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从《老干妈》到《李端棻》”为主题的第96期观山诗会名家讲坛在筑圆满成功！》
甲辰龙年秋分节日的2024年9月22日是第 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也是丰收节）当天下午，“从《老干妈》到《李端棻》”为主题的第96期观山诗会名家讲坛在贵阳市早晚读书•絃歌书院举行。
此次活动由早晚读书·絃歌书院、民建贵州省委文化旅游委员会 、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 、“声音的行者”乐读团主办。活动邀请贵州省作家协会李运娥老师主讲。
她说：众所周知，老干妈的企业不上市，任正非的企业也不上市。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上市。说直白点，上市就是为了融资。说难听点就是为了圈钱。
贵州两个著名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圈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贵州人整体的形像。代表的是贵州人勤劳善良、坚强刚毅，刚正不阿的贵州人形像。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还有一位老前辈，李端棻！也是贵州贵阳人。他代表的更是聪明睿智、责任和担当！是他的智慧和无私，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她说：我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基本上是最近我和秦仁智老师合作写的《李端棻与梁启超》，《梁启超与蔡锷》这两本书的内容。
李运娥老师从1833年李端棻出世到.1916年袁世凯“取消帝制“这段时间里中国大地一共发生的大事说起…
从戊戌变法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戊戌变法为什么也叫“百日维新？其中这个“新”字对中国的影响，（新中国，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皆因这个新字而起）。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李端棻首倡主导。是梁启超所写教案。
北京大学走出了陈独秀 李大钊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北京大学也是新文化运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李端棻无儿无女，戊戌变法失败后发配新疆，被特赦后回到贵阳，却仍然是执着地坚持办新学。这到底是为什么？
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蔡锷是朱德的老师。
毛主席和朱德本是两个素不相织的人，为什么能在井岗山胜利会师？并且一直合作到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是什么样的信仰成为了他们合作的纽带？
李运娥老师从今昔对比入手，详细分析了李端棻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所缔造出的英雄的轨迹…
李端棻1833年出生，清朝光绪年间朝廷二品官员，最后他官至一品。他是粱启超的老师，也应该是光绪帝的老师，应该是光绪帝主动认他为老师的。若不是光绪帝主动认他为老师，光绪帝也不会听他的，并且是连自己的皇位都不管不顾地要和他们一起搞“维新变法”！
在李端棻7岁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火烧圆明园的恶性事件己经发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国宝已经被洋人抢走了。太平天国已经揭竿而起了！此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内忧外患“的国家。
当时有很多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的文化文明的古国。为什么今天会落到如此的地步？！一个几千人的队伍，仅仅拿着那些长枪、大炮就敢践踏若大的中国。还敢烧毁你的皇家园林，还要逼你赔款！他们是哪里来的勇气？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等李端棻长大了，也加入了思考这个问题的行列。他一针见血地考虑到是“文化”出了问题，是教育出了问题。
1872年，李端棻出任云南学政（今教育厅长）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在云南开办新式学堂，把云南当作试验田。他没有请示朝廷批准，直接就按自己的思路办。
这就是他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是有责任和有担当的地方。他若是个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人，就没有后来的《请推广学校折》了，就没有后来的京师大学堂，就没有后来的“戊戌变法”！
结果不出他所料，三年之后的新式学校就有出奇的效果。
他当时在云南 贵州和四川交界的那个叫“石门坎”的地方结交了一个外国医生，他才真正的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要不然他在向朝廷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怎么能写得出新办的学校要开办“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格致、军事 、医学、农业等九门学科。
他一个封建社会的仕大夫，读的都是八股文，又怎么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门类学科存在?
当他在云南学政上取得了一些成绩后，就更确定地认识到落后的可怕！就更坚定地认识到我们是文化上出了问题！一个只读八股，考试只能写贴括文章的国家，其它的什么也不懂，连算盘都不会打的这些达官老爷们，他能有个好吗？靠他们能挑起治理好一个国家的重担吗?像这样的国家他还能继续前进吗?
他们现在只是打打你，让你赔点小钱。但时间长了他发现你就跟“黔之驴”一样，只知道干吼几声时，最终的结果就是把你吃掉。
怎么办？怎么办?
