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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贤的新著长篇小说《石城》，于8月31日在他的故乡安顺举办首场新书分享会。我本来是带着报道任务去的，没想临时病倒，于是请分享会上的发言嘉宾，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周之江代我发回“现场报道”。

活动结束后的深夜，收到周之江代我完成的稿件。也是资深媒体人的他虽是“重操旧业”，却没有按新闻写作的套路出牌，然而在我看来，这大概算得本次新书分享最独特的一篇报道——也许，我就是为了逼出一篇比我写的常规报道更好的稿子才生病的吧，病有所值。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石城》回石城，我是读着《石城》到安顺。

戴明贤先生的新著长篇小说《石城》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不出所料的，把第一场新书分享会安排在安顺。两个多礼拜前，戴先生的公子戴冰一边给我书，一边通知，“八月三十一号，到安顺参加活动，你要发个言”。

其实，戴先生刚动笔，我就知道了，而且随时得知进度情况，五万字、十万字、二十万字……拉满了期待。

赠书到手，四天时间读完“兹本”三十二万字的大书。

开始琢磨，我得说点啥？

分享会前一天，又接到新的任务，舒畅发微信来，说是忽然“过敏得铺天盖地”，不仅去不了现场，而且，最好让我帮着写篇稿，“如果实在不想写……就拒绝嘛”。

话说到这份上，哪里能拒绝，重拾老本行，姑且写一篇不典型的现场报道。

分享会的地点必须要特别指出来，是在“一个人的安顺乡愁文化园”。二十年前，戴先生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出版，是催生这处“乡愁”园区的缘起。

下午两点二十，分享会开始前十分钟，现场已经找不到座位，好在我是嘉宾，给了把椅子，卡在走道中间。

发言的嘉宾有六位，除了我，都很精彩。

先是远道而来的两位贵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汤文辉是老朋友，回顾了戴先生跟出版社的渊源，还奉上一首七律以贺戴先生长篇《石城》出版，诗曰：

百年风雨来安顺，一部长篇传石城。

岁月如斯何可待？达人修辞致其诚。

东坡健笔造平淡，庾信文章意纵横。

往事乡心成复调，镜中梦里记群生。

汤兄还说，“东坡曰：‘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戴公书画、篆刻、文章等，均是以绚烂后之平淡，记岁月中之深情”。

窃以为，是知者之言。

另一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艺分社编辑总监余慧敏女士，曾是八卷本《戴明贤集》的主要编辑，她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说是戴先生当年创作《一个人的安顺》时，原本想写成一部小说，曾拉过人物表、拟过提纲，但最终是一本文化性质的散文，“二十年后，戴先生还是选择了小说这一文体作为主要的表达载体，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将回忆与现实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穿插着文献、民间文艺、他人作品等辅助材料，融合散文创作的优点，虚实结合，多声部合鸣，全面地石城近百年的世俗生活和精神风貌”。

不愧是文艺分社编辑总监，这段评价，相当精当。

同为安顺文化老人的袁本良先生是诗人，据他说，《石城》入手，已经开始三刷，诗词也写了三首，姑引其中一阙《水调歌头·适斋赠新着小说<石城>读竟书感》如下：

记取梦中事，说与镜中人。兹个石城老者，时代化其身。旧俗乡邦繁盛，世态当今诡谲，闲逸对嚣尘。犀烛历风雨，芸帙度冬春。   

醒时书，睡时梦，记频频。无边心事，毫端流漾出奇文。凄艳恋人厨子，高洁儒商学士，可叹绝风神。卷展开生面，不泯是童心。

补充一句，袁先生朗诵这首词时，“兹个石城老者”一句，从普通话切换回了安顺话，全场鼓掌。

我运气不好，排在袁先生后面发言，因他拿安顺特色食物“一锅香”为《石城》一书设喻，恰与我暗合。但袁先生的眼光比我看得深透，他引用书里的描写，说一锅香“为啥会好吃呢，拿白酒打比方：几样菜各做各的，味道你是清香、它是浓香、那个是曲香；烩成一锅菜，几种香味交融起来，就出现了新鲜浓厚的兼香。兹就是秘密”。《石城》之所以好看的秘密，也藏在这段文字里。

然后是正宗的“安顺话”登场，本地学者杜应国先生的眼光亦非常独到，他剖析《石城》的叙事框架，很敏锐地发现，小说的叙述者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镜中人”，他们生死相依，肝胆相照，穿插着讲述。

