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璀璨族星——柏格理》
作者：秦仁智 2018-09-21 点击数：20619次
丙辰年元旦节，我与黄德成一行3人驾车从贵阳去威宁调研环保，到草海了解原生态，观鸟拍鸟......
环保大使黄成德开车，次日我们又去了威宁县石门坎，石门坎是因英国人柏格理牧师而得名......
当地原有断崖形似紧闭的天然石门，1905年柏格理由此进入，像是选择了窄门，因为引到永生，那面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柏格理据此将此地命名为石门坎，后来更使其名扬天下......
关于柏格理与石门坎的故事，是信仰与文化融入的精华......
塞缪尔·柏格理(1864~1915)，英国人。 父亲是一位牧师。
柏格理12岁时进希普尔普通中学，17岁参加英国国家文官考试名列前16名。
1886年与好友邰慕廉申请前往中国传教获得批准，1887年抵达上海。经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建议，他们便前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昭通传教。
1905年来到贵州威宁石门坎后，一直在苗族地区工作。
1915年，石门坎出现"伤寒"。
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纷纷到外躲避，柏格理留下救护，不幸感染，不治而逝。
柏格理另一重要贡献是成功地为苗族创造了文字。
苗族原无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
1906年，柏格理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会同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究......
他们以苗族服饰上的某些花纹、图案和罗马拼音字母共同组成苗族文字......
这套苗文简单易学，便於掌握，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教会编印了《苗文基础》和《苗文原始读本》等教材，开始在学校和教会推广......
接着，柏格理在杨雅各等人的帮助下，使用这套文字翻译了苗文圣经......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1915年，苗文圣经译出，但遗憾的是:
柏格理未及看到他的成果印成铅字，即於1915年9月与世长辞......
1918年，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杨雅各把这本苗文圣经译本送到日本横滨付印。
半年後，首批印刷的885本苗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由杨雅各运送回国。
1919年，王树德与杨雅各合作将柏格理未完成的《新约全书》其它部分译出。
30年代初，王树德又与苗族传道杨荣新一起，根据汉译本重译了《新约全书》。杨荣新还翻译了《圣主赞歌》，一同送往上海圣书公会出版。直到今天，云贵两省许多地区的苗族教会还仍然在使用这两本书。
苗族信徒运用这套文字，记录整理了《古史传说》，创作了大量的赞美诗，并在石门坎发行了名叫《半月刊》的苗文报纸......
时至今日，这套文字仍然流行於云南、贵州的大片地区......
柏格理原未学过医学，但他凭著自学所掌握的普通医疗卫生知识，成了苗家人的牧师兼医生......
他边传道边治病，还针对当时所流行的常见病编写了宣传手册......
“柏格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不嫌脏，连大疯都不怕。”
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信徒的话。柏格理还是乌蒙山区第一个运用“种牛痘”防疫的人......
他设法找来疫苗，为苗民施种牛痘，并培训苗族传教士和他一起在乌蒙山广大范围内完成这项工作。由於他的努力，天花发病率日趋减少，最後被彻底消灭......
柏格理的妻子海孝贞是个护士，起初他们家就是诊所和药房......
后来柏格理在石门坎教堂建立起一个简易药房，作为他妻子的行医场所。信徒们来做礼拜的同时，顺便看病拿药......
1926年，苗族信徒吴性纯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後回到石门坎，将药房扩建为“石门坎平民医院”，其英文院名就是以柏格理的名字命名的叫“PollardMemorialHospital”。此後，医院的护理人员全部由苗族信徒担任。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苗族人自己担任医护人员，完全为苗族群众服务的苗族医院......
乌蒙山区当时流传著可怕的疯病，此病既是不治之症，也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柏格理将基督教的一个疯组织（“MissiontoLepers”）寄来的一笔钱，换购成粮食布匹，按月发给流落荒野的疯病人。作为对他们的生活接济，并要求他们不要再四处乞讨，以免病菌传播。
因他突然逝世，建立疯病院的愿望未能实现......
4年后，继任的英国传教士张道惠牧师和一些苗、汉传教士实现了柏格理的遗愿，建立起石门坎疯病院，这是滇、黔、川一带最早的疯病院......
柏格理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苗族卫生健康状况，就必须要培养一支苗族自己的医护人员队伍......
于是他选送苗族学生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学习，其中有两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吴性纯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博士，第一个西医医生，後来成为苗族人民自办医疗事业的创始人。
另一位医学博士张超伦，解放后成为首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
从1906到1949年，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兴办教育仅43年，就在一个“结绳刻木”的民族中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教育与医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915年秋，伤寒病，即苗族人所恐惧的“黑病”在石门坎肆虐，苗民、学生纷纷病倒，不少人外出躲避瘟疫，但柏格理却一直坚守在石门坎救护病人，不幸受到感染，救治不及，於9月15日逝世於石门坎，时年仅51岁。
消息传出，苗族人的心都碎了......
苗人首领们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辈，他始终都对我们那麽友爱。”
出殡那天，苗、藜、汉族送殡者达1500人之多，无一不失声痛哭......
下葬后，许多苗民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
由于柏格理为苗族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以至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因此苗族人民用许多美好的语言，如“苗族救星”、“苗族之父”、“拉蒙”（苗王）等来称颂他......
再后来，许多苗族信徒死后都葬在柏格理牧师的墓地周围，陪伴著他。 文革十年浩劫中，柏格理墓曾被掘毁，尸骨被抛掷野外。
改革开放後不久，他的墓地又被按原样恢复......
无论是毁坏也好，重修也罢，柏格理就是柏格理，他在广大人民中间有口皆碑，心目中有不朽的丰碑。就连当年在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胡主席也不能不对柏格理发出赞叹，并以他为榜样来教育贵州省的干部∶
“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後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後，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过3个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20名。
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贵州新华网，2006年11月7日）。
时至今天，每年都有许多中外人士去到柏格理墓地凭吊。
每年清明节，总有十里八乡的村民来到他的墓前，或献上野花，或一柱香，或一个鞠躬，以寄上他们的思念。
有诗词证:
《江城子-黄成德》
环保大使黄成德，创公环，献良策.
为民疾呼，唤醒损德者。
竭止污染延缓来，拼老命，保春色.
率队川行重灾区，独行侠，豪爽气.
勇往直前，巧克污慕斯。
敢作敢为护环保，目标明，倡公德.
《江城子-塞缪尔·柏格理》
中国威宁石门坎，基督徒，柏格理,
建立教堂，创办三校医。
发明苗文办工厂，足球场，强文体.
欧洲十大传教士，教化民，尽皈依.
引导大花苗，自强自立。
十年身着苗族装，驱巫鬼，伸正义.
C 《璀璨星-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一说为字），广东东莞人（另有广西藤县、平南两说，参见“人物争议-籍贯之争”目录），明朝末年大臣、名将。
袁崇焕出身商人家庭，在读书应举的同时亦爱好军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起家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进京参加大计之际请缨出山海关，投身抵御后金、收复辽东的前线，由山海监军累迁宁前兵备道，任上辅佐督师孙承宗构筑关宁锦防线，并于天启六年（1626年）在宁远阻挡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攻势，取得宁远大捷，因功擢为辽东巡抚。天启七年（1627年）取得宁锦大捷，不久即因同后金议和等行为受到非议而辞职，翌年被崇祯帝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袁崇焕复出后，誓言“五年复辽”，主张“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蒙古）以制东夷（后金）”，并处死了东江总兵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汗皇太极大举入塞，绕过袁崇焕在蓟州的防线，直逼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袁崇焕在北京广渠门、左安门击退后金军，随后被崇祯帝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以谋反大逆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直至清修《明史》认定其死于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袁崇焕才重获高度评价（参见“人物争议-捕杀原因”目录）。[2][11]
袁崇焕的诗文所存无多，被今人辑为《袁崇焕集》。
袁崇焕在明末抗清战争中取得了哪些成就？
袁崇焕为何被弹劾并最终被处死？袁崇焕的家人受到了什么惩罚？袁崇焕有哪些著作存世？袁崇焕在明思宗即位后得以重新启用的原因是什么？袁崇焕在击退皇太极后，为何又遭到反间计？袁崇焕被处死后，其家人流徙三千里的含义是什么？袁崇焕被认为与后金有密约的依据是什么？袁崇焕的忠诚和爱国体现在哪些事情上？
袁崇焕仅带几个人，为何就敢到毛文龙地盘上杀毛文龙
宁远之战
宁远之战是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后金与明朝在宁远（今辽宁兴城）进行的作战。明朝方面称之为“宁远大捷”。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得知孙承宗被罢免，于是率领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后金军抵达宁远，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拥兵山海关，不去救援宁远。宁前道袁崇焕写下血书，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将士盟誓，以死守城。采用坚壁清野的方略，将防守器具运往城内，除内奸，保军粮率领军民誓死保卫城池。并在作战中重用西洋大炮。努尔哈赤将抓到的明朝百姓放回宁远，并让其劝袁崇焕投降，但遭到袁崇焕的拒绝。于是努尔哈赤举大军进攻宁远城，并让士兵举着盾牌攻凿城墙。而袁崇焕让罗立等人指挥西洋巨炮，炮轰后金军，后金军在巨炮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连续攻城两天，损失惨重，努尔哈赤被迫下令退军。这场战役后金方面，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首次未能攻下明朝城池。这也是明军与后金军交战以来所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明熹宗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己巳之变
己巳之变又称后金攻明京畿之战，是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至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正月，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突袭北京以及明军阻击后金军的历史事件。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率军号称10余万，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今属河北），直逼京师（今北京）。明廷急令各地兵马驰援。督师袁崇焕统领诸路援军，阻后金军于广渠、德胜等门外。皇太极进攻受挫，遂施反间计，中伤袁崇焕。援军军心动摇，总兵祖大寿还师宁远。皇太极乘机夜袭卢沟桥，斩明军副总兵申甫以下约7000人，继而击败明援军4万于永定门外,明总兵满桂，孙祖寿战死。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初，皇太极东进，连克数城，分兵驻守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今属河北），自率主力返回都城沈阳。
明清战争
明清战争（1618年—1683年），战争的双方，一为明朝，一为后金（后成为清朝），间或涉及第三者农民军政权。明清战争是指在清朝兴起和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明清之间发生的多次战争。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建立，到1683年明郑灭亡，大战小战连续不断。明清战争起自1618年四月十三日后金与明朝在抚顺首次交锋，止于1683年九月明郑政权覆灭，历时超过六十五年，其间大战、小战交替发生，从数十、数百人的武装冲突，发展为千万人的激战，再扩大到几十万人的殊死搏斗。它既有平原旷野上的往来冲杀，也有坚城之下壁垒森严的鏖战，从运筹帷幄，到决胜千里，规模之大，斗争之复杂，战局之多变，皆为亘古所少见。明清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战争中比较典型和突出的一次武装斗争。在这场战争中所运用的战略策略多为其他战争所不及，带给我们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
《临刑口占》是明代军事家、诗人袁崇焕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此诗前两句说生前：叹事业不成，功名不就由于被害，一切都完了，表达了对抗金事业半途而废的沉痛惋惜。后两句说身后：一不愁无勇将，二他的忠魂依旧守卫辽东。全诗写得慷慨悲壮，感情真挚。
狱中对月
《狱中对月》是1630年由明代袁崇焕创作的一首诗，是作者在狱中所作。
边中送别
《边中送别》是明代军事家、诗人袁崇焕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是袁崇焕在辽东战场上送同乡亲友南回的诗。首联点明亲友和自己离家的时间，又点出送别边中。颔联写亲友回乡，不必挂念自己的安危留去。颈联表白了自己守卫辽东的目的，收复失地的决心。尾联表示自己功业未立失地未复，感到惭愧。此诗借景抒情，不雕不典，骨格豪迈，意象阔大，有别于普通送别诗写离愁别绪的俗套。全诗气势雄浑，音节清亮，对仗工整，诗意高远，不落俗套，称得上是边塞诗中的精品。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一说为字），广东东莞人（另有广西藤县、平南两说，参见“人物争议-籍贯之争”目录），明朝末年大臣、名将。袁崇焕出身商人家庭，在读书应举的同时亦爱好军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起家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进京参加大计之际请缨出山海关，投身抵御后金、收复辽东的前线，由山海监军累迁宁前兵备道，任上辅佐督师孙承宗构筑关宁锦防线，并于天启六年（1626年）在宁远阻挡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攻势，取得宁远大捷，因功擢为辽东巡抚。天启七年（1627年）取得宁锦大捷，不久即因同后金议和等行为受到非议而辞职，翌年被崇祯帝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袁崇焕复出后，誓言“五年复辽”，主张“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蒙古）以制东夷（后金）”，并处死了东江总兵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汗皇太极大举入塞，绕过袁崇焕在蓟州的防线，直逼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袁崇焕在北京广渠门、左安门击退后金军，随后被崇祯帝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以谋反大逆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直至清修《明史》认定其死于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袁崇焕才重获高度评价（参见“人物争议-捕杀原因”目录）。袁崇焕的诗文所存无多，被今人辑为《袁崇焕集》。（概述图来源）
