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贵州文化名家访谈
留住中国摄影的根
——记中国摄影文史专家徐宏力
著有《贵州梵净山科学考察集》《贵州珍稀濒危植物》《国是建言》《贵州摄影史1846-1912》等。在《人民画报》(《中国画报》)、《民族画报》和《中国摄影报》发表大量摄影作品及专题文章，入选《世界人物辞典》。主持“梵净山科学考察”“泡沫钛金属载体催化材料研究”等多项国家重点科学研究项目，荣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多项、国家优秀图书奖多项，主持编导摄制的《中国的杪椤》荣获全国环境保护优秀电影电视片一等奖。荣获首届“中国文艺杰出成就奖”摄影艺术金奖“贵州摄影终身成就奖”和“中国文艺终身成就艺术家”称号。
他与一张老照片结下的不解之缘
史料显示: 20世纪60年代，革命圣地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出一张3.5米的呈现遵义老城全貌的巨幅照片，拍摄时间定格于1935年，亦没有拍摄者署名。每当观众走进纪念馆时，就会在这幅巨照前驻足观看，沉思于当年革命转折成功的这方圣地中……
本书介绍了春秋战国时期墨子的《墨经》“光学八条”奠定了世界摄影术光学理论和照相机的基础原理，揭示了白斯德望是真正意义上将摄影术引入中国的先驱、中国摄影第一人的历史功绩。全书以大量真实生动的历史图片鉴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是一部具有文献性、资料性的画册式历史教科书，可供文史、宣传、教育、科学技术等部门的人员和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摄
影爱好者参考、引用、收藏。
时至1972年，当时巳在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分管文化、艺术、新闻、摄影等工作的年青有为的徐宏力，由于喜爱摄影，特对那张展出的老照片尤为关注，并借为《遵义会议永放光芒》宣传册撰稿之时机，针对那张拍摄时间看似有点问题的老照片，特对遵义城的历史背景展开了极其深入的研究，并查阅了《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遵义新志》等历史文献，在对遵义老城的建设与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后，从而对此照首次提出了这样的个人观点: “这张展出的老照片所表现的面貌，并不具有20世纪30年代遵义城的典型特征，与《遵义新志》的描述完全不符。”同时，他在多次仔细观看这张《1935年遵义老城旧貌》的老照片后，还果断认为这张照片历史年代的记载标注肯定“有问题”。
2024年8月2日贵州学派秘书长殷平对徐宏力进行了专场采访。
好在与他观点不谋而合的是:1974年，当著名摄影家李仲魁、《人民画报》记者邓永庆、人民大学教授马运增、《中国报道》摄影部主任任诗吟以及《解放军画报》记者刘峰等国内著名摄影家陆续来到遵义采访时，亦认为这张老照片的拍摄年代的确有误有问题，其拍摄时间应当更久远一些的相同看法。更加坚定了徐宏力继续寻根的信心与意志！在他心中，既与这张蒙上一层神秘面纱的老照片结上缘，就得付出一生的心血去追寻！
贵州省著名工人作家傅合连与徐宏力认真交流。
然则，就在徐宏力为此缘份苦苦追寻四年后，作为响当当环保人才的他，竟被省城环保部门“挖”走了，再去寻根，哪有在遵义城中工作时方便。之后，他徐宏力是离家去得更远了，是被奉令借调到北京国务院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协助工作的，并且一去就是整八年！使其所挚爱的寻根求证工作不得不暂时放一边。
直到2003年，在徐宏力担任贵州省政协委员和贵州省政府参事期间，在他多次奔赴遵义调研时，才又接之展开了对那张久久装在心头的老照片，就其拍摄年代之线索，继续去收集去考证。在他徐宏力看来，考证、鉴别、认定历史老照片，还原历史本像，本身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及其现实意义的。至于体现形式嘛？就在那一刻，他瞬间蒙生一个念头: 就以此照去寻根，若能收集到更多历史老照片的话，那就不留遗憾，趁势编撰《贵州摄影史》。
初心不改 成功溯源
寻根加追梦。于是，踌躇满志的徐宏力在心中周密布署后，以其实地考证、拜访史学专家、查之档案 “三招”为重点，继续去寻根去追梦，去完成心中那神圣无比之宏愿！
其一: 2003年以来，仅为寻找出那张长存心中四十年的老照片的拍摄角度和位置，已花甲之年的徐宏力就多次爬上遵义凤凰山、大龙山、小龙山、插旗山等高地进行实地考证……谈之爬山考证如此艰辛话题时，他说比起红军当年迎之枪林弹雨去登山去作战，去把那面满是弹孔的战旗插在山顶上，自已除之汗颜便是震撼。
之后，结合实地考证之实效，徐宏力再次翻阅《遵义府志》《遵义新志》等典籍对遵义老城的记载，并在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一书中，他发现，该书在近代经济篇中对贵州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时期经济发展以及遵义的面貌，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以其大量翔实的数据记录了遵义当时的实际情况，充分证明了当时的遵义经济发展已经迈入近代化进程，与这张标注为《1935遵义老城全景照片》所展现的画面，显然不是同一时代。思路渐然清晰，徐宏力坚信:付之的心血，决不会白流的。
