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璀璨星-汪小川》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队伍面对的是地上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天上无数的飞机轮番轰炸,前途是荒无人烟的千里沼泽,抬头是耸入云霄的巍峨雪山,还有滔滔大河,滚滚洪流,以及仇视汉人的少数民族。
汪小川(1913—2005),谱名汪全璜,笔名汪哮春,岳西县青天乡人。1929年在汪氏宗祠读书期间,因共产党员校长汪寅斋和教师王盛楷、杜衡香的引导,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宣传委员。1930年4月25日,参加霍山县第四乡武装暴动,当选为乡文教委员,后又加入赤卫队,转战于霍山县大化坪、西美店、太阳畈、燕子河、头陀河和舒城县、潜山县等地。
1930年秋,敌人大举进攻苏区,斗争形势日趋恶劣,汪小川接上级通知:隐蔽待命。遂与几位同志经舒城县出走九华山,以教书为掩护隐蔽于岭上苏。半年后,接到原领导汪君烈来信,组织对他另有安排。汪小川迅速回到江北,被安排到合肥团县委做农运工作。
1931年11月,受组织派遣,汪小川化名汪家贵,到国民党陈调元部做兵运工作。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向六安苏家埠国民党军发起进攻。陈调元部奉命赴六安支援国民党军。在将要同红军作战时,汪小川越过战线,回到红军队伍中。从此,汪小川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转战于鄂豫皖边区。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0月建立,原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起义部队,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九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
1932年10月,因张国焘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征战通江、巴蜀,直达川北。1933年,汪小川在四川通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汪小川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两军混编后改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为左路军,毛泽东、洛浦、博古、周恩来指挥的一方面军主力为右路军。
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分裂中央,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南下途中,红军损失严重,10万之众减为4万余人。
在党中央和朱德、徐向前等高级将领的努力斗争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回到正确道路上。1936年10月,同红一、二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及总部仅剩21000余人。这是汪小川的第一次长征。
193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汪小川任三十军宣传部部长,参加了西路军的又一次长征。
西征途中,陈昌浩等意图通过新疆到达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西路军在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堵截之中,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弹尽粮绝,力竭无援,仅剩2000余人。汪小川亲历了无数次生死搏斗,亲见了无数战友倒地牺牲。
汪小川在他的回忆作品《冲出绝境》中写道:“西征途中,敌人派出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被迫穿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翻越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走过干涸荒凉的大沙漠,与顽敌、与大自然拼搏,直至弹尽粮绝,尸骨遍野……这场战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最严重和惨痛的失败。”其《出绝境》诗云:冰封雪谷亦天街,飞鸟难通铁甲来。绝境望生人惫极,万堆尸骨待收埋。
《汪小川传》写道:“队伍进出祁连山,无边的沙漠、冰雪、马匪骑兵、冲杀、夜行军、饥饿、寒冷、疲劳、困乏……倒在阵地上的重伤员,拒绝了战友的担架,抓住一个手榴弹,咬开盖子后向敌人滚了过去……一个班长,两脚受冻坏死,肿得像两只熟透了的大紫茄子,脚后跟还流着血水,血水又和毡子黏结在一起,为了不拖行军部队的后腿,他用最后的力气滚下了山坡。连冰雪都没有的时候,战士以马尿解渴。穿着烂草鞋,披着破布片,他们依然走进了荒无人烟的草地雪山。20多个人,就能跟好几百敌骑拼杀。没有子弹,大家拔出战刀,冲入敌阵,展开肉搏……”
汪小川回忆:川西北若尔盖地区的沼泽草甸,长500余里,宽300余里,海拔均在3500米以上。草甸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的茫茫海洋,鸟兽绝迹,人烟荒芜。人和骡马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则愈陷愈深,乃至灭顶,无法相救。红军过草地时正逢雨季,气候变幻莫测,战士死亡无数。汪小川的同乡战友、曾任头陀河区苏维埃委员的陈明道,即在草地沼泽中牺牲。
鉴于红军队伍陷入极端困境的现实,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将余部编为左支队,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往西打游击。不久,左支队接到中央指示:“设法去新疆!”
汪小川与左支队的同志们一路与敌战斗,最后仅突围出400余人。4月底,部队先后到达新疆星星峡。5月1日,陈云到达星星峡,见到遍身褴褛,骨瘦如柴的将士们,含泪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辛苦了!”