袁可立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字礼卿，号节寰，河南归德府睢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明朝抗击后金民族英雄，中国十大清官之一。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初任南直隶苏州府推官。二十三年，升山西道监察御史，五月初九日因直谏而罚岁俸。二十四年正月初十遭罢官回籍。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七月十六日晋太仆寺少卿。天启二年三月初七日升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四月初十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天启三年十月初六日晋兵部右侍郎。天启四年三月初三日起七上疏予告归。天启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兵部添设右侍郎。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九日为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转左侍郎，十一月二十二日廷推南京户部尚书，十二月初一日加兵部尚书致仕。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三上疏辞，自此绝意仕进”。南都以子枢加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袁可立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清官廉吏和抗击后金名臣，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岳鄂王精忠祠记》同时遭清廷封杀令。相距五百年，两位抗金名臣在此不期而遇。其灵位被祀于苏州、登州两府名宦祠及河南商丘睢州乡贤祠。
袁应泰
袁应泰（？－1621年），男，汉族，字大来，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人。晚明官员，东林党人。袁应泰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中进士，授临漳知县，筑长堤四十余里，捍御漳水。迁工部主事，起河南右参政，官至兵部侍郎。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抚辽东，一个月后，代熊廷弼经略辽东。袁应泰在辽东扩大边防，收编叛将、叛卒，来投即纳，大将童仲揆、尤世功等以为不可，袁应泰不听。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袁应泰下令打开闸门，把太河水放入护城河，壕沟的内侧排列火炮，严阵以待。努尔哈赤水陆俱进，攻下沈阳，再战又下辽阳，贺世贤、尤世功为乱箭射死，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袁应泰在辽阳城东北的镇远楼督战，城破之后，举火自焚。明朝追封为兵部尚书。清朝乾隆年间，追谥“忠节”。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朝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祖籍东昌（今山东聊城），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书法家、诗人，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岳飞从二十岁起，曾先后四次从军。自建炎二年（1128年）遇宗泽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止，先后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金军攻打江南时，独树一帜，力主抗金，收复建康。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阳六郡。绍兴六年（1136年），率师北伐，顺利攻取商州、虢州等地。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宗弼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两河人民奔走相告，各地义军纷纷响应，夹击金军。岳家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催令班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诬陷入狱。1142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同遇害。宋孝宗时，平反昭雪，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岳飞是南宋杰出的统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民间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以收复失地；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金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评语，以示对岳家军的由衷敬佩。岳飞的文才同样卓越，其代表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后人辑有文集传世。
孙武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另说前48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属山东，具体归属参见“人物争议”部分）人，中国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为陈国贵族之后。周景王十三年（前532年），齐国内乱，孙武避乱出奔吴国，入吴后长期避隐深居，潜心研究兵学。吴王阖闾即位后，孙武经伍子胥多次举荐，以所著兵法十三篇献阖闾，被任为将军。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孙武与伍子胥共谋利用唐、蔡两国与楚国的矛盾，将其争取为吴的盟国。随即与伍子胥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攻楚，于柏举之战大败楚军，乘势攻占楚都郢。孙武五十多岁时，便不再为吴国的对外战争谋划出力，转而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著作，最后得以寿终。孙武被尊称为孙子，又称“兵圣”、“兵家至圣”，有“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之誉。所著《孙子兵法》，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该书阐述了战争制胜的规律、战略原则、临阵战术及军队的后勤保障等，内容丰富，文字精炼，书中强调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及应对客观之道，充满辩证法，其基本原则被后人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各方面，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国文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靖
李靖（571年－649年7月2日），字药师（一称本名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隋末至初唐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李靖出身陇西李氏丹杨房。初仕隋朝，拜马邑郡丞。后转仕唐朝，随秦王李世民进击王世充。武德三年（620年），辅佐赵郡王李孝恭南平萧铣和辅公祏，并招抚岭南诸部。武德八年（625年）起在北疆抵御东突厥入侵，贞观三年（629年）以定襄道行军总管总统诸将北征，以精骑三千夜袭定襄，使颉利可汗部惊溃，又奔袭阴山，一举灭亡东突厥，使唐朝疆域自阴山北直斥大漠。因功拜尚书右仆射，封代国公。贞观九年（635年），以足疾告退，同年再获起用，统军西破吐谷浑。后改封卫国公，世称“李卫公”。晚年多病，阖门自守，不预政事。贞观十七年（643年），列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终年七十九岁。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号“景武”，陪葬昭陵。唐肃宗时配享武成王庙，位列十哲。晚唐以后逐渐被神化。后晋时追封“灵显王”，到南宋时累封为“辅世灵佑忠烈王”。李靖一生征战数十年，为唐王朝的建立及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史家赞道：“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烟阁之最。”他的治军作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兵法理论。著有《六军镜》《卫公兵法》等多部兵书，原书多已散佚。世传其与唐太宗论谈兵事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析理透辟，特别是对孙武兵法思想的析论，对后世影响甚大。
戚继光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17日/5日），字元敬、文明、汝谦，号南塘、孟诸。祖籍凤阳定远（今安徽定远），卫籍山东登州（今属山东蓬莱），生于济宁。明朝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光自幼家贫力学，博通经史。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至浙江御倭前线，任宁绍台参将。至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徒，组练新军，配以精良战船、兵械；又创造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灵活作战，每战多捷，世人称为“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次年奉调援闽，将福建境内倭寇主力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再援福建，破倭寇巢穴平海卫，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隆庆二年（1568年），奉命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在张居正、谭纶支持下长期镇守北方，抵御蒙古，保障北疆安全。累功授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戚继光被调往广东，数年后被劾罢归乡，最终在穷困失意中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后追赐谥号“武庄”，又改谥“武毅”。戚继光在四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南征北战，屡战克捷，立下不朽功勋。他留下的兵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在练兵、治械、阵图等方面多有创见和总结，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此外，戚继光工于诗文，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传世。
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一说为字），广东东莞人（另有广西藤县、平南两说，参见“人物争议-籍贯之争”目录），明朝末年大臣、名将。袁崇焕出身商人家庭，在读书应举的同时亦爱好军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起家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进京参加大计之际请缨出山海关，投身抵御后金、收复辽东的前线，由山海监军累迁宁前兵备道，任上辅佐督师孙承宗构筑关宁锦防线，并于天启六年（1626年）在宁远阻挡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攻势，取得宁远大捷，因功擢为辽东巡抚。天启七年（1627年）取得宁锦大捷，不久即因同后金议和等行为受到非议而辞职，翌年被崇祯帝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袁崇焕复出后，誓言“五年复辽”，主张“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蒙古）以制东夷（后金）”，并处死了东江总兵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汗皇太极大举入塞，绕过袁崇焕在蓟州的防线，直逼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袁崇焕在北京广渠门、左安门击退后金军，随后被崇祯帝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以谋反大逆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直至清修《明史》认定其死于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袁崇焕才重获高度评价（参见“人物争议-捕杀原因”目录）。袁崇焕的诗文所存无多，被今人辑为《袁崇焕集》。（概述图来源）
郑成功
郑成功（1624年8月28日—1662年6月23日），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 福建泉州南安人，祖籍河南固始。明平国公郑芝龙长子。明末清初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因蒙隆武帝赐明朝国姓“朱”，赐名成功，并封忠孝伯，世称“郑赐姓”、“郑国姓”、“国姓爷”，又因蒙永历帝封延平王，称“郑延平”。郑成功早年甚为隆武帝所器重，授总统使、招讨大将军，赐姓朱，名成功，人称“国姓爷”。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力阻其父降清不果，乃走南澳，起兵抗清。后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率部数创浙闽粤清兵，屡拒招降。曾两次派兵与张名振合师北上入长江，并与李定国通声息。永历十三年（1659年），亲与张煌言合师北入长江，破瓜洲，下镇江，围江宁，清廷震动。旋因连胜轻敌，战败撤回思明州。永历十五年（1661年），率军二万人出厦门，经澎湖，直达台湾鹿耳门，围赤嵌城，败荷兰援军。次年，荷兰总督揆一降，遂复台湾全岛，以赤嵌城为东都，建立府县，编制军队，屯田垦荒，奖励移民。旋病卒。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在台湾建立行政机构，屯田开垦，发展贸易，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作出了巨大贡献。郑成功纪念馆陈列其诗作及其手书、《郑成功与王忠孝对奕图》《海上见闻录定本》、延平王户官杨英的《先王实录》以及《稗海纪游》等，其中《海上见闻录定本》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史可法
史可法（1602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祖籍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后史庄，明末政治家、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任西安府推官。后转平各地叛乱。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后，崇祯皇帝自缢死，福王监国，授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及称帝，史可法因遭马士英等人排挤，自请出镇淮上，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史可法由扬州至白洋河，部署诸镇抗敌军事。弘光朝廷大敌当前，犹内乱未已，总兵许定国诱杀高杰，率部投降清军。四月，大将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讨伐马士英，福王急召史可法入援，未至而良玉乱平。史可法奉命北返，闻盱眙降清、泗州城陷，遂奔扬州组织抵抗。城破，史可法自尽未死，为清军俘虏，不屈就义。后人收史可法遗稿编为《史忠正公集》，清康熙间张纯修辑刻《史道邻先生遗稿》3卷。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罗振常校补本《史可法集》。
徐达
