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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收割阳光中的丛丛伤感
谁能摘走江面上的闪闪痛楚
——一土
选稿人语 <<<<
一九八七年夏，一土从上海来到湖南，协助我主办“中国文学社团联合会会刊《飓风》”，并参与诗歌研讨会的组织工作。会后回上海，主持民刊《喂》。一九八九年后，失联至今。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诗歌的，多少年轻头颅，青春热血，为前途未卜的国家命运承担忧患和责任？再看当下，令人唏嘘。
每每怀想逝去的岁月，翻读众多朋友的书信，文稿，依然有让血着火的冲动。
曾经的少年兄弟，如今安在？江堤死了，一土失联了……参加诗会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哪？你们可好？
谨以此篇，致敬青春！致敬八十年代！致敬全国各地的文学社团发起人，参与者！
特别向参加海南“中国文学社团联合会成立大会”的朋友们问好，致敬！
老去的只是时间，诗歌依旧是暗夜里的星光……
——未满
诗人影像
Poet's Image
一土，原名厉楠，上海人，1969年生于青海。（一土随母亲姓，父亲姓王。王，分拆为：一、土，笔名由此而来。）自幼在外公家生活、学习、成长（上海徐虹路一带）。
少年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诗歌创作。1986年高考落榜，遂就读于一中等专业学校，其时因投身文学创作和诗歌活动而中途辍学。期间还曾有意备考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六泗后，进入湘潭矿业学院学习，并于1994年取得该院双专科学历。
1987年，与醉权、羊工编办上海民间-地下诗歌首部铅印诗集《中国·上海诗歌前浪》。1988年冬，与前苏联驻沪领事馆取得联系，洽商在苏联以俄文译介上海先锋诗人作品，后因时局动荡该交流事项中断。
八十年代末，积极参与上海高校诗歌朗诵演出活动，筹措大型艺术剧《第三代·落日辉煌》排演
1988-1994年，与醉杈、海岸等诗友创办民刊《喂》共八期，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先锋诗歌运动的持续，推波助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期，诗人一土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作。但因诗人失联至今，那些散落在天上人间的诗篇，愿和我们的怀想、时间永存。
■文/一土（上海）
▌人·民语录
自·由的局限
·一土·
首先的悖论是：自由绝不能以宽容的心来放纵专·制——赋予自由狭隘的信仰及责任并不是从我们开始的。在谈及中国诗人由于道路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局限，我同时要提另一些问题，牵涉到自我，语言，诗歌，文化，传统，时代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切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和自由的局限。
比较东西方人的差异得出结论：西方人是外向的自我，东方人是内向的自我。这无疑与传统有关。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历程中没有产生荷马史诗这样的“大诗歌”呢？从《诗三百》到屈原，最为明显的，用一个今天的词汇说就是“阶级立场鲜明”，而李白的豪放也只是性情的豪放，与荷马史诗所表现的比，他们更强调自我的主体性。这种意念贯穿了从宗教到政治等各个领域，中国诗人能够很明确地对诸如“朱漆大门黄龙袍”一类的色调保持警觉，却很难真正意识到自我的向度问题。又比如今天的许多人接受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与西方人的模式不同，淡化了其使主观性非中心化的一面（即意识到“个人”并非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并非自我世界的中心）；而是以潜意识的不可知性作为思想的形而上的，更加个人化的借口。狭隘的视角不言而喻。
就文化而言，随着历史时期的变更，机器，信息等科学的突破，西方的文化转入“后现代主义”，对美的认识趋向商品化，文化是大众的，是“外向”的，是更多开放自身的机制。而眼下的中国文化状态是跟随性的，有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的我们究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创新意味的文化？我对回答抱有希望。尽管现时文化心理完全是丧失自信力的表现，从消费准则到写作方式均为外来而导向，但这一切都因为中国文化是“内向”型的，对突如其来的不适应，是一个消化的过程。我们的文化正在休息，正在做梦，杂乱无章的噩梦，但当它醒来或许能提供一条比并不十分美妙的西方文化发展模式更好的途径。
自我和文化的两种对“内向，外向”的认识结果截然不同，本身就产生冲突。然而，诗歌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只有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并清醒地把握自身的所在，才会属于自己的，明晰的道路。
有一个一直模糊的观念，即诗歌本体的概念，它按照“卡夫卡城堡”的方式存在。诗歌有其内容，结构，语言，比如人之形体，意识，潜意识等，它们都有一个指向，然而这些元素本身就处于变化，创新之中，因而极难述说清其结果：不管灵魂还是诗歌本体，只有存在是确定的。诗歌主体是诗歌的实质却又灵动，“盈盈如水”，而关于通往诗歌本体的路则取决于不同的视野造成的不同景观，诗人最大的局限正在这里——选择了自由的纵横驰骋的天地，却已深陷囿中——是诗规定了诗人：所谓诗人，是以诗本身作为自·由的全部而完成一生抗争的人。以这种关系确立诗歌本体，可以知道诗歌本体是作为诗人的规范（自·由的局限）而存在的，在诗人的一生中无处不在，又始终给诗人提供呼吸的浓烈的空气。做一个诗人，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哪怕仅仅是行为意义上的自·由，现实无疑是严厉的，诗人缺乏对普通工作的经验及兴趣，就会变得可疑，一无是处，清贫的生活甚至还是社会的恩泽。而诗人应该是顽强得可怕的人，比如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更深深地热爱生活和生活本身的痛楚感觉——这之中正包含着（不等同）诗歌本体。
