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级政府的出现及其治理（再续）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乡、里、甲等县级以下的行政管理组织，从来都不是一级政府，其主事者无论是由乡民推选，县府委任的乡官（唐以前的乡长里正），还是由县府差遣的职役（晚唐以后），情况都是如此。明清以后，里虚化成了赋税人口帐薄汇总单元，乡虚化成了人文地理单元，同时保甲兴起。这说明，国家对乡村的行政控制在逐渐加强，从间接控制一步步走向直接控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开始仍沿用清制。民国四年（1915），县级以下，划分东南西北四个自治区，除将县城内外划为中区外，其他四区所辖区域由清时的东南西北四乡转化而来。区设自治会，开始向基层政府转化。汤峪川所在翟马里归于南区。
国民党二次北伐后，北洋政府跨台。国民政府统治及于北方。民国二十年，将全县分为七区，区设区公所，建立联保甲制，即：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为联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联保设联保主任，党部书记，社训队长及保丁多人。联保主任由县政府任命，保长由联保任命。其时全县7区总计有24联保（乡联），357保、4885甲。清时的里名正式废弃。汤峪川归汤峪乡联，含16保，167甲，联公署驻聚庆，这是汤峪川乡级行政组织的首次出现。
在保和村的关系上，一般一村为一保，或几（小村）为一保，或一（大）村为数保。
民国29年后，国民党实行新县制，将区级机构降为指导机构，设立乡镇公所，一般10保，含保不得超过15保，低于8保。蓝田共设15个乡镇公所和153个独立保。这应该就是解放后蓝田十五个区的前身。汤峪乡政府正式出现。
民国时期，汤峪川几个有名的乡村治理人员，曾同中共组织发生关联，就发生在民国二十年以后。
高堡子的韩继孟（1901—1970），建国前曾任汤峪乡联保主任。曾和肖守安联络，由肖守安领导民团，杀死土匪郑三有。韩继梦深受进步思潮和进步人士影响，一直秘密做着 “两面人”：表面为国民党工作，暗地里为共产党办事。曾秘密保护了共产党人汪锋（汪锋曾在高堡居住月余）。国民党地方武装追至韩继孟家抓人，韩得讯连夜逃走，国民党武装人员未抓到人，家中部分房子被焚，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时，几因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职务，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他受到汪锋的保护，未被批斗，反被提干，曾任职于西安市公安局稽私队，后受商洛地委第一任书记王力之邀，到商洛地区商业局工作，文革中，受迫害返乡务农，1969年辞世，在1976年左右平反昭雪。
石门人杨培荣，解放前曾住汤峪河刘家沟，任70里汤峪河总保长。1948年，不顾国民党汤峪乡乡长王志杰的抓捕命令，保护了西北野战军一个受伤的团长，并提供食宿，使其养好了伤。后来又护送其过秦岭去了湖北。“文革”中杨培荣因曾担任国民党保长，家庭成分受到冲击，该“团长”给他写了证明，使其免受更严重的冲击。
有趣的是，《白鹿原》中有一段描述清未民初时县以下政权的变化：“皇帝在位时的政权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鹿子霖告诉白嘉轩县府任命他当了白鹿保障所的乡约，白嘉轩大惑不解，说：“乡约怎么成了官名了？”有人可能会误解这是蓝田的情况。其实不然，这说的是白鹿原上咸宁县（今为灞桥区）的情况。首先，在蓝田，民国初年，县令改名叫县知事，十七年时，才将县署改名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其次，清代，里（咸宁县称为社）下设仓，本为储粮之所为，咸宁和蓝田是一样的，汤峪川石佛寺一带就有社仓，为民间所立，赈济荒年之用。嘉庆《蓝田县志》载：石佛社贮谷六百三十石四十二斗七合八勺。但晚清里甲制取消后，咸宁和蓝田就有区别了，仓遂渐成了乡级行政组织（这就是清代《咸宁县志》有社（里）无仓，《长安咸宁两县续志》（民国志）有仓无社的原因）。民国初咸宁县在仓廒以下设保障，每保设乡约，《白鹿原》中所说的乡约成了官名便出自于此。民国前中期蓝田用甲长催科，而咸宁县在重新对土地进行清丈以后，改甲长为粮董，粮董由村民推选，仍专事田赋，与“乡约”一起义务行使政务。不久又在县以下设区，区辖仓。1929年以后，仓被乡联和保甲制所代替，又同蓝田相同了。
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晚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性质，农村社会动荡，民不安生，保甲组织纯悴成了国民党抓丁拉夫，催粮派款的工具，丧失了社会治理功能，同时也彻底冲垮了农村社会的正常秩序，以“教化民众”为主旨的“乡约”也逐渐衰退。最终，国民党建立的乡、保、甲组织都随着国民党的垮台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