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李端棻与他的朋友圈》
2024年9月8日（星期天）下午2：30分，94期观山诗会名家讲坛主题：《李端棻与他的朋友圈》在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景怡苑早晚读书•絃歌书院举行！
78岁的周恩筑夫妇一行2点钟就到了书院。先到的人在此先看了《永乐大典》，听周恩筑讲解…3点，秦仁智院长主题演讲了《李端棻与他的朋友圈》…
这次活动由早晚读书·絃歌书院、民建贵州省委文化旅游委员会 、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 、“声音的行者”乐读团主办的第94期观山诗会名家讲坛《李端棻和他的朋友圈》，由秦仁智院长主讲…
来自社会各界不同行业的数十名诗友及专家教授学者齐聚书院，共同深入探讨“李端棻文化”。
这次讲座由贵州端棻研究院院长、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贵阳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秦仁智先生主讲。
秦仁智院长说，“李端棻文化”是以贵州人李端棻、贵州女婿梁启超的名字命名的一种优质文化；是近代中国的优质文化，也是多彩贵州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是爱国、进取、改革、创新。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廿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推动“李端棻文化”研究走深走实，为新质生产力添彩。
力争做好“李端棻文化”宣讲进社区 入校园 到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是学习贯彻党的廿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根本要求，也是培养高质量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大力弘扬李端棻的改革创新意识。
大力促进“李端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乡村振兴助力，为新质生产力增辉。
他详细介绍了李端棻的卓越贡献及李端棻的朋友圈：皇后 皇帝父子 李朝仪 李蕙仙 翁同龢 张之洞 陈夔龙 梁启超 康有为 严修 姚华 赵以炯 朱启钤…李端棻还大力推荐了一批维新人物，除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严修、熊希龄、 唐才常、狄葆贤、徐勤、欧榘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人…这批人在戊戌变法乃至后来历史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足见其鉴人上的过人之处并十分了得。他的识人之明更有趣事可探。
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直接策划者和领袖人物…
梁启超不仅是李端棻的堂妹夫，也是他的学生和战友；梁启超是蔡锷的老师，蔡锷也是朱德的老师。朱德元帅曾说过，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他们都是湖南人。在我参加革命前，蔡锷是我的老师，参加革命后，毛主席是我的老师。
发配新疆的李端棻被慈禧“特赦”回筑后，不改初心，励志办学……今贵阳一中，贵阳学院，就是铁的佐证！
梁启超为了阻止袁世凯复辟称帝，和弟子蔡锷及蔡锷的学生朱德等一起发动了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扫除了前进中的障碍！
没有帝制的中国，走向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才有今天盛世中国。
为着力颂扬李端棻和梁启超为中国近代史和创建新文化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奉还他们本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历史的尊重！子孙后代的尊重！同时打造出一张崭新的文化名片，展现贵州的人文风采！这是端超集团办企业的初衷。让其成为贵州的又一文化品牌。传承后代，影响世界，
以一个文化见证贵州发展、让一个文化更进一步发展贵州！
诺贝尔和诺贝尔奖人人皆知，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李端棻？其实，李端棻是真正从封建走向现代的跨时代人物，是《新学》的代表人物。这在中国 在贵州 在贵阳并不多，历史人物出现在《李端棻与梁启超》《梁启超与蔡锷》的小说上，是妥妥的一件好事，值得一赞。
因为，贵阳人李端棻与诺贝尔均是无儿无女。他们的宗旨都是为人民谋福利、谋幸福。
更应该知道：剪断中国一千多年旧教育体制这根弦的第一人是李端棻！
推动中国科举制度终结的第一人是李端棻！
首先倡议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人是李端棻！
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并将此作为国家文件下发，全国推广的第一人还是李端棻。
1833年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的清末礼部尚书 李端棻，在1872年出任云南学政(教育厅长)时，整顿文化教育风生水起。
1889年出任广东主考官时发现梁启超，并将自己的堂妹妹李蕙仙下嫁给梁启超，让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不仅仅是师生，郎舅，更是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
李端棻以‘帝师’的身份和帝师的责任对光绪帝因势利导，旁敲侧击地对光绪进行开导和心理疏通，使之醒悟并付诸行动。意识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已经不能再适应新形势下新国情的发展和进程了。
光绪是听懂了的，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挣扎了好几年。李端棻以超人的智慧和胆量，详细地剖析旧的科举取士录用的人才是，只要读好八股文，写好贴括就能升官发财，其它的不重要，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国家吗？