其二: 时至2009年，徐宏力还特别拜访了82岁高龄的贵州著名史学家陈福桐先生。从小在遵义城长大的陈福桐，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遵义工作，是遵义老城发展变化足可一言九鼎的重要见证者之一。先生说:20世纪20至30年代，遵义已成为黔北首富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城内商贾云集，车水马龙，一片兴旺景象。那年代，遵义、桐梓、赤水巳兴起西式建筑之风，达官显贵以修建洋房为时尚，遵义老城的柏辉章及其犹国才公馆就是那一时期修建的。30至40年代，加之遵义人口大增，城市迅速扩大，修路建房，城墙大多被拆毁，古老的城廓一时断壁残垣，那是只见城门不见城墙的另一番景像了……一切，足可佐证出被那城墙包围得严严实实的《1935年遵义老城旧貌》之照的拍摄年代应该更早的论断。然而，究竟早到什么时候呢？历史的追问又来了，这让原以为找到线索的徐宏力再次感到迷茫。只因历史资料不足，老照片之溯源工作再度中断。
其三: 尽管如此，徐宏力依然还是有所收获的，一切的奔波与努力，虽因“证据不足”难下论断，却逼他不得不开始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了:这张照片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如何展陈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经调查，徐宏力从原遵义市摄协主席、遵义新闻图片社社长李仁义口中得知：1955年底，李仁义参加遵义市委肃反审干工作，在遵义市公安局查阅敌伪档案时，无意之中发现这张遵义老城全景照片的，于是，他将照片带回翻拍放大后，就提供给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出了。他还说: 当时一同发现的还有几张遵义城不同时期的老城和新城的照片，这些老照片虽陈旧却很清晰，因照片背后并无任何信息，才让那几张老照片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时至1987年，当李仁义陪同法国驻加拿大大使在遵义参观纪念馆、天主教堂、湘山寺和回龙寺时，他万万没想到，大使手中竟持有先辈在遵义传教时所拍摄的老照片！经他询问得知，原来这位大使就是遵义天主教堂修建者、法国传教士布沙尔的第五代世孙。
访问结束，大使将其先辈拍摄的《遵义新城•福寿桥及文庙》《遵义老城全景》《遵义新城丁字口及狮子桥》《中正桥两岸新老城》等6张老照片赠送给了李仁义。使其徐宏力大有获得阿里巴巴金钥匙之惊喜！启开老照片寻根之山门，那只是时间问题了。
其一: 中国摄影历史特别是早期摄影历史存在重大疏漏。史料留痕:1846年，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奉罗马教皇之命，由泰国、新加坡到达中国澳门，然后经洞庭湖、重庆东川南下到了贵州贵阳。他在贵州8年的传教生涯中，巡视贵州各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还在贵阳北天主教堂创建了摄影暗室和图片阅览室。白斯德望是摄影术发明后，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拍摄照片、传播摄影术的先驱，真可谓中国摄影第一人。他的摄影作品一直保存在法国巴黎天主教外方传教会。1925年罗马教皇加冕庆典，巴黎出版了《中国•贵州 1846—1925》摄影明信片一套（三册）。这套明信片在中国各大教区发行，在中国许多图书馆、档案馆、天主教堂以及民间广泛流传。白斯德望将摄影引入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摄影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开创了中国摄影历史的先河，揭开了中国摄影艺术创作的序幕。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以上各摄影史著均无任何文字和图片记载，实在令人遗憾！
其二: 在上述所列摄影史及其《广东摄影艺术志1843—2006》志书中，都对邹伯奇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作了充分认定和记载，认为这是中国摄影历史上的一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邹伯奇的地位和身价不断被提升和拔高，广东多地建立了邹伯奇摄影纪念馆和公园等，《中国摄影报》还与广东相关部门联合举办邹伯奇摄影庆祝活动，邹伯奇被誉为“中国照相机之父”“中国摄影之父”………可谓登峰造极。但是，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经过贵州摄影专家的深入考证和实验室验证，得出结论：邹伯奇发明制造中国第一台照相机的说法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所谓邹伯奇制造照相机的事实并不存在。邹伯奇1844年撰写的《摄影之器记》，这是重要的中国摄影历史文献，但这只是邹伯奇书面的设想而已，并未进行照相机的制作。清末名人梁启超先生不熟悉摄影术，对邹伯奇制造照相机作了错误的理解和误导。所谓邹伯奇制造了照相机以及邹伯奇湿法摄影技术的证据，全系邹的后人有意杜撰和编造，各摄影史编著者未加认真查证，以讹传讹，相互转载，一错再错，给摄影界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