汪小川是烈火淬炼的革命者,是长征幸存者之一。他后来写了很多回忆西路军和悼念长征战士的诗句:“踏遍荒沙凭战地,空倾老泪哭朋雄。”“乡里音容宛在目,军中楷范足铭心。每逢集庆功勋日,暗地莫名唤几声。”“何求引接仙凡路,梦里逢呼话半生。”
此后,汪小川被陈云同志安排担任《新疆日报》记者、编辑,后被提拔为副社长,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40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担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45年,汪小川调到吉林,历任县委书记、省委政研室主任、省委民运部副部长等职。1951年后,历任东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长春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秋,调任贵州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恢复工作,任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77年,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80年,调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正部级副局长,直至离休。
汪小川对故乡一片赤子之心,2002年与妻子肖明捐款5万元,并动员其他在京乡友捐款,建立“肖川助学基金”,资助岳西贫困学子。
2005年1月14日,汪小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其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国家主要领导人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贺国强、王刚、李岚清等分别以不同方式给予关心和慰问。200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悼念汪小川的文章。
汪小川著作有《冲出绝境》《山寨人家》《招魂歌》《中国历史小故事》《汪小川诗词选》等。他以赤子之心,歌颂人民,歌颂领袖,歌颂时代。其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笔锋犀利,风骨嶙峋。
汪小川去世后,子女们遵其遗嘱,将一半骨灰安葬在故乡青天畈无粮嘴,一位为了民族大业远行万里的游子,终于落叶归根。

B《璀璨族星-李端棻》
近200年前的中国,国门逐渐打开,世界格局的巨变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李端棻出生于贵阳王家巷(今勇烈路)一户家庭。
李端棻在15岁即通过科考,取得乡试资格。之后的科举之路和仕途,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自此“开挂”,官至礼部尚书。但他以大半生的经历证明,崭露头角的意义并非在于“一览众山小”,而是开启了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之路。
李端棻一生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识才用人、力主变法和发展新式教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识拔人才,门生众多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竞争异常激烈,万余名考生,录取名额仅85人。一批具有新学萌芽思想的青年人才得到李端棻的赏识和提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其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就是当年的乡试第八名,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梁启超。其时年仅16岁的梁启超英气逼人、才华横溢,李端棻后来将家中最小的堂妹李蕙仙嫁与他,成就一段佳话。
作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教育家,李端棻自同治六年(1867)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28年间曾先后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四省乡试主考官,壬辰科会试大总裁,顺天府武乡试正主考等,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在其202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一书中,这样讲述善识人才的李端棻:梁启超得到李端棻“饮食教诲”近10年,李端棻先后向张之洞、光绪帝等推荐了梁启超;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李端棻有超过20年的师生情,李端棻为他寻找机会面见光绪帝,因此迎来人生转折;两广总督张鸣岐是李端棻任山东正主考时录取的举人,他与同为学生的岑春煊关系密切;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是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其所著《危言》一书被孙家鼐推荐给光绪帝阅读,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1913年后曾任总理的梁士诒与梁启超是广东乡试同年,后又考中进士选输林,他在李端棻贬谪至甘肃时设法筹集资金帮助他返回家乡;1912年后曾任总理的熊希龄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贡士,后中进士选翰林,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近代杰出出版家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他在李端棻落难后多有关心,甚至到了1912年后,对李端棻的家人多有帮助。
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会试前,李端棻召集贵州考生进行考前辅导,这一年,贵州破天荒考取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还有后来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也在当年考取进士。
“堪比庐陵”,是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评价。庐陵指的是欧阳修,其任礼部试主考时录取的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才,每一个的名字都振聋发聩。在这一点上,李端棻与之异曲同工。
上《请推广学校折》,主张发展新式教育
评价李端棻的历史地位,绕不开戊戌变法。历史学者、《贵州历史笔记》作者范同寿认为,不管近年来学术界对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只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说,它都是“一场旨在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必不可少的一场思想启蒙。李端棻在这场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和主导作用,正是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被李端棻慧眼识珠的梁启超,曾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后来结识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并与康有联手发起“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变法的两大统帅。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此时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影响,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中唯一敢言维新者。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李端棻认为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是当务之急。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政府出资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更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
《普通学说》和新式学堂,推动贵州新学传播
赵青说:“李端棻留给世人的似乎是一个老人的印象,从留存的影像看,是一个须眉皆白的温厚长者......未曾想就是这样一个须眉皆白的长者,少年时才华横溢、勇于担当,青年时意气风发、清流议政,壮年时壮怀激烈、纵横国是,老年时一马当先、引领时代。即便到了今天,仍有人跟不上他的脚步。”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发配新疆。但他“归来仍是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遇赦返乡后回到家乡贵州,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它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以壮年之豪情,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等三人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学院前身),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以贵阳次南门外名胜雪涯洞、丁文诚公祠、昭忠祠、来仙阁为校址。
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阳正本书院(又称北书院)改建为贵阳府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正式开学。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经巡抚庞鸿书批准,并咨明学部立案,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1902至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
临终前他写给梁启超的信,是他一生以青春热血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写照:“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