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世界酒博物馆：展示超4000家中外知名酒品，发起最大规模酒类展示，挑战吉尼斯记录》

               B 《北大之父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倡者、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堪比庐陵的教育家、贵州新学领路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云南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刑部侍郎、仓场侍郎、礼部尚书等职。

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免返乡的李端棻已68岁。1903年4月25日的天津《大公报》载：“又云闻原任仓场侍郎李端棻，因戊戌被谴，现已回原籍，介然一身，清苦异常，并闻前曾函致其各门生之爲京官者，恳集资助之言，颇凄楚云。”回到家乡的李端棻已是一无所有，生活清苦。但他依然有很高的声望，不仅得到地方民众的景仰，更得到地方官员、士绅的敬重。他主讲经世学堂，撰写《普通学说》，领导地方士绅创办新式学堂，壮心不已。他是坚定的维新者，以宣传新思想、推动维新变革为己任，屡挫屡行。在去世前不久还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去信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毕其一生之力。从1901年返乡到1907年辞世，李端棻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是贵州新学领路人。

主讲经世学堂　传播新学开民智

1901年，刚回到贵州的李端棻立即得到时任贵州巡抚邓华熙的关照，力聘他出任具有维新传统的经世学堂山长。经世学堂的开办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在全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贵州学政严修率先改革学古书院，中学西学并重，增设了算学、英语等课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将学古书院改称经世学堂，增设了全新的格致课目（物理与化学）、《中西算学大成》《微积须知》《形学备旨》（几何）《八线备旨》（三角），以及《万国公法》《读西学书法》《盛世危言》《海国图志》等，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端棻主讲经世学堂，淡泊名利的他拒绝了“山长”的头衔。他仍坚持自己的维新主张，以“开通风气、推行新学”为己任。他的教学是全新的近代思想、人文教育，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讲课之余，他在王家巷私宅召集学生讲学，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此时的贵州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对外界的维新浪潮知之甚少，难以理解维新思想。李端棻的行为不被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理解，贵阳街头开始出现攻击诽谤他的诗，“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虽然推进新学困难重重，李端棻仍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他作诗言志，指出“政策群谋胜独谋”，慨叹“千年压制少人知”“奴隶心肠成习惯”，表达自己坚定不移传播近代思想、推进近代教育的决心，“山有愚公定可移”。

守旧者们的声音掩盖了李端棻发出的新思想的声音，他们用各种方法阻止李端棻继续传播和推行新学。不到一年，李端棻辞去了经世学堂讲习之职。但他仍初心不改，活跃在贵州的政治、教育舞台之上，期待贵州后辈英才崛起，他日能得睹现代文明之实现。李端棻作有一联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

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撰写《普通学说》　启蒙贵州学子

贵州地处偏远，推广新学困难重重，但李端棻注意到多数家乡士子并非不想学习新学，只是因道路阻隔、信息闭塞，没有获取新学的途径，从而导致“人民知识之程度最低，学者多不知‘普通’为何？遑论其他乎？”他认为普通学是新学的基础，因此决定撰写一部向贵州民众普及普通学说课程的书籍，“竭其所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以此培养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撰写的经世学堂讲稿，全书约一万字。在《普通学说》中，他指出，普通学是“为学之最初一步”，是学习新学的基础。李端棻认为要进行维新启蒙，首要工作在于怎样定课程，“起点如何定课程”。《普通学说》列举了普通学的16门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历史、地文、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法制、经济、伦理”。学好普通学后才能学习专门课程，“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而高”。他介绍了一些学好普通学之后学习的课程，“如哲学、宗教、心理，国家社会或未普及于学校。至如农工与商，又为实业之学，其本亦在博物、理化、经济之中。自此之外悉为专门之学，实业与专门皆普通学成后之一步，故不繁列”。

值得注意的是，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取消了经学，因为他认为经学作为“穷理之学”，非此时国家所急需。他在《普通学说》中指出读书分两种：“一救时，一穷理。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探其未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穷理”的目的是要胜于人，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但当今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时，所急需的是能够赶上他人的“救时之学”，“断不可缓，亦不可少”，而“穷理之学”并非此时国家所急需。

不设经学课程，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是极其激进的。即便京师大学堂，乃至遍设各地的各种新式学堂，经学都是基本课程。陈寅恪先生认为清光绪朝的维新运动，维新人士可分为激进和稳健两派，李端棻属激进派，而陈宝箴属稳健派。 

《普通学说》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创办新式学堂　引领贵州教育近代化

李端棻是最早正式向朝廷提出系统变革近代学制之人，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他建议：“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省、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省学选诸生二十五年以下者入学……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这推动清政府“有意引入近代学校制度，建立全国规模的从小学堂到大学堂的近代学校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变革的基石。

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最早由国家正式颁布的学制章程，但未能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得以施行，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癸卯学制》的推行，直接导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中国教育实现了“从传统精英政治教育转向近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和专业教育”。

回到贵州的李端棻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李端棻支持于德楷、乐嘉藻、李端楘、李裕增等发起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据《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学规》，学堂的课程包括“东文、物理（即格致）、化学、博物学（动物、植物、矿物）、万国历史、中国历史、万国地理、中国地理、地文学（兼天文）、生理学（即全体）、算术、代数、几何、法制学大要、国家学大要、经济学大要、国际公法大要（即交涉）、教育学、体操术、图画学、课外讲演”等。学堂教材皆经日本编订，聘任日本教习。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正式开学。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品行、读经讲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等十二门”，采用的教科书是其他省份编印的教科书或用教员自编的讲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举办三期后停办，前公立师范学堂学生、李端棻之养子李葆忠与同学李德晖、孙济宽、尹克襄、李良佺等，一起创办贵阳自励中学堂。李端棻一如既往支持新学堂的创办，欣然应允担任国文教授。学堂各学科仍聘前师范学堂教员，其中包括日本教员。

筹备贵州教育总会　普及贵州新学教育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同年夏，贵州学务处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继而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贵州人张朋园认为，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幸得学政严修主持创办经世学堂于先（光绪二十二年），乡绅李端棻广设学堂于后（光绪三十一、二年），思想渐次输入，人才始起”。据张羽琼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850所，其中，小学781所，中学15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31所，实业学堂13所，高等学堂10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辞世。临终前数月，虽已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临终前一日，他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并把自己一生的微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