徐达（1332年—1385年4月7日），字天德。濠州钟离县（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人。元末明初名将，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出身农家。元朝末年，徐达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为淮西二十四将之一。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鄱阳湖之战中大败陈友谅。次年，被任命为左相国。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麾师攻取淮东，并于两年后攻克平江，灭张士诚。旋即出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至洪武元年（1368年）攻入大都，推翻元朝的统治。此后连年出兵，打击元廷残余势力，收取山西、甘陕，大破扩廓帖木儿等，唯有岭北之战因孤军深入致败。洪武六年（1373年）后长期留守北平，训练士卒，推行屯田，修浚城防，巩固边防。累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兼太子少傅，封魏国公。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在南京病逝，享年五十四岁。朱元璋追封其为中山王，赐谥号“武宁”，赐葬钟山之阴；又为他御制神道碑文，允许其肖像功臣庙、配享太庙。徐达为人谨慎，善于治军，身经百战，戎马一生，为明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不朽的功勋。朱元璋倚之为“万里长城”，后世亦公认他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概述图来源）
刘基
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世称“刘青田”、“刘诚意”、“刘文成”，处州路青田县南田（今属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明朝开国元勋，“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自幼博览经史及天文、历法、兵法、性理诸书，尤精象纬之学。至顺四年（1333年）举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后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郎中等职。因遭排挤愤而辞官，回乡隐居著述。至正二十年（1360年），应朱元璋之请，至应天（今南京），任谋臣，参与机要决策。针对当时形势，提出时务十八策，被采纳，后又陆续陈策。朱元璋称帝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参与制定历法、奏立军卫法。洪武四年（1371年），因与左丞相胡惟庸交恶，被胡所谮，赐归乡里。洪武八年，忧愤而死。刘基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安定，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刘基具有比较系统的文学思想，在明初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从儒家“诗教”思想出发，强调作品的教化作用，既可以对下移风易俗，也可以对上讽谕劝谏；其次，贬斥元代以来的纤丽文风，提倡“师古”，力主恢复汉唐时期的文学传统，对明初文风由纤丽转向质朴起了重要作用。著作颇丰，有《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等传世。（概述图来源：）
史可法
史可法（1602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祖籍河南郑州市中牟县后史庄，明末政治家、军事家、抗清名将、民族英雄。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任西安府推官。后转平各地叛乱。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后，崇祯皇帝自缢死，福王监国，授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及称帝，史可法因遭马士英等人排挤，自请出镇淮上，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史可法由扬州至白洋河，部署诸镇抗敌军事。弘光朝廷大敌当前，犹内乱未已，总兵许定国诱杀高杰，率部投降清军。四月，大将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讨伐马士英，福王急召史可法入援，未至而良玉乱平。史可法奉命北返，闻盱眙降清、泗州城陷，遂奔扬州组织抵抗。城破，史可法自尽未死，为清军俘虏，不屈就义。后人收史可法遗稿编为《史忠正公集》，清康熙间张纯修辑刻《史道邻先生遗稿》3卷。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罗振常校补本《史可法集》。
黎遂球
黎遂球（1602年8月21日-1646年11月10日），字美周，广州府番禺县人。明末抗清官员、诗人、画家、文学家。天启七年（1627年），举于乡，屡上春官不第，好游历，遍览赵吴楚鲁越等地。与张溥、吴伟业、王思任等交，入复社，又与邑人陈子壮、陈子升、欧必元等重结南园诗社，以续明初“南园五先生”之遗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过扬州，与四方名士集郑元勋（超宗）影园，赋黄牡丹诗十首，被钱谦益推为第一，一时声名显赫，呼为“黄牡丹状元”。隆武二年（1646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提督两广水陆义兵援赣州，十月城陷，与弟遂琪同日战死。黎遂球工诗文，精书画，以诗称名于岭南，与邝露、陈邦彦合称“岭南前三家”。张溥赞其：“惊才绝代，诗歌古文名书法篆无不极致”。清末陈田云：“美周醉心六朝、初唐，乃为轻艳之词，歌行短曲，风致嫣然，然时有壮健之篇，此其超迈之性，不汩没于绮词者也。生为词伯，死作鬼雄，岂不伟欤。”
杨涟
杨涟（1572年7月10日－1625年8月28日），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广水）人。中国明末谏臣，东林党的重要人物，“东林六君子”之一。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杨涟登进士第。初任常熟知县，举全国廉吏第一，入朝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明神宗病危时，杨涟力主太子朱常洛（明光宗）进宫服侍神宗。光宗即位后，他极力反对郑贵妃求封皇太后。光宗病重时，杨涟上疏力陈其过失，得以获光宗召见，受顾命之任。李选侍在光宗逝世后，欲挟太子朱由校（明熹宗）把持朝政。杨涟说服朝臣，挺身而出，闯进乾清宫，拥熹宗即位，并逼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安定朝局。累迁至左副都御史。天启五年（1625年），因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诬陷受贿二万两，历经拷打，惨死狱中。杨涟被誉为明末“天下第一廉吏”。终生致力于争“红丸案”、“移宫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忠言敢谏，被史家评价为“为人磊落负奇节”。有《杨忠烈公文集》传世。
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一说为字），广东东莞人（另有广西藤县、平南两说，参见“人物争议-籍贯之争”目录），明朝末年大臣、名将。袁崇焕出身商人家庭，在读书应举的同时亦爱好军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起家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进京参加大计之际请缨出山海关，投身抵御后金、收复辽东的前线，由山海监军累迁宁前兵备道，任上辅佐督师孙承宗构筑关宁锦防线，并于天启六年（1626年）在宁远阻挡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攻势，取得宁远大捷，因功擢为辽东巡抚。天启七年（1627年）取得宁锦大捷，不久即因同后金议和等行为受到非议而辞职，翌年被崇祯帝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袁崇焕复出后，誓言“五年复辽”，主张“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蒙古）以制东夷（后金）”，并处死了东江总兵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汗皇太极大举入塞，绕过袁崇焕在蓟州的防线，直逼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袁崇焕在北京广渠门、左安门击退后金军，随后被崇祯帝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以谋反大逆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直至清修《明史》认定其死于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袁崇焕才重获高度评价（参见“人物争议-捕杀原因”目录）。袁崇焕的诗文所存无多，被今人辑为《袁崇焕集》。（概述图来源）
霍光
霍光（？－前68年4月21日），字子孟，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西汉时期权臣、政治家，大司马霍去病异母弟、汉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霍光最初凭借门荫入仕，选为郎官，历任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为汉武帝所亲信。武帝临终时，授霍光大将军、大司马，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同受遗诏，辅佐幼主。汉昭帝继位后，与上官桀、桑弘羊争权，挫败上官桀等拥立燕王刘旦的计划，获封博陆侯，得以专擅朝政。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去世，霍光拥护昌邑王刘贺为帝，二十七日后又将其废黜，改立武帝曾孙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宣布归政，仍掌大权，其女霍成君为汉宣帝第二任皇后，霍氏一族极为显贵。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去世，谥号宣成，陪葬茂陵，葬礼规格仿照相国萧何旧例。两年后，霍光妻子霍显毒害皇后许平君母子事发，霍氏全族坐罪处死。但到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仍以霍光名列“麒麟阁十一功臣”首位。霍光前后秉政二十年，遵循武帝法度。在武帝末年积弊之后，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轻徭薄赋，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对外也缓和了同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这段时期被后世称为昭宣中兴。同时因其废立两帝，与殷商伊尹废太甲事迹相似，故后世权臣废立皇帝时，往往以“行伊霍之事”作掩饰。（概述图来源）
常遇春
常遇春（1330年—1369年），字伯仁，号燕衡，南直隶凤阳府怀远县（今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人。元末红巾军杰出将领，明朝开国名将。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归附朱元璋，自请为前锋，力战克敌，尝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军中称常十万，官至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封鄂国公。洪武二年，北伐中原，暴卒军中，年仅四十，用宋太宗丧韩王赵普故事，追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号忠武，配享太庙。
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号自如（一说为字），广东东莞人（另有广西藤县、平南两说，参见“人物争议-籍贯之争”目录），明朝末年大臣、名将。袁崇焕出身商人家庭，在读书应举的同时亦爱好军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起家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进京参加大计之际请缨出山海关，投身抵御后金、收复辽东的前线，由山海监军累迁宁前兵备道，任上辅佐督师孙承宗构筑关宁锦防线，并于天启六年（1626年）在宁远阻挡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攻势，取得宁远大捷，因功擢为辽东巡抚。天启七年（1627年）取得宁锦大捷，不久即因同后金议和等行为受到非议而辞职，翌年被崇祯帝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袁崇焕复出后，誓言“五年复辽”，主张“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抚西虏（蒙古）以制东夷（后金）”，并处死了东江总兵毛文龙。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汗皇太极大举入塞，绕过袁崇焕在蓟州的防线，直逼北京城下，是为己巳之变。袁崇焕在北京广渠门、左安门击退后金军，随后被崇祯帝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以谋反大逆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直至清修《明史》认定其死于皇太极所设的反间计，袁崇焕才重获高度评价（参见“人物争议-捕杀原因”目录）。袁崇焕的诗文所存无多，被今人辑为《袁崇焕集》。（概述图来源）
岳飞
岳飞（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宋朝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祖籍东昌（今山东聊城），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书法家、诗人，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岳飞从二十岁起，曾先后四次从军。自建炎二年（1128年）遇宗泽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止，先后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金军攻打江南时，独树一帜，力主抗金，收复建康。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襄阳六郡。绍兴六年（1136年），率师北伐，顺利攻取商州、虢州等地。绍兴十年（1140年），完颜宗弼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两河人民奔走相告，各地义军纷纷响应，夹击金军。岳家军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在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催令班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诬陷入狱。1142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与长子岳云、部将张宪一同遇害。宋孝宗时，平反昭雪，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追谥武穆，后又追谥忠武，封鄂王。岳飞是南宋杰出的统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主张黄河以北的民间抗金义军和宋军互相配合，以收复失地；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率领的“岳家军”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金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评语，以示对岳家军的由衷敬佩。岳飞的文才同样卓越，其代表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是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后人辑有文集传世。
彭越
彭越（？—公元前196年），字仲，砀郡昌邑（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人。秦末起义群雄之一，西汉初年名将、异姓诸侯王。与韩信、英布在当时被评价为“同功一体”，后世常习惯称此三人为“汉初三大名将”。秦朝末年在魏地举兵起义，成为长期屯聚在魏国一带的独立武装势力。项羽分封诸侯王后，彭越先后帮助田荣、刘邦对抗项羽。后来率兵归顺刘邦，刘邦任命他为魏王魏豹的相国，仍允许他独立指挥他的部队。其后封建成侯，协助刘邦赢得楚汉之争。西汉建立后，封为梁王，定都于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形未具”，却因为“病不行”而被诬以“反形已具”的罪名，诛灭三族，废除
万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584年6月6日），袁崇焕出生于广州府东莞县（今广东省东莞市）。袁崇焕的先祖来自山西历山，自福建宁化、江西雩都、信丰及广州南海辗转迁徙至东莞茶园、温塘等地，至袁崇焕祖父袁世祥始定居于东莞水南袁屋墩（今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袁家世代务农，袁崇焕之父袁子鹏则到广西平南白马圩开店经商，做木材生意，袁崇焕也在那里长大。
