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队伍面对的是地上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天上无数的飞机轮番轰炸，前途是荒无人烟的千里沼泽，抬头是耸入云霄的巍峨雪山，还有滔滔大河，滚滚洪流，以及仇视汉人的少数民族。

　　汪小川(1913—2005)，谱名汪全璜，笔名汪哮春，岳西县青天乡人。1929年在汪氏宗祠读书期间，因共产党员校长汪寅斋和教师王盛楷、杜衡香的引导，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宣传委员。1930年4月25日，参加霍山县第四乡武装暴动，当选为乡文教委员，后又加入赤卫队，转战于霍山县大化坪、西美店、太阳畈、燕子河、头陀河和舒城县、潜山县等地。

　　1930年秋，敌人大举进攻苏区，斗争形势日趋恶劣，汪小川接上级通知：隐蔽待命。遂与几位同志经舒城县出走九华山，以教书为掩护隐蔽于岭上苏。半年后，接到原领导汪君烈来信，组织对他另有安排。汪小川迅速回到江北，被安排到合肥团县委做农运工作。

　　1931年11月，受组织派遣，汪小川化名汪家贵，到国民党陈调元部做兵运工作。1932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向六安苏家埠国民党军发起进攻。陈调元部奉命赴六安支援国民党军。在将要同红军作战时，汪小川越过战线，回到红军队伍中。从此，汪小川成了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转战于鄂豫皖边区。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0月建立，原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起义部队，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九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

　　1932年10月，因张国焘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征战通江、巴蜀，直达川北。1933年，汪小川在四川通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3月，汪小川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6月，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两军混编后改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为左路军，毛泽东、洛浦、博古、周恩来指挥的一方面军主力为右路军。

　　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分裂中央，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南下途中，红军损失严重，10万之众减为4万余人。

　　在党中央和朱德、徐向前等高级将领的努力斗争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回到正确道路上。1936年10月，同红一、二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及总部仅剩21000余人。这是汪小川的第一次长征。

　　193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汪小川任三十军宣传部部长，参加了西路军的又一次长征。

　　西征途中，陈昌浩等意图通过新疆到达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西路军在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堵截之中，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弹尽粮绝，力竭无援，仅剩2000余人。汪小川亲历了无数次生死搏斗，亲见了无数战友倒地牺牲。

　　汪小川在他的回忆作品《冲出绝境》中写道：“西征途中，敌人派出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被迫穿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翻越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走过干涸荒凉的大沙漠，与顽敌、与大自然拼搏，直至弹尽粮绝，尸骨遍野……这场战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最严重和惨痛的失败。”其《出绝境》诗云：冰封雪谷亦天街，飞鸟难通铁甲来。绝境望生人惫极，万堆尸骨待收埋。

　　《汪小川传》写道：“队伍进出祁连山,无边的沙漠、冰雪、马匪骑兵、冲杀、夜行军、饥饿、寒冷、疲劳、困乏……倒在阵地上的重伤员，拒绝了战友的担架,抓住一个手榴弹,咬开盖子后向敌人滚了过去……一个班长，两脚受冻坏死，肿得像两只熟透了的大紫茄子,脚后跟还流着血水，血水又和毡子黏结在一起，为了不拖行军部队的后腿，他用最后的力气滚下了山坡。连冰雪都没有的时候,战士以马尿解渴。穿着烂草鞋,披着破布片，他们依然走进了荒无人烟的草地雪山。20多个人，就能跟好几百敌骑拼杀。没有子弹,大家拔出战刀,冲入敌阵，展开肉搏……”

　　汪小川回忆：川西北若尔盖地区的沼泽草甸，长500余里，宽300余里，海拔均在3500米以上。草甸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的茫茫海洋，鸟兽绝迹，人烟荒芜。人和骡马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则愈陷愈深，乃至灭顶，无法相救。红军过草地时正逢雨季，气候变幻莫测，战士死亡无数。汪小川的同乡战友、曾任头陀河区苏维埃委员的陈明道，即在草地沼泽中牺牲。

　　鉴于红军队伍陷入极端困境的现实，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将余部编为左支队，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往西打游击。不久，左支队接到中央指示：“设法去新疆!”

　　汪小川与左支队的同志们一路与敌战斗，最后仅突围出400余人。4月底，部队先后到达新疆星星峡。5月1日，陈云到达星星峡，见到遍身褴褛，骨瘦如柴的将士们，含泪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辛苦了!”