这怎么办三个字在李端棻的心中一直蕴酿了二十多年。他知道这套旧的文化体制已经不能胜任已经被人家打到家里来了，烧杀抢掠几十年了，他都无法抵抗，就只知道割地割地，赔款赔款的国家的。光靠割地赔款那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自身的强大那才是硬道理！
不，不！一定要想办法废除旧文化教育体制，创造一个新文化教育体制，让新文化 新体制来挑起拯救民族的担子，要不然亡国就指日可待！他在内心深处无数次地“呐喊”着。
但是要建新文化教育体制谈何容易?那旧文化是"帝王"的“帝王术”。是帝王的 求生之道，旧文化就是为帝王的统治服务的。他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不能分割的。在中国已经存活了两千多年了，改朝换代了无数次，朝代可以更替更改，但这封建帝王的制度不能改，封建文化不能改，也改不了！所以这套文化体系才被历代帝王给沿袭下来了几千年。
再说，有哪个帝王愿意打垮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去配合你去创办什么新文化呢?
难，真的是难，难于上青天。但再难，也要改！我们这代人不站出来改，就没有机会了，等亡国了，你当了亡国奴，你想改还改得了吗？有机会吗？
不，要改，要趁早，趁现在。大不了杀头，大不了殊连九族。如果不改过来，殊连的就不只是九族，而是几万万同胞和无数的子孙后代！
他这颗要改变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这颗根已经深深地扎入了李端棻的心中。
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在很多地方说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后来冒死发动“护国战争”，其根应该就是在李端棻这里。
1889年，李端棻以乡试主考官的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他当时也是用他的思路出了四道考题。结果发现了梁启超这位青年才俊，评论他是以“镕金铸史”的文笔在回答考卷。
他太爱梁启超了，爱得无法释怀，相当于是学问上的“知音”！为了留住梁启超，他把自己的堂妹下嫁给了梁启超。他的堂妹李蕙仙是李朝仪的女儿，李朝仪是李端棻的亲四叔。李朝仪官至京兆尹、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市长。
李端棻为什么要把一个市长的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普通的考生呢?他也是有目的的，他知道他自己将来一定是要改变旧的教学体制的，他需要人才，需要左膀右臂。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后来京师大学堂开学的文案就是梁启超写的。
同时他更清楚，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关键那就是皇权，没有皇权的介入.毫无胜算。
有了屠仁守的推荐，皇上和李端棻就开始走近了，皇上尊称李端棻为“恩师。同时总是与李端棻探讨治国理政的良方。
时间久了，他两无话不谈，胜似“知音”，也没什么禁忌了。
在谈到关键处，李端棻就把他在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话说出来了，他也不管不顾什么了。他说：“皇上， 请恕老臣直言，在大殿上，皇上自诩为‘真龙天子’，大臣们就立马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的!这世上有谁见过真龙?又有谁能活到过万岁?这不就是在睁着眼晴说瞎话吗?是在明目张胆的、大张旗鼓的搞相互欺骗吗?这些说法“实事求是”吗?（注，实事求是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接着说：还有，你皇上和大臣们在朝堂之上就敢相互的欺骗。到了民间，老百姓就更是有样学样，“无奸不商，无毒不丈夫”就更是将骗、奸、毒的行为合法化了。还谁不奸不诈就似乎不符合常理常规的。不光是民众和奸商，就连那些官僚显贵也同样的把无奸不商的奸字文化当成了贪污腐败的“护身符”！这些谬论无处不在。更是把骗奸毒的毒害发挥到了极致!
皇上，当一个国家人人都在算计、人人都在实行骗奸毒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
这是文化出了问题，要改，要改一套全新的文化出来，中国才有救!要不然迟早要亡国。
光绪皇帝是听懂了的，但没作声。李端棻知道皇上没反驳就是默认了，又继续说：“就是一个家庭，男尊女卑!其它的不说，就是一个女人的脚，都得死缠死捆的把它包成“三寸金莲”，这是为什么呀?不捆成三寸金莲就嫁不出去，没人敢要。脚被捆成了残废，体力活还不能少干，连路都走不稳，还要干什么烧饭喂猪洗衣，生孩子的这些事一样都不能少！还不能上桌子吃饭!
皇上，情何以堪呐？那女人们也同样是你的子民啦。皇上，这是文化出现了问题。不改变这种血腥的旧文化，这些受苦的女人们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外国列强不打你打谁呀?