袁崇焕从小喜欢军事，“夙攻兵略，精武艺，善骑射”。又热爱旅游，自诩“生平有山水之癖”，在出仕前“足迹几遍宇内”。[4]他自幼以应举为目标，为了方便，寄籍于平南，遭人举报，便改籍于附近的藤县（关于其籍贯的争议，参见“人物争议-籍贯之争”），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通过童子试，成为藤县县学生员。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崇焕赴广西省城桂林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此后，他四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终于通过会试，并在殿试中以三甲第四十名（总名次第一百一十名）获赐同进士出身，观政于工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袁崇焕获任福建邵武知县。[8]他在任上“明决有胆略，悉心爱民，申冤理枉，善于听讼，无微不烛”，有一户民居着火，袁崇焕穿着靴子上屋救火，“走岩墙如履平地”，事后赈灾工作也“井井有方”。
宁远之战，袁崇焕光凭红衣大炮就能战胜努尔哈赤吗？
出镇关宁
天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22年2月5日)，袁崇焕与福建其他知县一起进京参加大计。当时，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兴起于东北，攻陷明朝辽沈地区，袁崇焕本来就忧心时局，“以边才自许”[11]，在等待大计结果期间决定单骑到山海关考察前线情况，大约两旬后回京。同僚便宣扬他单骑赴关的事迹，其愿以身许国的名声由此传播于北京官场。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吏部会同都察院公布计榜（大计结果），袁崇焕得到“上考”的评价。[256]按照惯例，袁崇焕将获任被时人认为是美差的言官。[257]随即就传来了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失守的消息，朝野震动，与袁崇焕一起参加大计的官员纷纷离京南下，朝臣们亦争相用公家邮符将自己的眷属送出北京。为了应对后金凌厉的攻势，明廷急于访求边才，袁崇焕受到御史侯恂、江日彩的注意，请兵部召而试用。兵部官员遂召试袁崇焕，问以山海关何处为险要，何处当驻兵，何处可伏人马，何处可建铳台，袁崇焕对答如流，并宣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于是他通过了兵部召试，于二月十六日获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二月二十三日，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疏言袁崇焕“饶有才略”，建议让袁崇焕辅佐原任辽东兵备道阎鸣泰“分任榆关（山海关）”。明廷从其言，于二月二十八日升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赴任前，袁崇焕还特地拜访了正在待罪听勘的原辽东经略熊廷弼，彻夜咨询辽事。
同时，他向朝廷建议招募骁勇善战的两广步兵（10000人）与广西狼兵（5000人）组成一支精锐部队，分别由其族叔平乐府推官袁玉佩和亲戚永平府推官林翔凤带领，保证将会重演明军在朝鲜与播州的胜利，如果不成就“斩臣于军前，以为轻事者之戒”。明廷批准其募兵之请，发户部银二千两及帑银二十万两供袁崇焕等人募兵。不过后因广西巡抚何士晋称征调困难而未尽调，只酌量拨发泗城、南丹等处将士，而袁玉佩留用平乐，林翔凤留用山海关，未能出关效力。
袁崇焕赴任后，先驻山海关。其时后金攻陷广宁、义州等地后即东归，辽西一带被蒙古哈剌慎（喀喇沁）等部落所据。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命袁崇焕移驻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广宁前屯卫（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镇）有很多流离失所的辽民，亟待安置。王在晋命袁崇焕赴前屯卫安置辽人。袁崇焕“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其胆略得到将士的佩服。袁崇焕又打算领兵七千驻守前屯卫，却被王在晋视为轻率鲁莽之举而拒绝。尽管如此，王在晋也很器重袁崇焕，称赞他“胆魄称雄，志力并矫，且其澡涤之襟期、光明之心事，迥迥逸群”，自己“心重之、爱之”，感叹“今如崇焕者有几？”并题补他为宁前兵备佥事。
在此期间，袁崇焕因为抗金的十三山难民以及王在晋的重关战略（将山海关作为防御支点，并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另修边墙和关隘以加强）而与王在晋争辩不已。袁崇焕力请救援十三山难民，并反对重关战略，主张以关外的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为防御支点。为了抵制重关战略，他于六月向内阁首辅叶向高上书反映情况。叶向高打算亲自去山海关查看情况，另一阁臣孙承宗请求自己去，于是便由孙承宗巡视山海关。孙承宗在这两个问题上倾向袁崇焕的主张，并于八月回朝后向明熹宗夸赞袁崇焕“英发贴实，绰有担当，自愿为大将”，准备对他加以历练栽培。明熹宗遂召还王在晋，并委任孙承宗为督师，主持辽事。与此同时，山石兵备道阎鸣泰升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则接任山石兵备道，带管宁前兵备道事。九月，孙承宗抵关任职，安排袁崇焕负责修建营房的工作，又负责安插辽民于关外诸城堡。任上“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但同时亦有用法专断之嫌。同年冬，辽东巡抚阎鸣泰令袁崇焕去检阅新兵，核实虚伍。袁崇焕斩杀守备莫大功营内两名私雇顶替者，事后也未报告。孙承宗得知此事，质问缘由，袁崇焕只说自己奉巡抚之命，孙承宗怒责其“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袁崇焕只好顿首谢罪。
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二十七日，孙承宗率文武官员出巡关外。十九日，一行人抵达宁远，孙承宗虽认可其战略地位重要，但并未表态以此为防御支点。而接替阎鸣泰出任辽东巡抚的张凤翼则主张守山海关而非宁远，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则主张守中后所（今辽宁省绥中县）。适逢茅元仪被孙承宗召至觉华岛负责防守，袁崇焕希望他能劝孙承宗在防守宁远的问题上拍板。在茅元仪的推动下，孙承宗于九月初八日第二次巡视宁远，正式决定以此为防御支点。在袁崇焕和茅元仪的推荐下，由满桂出任宁远守将，袁崇焕本人也出驻宁远，与满桂、祖大寿（时名祖天寿）等擘画修筑城池与防卫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与建设，宁远城拔地而起，“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士”，“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至五十里，远近莫不归附”。[袁崇焕得意地给内阁辅臣写信说：“不肖在宁远，长安（代指北京）可高枕而卧也！”
天启四年（1624年），孙承宗安排袁崇焕卸任山石兵备道，专管宁前等处兵备、屯田、马政。任上监督筑城、煮盐炼铁、兴举屯田、操办马政、修造舟车、核兵定饷、筹备粮料、演练车战、招抚蒙古、谋划战守，积极协助孙承宗构筑关宁锦防线。
袁崇焕由此成为孙承宗督师期间“最托重者”。九月，袁崇焕升正四品兵备副使，再进从三品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11][28]十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得知父丧，准备回乡守孝，行至丰润县，接到夺情起复之命，他先请求终制，后请求给假，都不获准许，不得不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返任。
一战成名 宁远之战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明军在柳河之役中败北，袁崇焕急忙阻挡奔溃的士卒，让他们各自回到信地防守，从而保全了关外诸城。[221]十月，孙承宗引咎辞职。袁崇焕对此深感失望，见到孙承宗就流泪，甚至请求和他一起辞职。新任辽东经略高第到任不久，即命锦州、右屯卫、宁远、前屯卫等处军民入关，尽弃关外之地。袁崇焕上揭帖抗议，认为锦、右、大凌三城不可轻易弃守，如果弃守，那么只会“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后金），西虏（蒙古）亦轻中国”，而且会使“宁（远）、前（屯卫）震惊，（山海）关门失障”。[29]他还表示：“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高第无法强迫他撤离，因此关外诸城只剩宁远还在坚守。十二月，广西道御史王珙上疏称赞袁崇焕“清操伟略”，请求给他升官，明廷遂升袁崇焕为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仍管宁前道事。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已四年没有大举攻明的努尔哈赤亲征辽西，十七日渡过辽河。[33]正月十八日，袁崇焕听说后金军渡过辽河的消息，马上进行军事部署。[34]他安排满桂负责全城防务，尤其是东南首冲之地的防守任务，左辅负责西面，祖大寿负责南面，朱梅负责北面，管炮官彭簪古和自己在邵武收的家丁罗立各负责红夷大炮（西洋大炮）的发射。在战略上采取坚壁清野之策，焚毁城外民居、积储，并企图借助十一门红夷大炮的威力退敌。他在申明备战情况的揭帖中所说：“本道（袁崇焕自称）定与此城为存亡，而本道申明内有各将领或守或援，俱当与本道为存亡。结连一处，彼此同心，死中求生，必生无死。但恐贤愚不一，除临阵退缩，本道法所得及，径于军前诛之。”为坚定将士守城决心，袁崇焕诛杀临阵退缩的逃兵，并移檄前屯卫总兵赵率教、山海关总兵杨麒，说凡见逃兵即以间谍论，逮捕处死，若有一兵溃入前屯卫，一卒逃进关内，则问罪赵、杨二将。他又给山海关管关主事陈祖苞写信，嘱咐他不得放过改服潜逃的兵士，由此，宁远将士“皆无退志”。[36]袁崇焕还当面恳请经略高第不要出兵援助，以谋求“置之死地而后生”。[37]在战前动员中，袁崇焕刺血为书，向全体将士下拜，吃着草激励他们说：“苟能同心死守，吾为牛羊以报，亦所甘也！”将士都为之感动，请求拼死一战。
正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的大军抵达宁远城下，驻扎于城西北五里外，称自己有二十万大军，劝降袁崇焕，袁崇焕回信称努尔哈赤不过十三万军队，拒绝投降。二十四日拂晓，后金军开始攻城。袁崇焕正与朝鲜贡使的译官韩瑗等人谈笑风生，听到炮声后，对惊吓的韩瑗笑着说：“贼至矣！”[39]此后三天，努尔哈赤以楯车和重骑兵猛攻宁远，袁崇焕则指挥明军用红夷大炮、火铳等火器还击，并不断用石块堵住被后金军在城墙上凿开的窟窿，宁远军民的顽强抵抗给后金军以重大杀伤，努尔哈赤不得不于二十七日决定撤回沈阳，撤军前还派兵渡过结冰的大海，杀尽觉华岛上军民以泄愤。
此前，明廷对宁远的防守不抱希望，然而袁崇焕却指挥明军取得了萨尔浒之战以来第一次对后金正面交锋的胜利，因此被明方称为“宁远奇捷”或“宁远大捷”。捷报传到北京，朝野为之欢呼，明熹宗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并加袁崇焕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衔。
袁崇焕上疏请求辞职终制，熹宗不允。三月初九日，更命袁崇焕巡抚辽东、山海等处，赋予便宜行事之权。四月，又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恩荫一子世袭锦衣卫正千户，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
巡抚辽东
主词条：丁卯之役、宁锦之战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本来打算统一辽东事权，并得到兵部尚书王永光的支持，开始讨论裁撤经略及总兵，将所有事权统一于辽东巡抚的计划，然而熹宗并未听从此议，先派六名宦官充当监军，又改经略为督师，以王之臣取代高第出任，位在袁崇焕之上。同年夏，袁崇焕麾下两员将领——驻守前屯卫的赵率教和驻守宁远的满桂不和，袁崇焕站在赵率教一方，向明廷请求将让赵率教统领关外之兵，调离满桂。袁崇焕奏请前并未事先与刚上任的王之臣商量，王之臣也反对这种做法，袁崇焕又与王之臣不和，一度请求辞职。后来明廷调解下，袁崇焕上疏自责，并同意留下满桂镇守山海关，赵率教移镇宁远。此后，袁崇焕与王之臣多有分歧，如袁崇焕欲贯彻自己“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构想，试图在关外大兴军屯，受到王之臣的反对，明廷也未同意。此外，努尔哈赤死后，袁崇焕欲在后金汗位更迭之际“乘机进剿”，先利用其便宜行事之权，派遣李喇嘛去沈阳，借吊祭努尔哈赤为名窥探后金虚实，后金新汗皇太极趁机提出议和的请求，袁崇焕有意答应，准备“因而间之”，即趁机离间。王之臣则反对派吊使及议和，称此举会令明朝的藩属蒙古和朝鲜寒心。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支持袁崇焕的主张[53]，于是明金双方从十二月起开始议和交涉，在此期间，袁崇焕先修松山、杏山二城，再修锦州、大凌河、小凌河三城。为了得到后援，袁崇焕的立场也逐渐倾向“阉党”，自十月下旬开始，几乎每次上疏都要称颂魏忠贤一番，甚至表示“臣今春宁远之战，则厂臣（魏忠贤）之所谋也”（参见“人物争议-谄媚魏阉”目录）。
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王之臣因与袁崇焕分歧太大，称病请辞，明廷批准，并空缺督师之位，由辽东巡抚袁崇焕一人主持辽事，袁崇焕上疏推辞，并提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方略，明廷不许其辞职。就在此时，传来后金入侵朝鲜（丁卯之役）的消息。袁崇焕此前已从明朝潜伏在后金的内应刘兴祚那里得到这一消息，但并无证据显示他按刘兴祚的建议去提醒朝鲜做好防备。等到后金入侵朝鲜的消息传来后，他命令水营都司徐勇曾、张斌良、汪翥各率舟二十只、兵士五百名为先锋，东援朝鲜，但朝鲜方面在三月初与后金达成和议。三月十一日，明熹宗听从兵部尚书冯嘉会的建议，命袁崇焕趁后金“远掠巢虚之时，挑选关宁精锐，择智勇之将，轻骑入捣，大兵陈河，相机续济，以牵奴后而纾属国之急”。袁崇焕又派总兵赵率教及副总兵左辅、朱梅等领精兵九千人去三岔河（辽河下游）一带执行“捣剿”任务，继而又派参将徐琏率1000水兵东援。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并未对后金起到任何牵制作用。袁崇焕在四月上疏为自己辩解，说后金“十万掠鲜、十万居守”，并非空虚，直接“捣剿”过于冒险，只能在确保山海关和宁远安全的情况下让赵率教等伺机而动。
与此同时，明朝和后金的议和交涉破裂，皇太极指责袁崇焕“诈称和好，乘间葺城”，于五月率兵进攻新筑的锦州等城。袁崇焕命赵率教及左辅、朱梅移驻锦州，在五月十二日击退后金的攻城。其后皇太极围而不攻，袁崇焕抽调兵力，派满桂、尤世禄等两次救援锦州，均未能成功。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在留兵继续包围锦州后，领兵数万进攻宁远。围绕守城方略，袁崇焕与满桂发生冲突，袁崇焕主张按上年的打法死守城池，而满桂执意主动出击，在争论过程中还折断袁崇焕的令箭。最终，袁崇焕坐镇城中，满桂、尤世禄、祖大寿诸将出城迎战，奋勇杀敌，加上红夷大炮的威力，后金军在二十八、二十九日两天的攻城作战中失利。其后皇太极回攻锦州，又被赵率教击退。六月初五日，皇太极撤军，沿途拆毁了尚未完工的大凌河、小凌河两城。锦州解围后，袁崇焕于六月二十二日又一次称病辞职，不过熹宗并未像之前那样不允，而是批准其请，于七月初一日令其“回籍调理”，改由王之臣复任督师。袁崇焕因此前与后金议和、在后金攻朝鲜时未能“捣剿”以及援锦失利屡受言官弹劾，这成为他辞职获准的真正原因。故熹宗批他“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尤其对他议和之事耿耿于怀，因此在叙功之际，规定前线文武官员均加衔二级、恩荫后代，唯独袁崇焕仅得到了“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的微薄赏赐。“阉党”官员霍维华上疏为袁崇焕鸣不平，请求将加给他的一级官衔移给袁崇焕，熹宗回复袁崇焕议和误国，没处分就已经足够，斥责霍维华“好生不谙事体”。
起用督师
就在袁崇焕归乡之际，熹宗驾崩，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十一月，魏忠贤被铲除，与此同时，许多官员奏请起用袁崇焕以对付后金，到了“章满公车”的地步。十一月十九日，崇祯帝正式起用袁崇焕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添设右侍郎事。十二月二十八日，赏袁崇焕锦衣卫指挥佥事的恩荫，以补偿其宁锦之功。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即蓟辽督师），替代上个月刚被罢免的王之臣。袁崇焕还没抵家，就接到崇祯帝要他复出的任命，此后“使者络绎道路”，袁崇焕接旨北上。七月，袁崇焕进京。十四日，崇祯帝召见群臣于建极殿后的平台，特宣袁崇焕出班，阐述其“平胡方略”。袁崇焕表示“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崇祯帝大喜，表示自己将“不吝封侯之赏”，四名辅臣李标、钱龙锡、周道登、刘鸿训也纷纷赞赏袁崇焕是“奇男子”。在讨论了毛羽健提出的裁撤驿递一疏后，崇祯帝到便殿休息，群臣也外出品尝御赐茶果点心，期间，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当面质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之方略，袁崇焕回答“聊慰上意耳”，即这只是安慰皇帝的大话而已。许誉卿厉色责备他“上英明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这才察觉到失言的严重性。
等到休息结束、崇祯帝再次在平台召见群臣时，袁崇焕提出了“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的诸般条件，如钱粮、武器、人事以及言论管制（杜绝浮议）等，崇祯帝一一应允，指示吏、兵、工、户四部尚书协助袁崇焕，并承诺自己不会听从浮议。阁臣又奏请提高袁崇焕之事权，收缴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赐给袁崇焕。崇祯帝应允，并叮嘱袁崇焕“早平夷酋，以纾四海苍生之困”“严明号令，抚恤士卒，与文武同心，何难灭虏”。袁崇焕表示自己以汉代的赵充国为榜样，并称：“谨遵明旨，铭之肺腑，前去告谕官军，以宣皇上威德，必须平夷！”随后叩头而起。再处理了少量杂务后，从此平台召对结束，此时已是晚上二更。
