会宁可穿打补钉的裤子把钱上交?”
“邱队长在大队部里继续向我吆喝着‘请大队上写个材料。我已经跟县里联系了。’
“ 我一听，简直气炸了肺。但我只冲他冷笑一声，便缓步离开了大队部。我想看看，这邱队长究竟要把我父亲事情干到哪个地步。”
“我回到的家，只见父亲又站在村头古松下面。听见我推门的声音，父亲又走了回来，他又将马古夸奖一番，说马上农闲了，马古一定会来的。唉!他以为人家当司令的也在搞农忙双抢。”
我被刚才的邓叔讲的事情烦扰着，没有答话。
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 ，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
六
“晚上，老大队长得知我为父亲的事情受了邱队长的气，特地来安慰我。同来的还有小队长和几个青年。我心里感到一阵温热， 白天的不快被冲谈了许多。我比起他们受的苦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东拉西扯，慢慢扯到工作组头上了。老大队长的口不紧，透露了一个消息。
原来，工作队是长期的，工作队员却是一年一换。蹲点一年，少不了要总结几条成绩，才好交差。大队本来穷不堪言，经反复“大批资本主义”，连社员的油盐钱都批光了。口粮一人一年才一百八十斤，76年吃了79年的粮。今年夏收减产，秋收无望，眼看全年要放瞎炮了。没有粮食，何言成绩?那邱组长真不愧是搞运动的好手，他找到一个突破口:社员不是吃超了粮食吗？把吃超的扣回来，便可“增产”一大笔。他已经这样决定了。老大队长把这消息一透露，在座的各位马上大吵大骂起来。声音一高，邓老头听见了。他插嘴说：
“老队长呀，你们这样要不得哩!上级找我们要粮食，一定是万不得已才开口。就是自己不吃，也要保证队伍上吃。我们那个时候……”
“你晓得什么!”
小队长怒冲冲一声吼，打断了邓老头的话。老李拦住小队长，高声把事情的始末向邓老头重复了一遍。小队长怒气不息，接着吼道:
“这是坑老百姓，懂不懂?你们那时候是这么干的?你是31年的党员，怎么不去管管？管不了就少插嘴!”
邓老头被抢白一顿，不再开口了。大家散去，我们要睡了，他还木头似地坐着不动。催他，他说还要坐会儿，叫我们各自休息。
我躺在床上想七想八，忽然阿财猛敲我房门，仓仓惶惶地说: “彭同志，我爷爷不见了。”
我急忙爬起来，我想起小队长的那番话，断定他上大队部找邱队长去了。我急忙拿了手电筒，跟去追。快到大队部，果然见他走进门去了。我和阿财他们站在门外，隔窗注视着。
邱队长盘脚坐在床上，面前横着三屉桌，也不叫邓老头坐，径自玩赏他那心爱的茶杯。“你来干什么?”他不耐烦地问。
邓老头站着，脚边蹲着大黄狗。他高声说道: “你是邱同志吧?听说你要扣大伙儿的口粮，我来跟你讲讲，不能那样干。共产党不能干损害老百姓的事。你明天跟乡亲们讲讲，免得大伙儿犯疑，好不好？万一队伍上有困难，大伙儿是会给的。那年我给马古弄药弄吃的，大伙儿……”
“谁叫你来的?”邱队长拉长了脸。
“我自个儿要来的。怎么，你好象不耐烦?”邓老头跨前一步，嗓门更大了，“跟你讲，我是共产党员，我们队伍……”邱队长将茶杯重重一蹾，猛站起来道：“滚出去!”大黄狗呼地立起来，他吓得连忙坐下。
邓老头一听不对头，问道: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叫你滚出去!”邱队长见邓老头气得开始发抖，噼哩叭啦说开了，
“你是什么共产党员?谁承认你是共产党员？嘿嘿，好你这个老红军班长，骗得了别个骗不了我!你告诉我，枪怎么使的?刀怎么使的?
娘的，你……”
“招架!”
一声怒吼，邓老头的藤拐杖“呼”地飞起，擦着邱队长的身子劈下来，桌上那个漂亮的茶杯顷刻成了八大块。紧接着，又“呼”地一声，拐杖横扫过去，将桌上的烟，书、文件、茶杯碎片扫了个干净。邱队长躬身躲到了桌子底下。大黄狗腾空而起，越过桌子，跳上床，咆哮着从桌下叼起了邱队长的衣服。
邱队长顾不得体统，狼狈地大声呼叫起来。
我们飞跑进去，邓叔抱住父亲，赶开大黄狗，阿财扶起了邱队长。
邓老头怒火正旺，挥舞着拐杖大骂:“混帐东西!你要是在我们的队里，老子报告吴先生和马古枪毙你!”