有无奸不商、无毒不丈夫的文化存在，我们就是一盘散沙。它是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的一条毒蛇，很危险的。我们的根已经烂掉了。皇上，从文化教育入手吧，改过来了、我们才有救。皇上，请您做一个千古明君吧。
所以才有后来的 那怕慈禧不允许，光绪皇帝用“定国是诏”的方式也要通过李端棻上奏的《请推广学校折》。
不仅皇帝听懂了.就连当时的举子们也听小懂了…
《公车上书》那年，也就是“甲午中日战争”那年，那些正在京城准备考试的举子们，为了阻止朝廷给日本赔款。集体联名上奏，那些在公车上书上签过字的603名举子，回到各自的家乡、就开始现身说法，抨击旧文化的毒害性。让那些财主绅土们也听懂了,所以在“维新变法"的一百多天当中，他们迅速的响应朝廷的号召，迅速的掏出钱来办新学，这都是公车上书上的603名举子的功劳。他们早几年就在全国宣传要想国家强大，就要废旧学办新学。要不然才一百多天的时间，要想办成那么多的学校，这时间哪儿够？
那些后来时局不管再怎么的动荡，战争不管再怎么的残酷，他们所办的新学一直 毅立不倒。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把新文化的根，新之化的魂深深地扎入了所办的新学校里.所以才有后来的“百年学府”。
不仅是光绪皇帝听懂了，后来连慈禧也听懂了。李端棻是在发配到新疆的途中，被慈禧太后特赦的。并且是慈禧太后也同样是在逃亡的路上特赦的李端棻。只有她痛彻心扉的经历了苦难，经历了毫无尊严的日子，才悟懂了李端棻要变革，要图强，必须要先从文化教育下手的真谛！所以立马特赦了李端棻。
李端棻回到贵阳后，执意还要办新学。他要把他心中构画的蓝图在家乡也要实验成功，付诸实施。于是就有了如今的贵阳学院，贵阳一中等…
当时他已经是68岁高高龄，是劫后余生 ！换了任何人都已被打垮了意志，但他仍然初心不改，非要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他在无钱无粮无财的情况之下，组织社会力量、一办就是三所。他无儿无女，究竟是为了谁?还不就是为了像我们这样的这些子孙们吗？为了我们不再受外虏欺压，能挺直了腰杆的做人，为了中华民族能够毅立于世界之林。所以他拼了。
于是，他毅然绝然地向朝廷递上了一份《请推广学校折》奏折。
这份奏折中讲到了要创办新式学校。学校的课程中要设立数学，物理.化学，格致，医学，军事，地理 天文等。并且还要建“藏书楼”！从这个要建藏书楼来看，他并没有想把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他建议还是要传承下去的。
所以才有要建藏书楼的建议。蔵书楼就是图书馆。而毛泽东主席恰恰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工作了两年，受益匪浅！
这份奏折的问世，是把古文言文，八股文和科举制度彻底划断划开，并建议立马创建新式学堂教育新的青年才俊。
现在的北京大学就是在这份奏折的影响之下诞生的。
而上这个折子的人就是我们的贵阳人士李端棻。
如果我们没有这份《请推广学校折》.如果没有“维新变法”，如果没有在“维新变法”的这一百零三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地上诞生的这些如京师大学堂，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这些大学，这些大学现在是“百年学府。
这些学府在这一百多年中，为中国培养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高端型科技人才，国家的栋梁之才。能有我们今天的航天科技，互联网科技，嫦娥奔月吗？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封建王朝，皇权的统治之下，还在摇头晃脑地读文言文.写八股文章，能有今天的盛世中国吗?
是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这篇奏折，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是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里程碑!
戊戌变法中点燃了一把“维新”的火种，彻底的烧灭了腐朽的旧文化，创建了新文化，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受益于“新文化“。
这个受益点还是从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开始的！
如果我们还是存活在旧的教育体制中、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不说，恐怕早就亡国了。
所以戊戌变法是成功的.戊戌变法的爱国思想，爱国热情一直影响到了我们的今天。
有人说戊戌变法是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他们搞的。对！是他们搞的，但总指挥和总设计师是李端棻，李端棻当时是朝延二品官员，没有李端棻二品官员的这个身份，康，梁他们是接触不到光绪皇上的。更谈不上搞什么“维新变法”的事。戊戌变法是以光绪皇帝牵头才开始的，没有光绪皇帝的介入和牵头，别说搞一百天、就是一天都搞不成。
光绪皇帝为什么要介入?为什么要牵这个头?