袁崇焕离京之际，豪言赋诗“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他在上任途中，就赶上宁远兵变爆发，辽东巡抚毕自肃引咎自杀。袁崇焕于八月初二日上奏兵变情形，随后兼程赶往山海关。八月初六日抵达山海关，次日出关赶往宁远，前往军营，宣布皇上德意，许诺补发欠饷，众兵才肯归营。袁崇焕采取了审慎的处理方式，与宁前道郭广相商，招来首恶杨正朝、张思顺，令其供出叛逆者名单，将功赎罪。杨、张二人和盘托出。十八日，田汝栋、舒朝兰、宋仲义、李友仁、张文元等人被捕，袁崇焕令郭广当堂辨认，俱系当日首恶，即令枭示于众，并出示手谕安抚各营，称“此外不杀一人”。其后又处死了提前得知兵变消息的参将彭簪古中军吴国琦，并处罚了彭簪古及车左营加衔都司王家楫、车右营加衔都司左良玉、文标营司佥书李国辅四人。杨正朝、张思顺免死发前锋立功。此外，以贪酷激变的推官苏涵淳、通判张世荣被降职，未参与兵变的都司祖大乐得到嘉奖，宁远兵变终于被袁崇焕平息。
其后袁崇焕催发欠饷七十四万两。直至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之前，上年山海关内外的欠饷才被补完。
为预防再发生类似兵变，袁崇焕奏请责成户部将岁饷“预先积贮，按月待支”，户部奏请“照天启六、七年例，将崇祯二年加派地亩银两，查照粮多户大之家，俱以文到日为始，预征十分之三，随征随解”，得旨“如议行”。[80]又核定关外官兵71000余名、关内官兵40200余名，照此数目发饷。
蓟辽督师袁崇焕请更定关外营堡将领额等事的题本
除了处理欠饷问题外，袁崇焕到任后还积极整顿关内外军务，奏请停推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并将关内外原本三四员总兵只保留关内和关外两员前锋总兵，分别由赵率教和祖大寿充任，并以亲信何可纲为中军，居中坐镇宁远，倚仗此三员将领来实现“五年复辽”的计划。此外还淘汰参将、游击、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近百员，对各堡垒、驿站的布置也重新进行规划，并敦促工部改进武器装备质量，敦促户部向沿边各镇订购战马，以达成“精兵、壮马、坚甲、利兵”的必要条件。对外，他招抚插汉（察哈尔部）、哈剌慎（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试图以“抚赏”和救济来防止他们倒向后金，争取他们成为明朝的外援；又恢复同皇太极的通信，不关闭议和之门。然而袁崇焕上任数月，并未立竿见影，于是云南道御史毛羽健在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上题本怀疑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只是迫于崇祯帝之询问而“猝然以对”，并请求以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善后五事质询袁崇焕，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于五月初六日逐条作答，并再次向崇祯帝保证自己决不“空言恢复”。
杀毛文龙
袁崇焕上任后，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置东江总兵毛文龙。毛文龙自天启元年（1622年）以来，以朝鲜半岛西北部的皮岛为中心，构筑了一条封锁后金的海上战线，也同样握有尚方宝剑，深受器重。但另一方面，明廷担忧他“难驭”，袁崇焕也在宁远之战后就主张让毛文龙移镇宁远附近。等到袁崇焕出任蓟辽督师时，据说在平台召对后就与阁臣钱龙锡密议毛文龙问题，并定下了斩帅之计。崇祯元年（1628年）底，袁崇焕请求加强登莱海禁，将原本起于山东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的东江运道改为从山海关起运，在觉华岛换舟运，海船需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并设东江饷司以核查钱粮，得到崇祯帝批准。[87]袁崇焕此举意在将辽东半岛沿海的航运权和制海权掌握于自己之手，并通过垄断登莱、天津的运船来禁止商业贸易，切断东江镇物资供应和经济来源，迫使毛文龙就范。毛文龙对此极为不满，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十三日上疏抗议袁崇焕改道是舍近就远、弃易图难。[88][89]同月，袁崇焕派徐琏运送火炮、器械给毛文龙，解释他这么做的原因，约定毛文龙与自己会晤于海上。毛文龙怒骂徐琏，但还是派都司熊万祥随徐琏回去，商定见面于旅顺海域之北汛口。[90][91]但是，毛文龙以索饷为名前往登州，引发舆论哗然[92]，继而又前往宁远，请袁崇焕于宁远督师衙门相会，已经出海的袁崇焕闻讯驰还宁远。此次会晤只是例行公事，“一二语而别”。[86]在这个过程中，袁崇焕以宾客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却没有谦让，更加坚定了袁崇焕处死毛文龙的决心。
在宁远时，袁崇焕和毛文龙约定再于旅顺双岛细商，袁崇焕让诸总兵留守，自己带着尚方剑和督师印出海，五月二十九日抵达双岛。六月初一日，毛文龙来袁崇焕船上拜谒，袁崇焕也还谒毛文龙，并对毛文龙说道：“今辽东海外只本部院（袁崇焕自称）与贵镇（毛文龙）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可结局本部院历险至此，愿相商为进取计。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本部院有个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药否？”毛文龙回答：“文龙海外人耳，也有许多功，只因小人之说，钱粮缺少，又无器械、马匹，不曾遂得心愿。若一一应付，要帮助成功也不难。”其后袁崇焕告辞，并吩咐说船上不便张筵。毛文龙于是于岛岸置帐房，请袁崇焕就宴。席间，毛文龙似对袁崇焕有不屑之色，袁崇焕宣谕道：“皇上神圣，与尧舜汤武合为一君，当勉尔疆场。”毛文龙反而强调先帝熹宗对他的恩遇。接着袁崇焕又询问其方略，毛文龙说：“宁远兵马俱无用，止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之隐处，把火可收全功。”宴席至夜里二更方散。六月初二日，毛文龙请袁崇焕登岛，东江将士及女真、蒙古夷丁依次叩见袁崇焕，袁崇焕听说身边兵丁都姓毛，颇感不快，将其斥退，又与毛文龙谈及受节制及更定营伍、设置道厅诸事，毛文龙只顾痛骂阎鸣泰、武之望二人，袁崇焕认为是在暗骂自己。至三更，袁、毛二人不欢而散。六月初三日，袁崇焕差官答谢毛文龙，毛文龙又置酒张筵迎请。袁崇焕穿上便服，登岛赴会。席间，袁崇焕以“久营边寨，杭州西湖尽有乐地”暗示毛文龙主动辞职返乡。毛文龙回答：“久有此心，但惟我知灭奴孔窍，灭了东夷，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也。"袁崇焕说：“朝廷不勤远略，当有代君者。”毛文龙反问：“此处谁代得！”并有“傲慢不悦之意“。筵席散后，袁崇焕命副将汪翥反复开导毛文龙，也希望毛文龙的亲信能劝他。六月初四日，袁崇焕向东江官兵颁赐赏银，并行文毛文龙，规定旅顺以东行毛文龙印信，旅顺以西行袁崇焕印信，又行文定营制，晓谕其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未理会。六月初五日，袁崇焕在岛中的山上设置帐房，等毛文龙来答谢时邀其上山观兵角射，先前接受袁崇焕命令的参将谢尚政设下埋伏，等毛文龙进入后，袁崇焕厉声呵斥其在东江改道问题上不听调遣，又说：“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还不迟。那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目中无本部院犹可，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语毕，袁崇焕向西叩头，请皇命，下令逮捕毛文龙，毛文龙拒绝认罪，袁崇焕历数其十二当斩之罪（专制一方、欺君冒功、跋扈不臣、侵吞粮饷、私通岛夷、擅行任免、劫掠商人、好色诲淫、虐待辽民、谄媚魏阉、掩败为功、观望养寇），最后说：“今日杀了毛文龙，本部院若不能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愿试尚方以偿尔命！”东江众将叩头为毛文龙求情，毛文龙本人也求饶，都被袁崇焕严词拒绝。随后袁崇焕向西叩头，请持尚方剑来，令水营都司赵可教、何麟图监斩，旗牌官张国柄用尚方剑斩毛文龙于帐前。
接着，袁崇焕开始安排东江善后事宜，将东江军分为四协，以毛承禄、徐敷奏、刘兴祚、陈继盛分管，由陈继盛暂时代管东江镇，吩咐将带来的白银赏给各岛官兵，每人赏银三两；派人往旅顺宣抚，并发牌安抚各岛军民，行文毛文龙亲子毛承祚，先令其安抚众商，所欠商银即办偿还，并释放被毛文龙掳掠的商船。六月初六日，袁崇焕亲到毛文龙棺前焚香行拜，表示：“昨日斩尔，是朝廷大法；今日祭尔，是我辈私情。”言罢落泪。六月初九日晨，袁崇焕前往旅顺，视察防务，检阅兵马。布置完毕，袁崇焕返回宁远，上疏请罪。袁崇焕向崇祯帝汇报了前后情形，强调自己不经请示而处死毛文龙之举是为了整肃军政。崇祯帝闻报，起初大惊，继而又想起自己正在倚重袁崇焕，便下旨斥责毛文龙死有余辜，嘉奖袁崇焕的果断行动，命其不必请罪。八月，袁崇焕派徐敷奏整顿东江军务，进一步缩编为东、西（左、右）二协，以陈继盛领左协、刘兴祚领右协，同时奏请暂虚岛帅（东江总兵）以候有功者，意在未来将东江镇交给刘兴祚。（关于对杀毛文龙一事的不同观点，参见“人物争议-袁毛公案”目录）。
鏖战北京
主词条：己巳之变、广渠门之战、左安门之战
袁崇焕杀毛文龙后不久，与后金的和谈也因双方在归还辽东的问题没有谈判余地而破裂，双边关系再度紧张。袁崇焕已巩固了关宁一带的防务，但对靠近北京的蓟州一带的防务十分担忧，在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就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蒙古哈剌慎部）为向导，通奴（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据此主张接济笼络蒙古哈剌慎部。其后又屡次上疏，重申“蓟门单弱”，主张强加防范，安置重兵。袁崇焕还建议在蓟镇辖下的遵化添设一名团练总兵，以王威领其职。兵部因为王威刚刚遭受弹劾而未接受这个建议。九月初八日，谍报后金军渡过辽河，袁崇焕随即遣参将谢尚政等率军三千前往蓟州协防。不过顺天巡抚王元雅认为警报不确，令其返回。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七日，为嘉奖袁崇焕防备后金的功劳，崇祯帝加封他为太子太保。[99]袁崇焕当时正在锦州视察防务，十月十五日才返回宁远，十六日接到了加官的圣旨，并受到诸将及朝鲜使臣的祝贺。[100]与此同时，西征途中的皇太极正与其贝勒大臣和归顺后金的蒙古酋长们讨论攻击目标是林丹汗率领下西迁的察哈尔部还是明朝，最后决定攻明，并以袁崇焕曾接济过的哈剌慎部的贵族布尔噶都（布尔喀图）充当向导，从明朝东北边防中最薄弱的蓟州长城突破。[101][102]十月二十七日以后三日，蓟州镇辖下的龙井关、大安口、汉儿庄、马兰峪、洪山口等要塞陆续被后金攻克，蓟州明军全线溃败，袁崇焕先前对蓟州防务的担忧成为现实。袁崇焕在十月二十八日望见长城烽火，听说是蒙古侵犯遵化，便先派赵率教出兵救援[103]（赵率教阵亡），二十九日率军两万西援[104][105]，十月三十日抵达山海关。翌日，袁崇焕在山海卫学文庙行香并与诸生讲学，又与诸将讨论敌情，猜测入侵者是后金或蒙古的人都有，袁崇焕则判断是哈剌慎的另一贵族束卜的（苏布地）勾引一千多名后金兵入侵，不足为虑，回到衙门后又对前来问候的朝鲜译官韩瑗说：“贼夷从前如此，不须挂念，然须留数日，打听的报，然后发行可也。”十一月初三日，他陆续接到蓟州道及蓟辽总督刘策等送来的急报，才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日，他与刚赶到山海关的祖大寿、何可纲商议，祖大寿建议直奔蓟州，以护京师，也有人建议救遵化或直捣后金军中坚，袁崇焕听从祖大寿之议，于是初四日率军急赴蓟州。初五日，在抚宁得知遵化城破、王元雅阵亡的消息，初十日抵达蓟州，此前在榛子镇已接到崇祯帝授权他调度各路援兵的圣旨。原来崇祯帝起初也不知道是谁来犯，在初四日对大臣们表示如果来犯之敌是后金，正好就让袁崇焕利用“彼劳我逸、彼客我主”的主场优势予以歼灭，便下旨授予袁崇焕全权调度之任，并催促他“着实剿杀，令达贼匹马不返”。袁崇焕接旨后，在蓟州对援兵重新部署，命昌平总兵尤世威返回昌平，保护皇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前往三河防守，防止后金向西奔袭，大同总兵满桂退护京师，只留下保定总兵曹鸣雷同自己与祖大寿所率的关宁军驻守蓟州，堵截后金军，向崇祯帝保证“必不令（后金）越蓟西一步”。
十一月十一日，在遵化休整完毕的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用疑兵迷惑袁崇焕。十二日，后金军的一支前锋在蓟州城东的马伸桥与明军交战，袁崇焕与诸将到东门城楼待敌。十三日清晨，得报后金大军已过城东六十里的石门驿，袁崇焕下令城中马步兵尽出东门外扎营。明军发现后金军于城外五里处扎营，有两百余骑分成四队，驻扎在明军阵地东南，相持两个时辰，但后金大军并未到来。袁崇焕下令发炮，连发三炮之后，只见后金骑兵将四队排成一字形，全部撤走。翌日，袁崇焕惊闻后金大军已经在昨夜偷偷越过蓟州，向西奔袭，赶紧由间道追击。在追击过程中，袁崇焕为了避免重蹈蓟州的覆辙，拒绝了部将周文郁提出的在通州张家湾堵截后金军的建议，力求比后金军抢先赶到北京，于十七日晚抵达北京城外，驻营于左安门外二里的韦公寺。当天，后金军也驻扎在北京城外二十里的牧马厂。十八日，崇祯帝派太监冯允升来军中查看，又派太监吕直出城犒师，并下发粮草，赐袁崇焕及诸将玉带、蟒衣等物。据说，袁崇焕将一半的粮草丢在地上，每天“歌吹响彻”，见到崇祯帝所派太监就“拜哭，应对不伦”。十九日，袁崇焕密令参将刘天禄等领兵偷劫后金军营，但行至高密店（今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时被后金哨骑发现，只好退回。
十一月二十日，金军向北京城发起进攻。皇太极扎营于德胜门外八里的土城关东隅，派两路大军分别进攻德胜门和广渠门（沙窝门）。德胜门由满桂、侯世禄防守，广渠门由袁崇焕、祖大寿防守。袁崇焕派都司戴承恩择取阵地于广渠门外，祖大寿率领主力列阵于南面，王承胤列阵于西北，袁崇焕与周文郁列阵于正西，留出东面以等待后金军入伏。午时，后金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豪格果然中伏，双方展开厮杀。袁崇焕亲自上阵，纵马砍杀，突然有一后金兵朝他砍来，袁崇焕旁边的材官袁升高用刀架隔，两刀同时折断，袁崇焕才幸免于难。后金军突围，袁崇焕与周文郁中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随后祖大寿率南面兵前来应援合击，击退后金军。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溶等追击至运河边，后金军在渡河时因冰陷而淹死不少人。另一支蒙古兵也在广渠门外树林中了袁崇焕设下的埋伏而败退。双方交战至二更才结束战斗。
其后，皇太极移至北京城南二十里之南海子，听说袁崇焕、祖大寿又在左安门外立栅扎营，遂派兵与之对峙。二十七日，皇太极以精骑突袭，袁崇焕率军奋战，将其击退。二十九日，袁崇焕又用向导任守忠之策，派五百火炮手潜往南海子袭击后金大营，迫使其于翌日（十二月初一日）移营。
下狱处死
袁崇焕在北京城外抵御后金时，北京城内出现袁崇焕“引敌胁和”的传闻，甚至流传起“杀了袁崇焕，鞑子走一半”“拿了袁崇焕，大家吃太平宴”的民谣并流传宫中，而在城外有田庄地产的勋戚和大太监对袁崇焕不满尤甚，纷纷向崇祯帝告袁崇焕的状。兵部尚书申用懋派幕客沈自征到袁崇焕军中，劝袁崇焕入城以息谣言，袁崇焕答应，沈自征又说让他先回城禀告，然后袁崇焕再入城。十一月二十四日，崇祯帝召见袁崇焕及祖大寿、满桂、黑云龙诸将及兵部尚书申用懋于平台。已知道城中谣言的袁崇焕很不安，将宣旨的宦官留在营中，自己穿着青衣玄帽入城，力陈后金军势强大，暗示与后金议和。崇祯帝对袁崇焕优礼有加，不仅起身慰劳，还脱下自己穿的貂裘赐给他，又与祖大寿各受赐银盔甲一副，并赐御膳。然而当袁崇焕请求率兵入城休整时，崇祯帝断然拒绝，袁崇焕请只放三千人进城，崇祯帝说：“即三十人亦不可！”二十五日，袁崇焕又请“外城休士”，并请辅臣出援，崇祯帝的回应都是“不许”。相反，满桂的部队则获准入外城休整。可见崇祯帝对袁崇焕已不再信任。
二十八日，崇祯帝对大臣们流露出对袁崇焕的强烈不满，说：“奴酋零骑在我城下，任其抢掠，是何道理？也不见崇焕剿杀！”“崇焕之兵俱是堪战的，人上挑人，马上挑马，他曾面奏过，又说虏精骑不满五千，其余不足杀，为何不动一动？”并要求阁臣拟旨提醒袁崇焕“要相机动一动，大创他一番方可”。
二十九日发生了某些事（可能是中了皇太极所行的反间计或看到温体仁的密疏，参见“人物争议-捕杀原因”目录），致使崇祯帝决意逮捕袁崇焕。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以议饷为由，再次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当时袁崇焕正派遣副总兵张弘谟等尾随后金军，听到召命后穿着戎装偕祖大寿入城觐见。
在召对过程中，崇祯帝质问袁崇焕之前杀毛文龙以及如今不能抵御后金却屡次请求入城的理由，袁崇焕惴惴不安，用粤语说了很久，并说：“是诚臣罪，是皆臣做出来的罪，臣甘领受。”崇祯帝怒形于色，遂命张懋忠等锦衣卫堂上官将他拿下，押送午门，等候处分（一说满桂也在现场揭发袁崇焕的罪状）。在场的辅臣成基命力谏不可临阵换帅，崇祯帝不听。其后，崇祯帝安抚满桂、祖大寿、黑云龙三帅并令其还营，又下令将袁崇焕关押于锦衣狱。与此同时，以满桂接替袁崇焕统领诸军。
袁崇焕被捕当日傍晚，祖大寿回到营中，通报了袁崇焕下狱的消息，随即有太监车天祥（又作车应祥）前来军中宣谕，关宁将士闻讯放声大哭。
此时陆续发生城上守军猜忌、杀害关宁军的事件，关宁军更加愤恨，都说：“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十二月初四日，祖大寿、何可纲率关宁军一万五千人东奔。崇祯帝召见成基命等商议对策，期间司礼太监王永祚向成基命指出只有袁崇焕手书才能平息事态，成基命等在请示了崇祯帝后，遂让锦衣卫指挥使刘侨至锦衣狱，要求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袁崇焕起初不肯，表示：“我一死耳，何又作死？”刘侨说这是皇帝旨意，也许写了后就有生路。袁崇焕就边哭边叩头，说：“果尔，此身再为公捐！”随后马上写了让祖大寿“勤王赎罪”的信，崇祯帝确认其为袁崇焕亲笔后命兵部挑选矫健士兵，乔装乞丐，追交此信（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称是自己提议并劝说袁崇焕）。同时，崇祯帝也紧急起用孙承宗督理军务，孙承宗派游击石柱国追上东奔部队的末尾，进行劝说。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信，加上多方劝说，最终听旨。经过此事，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态度有所好转，于十二月初六日将他移至刑部狱，后来给他治病、送他锦被。但就是拒绝听从释放袁崇焕的呼声，对申救袁崇焕的钱嘉征表示“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又将喊冤最力的袁崇焕的门生程本直谪戍（后处死）。