邱队长受了一场虚惊，大概又因当着我们的面出了洋相，此时恼羞成怒:“邓跛子，我今天跟你摊牌!”他抽开抽屉子，拿出了一叠材料。
“邱队长!”
邓叔不由大叫了一声，想阻止邱队长。但他根本不理。
“你考虑几个问题：一，为什么假冒党员?早就取消了你的党员资格，你交的所谓党费都退给了你的，为什么还交?二，为什么招摇撞骗，说有个当司令的战友?什么司令来信，全是假的。你孙子儿已经告诉我们了，你怕我不知道？三，……邱队长歇斯底里在大队部怒吼着”
邓叔急了，哭着向邱队长哀求：“邱队长，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父亲不知事，你可怜他呀!……”
邱队长不耐烦地拦开我，邓叔的声音高，邓叔的嗓门就更高：“三，为什么骗钱?除了我们工作队老马一百块以外，还骗了哪些?……”
“我又气又急，用力将父亲往外拖。但他甩开我，硬是不肯离开。假象被无情地捅穿了，他的美好的梦境被打破了，可恶的邱队长，将我的父亲推进了万丈深渊。似大山崩塌，父亲先是脸上一阵痉挛，接着全身抖个不住，顷刻间，他的身子失去了平衡，倒在我的身上。可怜的老人，他被摧垮了。我跟儿子，将父亲连拖带架，好容易才弄出了门。他使劲掀开我们，踉踉跄跄，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回摸。”邓叔讲到父亲故事的高潮时，颤动的双手不停地擦泪水。
我和阿财跟着他，谁也没有开口。虽是暑夏天气，山上的夜晚却是凉飕飕的，叫人直打寒噤。天上悬了一轮月亮，被云遮得惨淡无光;环顾村的四周，群山都隐在茫茫雾中。那长年不断永无休止的松涛声，在夜深人静的此时更加动人心魄，说不清是悲，是泣，是怒。忽然间，夜空传来一声孤鸿的哀鸣，叫得人连心也凉了。
“我的父亲回到家了，他没有进门，跌跌撞撞摸到村头的古松下，父亲丢了拐杖，死死地抱住那古松树，嚎啕大哭，那光景像是要把他的马古和老政委扶起来，向他们哭诉心中的委屈与悲酸。朦胧的月光下，父亲的嘴张着，后来要哭又哭不出声的样子，脸上两行老泪，顺着那古松树皮不断线地直往下淌。我和阿财害怕了，蹲在一旁呜呜哭泣。我见此情景，没了主见，只好拉起父亲，把父亲背回了土屋子……”
“快去找大队长！”
答应一声，阿财哭着跑出了土屋。“我将父亲拦腰抱起，把拐杖塞给他，连推带拉要父亲在床上躺下休息一下，但父亲任怎么劝也不听。老村长赶来了，将他背进屋去，放在床上。他沉默不语，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我们守候到天亮，他连动都没动一下。”
“第二天，大队来人，说是公社里来了电话，要大队长马上到公社里去。我知道这是姓邱的捣的鬼。只好服从了，望一眼僵卧床上的父亲，怀着满腹的惆怅，从绕过九峰山去了黄埔公社。”
七
这些年，邓老头的事情一直牵挂者我的心，丢不开，也放不下。终于，我下决心再上一趟九峰山。
我越走越快，不知不觉早过了渔溪。爬到朱家坳，快到界头村口了，我抬头上望，希望再看见邓老头那千斤顶似的身影，可是在蓝天映衬的古松下，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石头雕像，下面的落款：“红军战士邓树茂”，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我的心头。我顾不得浑身汗湿，喘着气直往村里冲。
到了村里，我像挨了当头一棒，脑袋嗡响，两腿发软，半步也挪动不得了。在邓老头土屋的菜园里，垒起了一座新坟。那根摸得发亮的藤拐杖插在坟头；大黄狗偎依在坟边，喉咙里呜了一声，见是熟人，凄切地望着我。可怜的邓老头，他去了，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去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溢出了眼眶……
“彭记者……彭记者!……”
我掉过头来，原来是媛子站在我的身后。一年不见，她瘦了，有些苍白，眼圈有些发青，头上插了朵栀子花，发辫用白布条系着。我哽咽着问她：
“你爷爷什么时候去的?”