光绪心领神会，下诏废除八股文，后改用“白话文”，就是现在的“小说”。之后，再次下诣废除了“科举制度”，又向全国通令，凡到京师大学堂就读的学生，可享受官级和生活费。这是一个多么成功的进步！
光绪皇帝在李端棻的引导下完成了。为在全国推广学校铺平了道路，杜绝了反对势力死灰复燃，减少了对新生事物扼杀的机率。
刚开始光绪还是不敢，李端棻苦口婆心对他说:“只要朝廷宣布废除科举取士，下面的人学习的方向就变了，我们再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学习新文化，新知识(当时就有九门课程)，形成新的思想，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就有无数的可用之才，再兴办农业、工业、国防、医学等，中国何愁不强大？！
光绪皇帝全部采纳了李端棻的建议，以国家发文公开《请推广学校折》，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县办小学、市办中学、省办大学)。
从《公车上书》到《戊戌维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活动均与李端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在李端棻首倡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曾在这里研究、学习“新学”，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诺贝尔和诺贝尔奖家喻户晓。而贵阳人李端棻在贵阳 在贵州 在全国 却知之甚少……究其原因，大家共找，我们一起来探讨 探讨，吃水不忘挖井人。
为此，宏扬贵阳人李端棻爱国 爱民 爱家乡、不屈不挠的拼博精神。让人人读书、家家受益。以北大 贵大 贵阳学院 贵阳一中为样板，全身心致力和倡导大办学校，首倡现代教育改革制度，提高全民素质，达到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目的。传承李端棻精神、展示贵州历史人文风彩，使人们感受贵州历代先人自强不息，敢为天下先的豪情壮志。
感恩他为教育兴国、科技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要永远牢记他-贵阳人李端棻！
李端棻一生“邃密群科济世穷”，一生为了真理，为了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当为他们献上感恩的心。
光绪皇帝 李端棻 梁启超 康有为代表新兴集团，对于终结旧的文化教育体制垄断意义重大，这可以说至今仍然是史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
新观念 新方法 新史学进入具体的研究课题并不是一刀切式，往往时空差异巨大。
对于旧教育体制的批判，是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而这从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和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开始，到“五四”以后，已经演变成史学领域的政治正确…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原二级巡视员郑传楼先生、文化学者、《永乐大典》收藏者周恩筑先生、作家李运娥女士、文化学者、策划专家、中道弘毅CEO，阳明研究院院长，中央教科所教育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浙江大学兼职教授谌卫军先生、名人文化传承人陈祖伟先生等二十多位专家教授学者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并踊跃发言…
李运娥老师、郑传楼书记对这次《李端棻和他的朋友圈》讲座进行了点评…
郑传楼书记说，这次活动没有来听的，是一个大损失…贵州的先贤尹珍，李端棻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
跟对的人 读对的书 做对的事…
贵阳学院刘小麟云：谢谢秦院长，您是李端棻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是端棻文化和精神的传播和推广大使，您的文章和讲座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和认识李端棻这个伟大的贵阳人！向您致敬[呲牙][呲牙][呲牙][玫瑰][玫瑰][玫瑰]
杭州阳明研究院院长（会长）谌卫军曰：感谢弦歌书院院长张超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读书会，听了周老的讲话、秦院长的讲座和李老师的故事，十分感动！
李端棻是中国近代教育之父，他在做刑部左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时就上了一道奏折《请推广学校折》。
这份奏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以建立新式学堂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方案，在北京大学校史乃至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建议做两个方面的拓展研究：
纵向上与王阳明心学一脉相承。他身上也有王阳明的影子，致良知精神在鼓舞着他，激励着他。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横向上与福泽谕吉比较，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面值最大的日元头像，他研究人类文明，提出“脱亚入欧”，办学校办报纸，与李端棻一样都是睁眼看世界的人，都是教育立国文化立国的倡导者践行者，比较研究可以确立李端棻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从而打造李端棻文化IP，带动文化、教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付洪林 (啟鸿) 曰：昨日下午，应贵州省李端棻研究院院长秦仁智先生邀请，到金阳“絃歌书院听他的讲座，嘉宾有来自杭州、湖北等地专家学者参加!