本文一再强调一个中国性的基点，是出于一种想对现实切身思考的愿望。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真正的诗人都应该在本质上严肃，认真，应该说当前的中国诗人绝大多数都具有这种倾向，尽管他们划分为“右派”和“左派”两大阵营。借用这两个政治术语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误差，所以特别解释一下这里所指的艺术思维模式上的误差。右派指保守倾向的主观性(自我的)强而表现手法上继承较多的;左派指激进姿态的，较显客观，在表现上喜欢独树一帜的(当然，在目前的状况下，表现手法显得混乱，交融，并非如划分的标志明显)。前者以《倾向》一一以刊物风格而言，后同一一较突出，走后者道路的有《喂》，《异乡人》等，而如《非非》，《他们》，《海上》等由于其先期性，这方面的意指尚不明确(他们本身也在逐渐分化组合中)。
另一个困扰中国诗人的局限是地域性。有没有“中原文化”，“燕京文化”，“楚文化”，“盆地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草原文化”等等之分呢?可以举例的还很多，有人以“衣衫褴褛”的方式写作，有人以“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写作，有人以“解放了的农民”或以“无家可归的城市人”的形象写作……显示了当前诗坛纷繁，目不暇接的一面。其实关于宽容态度，前文已有叙述，诗人需要的只是认识到自己的位置，把握真实。有人说:诗便是以诗人的语言真实去把握人类的真实，正是此道理。我们都同意让诗说话。顺便提一句，对于地域性强求划分流派旗号，纯属功利范畴。文化可能有地域划分，诗人可能有地域划分，而诗没有。
在讨论诗的非大众化过程中，又会带来一片迷蒙的霉一般的文字，这是又一个焦点。在今天，诗的非大众化状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促成这种局面除了传播媒介的因素外，明显是诗人作为个体的弱点起着作用:无法规定每个写诗的人都是好诗人，无法规定每一首诗都是好诗，这是阅读上的泥沙障碍;虚荣心，投机主义是思想上的交流障碍;与社会伦理，甚至与历史伦理的冲突是心理上的理解障碍;此外，还有上文论及的地域性问题。回到文化上，即使在“后现代主义”，诗该怎样交流?诗歌能否拒绝进入商品系统?对于当前中国诗坛层出不穷的民刊的探究，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从总体上来说，民刊排除了许多政治，商业上的不良影响，但同时又将诗歌发展带入了非大众化的机制。非大众化机制更有去伪存真，对每个诗人个体真实一一孤独一一有所印证等作用，使诗歌去掉杂质成分，更专业，更纯粹，还应该看到，在这种狭隘中诗人仍然拥有无限的自·由，诗歌本身与外界的接触并不应该影响诗人与外界的接触，诗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方式体验，表述。比如就作者而言，我相信“最高的技巧就是无技巧”，诗人的语言应当是人类的语言。同时，我对大众传播媒介不抱希望。
政治是人类最成熟的东西，诗歌则是人类最不成熟的，这是两个极端，在之中，诗人有其一定的(阶段性也会改变，犹豫的)位置。因而对诗人来说，政治与诗歌的对立不存在。只有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单一诗人的体现是唯一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有文化上的意义，只是为文化禁锢提供了一个可怕的典范，随之而来的反思潮流也说明了许多问题。在今天，更有一个“世界政治”的对抗与调和因素，以诗人对新事物的敏感及各不相同，在思想上也会分出阵营。只不过这是一个历史的把握过程，对当时当事人而言，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刻意笔划的人往往是“历史的诡计”的又一个证明。只要存在，诗人以个体的名义介入政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不只携着口号。
过去的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得到了一次较为平衡，自由发展的机会，风起云涌之后也产生了，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诗人。在除去意识形态上的贡献或践踏之后，最有收获的无疑是对语言的新认识。在“汉诗”，“非非”，“他们”，“撒娇”等语言的不同走向中，再次提醒大家，只有徐敬亚说“胡适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演化”一句稍稍触及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语言状态。确实认识到这个语言状态及它带给我们的界定，诗人才可能“同语言交往”。这个状态即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语言传统?中国人从古文转至白话文不过六、七十年，这期间除去政治因素的影响，真正属于对语言有所认识的诗歌又有哪些?(李金发们和八十年代的一些人有所摸索，可惜没有深入)或者干脆说，我们已经换了一种新语言，就像从英语换至法语，我们从古文中走出，却未从古诗中走出!诗人的悲哀同时也是兴奋点:荒凉的一片语言的大地，自己或许率先成为其中唯一的，茂密的，鲜艳的景物。这不是总结，语言这方面，还仅仅是个开端。需要说明的是，我无意割裂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
诗歌肯定是不可逃避地干预了世界。平心而论，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诗歌始终是领潮者。那么，诗歌生存的外在形式是否仅仅局限于文字呢?近年来，诗人，其他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探索。随着艺术的不断发展，新的形式涌现，语言的概念甚至延伸到了一切指号。有人要恢复诗歌的行吟，有人要将诗与摇滚乐结合，有人进行“诗化的行为艺术”……过去的一切，柏拉图们是生成的海，唐宋是生成的海，朦胧诗，第三代是生成的海，是大海，我们在其中挣扎游泳，最终我们自身会沉下去，可我们一直幻觉着自由自在地赤足在海面上行走!奋斗本身就是足以令人震撼的，我们都应当珍惜哪怕每一片时光的碎片——可能正是我们的一生。
本文的叙述在许多意义上是乐观的，这一点我也不想，也没必要否认。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自我状态，文化状态，思想意识，语言状态及生存方式的混乱背景之下，我断定这是中国出大诗人的时代。这个孕育过程是如此漫长!还有分娩的必然阵痛!
