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佛佑老师曰：

这是被埋没近百年的贵州遵义先贤，现应大力宣传。国内，贵州，只有老朽写过此拙文。

《民初三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毛邦伟及其著作《中国教育史》述略》

（贵州文史馆  谭佛佑）

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刊发了时在北京女师大任教的鲁迅先生的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讲述了“我的一位前辈先生‘M’”。

即是后来又在有关文章提到当时的女师大“校长M先生”，将“剪短发”的学生“许小姐”勒令退学之事。

其实鲁迅先生的小说，就是取材于当时女师大的“真人真事”。文中“许小姐”，即指鲁迅先生的同乡许羡苏，且由鲁迅先生作“保证人”进入女师大就学。“校长M先生”，当然毫无疑问是指校长毛邦伟。

此次“剪发”事件，据后来被“斥退”的许羡苏回忆：“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

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树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则因此写了篇《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的校长毛邦伟。”就此事件，从中国“五四”时期的时代潮流，人生精神文明的价值取向，当时或后世，人们自有其见仁见智的不同认识与评价。

然而从当时教育办学的实际情况看，校长毛邦伟，恐怕也有诸多“说不清、道不白”的“苦衷”，或几许难以解脱的“责任”与“无奈”。

试看，早在民国五年（1916年）9月，教育部就通令全国各地女学，严定五条“惩戒规则”，其中两条为：

“一、不准剪发，违者斥退；

二、不准缠足，违者斥退；……”

如果学较不执行，而要“罪及校长”。

因此，有关许羡苏的“剪发”事，学校的教师鲁迅先生，在与校长毛邦伟“疏通”无果后，选择抗议“辞职”，而作为一校之长的毛邦伟，又岂敢“抗旨”而不遵“部令”？

历史就是如此的“奇异”与“凝重”，个中的是是非非，利弊得失，岂能由“权势”的一根“墨线”弹出“楚河汉界”？

而也只能由读史者根据自身的认识感受，去作自我的“诠释”吧！

校长毛邦伟何许人也？现可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同学录”中知其大略。该“录”首页印有“前任校长毛邦伟先生之遗像”和“生平简介”。

其文曰：“先生字子龙，贵州人，曾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于民八、民十、民十六三任本校校长。均值政局紊乱，校务停顿，而先生肯毅然负此重任，使颠簸困顿之学校，得有今日，皆先生之功也！惟先生已于民国十七年因劳逝世，未能常庇斯校。兹者拜展遗容，不尽怆然！”

毛邦伟既是贵州人，考民国之《贵州通志·人物志》和现代新编的《人物志》，对能“三任”北京女师大校长的“人物”，皆未有立传。

唯有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津门严修在任贵州学政时，将学古书院改制（后称经世学堂），面向全省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四十名生员，毛邦伟名列其中。

在书院，中学、西学兼修，可谓学贯中西。

毛邦伟系遵义籍生员，可以肯定，此前在遵义已取得“秀才”资格。光绪二十七年（公它1901年）辛丑科贵州乡试中举人。次年壬寅科“春闱”会试，贵州举子中进士者，有杨兆麟、陈国祥等十一人，未著毛邦伟名录。

毛邦伟是否参与此科会试，不得而知。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毛邦伟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堂修习师范专业。通过五年的苦读，终于顺利毕业。

并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偕夫人伍崇敏（字树芬，南京人，毛留学日本的同学）回国。时清政府规定，凡留洋学子归国后，都要通过廷试重新考核，据其等级，赐以进士、举人等出身。

原有“出身”的人员，只考其留洋所学的成绩是否真实，多以原“出身”任用。毛邦伟通过考核后，仍以举人授内阁中书用，接任学部佥事。

辛亥国变，清帝退位，民国始降，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之位。清之学部亦改名为教育部。毛邦伟亦得继任教育部佥事之职。教育部厘定全国中小学新课本的工作，设立编纂委员会，毛邦伟被任为主任、编审员。时正与鲁迅先生同事。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5月，还在由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专授其《中国教育史》等教育理论课程。是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可谓精英云集，硕彦如林。李大钊、鲁迅等堪称“最为老师”。其他如钱玄同、马叙伦、翁文灏、马寅初、黎锦熙、林砺儒、高步瀛……数十辈，皆为国内顶级之“名宿”，且多为留学东、西洋的高才。 晚清，在梁启超等贤达急呼“兴女学”的影响下，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在京创办了“女子师范学堂”，一般又称“女子高等师范学堂”。民国后，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4月，教育部将其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委任方还为校长。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为“女师大”。时值“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女高师的学生组织了自治会。被认为是“一代鸿儒”的女高师教授陈中凡先生，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与邓中夏、许德珩等参与编《国民杂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当时，还有被称为“我国第一代女教授的程俊英”，参与编《女界钟》刊物，并到街头演讲。

6月4日，女高师的学生冲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世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事后，时任校长的方还，将此次“游行”的“罪过”，加在陈中凡头上，并将其解聘。于是程俊英、冯沅君等人，立即起草《驱方宣言》，历数其“十大罪状”，印制传单散发并呈教育部。是年七月，教育部迫于女高师师生的压力，将方还撤职，委任毛邦伟新任校长。毛邦伟莅任，当即聘回陈中凡任教，并为国文部主任，又继续聘李大钊等一大批名流在女高师任教职。