袁崇焕下狱当天也是后金军从南海子移营之日，此后后金军不再强攻北京，而是大掠京畿州县，十二月十七日又在永定门外大败明军，满桂阵亡，二十六日东攻永平等城。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祖大寿挥师西援，至五月收复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将后金军全部赶出长城外，取得“遵永大捷”。但袁崇焕仍在狱中，生死未决。四月，就有江西道御史袁弘勋利用皮岛发生刘兴治兵变之机，弹劾曾被袁崇焕派去处置东江镇的徐敷奏、张斌良，顺便建议以擅杀毛文龙之罪将袁崇焕正法。崇祯帝命兵部将此奏转交孙承宗核实，孙承宗表示二人之谋逆查无实据，此议告一段落。其后遵永大捷的消息传来，据说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态度有所松动，曾叹道“守辽非蛮子（袁崇焕）不可”。但阁臣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则欲置袁崇焕于死地，一面不断上疏请求诛杀袁崇焕，一面让袁崇焕的部将谢尚政来提供袁崇焕通敌的罪证。[135]八月初六日，温体仁的亲信山东道御史史𡎊在弹劾已落职的辅臣钱龙锡时顺便请求核实袁崇焕的罪状，崇祯帝指示刑部五日内核实袁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罪行。[136]袁崇焕在受审过程中承认自己在“斩帅”（杀毛文龙）问题上是与钱龙锡及已故兵部尚书王洽商量后专断处死，“主款”（与后金通信）的问题上虽然也与二人商量过，但二人没有答应。[137]其后表示自己“负罪深重，万死何辞，只听皇上之处分而已”。三法司起初以谋叛罪判处斩首，被崇祯帝驳回，其后又谋反大逆罪判处凌迟，又被崇祯帝驳回，第三次维持凌迟原判，崇祯帝依议。
八月十六日，崇祯帝于平台正式向百官宣布袁崇焕“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奴入犯”“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罪状及凌迟的判决，百官无异议，然后命刑部侍郎涂国鼎出宫监刑。在正式宣布前，崇祯帝在暖阁与几名大臣讨论，已升为内阁首辅的成基命再次申救，崇祯帝不听，只表示赦免其家属死罪，将其兄弟妻子改为流放二千里（另一说是阁臣何如宠请求的结果）。同日行刑于西市，袁崇焕惨叫了半天后死去。那些家属被后金兵杀死的百姓们争相购买其被割下的肉，每块肉卖一钱银，很快售罄，人们吃他肉前还要骂一声。袁崇焕在宁远的妾阮氏、两名幼女、族侄袁兆晰以及十五名家仆（其中一名仆人袁天赦逃脱）被捕后本来被判流放浙江杭州府昌化县（今浙江省临安区昌化镇），崇祯帝不满其被流放“善地”而予以驳回，于是在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改判流放云南广西府维摩州（今云南省砚山县维摩彝族乡），不知所终。在老家的近亲除其母因年老免流放、其妻投水殉死外，被流放福建邵武，亦不知所终。直到清代中叶，袁崇焕才被翻案（参见“人物争议-平反问题”目录）。
此人在明末争议最大，民族英雄还是军阀？崇祯帝该不该杀他？
主要影响
袁崇焕的功业集中于抵御后金、恢复辽东，并在崇祯元年（1628年）许下“五年复辽”的誓言，同时主张“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但因第二年的己巳之变而破灭，自己也落得凌迟处死的下场。其相关影响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军事战略
袁崇焕对付后金的战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主守而后战”，这被认为与熊廷弼的战略有继承关系。而袁崇焕在上任辽东巡抚后，将他的军事战略具体化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即对后金以战略防御为主，将野战作为出奇制胜的手段，并用议和（议款）来迷惑后金，进而伺机反攻后金，收复辽东。
对于“守”，袁崇焕辅佐孙承宗从山海关到大、小凌河之间建立大大小小的城堡（以宁远、锦州为代表），构筑起关宁锦防线，并总结出“凭坚城以用大炮”的防守模式[55]，在关宁锦防线的城堡中配备红夷大炮等火器，先后取得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两次防守战的胜利。
对于“战”，袁崇焕反对“浪战”，所以从未主动进攻后金，也不曾真正发动明廷所期盼的“捣剿”。他上任辽东巡抚后，将92000余名关宁军分为战兵和守兵两大类，战兵有步营、骑营、锋营、劲营、水营五种，守兵有屯守、马援、台烽三种。此外，还有负责联络和哨探任务的站军、驿骡、拨马。[148]其中，他特别重视骑兵和战马的作用，主张“今关内外不乏战士，惟乏壮骑，即万分匮乏，亦不宜省万匹之马价，强弱成败，机悬于此”，因此他力图补齐明军短板，训练出一支以辽兵辽将为主力的步兵、骑兵、火器兵、水营兵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精锐部队。
袁崇焕致皇太极书
对于“款”，袁崇焕在辽东巡抚任上以给努尔哈赤吊丧为契机，在得到明廷授意的情况下开始与后金展开议和交涉，至宁锦之战前结束。他在督师任上又私自恢复同后金的秘密交涉，但因为双方在归还辽东的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到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破裂。后世学者分析袁崇焕选择议和只是“以和佐战”的缓兵之计，意图在于争取时间加强明朝在关外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修整军械、充实战马，另一方面协调与整合关宁、天津、登莱、东江的军队，正好皇太极因缺乏物资、内部不稳等情况而谋求议和，袁崇焕便顺水推舟，以议和麻痹后金，从而拖延时间、整军经武。不过，明朝的朝野舆论普遍鉴于宋代覆辙而反对议和，因此袁崇焕的“谋款”成为其谋叛的罪状之一。
经济方针
抵御后金、恢复辽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处理战争消耗这种经济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针。后金入侵辽东之初，明朝主要动员其他地方调来的客兵援辽，对辽兵颇不信任。孙承宗开始主张全面起用辽人，袁崇焕继承和发扬这一方针，主张利用辽人对后金的敌忾之心来充当抗金复辽的主力，并撤回大部分援辽客兵。祖大寿、何可纲就是他所倚重的辽人将领的代表。同时，孙承宗为了避免从关内转饷之弊，提出在辽东兴屯田，由赵率教先在前屯卫落实；袁崇焕亦继承其观点，即“以辽土养辽人”。[153]他在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奏请在关外军队岁运粮饷本色米四十余万石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按每万石米八千两白银之价折成十万两白银解送至宁远，作为预买耕牛、耕具的费用，为明年春耕做好准备。[154]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他又针对反对意见，列举不屯田有七不便，屯田有七便。关于屯田之法，袁崇焕主要遵循旧制“万亩军六十人、余丁三十人之例，先择腴者以给官给军，而世不失业”，其余剩地则给裁汰为民的军户及流寓辽民耕种，令其尽力开垦，“俟成熟后，愿输子粒草莱者听，不愿者不强之”。不过，袁崇焕的辽东屯田措施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屯田带来的种种难题（如军屯士兵苦于力疲、民屯辽人苦于失业以及后金的骚扰等），也未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因而他的屯田之议并未得到全面落实，连他自己也说“屯之难言也”。
对外政策
明朝要收复辽东，不仅要充实自己的实力，还要争取与辽东相邻的蒙古与朝鲜的合作，这两方也是后金争取的对象。其中蒙古尤受重视，明朝一直以“开市”和“抚赏”为手段来笼络他们对抗后金，蓟辽总督王象乾为其代表人物。但辽东边外的蒙古分化为察哈尔（明朝称“插汉”）、内喀尔喀（明朝称“炒花五大营”）、喀喇沁（蒙古称“哈剌慎”或“朵颜三十六家”）等部，其关系处理起来十分复杂。袁崇焕延续“抚西虏以制东夷”的策略，相比孙承宗主张防抚结合而言，他更倾向于“专抚”，与王象乾相似。在天启三年（1623）冬孙承宗准备讨伐杀害中右所参将王楹的喀喇沁部郎素时，袁崇焕没有认真履行孙承宗安排的事先调查的工作，显示出他与孙承宗在对蒙政策上的分歧。[158]在上任辽巡抚后，他更是认为“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矣……西款不坏，我得一意防奴”，即后金是明朝的主要敌人，只要稳住蒙古，明朝就可以孤立后金，集中精力与之对抗。
宁远之战中，喀喇沁部趁火打劫，进犯平川、三山堡等处，为赵率教所败，袁崇焕主张“宜就此驭之”。不久，又有后金进犯宁远的传言，袁崇焕让察哈尔部林丹汗出兵相助，虽然后金没有来犯，但林丹汗还是派兵来助，此外内喀尔喀也派人来领赏，并留下通事二名，以备缓急通报。袁崇焕认为“两大部可十余万，奴敢往北一步哉？”此外，面对察哈尔和内喀尔喀、喀喇沁之间的争端，袁崇焕也积极调解，以防止其中失败的一方投向后金。但此举收效不大，加上袁崇焕去职、明廷又取消抚赏，内喀尔喀或被察哈尔林丹汗兼并，或投向后金，林丹汗西迁宣府、大同边外，与喀喇沁、土默特（顺义王部）交战，此两部也投向后金。等袁崇焕上任督师时，蒙古已难以为明所用。但袁崇焕仍坚持“抚西虏以制东夷”的路线，力争将这些蒙古部落从后金阵营拉回来，因此奏请起用王象乾为宣大总督，重新招抚察哈尔部，而他自己则负责招抚喀喇沁部，在崇祯二年（1629年）春塞外发生饥荒之际，他应喀喇沁部的塔布囊苏布地之请，在前屯卫高台堡（今辽宁省绥中县高台镇）运粮接济喀喇沁部，并开互市。当时就有谍报说苏布地“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但袁崇焕认为坐视不救会驱其投靠后金，故坚持接济。尽管无法证实苏布地是否有意为后金储粮，但己巳之变时后金确实是在喀喇沁部的引导下入塞（只不过引导者是布尔喀图而非明廷所认为的苏布地）。“市米资盗”也成为袁崇焕的罪状之一，这也昭示了“抚西虏以制东夷”策略的破产。
朝鲜原本是熊廷弼“三方布置”的一个支点，但袁崇焕不甚重视，他在贬低东江镇的作用时还表示“属国之肝肠非昔”，认为朝鲜靠不住。[162]在后金入侵朝鲜（丁卯之役）时，袁崇焕虽然派人援助朝鲜，但并不积极，称自己更寄希望于朝鲜像自己过去在宁远之战中那样以弱胜强，不过朝鲜最终还是不敌后金，与之媾和。[59]等袁崇焕上任督师时，在改东江运道的同时也改了朝鲜的贡路，即朝鲜向明朝进贡也需在觉华岛而非登州登陆，并在上给崇祯帝的题本中称朝鲜“媾倭款奴”，显示出其改朝鲜贡路之举意在防范朝鲜并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杀毛文龙后，袁崇焕向朝鲜移揭帖、咨文，通报此事，要求朝鲜与明朝合作消灭后金，同时又强调毛文龙所说的朝鲜“隐通于奴、时为接济”一事不可信，以安朝鲜之心。但朝鲜仍对袁崇焕题本中的“媾倭款奴”之说耿耿于怀，坚持要在进贺兼谢恩使李忔的使命中加入陈奏辨诬之举，同时也预备将来请袁崇焕撤销东江镇。其后李忔在宁远见到袁崇焕，袁崇焕表示自己这么说意在处置毛文龙而非朝鲜，并送朝鲜谕帖二道，表示自己已为朝鲜上奏辨诬，鼓励朝鲜配合明朝消灭后金。不过，不仅东江镇未被撤销，而且他给朝鲜所改的贡路让朝鲜十分不便，在他被杀后依然没有改回，朝鲜一直到丙子之役前还在呼吁明朝将贡路改回登州，始终未获明廷同意。
明人（含遗民）评价
自评：
①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②合皇、帝、王、霸、儒、道、释为一者，袁自如是也。
③臣孤迂耿僻，原不合于边臣。
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侯不足效。
黄尊素：袁自如胆略过人，壬戌觐事毕，匹马往山海窥觇形势，台省交荐，遂以邵武令陟监军佥宪，辟地宁远。宁远在山海外，孤悬东西虏间，袁略无惧意，筑城凿濠，屹然重镇……袁固胆胜才，才胜谋，其后局未可定也。
朱由检：
①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奴入犯，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奴薄城下，又潜携喇嘛于军中，坚请入城，种种罪恶。
②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
孙承宗：
①臣愿用袁崇焕、刘诏之殚力瘁心以急公。
②深心远略，气意发扬，故知无不为，为无不透。至其论事不顾同侪，任事不顾上官，其仡仡乎欲杀贼也不顾身，而识地明茂，见马世龙，辄倾心向之，以相倚办，而五防久历，劳苦为多。
③甘泉烽火彻重帏，信手提戈护九扉。一缕痴肠看赐剑，几行血泪洒征衣。风惊鹤表丁威去，雪满鹅池中令归。闻说长杨枝上鹊，羞同胡马向尘飞。
④练尔多方练未成，空闻曾铣尔前生。恢疆五载承天语，却虏三师傍帝城。魏绛偏和原有恨，汾阳单骑更无兵。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黄龙半不平。
程本直：
①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
②崇焕之罪，在崇焕驻蓟而使敌得越蓟而入京也。……崇焕而死于失机也，宜也。崇焕而死于叛逆也，非宜也。……崇焕十载边臣，屡经战守，独提一旅，挺出岩关，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数百里而逃，弃城于数十里而遁，敢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翻使此敌望而逃弃而遁者，舍崇焕其谁属也？崇焕之功，未必不可议也。若夫崇焕之过，又未始不可使也。崇焕盖爱克厥威者也；崇焕盖轻于料敌者也。爱克威，故不营兵于野，而幕兵于城也，敌乃得越蓟而西也。然而敌能避崇焕之坚于蓟也，而不能知崇焕乘其瑕于潞也。敌能反客为主，而不能反主为客也……使宽从数日，崇焕不待步兵后到，吾知其可不劳我兵而力遁也。
③与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所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
余大成：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可叹也！
吴惟英：焕阳图恢复，阴求和好，战与和不互用，毛与袁不相能，势分枘凿，迹别薰莸，无怪其然者……焕不和于同朝，而欲和于敌国；不和于同事，而欲和于仇雠。内分冰炭，外投水乳，卒至枉刺毛帅，百折不回，遂败牵制之事，身受横辱。盖焕阴险性成，一副精神，惟供闪烁，不意反为奴所乘。焕妄意求和，而和乃丧其躯。自古谋定后战，岂有漫无成见，辄去我之所恃，翦敌之所畏，草草了此大任哉！穰苴斩庄贾，燕赵披靡；韩信斩殷盖，秦师席卷。未闻杀一便宜拥节钺之大帅、高坐成和局者。和矣，焕未必不身试法，何虑不出此？矧毛帅一时之疑人也，独少千古名耳。崛起行间，荐至都护，足起宿将之疑；远据海岛，多请水衡，足启绪绅之疑；朝鲜疑侵其疆，奴酋疑袭其后。得崇焕一刺之，而宿将变疑为唏嘘，缙绅亦化疑为昭雪，疑侵疆者释，疑袭后者破。直使千古之下，不惟牵制不牵制，未可知也，即灭奴不灭奴，亦未可知也，是又存一疑案矣。假使焕能和于毛，戮力岩疆，共图实际，结西虏为声援，连朝鲜为犄角，何事不可？仅听奴扬扬自得，赚崇焕曰和、曰和，是所谓无约而请者矣，非谋而何？崇焕愚也哉！
茅元仪：
①祖宗养士二百六十年至于今，危急极矣，必有一人为之报者，居恒每念之未见也，至今日而知在明公矣。
②自如以恢奴为平奴，故限五年自任，此自其取死。
王在晋：
①比袁崇焕为督师，于御前力任五年灭奴，且矢誓焉，后知奴不能即灭，乃阴许奴和……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己巳，虏遂从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此虽崇焕之贾祸，亦由中枢把握之无人也。
②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守信地，关外城堡幸尔得存。至于宁远解围，誓众效死，金启倧一炮打坏虏营一角，虏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焕虽死于法，不可顿没其功也。
③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黄景昉：
①余……见其人面如黄叶，昂首结喉，瞻视速，疑非成功相，私忧之。不两年，旋验。
②袁初有守宁远功，舆望赫然。闻其后自矜甚，尝对客云：“合皇、帝、王、霸、儒、道、释为一者，袁自如是也。”即其骄愎可知。
③袁崇焕遣喇嘛僧越境吊孝，或云本魏忠贤意，迹露，曲推之袁，后劾魏章奏亦有举是者。嗟呼！不能战，不能守，暂为保土息民之图，何必非策？然谈之于先，事殆矣。袁至身陷大戮，尤堪惋痛。处袁地，即显暴珰罪，得乎？
杨士聪：己巳之变，自嘉靖庚戌之后仅再见焉。但士马、物力仍足相当。袁督师初至一战，人心始定。迨后矜制诸将，不为无见。而袁为人疏直，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厥后满桂总督一战而败，安见钤制诸将为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群然以为奸臣卖国，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徐石麒：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伺先帝勿之许，遂嗾阑入胁款，仍戒以勿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至牛酒相慰劳，夜未央，忽渝盟拔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然崇焕虽言款，其所练用士稍精强，边备未尝弛，故诛后而祖大寿犹得以余威振于边。
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