有准备也好，没准备也好，无关紧要。也许只有用文字前进才能显得我们更好！只有诗！这个时代注定：我们的局限又正是我们自由的，独一无二的天空。
1990 上海
一一摘自《喂》第六期
注：向本文写作过程中予以积极讨论、热心支持的醉权、老天雨马、卒子三位深表谢意！一一土
诗歌：试图不变的原则
·一土·
对于记忆的暧昧态度，使人们很少去注意口口口口欺骗成分。事实上，一旦人们遭受了灾难，也口口口口刻痛苦和悔意是真的，但很少会有人与此不同，真正地去对自己的过错——如果这样针对不是为了可怜的自我安慰的话——冷酷，冰雪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远离了称作思想或智慧的，或者是称作诗的领域。
确认痛苦，让经验的风在胸中激荡，让死寂死寂的雨淋湿全身：这正是诗人全部要害的精神源泉。因而在这个崇尚欢乐幸福的社会里，诗人孤独。也许没有受惠者会知道，也没有人会感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诗人的痛苦，而诗人并不期望这些，他自甘寂寞。这似乎不公平，但客观与诗人的献身精神没有必然的关联。
于是诗人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当语言到达他记忆的极点后（虽然记忆是在不断补充的，但与共同在一条起跑上的语言一旦有天才使之跑得更快，就形成了这种局面），只有死亡才是一种生存。北京诗人海子的卧轨似乎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他的诗，他的语言，已经规定了他的结局：“我被锯开/鲜血在两头流着”。的确口口正是他从容赴死的原因。
诗歌世界之外，没有任何空间可以让诗人开展了一一哪怕是物质本能的世界。“我看到了语言，以及语言的身后，我藉此超越自身”（黑默）诗人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语言世界，而这个世界几乎是完全封闭的，一直要到后世才能为人们所接纳，所赞颂（甚至无人理睬！）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实功利的诱惑会毁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即将成为诗人的人的原因。同时，在语言之外，还有另一种属于诗的东西：我不认为生命的活动，那种生机勃勃的精神与诗无关。
生命的活动，在某些场合我们称之为社会或历史的，它几乎与语言并排。言语之于记忆同陌生人之于记忆毫无区别。因此，诗人有他时代的、社会的一面，而这种属性决不意味着屈从，相反，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完全的、极度的孤独的抗争。“实质上一个人的艺术感受是，他的爱好越坚定，他的道德焦点越鲜明，他也就越自由——虽然不一定越幸福”（布罗茨基）。
这也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在绝对的孤独之中的诗人，永远不可能同时攀上语言和时代社会这两座高峰——虽然这是虽然或全人类的目标。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诗人将永远努力下去，除非物质世界完全将——但诗永恒地存在。
即诗人和诗，道路永无尽头。
注：因年久月深，文稿中有多处残破，□□□表示此处有若干文字缺失。此文写作日期不详，估摸为1987年。
——醉权
图片说明：从左到右，依次是余伟、一土、未满、闵剑、江堤。
这是八七年，我在老家主办“中国文学社团联合会《飓风》诗会”时的合影。仅存此一张照片。戴鸭舌帽后，露半张脸的，就是一土。
——未满
给孩子讲故事
为了哄他们入睡
给大人讲故事
为了让他们醒来
诗人村
是个讲故事的地方
你带着故事来
听听各自的故事
如果没故事讲了
不妨制造几个事故
让后来的人
有故事讲——
关于你
也关于我
不止于事故
也不止于故事
《中国诗人村》第三期反动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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