1922年5月由蔡元培领衔，胡适起草，有李大钊、陶行知、粱漱溟、丁文江等一共十六人，毛邦伟也加入其中，是为十六人之一，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篇宣言，刊发在《努力周刊》第二期上。要求北洋政府立即改革，最低“底限”是：成立一个“好人政府”。

作为北京女高师校长身份的毛邦伟又联络北京高等师范校长李建幼等六所高等学校的校长，签名支持该《宣言》。对“好人政府”的基本要求为：一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是“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对政府“政治改革”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第一、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因为“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府”。

胡适还向全体“优秀公民”呼吁：要站起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并认为：“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后来有公论：“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的涵义却对后世、当代社会都有深远的价值。”

1926年9月，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进京，掌“北洋政府”实权。将北京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原“师范院校”分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女子第一部，由林素园任“学长”；师范大学第二部，由毛邦伟任“学长”。是时任教育总长的任可澄先生，还兼任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翊年初，《世界日报》（1月9日第六版《教育界》）刊登题为《女师大恢复分系制 毛邦伟容纳学生要求》的报道：“女师大学科前分国文、英文、哲学、教育、史学、数学、物理、化学八系。自去年9月改组后，合并为文、理两科。

该校学生多次要求分系教授，以便专门研究，未经允许。自毛邦伟就任学长后，学生又请分系制，毛氏当即允为办理云。”女师大的分系制教授能得以恢复延续，不能不说是毛邦伟校长对办教育培养人才的远见卓识。

1928年，奉系军阀退出京师，返回关外。国民政府教育部推行“大学区制”，又将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北平大学”。原北京师范大学改为第一师范学院，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为第二师范学院。毛邦伟仍就其任。是年11月，竟因积劳成疾溘然逝于任上，享年五十五岁。 还在女师大恢复分系制时，学校另成立了“音乐社”，“推定该校音乐教授柯某为社长”，由毛邦伟的夫人伍崇敏任副社长。伍崇敏在随毛邦伟回国后，先是在女师大附属小学任教，后又在该校任训育主任。

当时，同样是《世界日报》以题为《女师大成立音乐社，星期六开第一次茶话会》的报道：“女子师范大学，原本有音乐系，自女大设立后，音乐系即并入女大，故该校现无此系，但该校学生性善音乐者，颇不乏人。

若再成立音乐系，则又困于经济。故该校当局及学生，为补救此项缺点起见，特组织一音乐社，于前日开成立大会，学生加入者，一百余人。……训育主任伍崇敏为副社长并通过《简章》……闻于本星期六举行第一次茶话会，备有音乐演奏及唱歌，以助雅兴云。”在毛邦伟仙逝后，伍崇敏一直在女师大任职。

在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应本届毕业生邀请，参与典礼留影，还为其“毕业同学录”题诗一首：《民国二十八年书赠本届毕业同学录》以资鼓励。诗曰： 数载光阴驹隙驰，人生会少奈多离。 祝君直上青云路，翮翻振鹏正此时。落款为：“毛伍崇敏 题”。诗文左侧上，附有训育主任伍崇敏椭圆头像一帧。

伍崇敏在日留学时，即加入了同盟会。后一直积极地参与各种知识界的民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尊重，直到1964年8月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岁。 

 毛邦伟一生辛劳，为中国近代女子师范教育，培养妇女人才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长校、教学多年辛勤劳作中，还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教育理论，作了孜孜不倦地探索，总结了一生从教的经验，编著了近三十万言的《中国教育史》巨著。

由于在世时“时局动荡”，一直未得梓行。直到逝世后的第五个年头1932年9月，才由北平文化学社铅印刊行。

后因一些难于让人理解的“政治原因”，长期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和教育学界的“重视”，当然也不可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甚至竟被“封存”于某些大学的“书庋”之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著作，堪为最早者，当数1905年黄绍箕的《中国教育史》，后经柳诒徵辑补，于1925年铅印出版。后来即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宣传最广的要数陈东原、陈青之分别各自所作的《中国教育史》，二书都由商务印书馆1936年印行。比之毛邦伟的《中国教育史》的梓行，整整要晚四年之久。

不过在1991年出版的《教育大辞典》第八卷《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中国教育史”辞条中，还是有所著录。《中国教育史》：“近人毛邦伟编著。1932年北平文化社初版印行。共五章，自上古至清末，扼要论述历代文化教育概况、学校制度、选举制度、学风和重要学者的学术活动及思想。结尾附录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通令。”辞条的“介绍内容”虽简，但也说明学界对毛邦伟及其力著《中国教育史》并没有“忘却”。有幸近年来，贵州文史研究馆正在编辑点校《贵州文库》系列丛书，毛邦伟的《中国教育史》正好名列其中。该书稿已由学友李芳先生，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入匣中珍藏，现无私将其交“编委会”重新点校刊行。此事毛邦伟的重外孙王明先生也大力支持。书稿也正好由笔者负责点校。

想必不须时日，或可与读者和学界同仁见面，也让现今士人看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自被称“荒服”贵州的大教育家、三任北京女师大校长的毛邦伟，其著述《中国教育史》，如若与当年被称“顶级”的中国教育史相比肩，何其逊色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