因为他读懂了《请推广学校折》上面的内容，有高度的认同感。他也认同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即是文化的贫穷，文化的落后。落后了就挨打。
戊戌变法失败了,李端棻被发配新疆，梁启超 康有为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戊戌变法的爱国热情和维新精神，让我们至今还受益匪浅。
李端棻发配新疆又被特赦回到贵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办新式学堂。
现在的贵阳学院，贵阳一中，就是他老人家筹借社会财力所创办，在他老人家的内心世界里.头可断，血可流，新式学堂还是要办。
今天贵阳的这些学校就是最好的见证。
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创办了《新民丛报》，新民丛报邮发国内，唤醒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培养了无数的爱国青年的救国热情，其中有文运昌和他的表弟毛泽东。
李朝仪既培养了李端棻，同时也培养出了梁启超。
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贵阳人陈夔龙。也就职于京兆尹任上，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抢了皇宫，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就是当时的京兆尹陈夔龙护驾的。
李朝仪的墓地在永乐乡，4年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来到贵阳，我们一起去看望李朝仪墓地时，他当即作了两句诗：
“北京老市长，长眠在永乐”表达了北大人对这位老市长的崇敬！
梁启超是李端棻任广东主考官时发现的人才，时年梁启超才16岁。才华卓越超群，他们的当即定为“师生“关系。为了挽留和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还将其堂妹李蕙仙，也就是李朝仪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并引荐梁启超给光绪皇帝，梁启超也不负所望。首先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又引领了“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东走日本，在日本以一己之力创刊“新民丛报”，“中华民族”四个字是他所创。他的这四个字一出，把中国战乱纷飞的多民族的心一下子聚拢到了一起。
让大家顿时有一个共同的家的感觉。“中华民族”这四个字是中国人民凝心聚力聚魂拢魄的存在。
1894年的“公车上书”活动，梁启超认识了谭嗣同。谭嗣同是湖南巡府的儿子。那年谭嗣同邀请梁启超到湖南长沙的“时务学堂”任教，他们俩教出了两位共同的学生。
一位是蔡锷，一位是杨昌济。
后来杨昌济又教出了我们的伟人毛泽东！
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又是梁启超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指引的前进方向。只有培养好了少年，才是救国之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带着他的第二个弟子“蒋百里”去往欧洲考察，准备写一本关于欧洲文化的书。蒋百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的高才生。以考试成绩第一获得毕业证，蔡锷获得第二的成绩毕业。日本当时流传的“士官三杰”都是中国人，其中两位就是梁启超的弟子。蒋百里本人的名声并不大，但他的女婿“钱学森”我们是人人皆知。钱学森是他女儿蒋英的丈夫。钱学森的爱国精神和爱国热情也应该是从他们的“祖师爷”那里传承的吧！
梁启超当时在欧洲时正在开“巴黎和会”，德国是战败国，我们是战胜国。英、法、美力求主张把我们的青岛胶州湾转给日本。梁启超发现这一问题后，觉得很严重！立马发电报给好友 林长民，要他在北洋政府方面发力，阻止参加和会的代表在和会协议上签字。林长民立即告诉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又立马告诉了鲁迅。所以“爱国运动”为主题的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暴发了！
后来，当梁启超发现了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后，立马和他的弟子蔡锷发动了一场护国战争。以阻止袭世凯称帝为目的。
他们为何要冒着生死、赌上全家人的生命而去坚决地阻止帝制的死灰复燃呢?
他们为什么那么的痛恨帝制呢?