夏允彝：自有辽事，所用人鲜能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为庶几……而崇焕先置极刑，妻子流数千里，刑浮于罪多矣。
王世德：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
朱舜水：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
黄宗羲：崇焕为人粗豪，不持士节。然甲士精强，边备修举，自熊襄愍以后，未见其比。关兵之在城外者，闻其下狱，哄然称乱，矢集皇城，兵部从狱中出其手书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顾使之诬死，从此精锐尽丧，士卒不可以经战阵矣。
屈大均：袁公忠义在，堪比望诸君。百战肌肤尽，三年训练勤。凉州无大马，皮岛有骄车。一片愚臣恨，长悬紫塞云。
谈迁：
①崇焕锐而轻，每易言天下事。
②秦饥，晋闭之籴，同好犹然。况属夷为异类，狡计叵测，而高台堡之粟转市塞外，我挽输之难，车殆马烦，十致其五，彼貂参无限，而又无济于急缓。罄民脂以饵之，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误国如此，督师之肉，其足食乎？
③袁氏便宜从事（杀毛文龙），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出自《论语》“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
④第先后间纵敌贻患，方在蓟州，独不能蹑其后掩袭之耶？……苟矢志励众，剪其零骑，俾敛寇不敢散掠，遏其锋于通州，决一血战，无鸣镝都门之下，庶免于戾。而崇焕智不出此，岂刃在其颈不觉冥蹈之耶？至谓召敌胁款，此无心胸者为之，崇焕当不其然。但敌锋方锐，冀盟城下如唐渭桥之事，稍逭目前，则崇焕微意有在，然亦愚矣。
⑤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勤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仗钺以来，极受知遇，兵势不加于往日，强敌尤迫于目前，思以捭阖纵横，出表饵之愚计，其失在愎谏怯战、避难规利也。范仲淹答元昊书、岳武穆阴间刘豫，古人未始无之。特所用喇嘛，非种世衡之清涧僧王嵩耳。今俱谓其通建虏，一时难民忿祸，众喙漂山，而爰书三尺，真同反叛，安能折其心、使不龂龂地下哉？呜呼！戍之、辟之可也，寸而磔之，果法之平乎？
张岱：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么麽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论者乃取以比拟，不特开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桧矣。[191]
查继佐：彼（毛文龙）所部皆逸材，自能展一臂之用，而必杀之，在帝意以靡饷故，即阁臣钱龙锡意有崇焕可无文龙，亦不定杀之。而崇焕以计斩疆场大臣，专以坚帝眷，则无法矣，其中不可问也。且十一罪，皆非不赦，且万无不再勘一辞而定之理，致使难民走活登菜，以酿后变（吴桥兵变）。崇焕之罪，谁能曲解以宽之？
清人（含后金）评价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又作“何戆儿乃敢阻我兵力？”）
唐甄：当是之时，非无贤才也，袁崇焕以间诛，孙传庭以迫败，卢象升以嫉丧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将，国之宝也，不得尽其才而枉陷于死，使当日者有一张居正为之相，则间必不行，师出有时，嫉无所施，各尽其才，而明之天下犹可不至于亡。
计六奇：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万斯同：初，崇焕误（王鸿绪改“误”为“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张廷玉：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庄烈帝又以谗间诛之。
爱新觉罗·弘历：
①袁崇焕虽稍有才略，而粗率自用，前此平台召对，已为大言不惭，至毛文龙虽慓悍不驯，初未显然跋扈。崇焕即欲加裁制，要自有控驭之方，纵罪在当诛，亦应请命于上，乃以礼节微嫌，辄行诱杀，其专擅之罪，较张浚之杀曲端为更甚。……且崇焕于东江重镇不复议置帅臣，致岛众益孤，刘兴治遂据以滋乱。而虑部下为变，即请增给饷银，虽后此魏呈润论奏，终不能除虚糜之弊。崇焕之措置乖方，大略可知。庄烈悉为报可，而不复加筹度，其优柔自误，更可概见矣。
②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
吴骞：文龙之死，实袁崇焕忌功枉杀，然不旋踵而崇焕磔死于市，家赀籍灭，无子，兄弟及妻皆流三千里，其惨报视文龙更数倍，可见阴谋倾险之辈害人害己，祸机反掌。传曰：“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史臣曰：“自二人死，而明亡遂决。”呜呼，岂非天哉！
全祖望：惟是崇焕亦尚无恢辽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杀文龙为先着，则已疏矣。是时即少置文龙，亦无害于恢辽之计也。既杀之矣，其所以为东江善后之计者又未尽，以致有异日之祸（指吴桥兵变）。是则崇焕之无所辞咎者。尔方文龙交构经抚，其罪即可死，不待是时，而是时反失之骤者，以崇焕所处言之也。
爱新觉罗·昭梿：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
近现代评价
康有为：赐白起杜邮之剑，闻淮阴钟室之囚，庶斛律凉风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则古今人莫不垂涕，衋然伤心。然此不过人主刻忌寡恩，于国之存亡无关焉。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夥，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耶？……嗟夫！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延命至今也。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吾少登长城，想公之雄风。……嗟夫！国非才不立，而才非明不用，人主有国者，莫不求才以自为。然有才则摈不用之，或用之而不尽其才，不竟其志，或才愈大，志愈奇，人主亦复置心腹以倚畀之，而内移于权奸女谒，外疑于敌国边藩，卒以自坏长城。人既云亡，而邦国殄瘁，横览古今，若同一揆，岂不哀哉？
梁启超：
①吾粤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之关系甚浅薄。于历史上求足以当一国之人物者，渺不可睹。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大弘禅宗。作佛教之结束；其在有明，白沙陈子昌明心学，导阳明之先河。若此者，于一国之思想界盖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②使督师以前而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督师以后而能有督师其人者，则满洲军犹不能越榆关一步，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清军之处心积虑，以谋督师，宜也。而独怪乎明之朝廷自坏长城，为敌复仇，以快群小一日之意见，而与之俱尽，古今冤狱虽多，语其关系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师若者也。呜呼！岂惟前代？今日之国难，急于明季数倍，而举国中欲求一如袁督师其人者，顾可得耶？顾可得耶？……呜呼！吾侪昔读加富尔传，称“彼无妻，以意大利为妻”，稍有热血者，闻之罔不感叹焉。若袁督师者，岂所谓“无家而以中国为家”者耶？……呜呼！若袁督师者，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真千古军人之模范哉！
汪荣宝：明自用兵以来，督师者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辈，皆以盖世之才，能称其职，而诸将委身许国，效死不屈者亦前后相望。顾奄竖宵小阴相排挤，文墨议论之徒从而挠之，故边事日坏，而战无幸胜也。
韩文举：以叔季衰亡之国，撄犬羊暴起之众，自有历史以来，未有能取胜者，能取胜自督师始。且不徒取胜而已，实足制敌死命而无难，是中经营惨淡，殆非寻常英雄所能胜任。夫知敌所长而避之，侦敌所短而乘之，难矣；然犹非至难也。大败之后，人无固志，胡尘乍起，望风而逃，于此而欲振作士气，俾将卒去其畏敌之心，起其灭敌之望，宁非难中之至难者哉？以此而论督师，殆天人不可及欤！
李济深：袁之死，系于明清之兴亡亦重矣。然其是非功罪，以门户水火故，初无正论。至乾隆帝自承当时用间杀袁事，谓明实自坏其长城，于是是非功罪始定。比年神州解放，真理日昌，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三百年后奇冤大白，督师其亦可以瞑目矣。
毛泽东：明末爱国领袖人物。
罗继祖：……袁公此举（杀毛文龙）实从计国家利害下手，其对怀宗、对钱相（钱龙锡）皆此意……志虑胆识皆可钦敬。然而海外之毒瘤去而所筹善后，不能无千虑之失。夫皮岛乃扼后金咽喉要地，而只等闲视之，一失也；海外重任不慎选代者，而委诸偏裨，刘兴祚间关来归，忠赤可信，惜已战死，其诸弟非其比，二失也；不为东江增兵请饷，视若化外，三失也。综此三失，遂重启怀宗之疑，显撤固圉之防，而己亦赍恨人地矣，哀哉！[266]
金庸：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王钟翰：袁崇焕之所以失败，皇太极之所以成功，不是由于个人的才能智慧有所不同；若论个人的才能智慧，也许袁比皇太极要略胜一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二人所处的时代虽然相同，双方也都各有各自的内部问题，但皇太极一方的内部问题，固然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比较起来，他一个人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相反，袁崇焕一个人所能起的作用，相形之下，就微不足道了。他之所以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调兵遣将，筹备粮饷，提供军用器械等等，都是因为能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否则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后来只因明思宗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袁崇焕虽是一个有胆有识、十年军旅、屡建奇功的抗后金（清）名将，终于下狱问斩，含冤而死。这难道是由于袁个人的才能智慧不如皇太极吗？
阎崇年：明朝历史上有三位军事天才：早期的徐天德（徐达），中期的戚继光，晚期的袁崇焕。他们都能做到为官、为将、为帅的高修养、高境界：仁、智、勇、新、廉。徐天德和戚继光都算是善终，袁崇焕却吞下恶果。袁崇焕既是一位悲剧的天才，也是一位天才的悲剧……袁崇焕平生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夺取宁远大捷。……袁崇焕夺取宁远大捷之后，又相继夺取了宁锦大捷和京师大捷。宁远、宁锦、京师三次大捷，奠定了袁崇焕的历史地位。袁崇焕感人之处，既是他的丰功伟绩，更是他的品格精神。袁崇焕的性格，凸显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他为大明江山社稷，披荆斩棘，跋涉前进，竭尽所能，身心践行。袁崇焕的这种性格，既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也铸成了他的人生悲剧。袁崇焕的精神，主要体现在爱国、智慧、勇敢、求新、清廉，简言之，就是仁、智、勇、新、廉。……袁崇焕的德言与功业、勤政与清廉、无私与无畏、冤死与风骨，动天地、泣鬼神、撼人心、贯古今。袁崇焕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不仅是大明朝的悲剧，不仅是汉文化的一幕悲剧，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一场悲剧。这场历史悲剧，袁崇焕以陨星的光亮，划破君主专制黑暗的天庭，震撼世人的愚昧与心灵，激发人们的智慧与觉醒。袁崇焕也有疏失一一失言（如五年复辽）、失友（如同满桂关系）、失礼（如先斩毛文龙而后奏）。疏失之原，或则有三：其一，阅历：袁崇焕由七品知县在五年之间升为巡抚，不到一年又升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历练短，见识浅，未能把握明朝、后金、蒙古、朝鲜四方关系之大局与走势，智慧不周，谋虑有隙，顾此失彼，留下后患；其二，性格：性情狷躁，急于求成，袁崇焕“复辽”的话说得过满，斩帅的事做得过莽；其三，修养：格局贵大，器量忌小。袁崇焕在处理高层人事关系上，缺乏胸怀、机谋、沉稳和气度。然而，瑕不掩瑜，这些都不能掩盖袁崇焕的英雄光辉。
孟昭信：袁崇焕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坚守宁远……宁远大捷是明清开战八年来，明朝取得的空前伟大胜利，是袁崇焕多年来依靠辽人、加强耕战、苦心经营的结果。……袁崇焕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火并据守东江的另一支抗清队伍。……民族斗争，大敌当前，袁崇焕以复辽为名，将主要矛头指向另一支抗敌队伍，并以极端方式予以火并，不仅大大削弱了抗敌力量，而且对辽东战局乃至对他本人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综上所述，袁崇焕是一位既有功，又有过，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保卫宁远使他成了公认的英雄，火并东江又严重损伤了他的英雄形象。
外国评价
李倧：
①袁崇焕……如是善守，中国想必有人也。
②观其为人，似不温顺，颇为气胜（“기승/氣勝”在朝鲜语中有争强好胜之意）。
③袁崇焕威震天下，有男子气像，必无以贼遗君父、退坐关外之理，胜败间必有进战之事矣。[178]
李景奭：【袁经略初出师，誓以五年平辽，言不可若是其期。而其守宁远卫、大败贼者屡矣，贼不敢近。去年贼锋进迫皇城，盖由喜峰口径突也，朝廷以经略专制关防、不能遮遏罪之，竟被戮，闻者莫不痛之。噫！始虽未及遮截，终能奋翼而击却之，解皇城之围，平关内之难者，皆公之功也。祖总兵大寿之能大捷，亦以公之得死力也。且以宁远时言之，前后杀贼，不知其几千。今虽曰有罪，其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卒不免焉。悲夫！始闻其死，犹以为疑，去年圣节使行之回，知其死的矣，海内远近悲之如亲戚云。】轻许全辽五载平，向来勋业复谁争？狂胡一入多凶计，坏却中原万里城。[194]
卫匡国：袁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词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员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入侵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鞑靼人知道他贪婪成性，不必害怕被他欺骗，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他们大举进攻并终于包围皇城。……袁应召抵抗鞑靼人，因为此时他的密谋还未泄露。袁害怕皇帝发觉他的逆谋，便率师直抵皇城下，城池很广阔，从上可以清楚分辨中国军队和鞑靼军队。然而，尽管袁就在皇帝的注目之下，他仍按兵不动，因为他惟一的打算是满载财物而归；他不停地劝皇帝接受和约条件。皇帝这时觉察他确是个叛逆，不过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向廷臣、官员透露，派人召袁去参与内部军事会议，并命令他越墙入城，以免打开城门被附近的鞑靼人乘机进入。皇帝下此诏令，实际是怕袁把军队带进城。袁认为皇帝身边的许多大臣都是他的友人甚至知交，而他们并未向他透露皇帝对他有所猜疑，便大胆来到皇宫；他刚到达就被逮捕，稍加审讯后皇帝下诏把他处死。[262]
袁崇焕抗清的战绩是真的？还是大吹牛皮？揭密真实的辽东战局！
袁崇焕从小喜欢谈论军事，而且为人豪爽，见人就与之结义。在邵武知县任上，有一次主持县试，却同一名了解边疆战事的老兵讨论军事，忽视了阅卷工作。有人问他，他回答：“士子考不考得上都是命中注定的，你就随便抽取几份卷子吧！”
崇祯元年（1628年）立夏前后，袁崇焕在北上应召途中受邀参加广州光孝寺的雅集，粤中名士在光孝寺为他饯别。期间赵焞夫绘江岸送别图，陈子壮等十九名士人及僧人题诗，榜书“肤公雅奏”四字，祝福袁崇焕在辽东早日建功立业。此图及题诗流传至今，是为《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
力辞蟒玉
袁崇焕临行前，崇祯帝要赐给他蟒衣玉带，袁崇焕推辞道：“自来督臣只为贪却蟒玉误事，倘此行稍效尺寸，受未迟。”跪在地上不起。宦官告诉他即使推辞也要上疏，而非当面推辞，袁崇焕才接受。上任不久后，袁崇焕就上疏辞去蟒衣玉带。
曾铣转世
据传袁崇焕生前，家里有人梦见嘉靖年间因议复河套而被杀的曾铣，后来袁崇焕果然与曾铣落得同一下场。故孙承宗在听说袁崇焕被捕后称曾铣是袁崇焕的前世。
为官清廉
袁崇焕恪守“不爱钱、不惜死”之训，一直为官清廉。他自称从出任邵武知县到宁前道的四年间“未尝余一钱”。而且他的清廉也得到时人的肯定，如崇祯元年（1628年）平台召对时，阁臣称赞他在邵武知县任上“不要一钱”。时任兵部左侍郎吕纯如也知道袁崇焕“不怕死、不爱钱”。曾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的钱嘉征则说“袁崇焕自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犹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贫扶弱，所在有声”。在晚明“何官非爱钱之人”的官场风气下，袁崇焕的清廉显得难能可贵。袁崇焕死后查抄家产，其本人在北京和宁远的所有财产（不含御赐物、勘合、佛经）变卖后仅折合白银1103两8钱5分。他在东莞老家的不动产（田塘、房舍）被查抄变卖后折合白银5361两5钱5分5厘。另有一些财产为弟弟袁崇煜保管并一度携带逃走，数额应不多。
临刑赋诗