李邑飞的秘书贺笃照院长云：读后感觉李端棻在中国近代史，古老中国转型，封建社会终结，功不可没。
《北大之父李端棻》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人。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倡者、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堪比庐陵的教育家、贵州新学领路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云南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刑部侍郎、仓场侍郎、礼部尚书等职。
光绪二十七年（1901），赦免返乡的李端棻已68岁。1903年4月25日的天津《大公报》载：“又云闻原任仓场侍郎李端棻，因戊戌被谴，现已回原籍，介然一身，清苦异常，并闻前曾函致其各门生之爲京官者，恳集资助之言，颇凄楚云。”回到家乡的李端棻已是一无所有，生活清苦。但他依然有很高的声望，不仅得到地方民众的景仰，更得到地方官员、士绅的敬重。他主讲经世学堂，撰写《普通学说》，领导地方士绅创办新式学堂，壮心不已。他是坚定的维新者，以宣传新思想、推动维新变革为己任，屡挫屡行。在去世前不久还给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去信说：“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毕其一生之力。从1901年返乡到1907年辞世，李端棻在生命的最后六年，为宣扬新学、推行新式教育积极奔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是贵州新学领路人。
主讲经世学堂 传播新学开民智
1901年，刚回到贵州的李端棻立即得到时任贵州巡抚邓华熙的关照，力聘他出任具有维新传统的经世学堂山长。经世学堂的开办可追溯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在全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贵州学政严修率先改革学古书院，中学西学并重，增设了算学、英语等课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将学古书院改称经世学堂，增设了全新的格致课目（物理与化学）、《中西算学大成》《微积须知》《形学备旨》（几何）《八线备旨》（三角），以及《万国公法》《读西学书法》《盛世危言》《海国图志》等，是贵州第一所新式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端棻主讲经世学堂，淡泊名利的他拒绝了“山长”的头衔。他仍坚持自己的维新主张，以“开通风气、推行新学”为己任。他的教学是全新的近代思想、人文教育，月课以培根、卢梭诸学说命题。讲课之余，他在王家巷私宅召集学生讲学，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此时的贵州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对外界的维新浪潮知之甚少，难以理解维新思想。李端棻的行为不被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理解，贵阳街头开始出现攻击诽谤他的诗，“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虽然推进新学困难重重，李端棻仍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他作诗言志，指出“政策群谋胜独谋”，慨叹“千年压制少人知”“奴隶心肠成习惯”，表达自己坚定不移传播近代思想、推进近代教育的决心，“山有愚公定可移”。
守旧者们的声音掩盖了李端棻发出的新思想的声音，他们用各种方法阻止李端棻继续传播和推行新学。不到一年，李端棻辞去了经世学堂讲习之职。但他仍初心不改，活跃在贵州的政治、教育舞台之上，期待贵州后辈英才崛起，他日能得睹现代文明之实现。李端棻作有一联表达自己的这一愿望：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
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撰写《普通学说》 启蒙贵州学子
贵州地处偏远，推广新学困难重重，但李端棻注意到多数家乡士子并非不想学习新学，只是因道路阻隔、信息闭塞，没有获取新学的途径，从而导致“人民知识之程度最低，学者多不知‘普通’为何？遑论其他乎？”他认为普通学是新学的基础，因此决定撰写一部向贵州民众普及普通学说课程的书籍，“竭其所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以此培养出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撰写的经世学堂讲稿，全书约一万字。在《普通学说》中，他指出，普通学是“为学之最初一步”，是学习新学的基础。李端棻认为要进行维新启蒙，首要工作在于怎样定课程，“起点如何定课程”。《普通学说》列举了普通学的16门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历史、地文、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法制、经济、伦理”。学好普通学后才能学习专门课程，“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而高”。他介绍了一些学好普通学之后学习的课程，“如哲学、宗教、心理，国家社会或未普及于学校。至如农工与商，又为实业之学，其本亦在博物、理化、经济之中。自此之外悉为专门之学，实业与专门皆普通学成后之一步，故不繁列”。