还是前面所讲到的“天子之说”。就是皇上骗大臣，大臣骗皇上的那些说辞，那是贻害中华民族的万恶之源。所以冒死也要阻止！不是说你想阻止就能阻止得了的，那是要实力来说话的。当时的实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悬殊呢？蔡锷这边，只有云南讲武堂的八千多新军。这些新军中就有我们的后来成为开国元勋的朱德、叶剑英两位元帅。
而袁世凯那边呢？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练了二十多年，那黎元洪、段祺瑞、曹锟等一大批新军高级将领都是他的学生。随便拉出来一个就是统领几万几十万兵的统领。你才八千多人，无意于以卵击石。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义面前，他们选择了以身殉国！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也是邪不胜正，袁世凯在前线的士兵全体倒戈！立马对着干！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
这些战士是边看着梁启超的《新民从报》边长大的孩子。帝制中的“天子之说”就是你骗我我骗你的把戏。那无奸不商，无毒不丈夫和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他们痛恨致极的东西，他们是万万的不能让他们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谁想倒行逆施，谁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扳到他！所以全体将士就“阵前倒戈”！所以袁世凯只当了八十几天的皇帝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没有帝制的中国，才走向了今天空前的繁荣富强。
《贵州省委书记讲话中提到的这十个贵州人，都值得铭记！》
2024年2月21日，在第十一届天下贵州人年度盛典开幕式上，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出席并作了长达15分钟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的10个贵州人，正是天下贵州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铭记。（明清的贵州人，只有丁宝桢和李端棻）
邓恩铭
邓恩铭（1901年1月-1931年4月5日），又名恩明，字仲尧，水族，贵州荔波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后又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亲切接见。1925年2月，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和战友们被押到济南市纬八路刑场，慷慨就义，时年30岁。
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王若飞
王若飞（1896年10月～1946年4月8日），幼年原名大伦，小名运笙（运生）、荫生，号继仁，曾用名王度、雷音，参加革命深入敌后化名黄敬斋，出生于贵州安顺。
青年时代，王若飞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运动。1922年6月，王若飞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1923年由法国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苏党委省农委书记，并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飞机回延安，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终年50岁。
2009年，王若飞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周逸群
周逸群（1896年—1931年5月），字立凤，祖籍湖北省蒲圻县，出生于贵州省铜仁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宣传家、活动家，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早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三大革命根据地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者之一。1931年5月，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35岁。
2009年9月14日，周逸群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欧阳自远
欧阳自远（1935.10.9 —），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国际院士联合体第一主席等。
欧阳自远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1960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矿床学研究生毕业，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局局长、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
欧阳自远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天体化学、比较行星学、地外物体撞击地球诱发生态环境灾变与生物灭绝等研究，其学术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与一等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
龙永图
龙永图，1943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湖南攸县。在贵州贵阳长大。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曾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英文系，1973年至1974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主修国际经济学。之后长期从事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工作。曾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78-198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纽约总部工作（1980-1985），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朝鲜副代表（1985-1986）。1986-1991年担任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1994年被任命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助理，1997年被任命为副部长。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龙永图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龙永图主编了“全球化·世贸组织·中国系列丛书”。2003年1月，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在东京选举龙永图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杜富国
杜富国，1991年12月3日生，男，汉族，贵州省湄潭县兴隆镇太平村人，2010年12月入伍，2016年11月入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士。现任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一级上士。
2018年10月11日下午，在执行扫雷任务时突遇爆炸，杜富国为保护战友，而失去了双手双眼。11月18日，杜富国被授予一等功一次；12月20日，被评为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2019年2月18日，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同年5月16日，荣获全国自强模范；同年5月22日，中央宣传部授予杜富国“时代楷模”称号；同年7月31日，中央领导授予杜富国“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同年9月25日，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2022年7月27日，荣获“八一勋章”。
丁宝桢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祖籍江西临川，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大臣，盐业改革者。
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任山东巡抚期间，两治黄河水患，创办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成立尚志书院和山东首家官书局。任四川总督十年间，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办洋务抵御外侮，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
丁宝桢为官生涯中，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光绪十二年（1886年），丁宝桢去世，享年66岁。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李端棻
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园，贵州省贵阳市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
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同治元年（186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后赦归，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归故里，逝后葬于贵阳市永乐乡。
任正非
任正非，男，汉族，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祖籍浙江省浦江县，毕业于重庆大学，中国企业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创始人兼总裁。
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CEO。任正非凭借着过人的胆识、远见和不懈的努力，创立了华为这一世界级企业。他对华为及中国的特殊贡献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作为中国科技产业的瑰宝和全球商业领域的传奇人物，任正非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陶华碧
陶华碧，女，汉族，1947年1月出生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老干妈麻辣酱创始人。
陶华碧是一位山区农妇，通过卖辣酱成为了贵州首富。她坚持不上市、不融资、用味道征服消费者，将几块钱的辣椒酱卖到世界各地。她通过自制辣酱和独特的口味，以及稳定的价格定位和铺货能力，成功打造了老干妈品牌。陶华碧以情感维系员工，关心员工的生活，通过情感管理保持了公司的稳定发展。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老干妈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陶华碧不得不重新出山，通过整顿公司内部管理，恢复了老干妈的味道。尽管市场已经出现了其他辣酱品牌，但老干妈仍然是一段传奇，代表着无数人对家乡味道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