杜先生说，照相术刚刚传入安顺时，本地人既感新鲜，也觉神秘，于是把相片里的人称为“二我”，所谓第二个自己，甚至安顺最早的照相馆也叫“二我相馆”，这个“二我”，就是自我的外化。

这是很精彩的发现，我读《石城》，前三四十页有点发懵，其实就是被两个不同的叙述身份弄糊涂了，慢慢读进去，才发现妙处，“我”和“二我”，各自有不同的观察角度，构筑起整本小说的故事。

最后登场的一组，是邹欣兄和我。邹兄是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他卷得厉害，早早就发表宏文一篇，《留取心魂相守——戴明贤长篇小说<石城>读记》,其中有一段，特别打动我：

这本小说始终呈现出一种“亦城亦人、亦人亦城”的复合态；从某种角度看，城是宏观意义上的人，而人是微观意义上的城。老人命中注定要带记忆的重负活在当下的社会人群中，他耳闻目击的种种怪象，无法不在他不绝如缕的记忆之流中激起波澜、引发回想，所以在他身上总是带着三个鲜明的印记：对石城的过往有一种近乎绝对的乡愁，对当下的生活有一种透彻犀利的评判，对逝去的人们则有一种“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因为“知道兹些的人，只剩我了”。

我有个很固执的看法，戴先生的写作，得全部统起来读，才能更深一层理解这本《石城》。那一句“知道兹些的人，只剩我了”，让我想起戴先生的另一本散文集《物之物语》，二十二万字，几十篇文章，讲到的都是一些小物件的故事。

这些物件里，有很多是常见而普通的东西，戴先生在序言里说，回头一看，写的是物，成的却是数十位亲人、师友们的人生轨迹，而且，尚存者已经寥寥无几，不禁生出“此身虽在堪惊”之感。

开卷的第一篇文章，题为《竹节紫砂杯》，讲到家里的一套紫砂茶具，戴老师说，抗日战争期间，国立学校内迁，其中一所兽医学校附属医院的张院长夫妇，就借住在他家里，而这一套紫砂茶具，正是张院长夫妇抗战胜利后临别时的赠物。

戴先生写到，这套茶具里的四只茶杯，有一只被表妹小时候摔破，用钻铆古法补起。茶壶乃至于配搭的方木盘，也都还健在，“而上述与它有关的人，包括打破一杯的表妹在内，一个也不在了。易碎的瓷器，也比人经久些”。

这段故事，也化进了《石城》一书，至少在我读来，不胜沧桑之感。

读《石城》，随处遇见熟悉的人和事，但这些经过小说加工的人事，其实似是而非，别有寄寓。正如戴先生在发言中，提到《一个人的安顺》，在他看来，此书是实相，而《石城》是虚相，是在写安顺，也不尽然是安顺。

小说家的厉害，正在于构建虚实交错的世界，激发更普遍的共情和共鸣，《石城》不是只写给安顺人读的小说，邹欣兄说得好：“我觉得《石城》真正的主角，就是这个‘道’字！这是石城人民历经几百年磨砺而形成的‘存在之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将自己隐藏在无名、无相、不可言说、不可描述的状态中，但却透过世间一切所造之物将自己显明出来，让人无可推诿。”

分享会上，还有三段演唱，四段朗诵。谭雯唱了戴先生作词作曲的《一剪梅》，清丽婉转，杨一豪唱了戴先生作词的《相思结》。压轴的，是戴冰吉他伴奏，戴先生外孙女小树演唱的英文名曲《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跟今天的主题，再妥帖不过了。

至于朗诵，老友杨宛和李玲的水平很专业，但我半开玩笑地说，不如两位安顺人四姐陶燕翔和张勇的方言朗诵动人。我在发言中说，一边听，一边恍恍惚惚觉得，他们二位，就像是从书里走出来的小说人物。

事实上，我读《石城》，尽可能把文字脑补成安顺话，相信我，绝对会更活色生香，更入石三分。

记得郑逸梅有一则札记说，许廑父为邻居捉刀写信，其人乃一宁波老妇，开口便问：“这封信是寄给宁波同乡的，不知许先生能不能写宁波字？”许听了大笑，连称：“能，能。”老妇大喜，一再称述：“许先生真是才子，什么地方的字都会写。”

戴先生的《石城》，便是安顺自己地方的大文人、大才子写的“安顺字”，但我也敢断言，《石城》的价值，绝不囿于这座西南的“石城”而已。试问，我们谁又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石城”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