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瑛

政治抒情诗似乎是一种正在被逐步遗忘的诗歌样式，直到我看到程学源的《紫荆花开廿年红》，青春时代的阅读记忆蜂拥而至。“我们”！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人贺敬之、郭小川等高扬着“我们”——时代的我们、民族的我们、国家的我们、集体的我们——那是一个多么纯粹的“我们”啊，没有掺杂一点点私利。“我们”激情澎湃、意气风发，讴歌着一个伟大时代的丰功伟绩。抒情主体的情感是“我们”的，视野是“我们”的，视角是“我们”的，观点也是“我们”的，个人记忆和个人情感很自觉地让位给了集体的“我们”，被宏大叙事、宏大抒情激励的青春，建设强大祖国的信念澎湃着，“我们”都忠诚地热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所有的个体的“我”都是集体的“我们”的有机组成部分，异口同声，说出“我们”共同的情感、心愿和理想。

《郭小川诗选》，人民文艺出版社

“历史隧道”讲述香港回归祖国前的百年历史以及“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屈辱感。当诗人在陈述这段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感受时，“我们”会直接出场，表达“我们”的悲伤、“我们”的屈辱、“我们”的不甘、“我们”的庄严、“我们”的喜悦。这时候的“我们”是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我们”，集体的“我们”完全取代了个体的“我”，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我”的立场、态度、情感和意志都是相同的，“我们”的就是“我”的，“我”是无数个“我们”中的一员。一旦视角转向空间，转向具体的地点，“我们”的声音虽然依然高亢，但“我”的声音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抒情主人公的声音在热忱地讲述。也就是说，“我们”在时间里诉说，“我们”的言说就是“我”的言说；而在空间故事里，“我”和“我们”并肩而立，“我”在用个人的声音讲述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发出了“我们”的声音。当抒情主人公穿梭在历史的隧道，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的情绪也随之婉转：“美丽的香港/是我们的神圣领土/走过多少屈辱的雨夜/我们才踏上这辉煌的回归之路/亿万人的心海/已经彩旗飞舞/1997/我们为这个数字自豪”，“我们”一起——“我们用如歌的韵律/播种幸福”“我们推动日出/让万丈阳光/普照人类的帷帐”“我们用尊严的力度/洗净身上的污垢”“太平洋吹皱的每一纹波浪/我们都极力端详/祖国吹来的每一缕风儿/我们都驻足守望”“血泪与抗争/窜进历史的隧道……在黑暗的岁月里/译出民族的坚强”^[2]。在这里，诗人明确表示，“我们”就是“亿万人”——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亿万人”，亿万人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当抒情主人公的目光停驻的具体的空间，一个个体的“我”出现了，他很不满意这个中国海港被命名为维多利亚，他略带贬义和不满地控诉说：“这海港/这中国的海港/什么时候/被蓝眼睛的洋人/被拼写和讲述鸡肠形文字语言的人/命名为维多利亚”^[3]，这节的描述只能是个体的“我”的，“我”不太喜欢洋人眼睛的颜色，也不太喜欢英语字母的长相，这个会“以貌取人”的抒情主人公只能是个体的“我”，是“我”个人的审美倾向。其间隐含着“我”对黑眼睛的中国人的喜欢，对横平竖直的汉字的骄傲。抒情主人公以个体小我的身份，说出了对异邦统治者的愤怒，而这种愤怒又是“我们”所共情的。“我”用个体的喉咙，说出“我们”的话语：“我们”把他们当客人，他们却以炮火和刺刀开道，强行把自己当作了主人。

在时间河流里承续政治抒情诗大我的抒情主人公传统，在空间建构中悄悄树立起小我的形象。“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通常以阶级和人民的大我身份出现，表达对当代重要事件的情感态度，小我是不需要涉及的部分。香港回归祖国无疑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事件，讲述这个故事时，《紫荆》中强悍的大我依然如“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一样高歌，但个体的小我却发出了自我的声音，小我甚至能够以自我的声音共情大我，在诗歌中牢牢挺立起自我的身躯。小我的出现是当代政治抒情诗的重要现象，一方面，它表明政治抒情诗在新世纪的发展变化，个人情感完全可以参与时代重大事件的叙述，个人视角也为观照历史重大事件提供新的观察面，为诗歌增添新的趣味；另一方面，它表明小我也在关心和参与重大社会事件，每一件重大事件的发生，都牵动着小我的情怀，哪怕微不足道，小我也是事件中的一部分。时代进程滚滚向前，谁又能置身事外呢？

2022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办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7周年宣传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