　　汪小川是烈火淬炼的革命者，是长征幸存者之一。他后来写了很多回忆西路军和悼念长征战士的诗句：“踏遍荒沙凭战地，空倾老泪哭朋雄。”“乡里音容宛在目，军中楷范足铭心。每逢集庆功勋日，暗地莫名唤几声。”“何求引接仙凡路，梦里逢呼话半生。”

　　此后，汪小川被陈云同志安排担任《新疆日报》记者、编辑，后被提拔为副社长,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1940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担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45年，汪小川调到吉林，历任县委书记、省委政研室主任、省委民运部副部长等职。1951年后，历任东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长春市委第二书记，东北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秋，调任贵州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73年恢复工作，任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77年，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80年，调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正部级副局长，直至离休。

　　汪小川对故乡一片赤子之心，2002年与妻子肖明捐款5万元，并动员其他在京乡友捐款，建立“肖川助学基金”，资助岳西贫困学子。

　　2005年1月14日，汪小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其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国家主要领导人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贺国强、王刚、李岚清等分别以不同方式给予关心和慰问。200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悼念汪小川的文章。

　　汪小川著作有《冲出绝境》《山寨人家》《招魂歌》《中国历史小故事》《汪小川诗词选》等。他以赤子之心，歌颂人民，歌颂领袖，歌颂时代。其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笔锋犀利，风骨嶙峋。

　　汪小川去世后，子女们遵其遗嘱，将一半骨灰安葬在故乡青天畈无粮嘴，一位为了民族大业远行万里的游子，终于落叶归根。

           B《璀璨族星-李端棻》

近200年前的中国，国门逐渐打开，世界格局的巨变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十，李端棻出生于贵阳王家巷（今勇烈路）一户家庭。

李端棻在15岁即通过科考，取得乡试资格。之后的科举之路和仕途，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自此“开挂”，官至礼部尚书。但他以大半生的经历证明，崭露头角的意义并非在于“一览众山小”，而是开启了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实践之路。

李端棻一生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的识才用人、力主变法和发展新式教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识拔人才，门生众多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竞争异常激烈，万余名考生，录取名额仅85人。一批具有新学萌芽思想的青年人才得到李端棻的赏识和提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其中名气最大、成就最高者，就是当年的乡试第八名，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人梁启超。其时年仅16岁的梁启超英气逼人、才华横溢，李端棻后来将家中最小的堂妹李蕙仙嫁与他，成就一段佳话。

作为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深刻烙印的教育家，李端棻自同治六年（1867）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28年间曾先后出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四省乡试主考官，壬辰科会试大总裁，顺天府武乡试正主考等，门生众多，识拔人才无数。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赵青在其202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一书中，这样讲述善识人才的李端棻：梁启超得到李端棻“饮食教诲”近10年，李端棻先后向张之洞、光绪帝等推荐了梁启超；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李端棻有超过20年的师生情，李端棻为他寻找机会面见光绪帝，因此迎来人生转折；两广总督张鸣岐是李端棻任山东正主考时录取的举人，他与同为学生的岑春煊关系密切；晚清著名实业家汤寿潜是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其所著《危言》一书被孙家鼐推荐给光绪帝阅读，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1913年后曾任总理的梁士诒与梁启超是广东乡试同年，后又考中进士选输林，他在李端棻贬谪至甘肃时设法筹集资金帮助他返回家乡；1912年后曾任总理的熊希龄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贡士，后中进士选翰林，戊戌变法期间李端棻举荐了他；近代杰出出版家张元济是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他在李端棻落难后多有关心，甚至到了1912年后，对李端棻的家人多有帮助。

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会试前，李端棻召集贵州考生进行考前辅导，这一年，贵州破天荒考取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还有后来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也在当年考取进士。

“堪比庐陵”，是梁启超对李端棻的评价。庐陵指的是欧阳修，其任礼部试主考时录取的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才，每一个的名字都振聋发聩。在这一点上，李端棻与之异曲同工。

上《请推广学校折》，主张发展新式教育

评价李端棻的历史地位，绕不开戊戌变法。历史学者、《贵州历史笔记》作者范同寿认为，不管近年来学术界对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只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从根本上来说，它都是“一场旨在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必不可少的一场思想启蒙。李端棻在这场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和主导作用，正是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被李端棻慧眼识珠的梁启超，曾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后来结识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并与康有联手发起“公车上书”，成为戊戌变法的两大统帅。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此时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影响，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中唯一敢言维新者。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李端棻认为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是当务之急。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政府出资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更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　 　　

《普通学说》和新式学堂，推动贵州新学传播

赵青说：“李端棻留给世人的似乎是一个老人的印象，从留存的影像看，是一个须眉皆白的温厚长者......未曾想就是这样一个须眉皆白的长者，少年时才华横溢、勇于担当，青年时意气风发、清流议政，壮年时壮怀激烈、纵横国是，老年时一马当先、引领时代。即便到了今天，仍有人跟不上他的脚步。”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发配新疆。但他“归来仍是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端棻遇赦返乡后回到家乡贵州，应贵州巡抚邓华熙之请出任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主讲，在教学中宣传新学，推进贵州思想进步。《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有感于当时的贵州闭塞、思想落后、缺少学习新学的途径，特别撰写的向贵州民众宣传普及新学普通学课程的书籍。它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以壮年之豪情，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采丞）、李裕增等三人共同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学院前身），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以贵阳次南门外名胜雪涯洞、丁文诚公祠、昭忠祠、来仙阁为校址。

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阳正本书院（又称北书院）改建为贵阳府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正式开学。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经巡抚庞鸿书批准，并咨明学部立案，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前身）。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后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1902至1910年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近700所。

临终前他写给梁启超的信，是他一生以青春热血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写照：“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