“2018过春节前两天，103岁。”
“爷爷什么事情都看的开，一直都好，所以长寿?”
“嗯。”我眼里盈满了泪水。
“说了什么话没有?”
“说了，马古爷寄钱来以后……”
“什么，马古爷?……”仿佛一声闷雷，我被震惊了。“真的有这个人?不，是……找到他了?”
爷爷的家乡也来人了，福建省龙岩市长玎县四都镇上焦村曹家人，去年全国老红军普查，发现了曹恒义。
“是的，爷爷说的全是真的。老大队长去取的钱，真是马古爷爷寄来的!”
“这，你爷爷知道吗?”我又惊又喜又伤心，问媛子。
“知道。”媛子点了一下头，说， “那天我接到汇款单，哭了一场。跑去告诉爷爷，说马古爷寄钱来了，可他怎么也不相信，说我又哄他。我哭着，吵着，推他，揉他，只恨不能让他睁开眼睛……后来老大队长来了，也向他解释，说破嘴皮，他好歹不相信。
“那天夜里，他忽然坐起来，张着眼睛望这望那，好象是眼睛复明了，看得见了。我坐到他的面前，望他的眼睛，果然见他眼里有了瞳孔，还映着灯的影子。他把我望着，声音发抖地问：‘你是?’我说:‘是的，爷爷！’，我好高兴呀!一边哭，一边拿出汇款单让他看……
“他接过单子，翻过去翻过来看了好一会儿，脸上有了笑。那晚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了马古爷寄钱的事，许多人来看他，围他坐着。
“他拉着我的手说: ‘你们骗了我这么久，我不怪你们。我晓得你们是为我好。我盼你马古爷来，不是要他照顾我，是要他看看大伙儿，帮这山上想想办法。我们当初约好了的。那时候，大伙儿为我们死的死，伤的伤，保我们一场，总要对得起大家，对得起这漫山遍野的忠骨英魂哪！……’他又拿起那个匣子，流着泪说，‘把这给他，这是吴先生的。里面的钱，钱呀！……’喊了这一声，他就倒下去没有起来了。”
“以后，他昏昏沉沉，老是念:‘他会来的，一定会来的……’‘死了，你们把我埋在我家的菜园那儿，我要看他回来……’天亮时，他……”
说着，泣不成声了。
我环视着老人讲过的一切：浸过鲜血的山垭，烧死了三口之家的大树，埋着吴先生忠骨的荒坟，马古排长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悬崖……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的大嗓门。
八
住了一周，我正准备下山，白干事跑来向我报告一个消息:马古来了，正在路上，他刚接到电话。
马古来了！这消息叫人又惊又喜，我望，他笑着，却又泪珠儿滚滚；连老成持重的老大队长，眼里也闪动着泪花。还是我提醒了他们：
“我们快接去吧！”
到哪边接？我估计他会从湖南那边过来。北路平一些，而且山下全部是高等级公路到村旁。马古的年龄少说也快九十岁，南路从九峰山是难得上来的，大队长和同意这看法，于是，我们跑到公路那边的朱家坳，注视着公路过来的车辆。
一等几个钟头，吃午饭的时间都过了，还没有看见人影，我们的身边，人越围越多，大家都想看看这位不同寻常的客人。忽然，一声叫：
“来了！”
“在哪儿？”
我才明白过来，刚才大黄狗扯过的衣服。我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小跑起来。
转过村角，转进了稻场，在菜园子地里，只见好几个军人围在坟边，中间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兵低垂着头。草绿色的军装，闪亮的领章，在这青山白云之中，显得分外庄严和肃穆。
那个老兵抬起头，戴上军帽，一眼认出了他：是龙队长!是龙将军，果然是他！回想过去他的遭遇，他那种难以诉说的苦衷，我急步走上前去，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
怔了好一会儿，阿财忽然嘶叫一声：“马古爷爷——”随即扑进他的怀里，放声痛哭了。
老将军紧搂着阿财，默然不发一语。良久，他长吁一口气，徐徐说道:
“孩子，你马古爷爷，我尊敬的老首长，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候就……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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