值得注意的是，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取消了经学，因为他认为经学作为“穷理之学”，非此时国家所急需。他在《普通学说》中指出读书分两种：“一救时，一穷理。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探其未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穷理”的目的是要胜于人，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但当今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时，所急需的是能够赶上他人的“救时之学”，“断不可缓，亦不可少”，而“穷理之学”并非此时国家所急需。
不设经学课程，在当时的中国来讲，是极其激进的。即便京师大学堂，乃至遍设各地的各种新式学堂，经学都是基本课程。陈寅恪先生认为清光绪朝的维新运动，维新人士可分为激进和稳健两派，李端棻属激进派，而陈宝箴属稳健派。
《普通学说》是贵州近代教育的奠基之作，“对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及其本土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创办新式学堂 引领贵州教育近代化
李端棻是最早正式向朝廷提出系统变革近代学制之人，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他建议：“自京师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省、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省学选诸生二十五年以下者入学……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这推动清政府“有意引入近代学校制度，建立全国规模的从小学堂到大学堂的近代学校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学制变革的基石。
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最早由国家正式颁布的学制章程，但未能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得以施行，即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癸卯学制》的推行，直接导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中国教育实现了“从传统精英政治教育转向近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和专业教育”。
回到贵州的李端棻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李端棻支持于德楷、乐嘉藻、李端楘、李裕增等发起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据《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学规》，学堂的课程包括“东文、物理（即格致）、化学、博物学（动物、植物、矿物）、万国历史、中国历史、万国地理、中国地理、地文学（兼天文）、生理学（即全体）、算术、代数、几何、法制学大要、国家学大要、经济学大要、国际公法大要（即交涉）、教育学、体操术、图画学、课外讲演”等。学堂教材皆经日本编订，聘任日本教习。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端棻与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正式开学。因为所招学生并不限于贵阳一府之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品行、读经讲经、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等十二门”，采用的教科书是其他省份编印的教科书或用教员自编的讲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举办三期后停办，前公立师范学堂学生、李端棻之养子李葆忠与同学李德晖、孙济宽、尹克襄、李良佺等，一起创办贵阳自励中学堂。李端棻一如既往支持新学堂的创办，欣然应允担任国文教授。学堂各学科仍聘前师范学堂教员，其中包括日本教员。
筹备贵州教育总会 普及贵州新学教育
光绪三十二年（1906），贵州学务处设立。同年夏，贵州学务处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聘李端棻、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等人为议绅。继而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贵州人张朋园认为，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幸得学政严修主持创办经世学堂于先（光绪二十二年），乡绅李端棻广设学堂于后（光绪三十一、二年），思想渐次输入，人才始起”。据张羽琼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850所，其中，小学781所，中学15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31所，实业学堂13所，高等学堂10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辞世。临终前数月，虽已年逾古稀、步履维艰，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堂。临终前一日，他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并把自己一生的微薄积蓄全部捐了出来。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及其临殁前日，犹谆嘱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又念尚节堂为风化所关，亦令子弟措资捐助。其系心公益，谊笃桑梓，乡人士至今犹称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