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高校新生陆续入学；9月10日，在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高校及其名师备受关注。
广义上的贵州人倡导或创办了一系列大学，李端棻是北京大学首倡者，张之洞创办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前身，严修曾任贵州学政返津后创办南开大学，王伯群创办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夏同龢创办中山大学前身，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谢六逸，创设复旦大学新闻系……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刑部一切如常，据当时任刑部主事的唐烜日记记载，这一天“晴，早阴，入署”，似乎没有什么事。但这对刑部各级职员来说寻常的一天，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日子”——就在这一天，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将自己一份奏折递交给了朝廷，“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广设学校、报馆。”
这就是影响巨大、奠定中国近代教育学制基础的《请推广学校折》。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李端棻认为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是当务之急。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清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正式创立。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更被后世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李端棻是贵州贵阳人，另一位中国近代教育先驱、晚清名臣张之洞，也出生于贵阳。清同治二年（1863），李端棻和张之洞双双考中癸亥恩科进士，张之洞荣膺一甲三名（探花），李端棻也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二人在翰林院同事三年，志趣相投。除了是同乡、同年、政界中的同道之人外，两人在创办新式学堂的问题上，还同样是一把好手。
张之洞在担任湖广总督和署理两江总督期间，在其本人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而他在南京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则是今天南京大学的前身。
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变法前两天，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9日）清晨，贵州人夏同龢来到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两天后，光绪皇帝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拉开帷幕。变法没有影响科举的既定程序，6月12日，所有的贡士们齐集东长安门外，光绪皇帝御笔钦点夏同龢为戊戌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夏同龢成为贵州千年科举史上出现的第二位文状元，也是贵州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夏同龢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1904年春，他自费前往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留学。带着法政救国的理想，1905年夏同龢回国，创办广东法政学堂，夏同龢出任监督（校长），这使广东官立法政学堂成为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的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如今中山大学前身之一。
这是一所专门为广东培养新式官吏的学堂，学生由需要进行近代法政思想培训的在职官吏和有意谋求官职的已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组成。1906至1912年间，夏同龢担任监督6年，聘用大批留学归国人员担任教员，这些人大多是同盟会员，为学员带来了近代法政理念和革命思想。从清末到民国，法政学堂对广东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广东近代法政的发源地，法政学堂所在街道因此更名为“法政路”。
20世纪20年代，又一位创办知名高校的贵州人出现。他是王伯群。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1924年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组成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迁校躲避战火，后又解除联合，各自恢复原校名。大夏大学迁至贵州贵阳后，再迁贵州赤水。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才回迁上海。作为抗战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高校，贵州的许多地方志书里都留有大夏大学的身影。
而和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的复旦大学，其桃李天下、影响巨大的新闻系（今新闻学院），也是由贵州人创办——谢六逸，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作家、翻译家。1926年受聘担任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后来创设复旦大学新闻系并任主任，成为全国大学设新闻系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