其三: 宏力先生还说: 以往的摄影史都存在一个误区的，一方面，编著者大都乐于文字叙述，用大量篇幅对摄影技术的发展过程，对摄影师、照相馆名录、传记作详细的记录；而另一方面，展示的图片又太少，忽略了世间所存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珍贵的照片真实客现地反映了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风情的实际面貌，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一重文轻图的现象，使得上述各部摄影史的编写显得既不完整、不准确，也不严谨的。
正是鉴于宏力先生坦言的三大原由，便是他辩正史事，彰显历史，鉴证中国摄影历史本像而燃起的重撰《中国摄影史》之初衷，之精神写照！他数十年积累的数千张历史摄影老照片以及大量祥实的摄影历史文献资料，加之有那费之心血筑得窂窂的《贵州摄影史1846一1912》作基础，那是他敢于着手编撰《中国摄影史1839-1949》之巨著的底气与自信！
就为著此大书，本该早就可以安享退体生活的徐宏力，却是退而不休的，他得抓紧时间实现自已心中的中国梦一一《中国摄影史1839-1949》之中国梦！于是，他从2016年开始播种，辛勒耕耘，历尽九轮春夏与秋冬，风霜与雪雨，岁月渐渐染白了他的头……直到2024年，《中国摄影史1839-1949》终才成功问世，响亮登场，好评如潮，反响强烈！一切，正如贵州省摄影家协会原第三、四、五届主席王长春为此高度评价的那样一一
盛世修志，何等伟业，鸿鹄之志，成就辉煌！这部摄影史内容极其丰富，收集广泛，考证严谨，评价客观，概括完整。这部真实鉴证的史记勇于挑战权威，坚持真理，浓墨重彩，极为厚重。阅尽今古春秋，是当代最好的一部《中国摄影史》，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荟萃的图文资料创造了摄影史类图书的多项之最，是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彪炳史册，当代少有！这也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教科书，前所未有，令摄影界和史学界深感震撼和兴奋！
宏力先生如此之成就！那是足可为其人生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然则，在其老朋老友的建议鼓动下，他竟诙谐言之: 那就不画句号了，还是逗号，向编撰《世界摄影史》出发，发起老朽最后的冲锋！以此成果，打算在2025年这一年，向自已迈进八十高寿而献大礼包！
何等的豪言壮语！何等的鸿鹄大志！夕阳因你而灿烂！
B《国 之魂》
苏州素有“贵潘”之说。
潘氏一门，在清代出过一状元、八进士、十六举人，有“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之美誉。“贵潘"还是清朝鼎鼎有名的收藏之家，除毛公鼎外，“海内三宝"之大盂鼎、大克鼎皆为“贵潘"所藏。
本剧继述了大盂鼎、大克鼎历经坎坷，传到“贵潘”族人潘祖念之手。潘祖念为护双鼎，致仕返苏。可叹潘门香烟寥落，祖念独子家裕身染沉荷。医家闺秀丁素珍为救知音，自愿冲喜，与家裕成亲。新婚之夜，苏州驻防都督贾大帅风闻潘家藏有宝鼎，拘押家裕，逼诈宝鼎。为护宝鼎，家裕自我。素珍殉情，幸被救下。潘祖念感佩素珍贞烈，重托宝鼎，并赐名潘达于。
抗战期间，潘达于将宝鼎秘藏地下。日寇索鼎不得，砍杀达于养子大毛。连遭丧夫失子之殇的潘达于，被困潘府，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在园中游游荡荡，倏忽便是十二年。十二年前潜伏日军、暗中保过潘达于的翻译官白正，以国民党中统特工的身份再度索鼎并挖出了宝鼎。正当白正欲将宝鼎运往台湾之际，解放军循枪声而至，擒获白正，归还宝鼎。目睹新中国之国运昌隆、国泰民安，潘达于代表潘氏一族，毅然将大盂鼎、大克鼎无偿捐献给国家。
潘达于为护宝鼎，屡经磨难、频遭通迫，坚守信诺，耗尽一生，以其柔弱之躯、坚守之志，自觉扛起了延续承继华夏文脉的重任。这是一曲为国护宝、九死不悔的“时代正气歌”，更是“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动人写照。
C《关于参加“陈鸣远紫砂艺术研讨会”》
的问题，请您斟酌一下：人类文明的发展，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陶瓷时代，再到现在的智能化时代，在陶瓷时代中，诞生了二十位著名紫砂艺术大师，陈鸣远是其中之一，“海外竞求鸣远碟”，可见陈鸣远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我们召开“陈鸣远紫砂艺术研讨会”，将是里程碑意义的事。为传承民族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出点力，所谓“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对吧?这次会议，准备邀请李岷主任、秦如培省长和您，还计划邀请你们安顺的陈仕富将军，他是原军事博物馆馆长。您看好吗?
仲 文
2020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