据说袁崇焕被凌迟前曾写下一首绝命诗（临刑口占），内容是：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此诗仅见于清乾隆年间东莞士人郑彦的记载。有人怀疑此诗为伪托。
袁崇焕生前的疏揭、信函、诗文本有数十卷保存于东莞，清康熙年间被其族裔袁圣恩带到广西，后下落不明。残留东莞的诗文被东莞士人蔡均整理为《率性堂诗集》《元素遗稿》（均已失传），大约在嘉庆年间又被整理为《袁督师事迹》，并收录余大成、程本直、钱嘉征等为袁崇焕讼冤的文章（抄本失传，仅存《岭南遗书》本）。此外，袁崇焕在广西的族裔袁珏还整理了《乐性堂遗稿》，现已失传，其中66首诗被收录于梁章钜《三管英灵集》中。民国时，由张伯桢整理为《袁督师遗集》。随着明清档案、明清实录、朝鲜文献以及四库禁毁书陆续重见天日，袁崇焕部分疏揭、信函陆续被辑出，加上《袁督师遗集》之内容和一些可能是伪托的诗文，由杨宝霖整理为《袁崇焕集》，于201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有王荣湟所发掘的保存在明人文集、族谱、方志以及朝鲜文献中的若干文章。
袁崇焕为福建邵武聚奎塔所写的题额是其唯一可信的传世墨宝。[238]另有据称是袁崇焕手迹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听雨”以及一些对联被考证后人伪托。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有广东东莞、广西藤县和广西平南三种说法。
东莞说。此说较为主流，因为官修正史《明史》中的《袁崇焕传》就明确记载其为广东东莞人。而且，明朝官员毕自严之上疏亦言袁崇焕“虽广西藤县籍，而实广东东莞人”，袁崇焕本人也在《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中说“少小辞乡国，飘零二十年”，在《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中说“而罗浮洞天，去余家不下四十里”，《重修三界庙疏文》则称东莞水南村为“予里”，水南人为“同乡诸父老青衿”，落款自称“里人袁崇焕”。此外还有大量公私文献称其为东莞人。另外，董应举《崇相集》中《新宁陈侯覃恩序》有“侯与袁公生同地”之句，陈某生于广州府新宁县，说明袁崇焕的出生地也是当时隶属广州府的东莞。
藤县说。明代进士题名碑中记载袁崇焕为广西藤县人。《国榷》及《明季北略》等史书持此说。另有藤县的两份袁氏家谱和平南的袁崇焕之父袁子鹏墓碑文为证。后世学者阎崇年亦认为东莞只是袁崇焕的祖籍，其家在嘉靖年间就迁居藤县，故应视为藤县人。有学者认为藤县是袁崇焕为了便于应举而冒籍或寄籍于此。
平南说。袁崇焕家族的后裔定居广西平南，当地袁氏家谱称其为平南人，袁崇焕在《游雁洲》诗自注“予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有学者认为这只能证明平南是袁崇焕少年时的居住地，也不能凭其家族后裔的居住地来论定籍贯。[224]
谄媚魏阉
袁崇焕出镇关宁期间，受到明熹宗宠信的宦官魏忠贤逐渐得势，东林党被逐出朝廷，代之以依附魏忠贤者（即所谓“阉党”）。袁崇焕对魏忠贤“初不肯颂”，但是“以群咻不能自异”，只得从众称颂魏忠贤。[225]从天启六年（1626年）十月以后的奏疏中几乎都会称颂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年）四月初七日，他与蓟辽总督阎鸣泰联名上疏将抗金之功归于魏忠贤，要在宁远为魏忠贤建生祠，并请赐祠额。朝廷赐额“元功”（一说“懋德”）。关于主建生祠者是否为袁崇焕，学界存在争论。陈伯陶认为这是阎鸣泰强迫袁崇焕所为。罗炳绵则因《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和《明熹宗实录》皆未载袁崇焕奏疏，认为“袁崇焕是否主动提出请建魏忠贤生祠，应有所保留的”，又认为阎鸣泰、袁崇焕请求建祠的奏疏“主动的应属阎鸣泰或刘应坤、纪用”而非袁崇焕。也有观点认为袁崇焕应为建祠的主动者，该疏也是袁崇焕主笔，不过只是形势使然的违心之举，并非有意谄媚魏忠贤。
袁毛公案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袁崇焕在没有事先请示崇祯帝的情况下以便宜行事之权斩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关于其斩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斩帅践约”说。明朝方面普遍认为，袁崇焕为了结“五年复辽”之局而与后金议和，由于毛文龙阻挠议和，袁崇焕便斩杀毛文龙，以此取信于后金，而这种说法也是袁崇焕被判处谋反大逆罪的理由所在。具体细节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袁崇焕为与后金议和，怕毛文龙泄密，遂杀毛文龙以取信于后金，如《幸存录》卷上《东夷大略》载：“崇焕至宁远，即为讲款计。盖崇焕自奏捷后，即令番僧往吊酋奴，以讲款为辞，又归未就。再出，无以塞灭奴之命，遂以平奴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深入岛，诱文龙斩之。”第二种说法是袁崇焕与后金议和，欲以重金换取金、复二卫之地，但是由于毛文龙先与后金有约，故杀毛文龙以使后金与自己谈判。如《烈皇小识》卷一载：“文龙亦惮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于清，愿捐金二百万，易金、复二卫地，奏恢复功，邀上赏，已成约矣。袁崇焕督师出关，上召问方略，以五年平辽为期。及履任，觇知文龙有成约，急遣喇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解文龙议以就己。而清最重盟誓，坚持不可，强之再四，不听。喇嘛僧曰：'今惟有斩毛文龙耳，在清不为负约，在我可以收功。……而文龙既杀之后，清来索赂，崇焕无以应，特疏请增饷三百万，谓五年之后，全辽皆复，并从前所加各项皆可蠲除，此一劳永逸之计也。上集群臣廷议，皆执奏不可。崇焕无所出，遂听清入犯。”第三种说法是后金佯以还辽为饵，诱使袁崇焕杀毛文龙。如《明季北略》卷四《袁崇焕陛见》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清主天聪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因奏减岛粮，兵变可图，遂减八万，止解二万八千，后竟不解。”因为后金方面的记录不能证实有过类似约定，所以“斩帅践约”说在当代学界基本被摒弃。
忌功报复说。该观点认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是嫉贤妒能、公报私仇。袁、毛私人恩怨由来已久。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在辽东巡抚任上时，曾派练兵游击赵佑、车前营参将徐敷奏渡海与毛文龙商量移镇之事，其中赵佑被杀于石城岛，徐敷奏逃回宁远。事后毛文龙称徐敷奏引诱两万辽兵西逃，要求处死，不过徐敷奏由袁崇焕力保得免。其后又有毛文龙部下旅顺参将李鐪逃奔宁远之事。李鐪与毛文龙有矛盾，毛文龙遣人缉拿，李鐪畏惧，率四千余兵民逃往宁远。袁崇焕上疏为李鐪说情，不过在毛文龙复奏下，明廷下令袁崇焕将李鐪等人斩首示众。丁卯之役中袁崇焕没有积极出兵“捣巢”更使袁崇焕和毛文龙的关系全面恶化，毛文龙认为袁崇焕让东江镇暴露在后金攻击下以便守住宁锦阵地，并指责袁崇焕同后金议和“不忠不义”，袁崇焕则认为毛文龙消极抗金、掩败为功，没有尽到牵制后金的作用。等袁崇焕任督师时，又认为毛文龙不把他看在眼里，待他无礼，两人矛盾更加激化。因此毛文龙旧部或其支持者认为袁崇焕忌恨和诋毁毛文龙的功劳，因为种种私人恩怨而杀了他。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虽然不能认为是主因，但袁毛之间的私人恩怨是袁崇焕斩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党争指使说。该观点认为，毛文龙属于“阉党”，因而崇祯初新上台的东林党希望除掉毛文龙，可是由于毛文龙拥兵海外，难以惩处，于是指使袁崇焕设计诛杀毛文龙。幕后的指使者被认为是内阁辅臣钱龙锡，也有史料记载钱龙锡是受当时名流陈继儒的指点才授意袁崇焕杀毛文龙。有学者根据部分明人文献和朝鲜文献指出，毛文龙确实为“阉党”一员，但这只能说明袁崇焕与东林党人在毛文龙问题上立场一致，不能证明是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在东林党指挥或授意下进行的。
叛谋泄露说。该观点认为，有人向袁崇焕密告毛文龙企图投降后金，故袁崇焕杀毛文龙以除后患。其依据是后金的《满文老档》记载袁崇焕“以文龙私通我国而杀之”，而后金方面的这种看法又来源于某位明朝将领写给皇太极的信，里面说自己“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般认为该信作者是刘兴祚，也有人认为是王子登。至于袁崇焕为何没有张扬刘兴祚告密之事，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刘兴祚归诚未久”，二是“毛文龙虽准备降金，但仍处于与皇太极讨价还价的地步，很难拿出确凿证据坐实其叛逆大罪”；三是袁崇焕认为“诛文龙是为了规复辽东，理由堂堂正正，无须乎靠来路可疑的密报作为斩帅的根据”。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刘兴祚在信中的话只是迷惑皇太极而已，难以相信。
统一事权和严肃军纪说。该观点认为，袁崇焕起初并非必杀毛文龙不可，而是先用禁海改道来试探毛文龙的态度，如果毛文龙听话就放他一条生路。但毛文龙始终不肯就范，直到毛文龙在双岛拒绝回复袁崇焕要他定营制、收复镇江与旅顺的行文后，袁崇焕才下定了杀毛文龙的决心，此举意在统一事权、整肃军纪、消除封疆隐患，从而实现复辽大计。
至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评价与影响，当代学界亦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其行为“一无错处”，其所列十二大罪件件属实，完全是正义的行动。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袁崇焕的一个污点，因为这些罪状大都是他强加给毛文龙的，要么夸大其词，要么凭空捏造，要么罪不至死。而且他杀了毛文龙导致东江镇无主，之后相继发生内乱，最后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陆续投降后金，给明朝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也削弱了东江镇对后金的牵制作用，使后金不再有后顾之忧，得以长驱直入塞内，酿成己巳之变等战乱。有学者认为东江镇对后金的牵制作用积极有限，己巳之变也与杀毛文龙没有关系。而毛文龙旧部的叛变和袁崇焕斩帅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不能说是直接原因。该事件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袁崇焕个人命运身上，因其本身属于越权擅杀，存在程序问题，难免引起崇祯帝和一些朝臣对他行事方式的不满，为他的悲剧埋下伏笔。
捕杀原因
己巳之变时，崇祯帝突然下令逮捕袁崇焕，九个月后将他凌迟处死，罪名是“通虏谋叛”或谋反大逆罪，具体来说包括“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即袁崇焕为了迫使明廷与后金达成和议以免除自己夸口“五年复辽”的欺君之罪，因而在“斩帅践约”后放任后金长驱入塞，自己按兵不战，还在蓟州将各路援兵分散到不同地方，并且一直随军带着预备同后金交涉的白喇嘛，还想进入北京城来里应外合。除了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外，学界普遍认为崇祯帝对袁崇焕的上述指控不属实，袁崇焕之死是一桩冤狱。但是什么因素让崇祯帝逮捕并最终处死袁崇焕，学界从以下几个角度解释：
皇太极的反间计。后金（清）方面的《旧满洲档》《满文老档》《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等文献均记载皇太极为了除掉袁崇焕，曾施反间计（一说范文程或高鸿中献计），即皇太极吩咐汉将高鸿中、鲍承先在两名被俘的明朝太监羁押处附近谈论袁崇焕与后金的密约，故意让其听到，然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放出其中的杨太监回北京，并将袁崇焕下狱乃至处死归因于反间计奏效、崇祯帝听信杨太监之言。这个说法在清朝被写入《明史》，成为流行后世的观点。明朝方面记载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被俘后放归城中，后金（清）方面记载的杨太监应为杨春。明遗民张岱也记载“有二内官被掳囚营中，逃归，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与后金（清）方面的记载有所吻合，只不过从太监所报内容从“耳闻”变成了“亲见”。虽然反间计应该存在，杨太监也很可能将其耳闻之语上报崇祯帝，但崇祯帝是否中计则难以得到证实。即使中计，也可能只是暂时的或起到加速作用而已，很难认为光凭反间计一个因素就导致袁崇焕被捕乃至九个月后被凌迟。
“小人”的陷害。据清人叶廷琯发现的温体仁家书，朝臣温体仁曾秘密上疏崇祯帝，揭发袁崇焕“阴谋款敌，遂以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又言“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而温体仁陷害袁崇焕的目的又在于借机推翻韩爌、钱龙锡等所主导的东林内阁，以便自己入阁。如果说温体仁在袁崇焕被捕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时任兵部尚书梁廷栋则在袁崇焕被杀上起到关键作用，梁廷栋在己巳之变前任关内道和口北道，与袁崇焕一直见解分歧，反对袁崇焕同后金议和以及卖米给蒙古，因此他相信袁崇焕“通虏谋叛”。此外，袁崇焕下狱不久后，锦衣卫北镇抚司巡捕营缉获一名木工，指其为袁崇焕的奸细，该木工也供称自己被袁崇焕派去京城刺探有多少兵马，以便反叛，掌刑指挥李若琏再三审问，木工才说自己是山西人，没到过辽东。崇祯帝听后不满，令锦衣卫指挥刘侨再审，“乃以为真”，李若琏因此降二级回卫。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供认袁崇焕给他们写信说要通敌，等再审时他们逃走。又有山西人张思栋暗执火片进京师南新仓，被当场抓获，众人指其为奸细，巡城御史史𡎊审称此人“自称崇焕部卒”，供称受“袁崇焕家人周彪指使”。另外，协理京营戎政襄城伯李守锜的部将擒获后金军一名头目，此人“具述崇焕通敌根底”，李守锜入奏，崇祯帝“命法司追崇焕书”。刘兴治兵变时，又有江西道御史袁弘勋奏称袁崇焕及其部将徐敷奏、张斌良通敌谋叛。兵部移咨枢辅孙承宗，孙承宗说查无实据。总之，朝中一直有一股势力在散布流言蜚语、罗织罪状证据来影响崇祯帝对袁崇焕案的判断，从而推动处死袁崇焕，并且与党争息息相关。
崇祯帝的昏庸多疑。当代部分学者认为，袁崇焕被捕乃至被杀的主因在于崇祯帝昏聩刻薄、猜忌多疑。“己巳之变”的爆发让即位之初踌躇满志的崇祯帝察觉到短时间内收复辽东的梦想破灭，便将“己巳之变”的责任完全推给袁崇焕，让他充当替罪羊。同时，崇祯帝也试图以重惩袁崇焕的方式来警告臣僚。
袁崇焕的失误。明末的一些人士及当代部分学者认为，尽管袁崇焕并未“通虏谋叛”，但不能否认他存在严重失误，“五年复辽”的许诺是其悲剧的根源，而且他对己巳之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失机”之罪确实国法难容。然而若以谋反大逆罪凌迟处死，则是刑浮于罪。崇祯帝逮捕乃至处死袁崇焕无可指摘，问题只是在于逮捕的时机选择和处死的罪名轻重，因为崇祯帝所针对的是袁崇焕动机不良而非操作失误，所以在战事吃紧时抓了袁崇焕，又以最重的刑罚处死了他。
平反问题
袁崇焕在明末饱受千夫所指、口诛笔伐，但也不乏对他同情和肯定的声音，在其家乡广东尤为突出。清朝中期以后，他的死才被普遍认为是冤案。一些观点认为平反袁崇焕的起点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褒奖袁崇焕并指示寻访其后裔的上谕。[但也有迹象表明，在南明时，袁崇焕可能就已被平反，有观点认为在弘光朝，有观点认为在隆武朝，也有观点认为在永历朝，永历朝的可能性相对较大。除了与袁崇焕本有交情的广东士人梁稷、邝露等的推动外，还有清初一些参与修《明史》的史官将后金档案中有关反间计的内容流传于外界，也为南明朝廷所知，因此才得以平反，据说还获赠“襄愍”之谥号。到了清朝中期，随着《明史》的正式问世以及乾隆皇帝褒奖袁崇焕的上谕，袁崇焕才重获世人的高度评价。而近代广东籍思想家梁启超作《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更将袁崇焕抬到民族英雄的高度，影响至今。
袁崇焕死后，身体被愤怒的百姓分食，首级被传示九边，并未记载有葬处。相传其仆人佘某（一说佘义）窃其尸，埋葬于广渠门内，此后世代守护，直至佘幼芝。雍正、乾隆年间，北京的袁崇焕墓逐渐为人所知，并不断有粤籍人士前往凭吊。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广东南海籍官员吴荣光题“有明袁大将军墓”之碑。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打算迁墓，叶恭绰、李济深、柳亚子、章士钊四人联名上书毛泽东，请求保护袁崇焕墓，获得批准。文革期间，该墓被毁。有人听说袁崇焕下葬时镀金头，曾挖掘墓葬，但挖至三人的深度，仍未见头颅及骨殖。后重修。
袁崇焕墓中即有袁崇焕祠。此外，广东人张伯桢于1916年在北京左安门内兴建袁督师庙，由康有为题匾额与对联，并立碑纪念。
清嘉庆年间，袁崇焕获准入祀乡贤祠。此外还在东莞城中及其家乡等处建立专祠，不过东莞的这些清代祠堂均已不存或改作他用。
纪念馆（园、堂）
北京市袁崇焕墓和祠内建有袁崇焕纪念馆。
东莞市在袁崇焕故里石碣镇水南村设立袁崇焕纪念园，修建了袁崇焕故居、衣冠冢、雕像和祠堂，于2003年完工并对外开放。
广西藤县天平镇新马村建有袁崇焕纪念馆，于2016年对外开放。
辽宁兴城蓟辽督师府内建有袁崇焕纪念堂。
牌坊、纪念碑
广西平南的袁氏后裔建有纪念袁崇焕的“总制三边”牌坊。
1942年，广西藤县立“明督师袁崇焕故里纪念碑”。1958年拆除，1983年复立。
相传袁崇焕死后，其同乡陈日昌等怜悯其冤，悬挂其生前的《待漏图》于东莞水南三界庙后堂为祭奠地，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为画像。此外还有北京袁督师庙的袁崇焕石雕立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明袁崇焕督师真像（坐像）等数种画像，但均为后世想象画，大多容貌俊秀，仪表堂堂，与袁崇焕“貌寝”的记载相去甚远。
东莞袁崇焕纪念园内有袁崇焕雕像，下刻“擎天一柱”四字（另有据称是袁崇焕口头禅的“掉哪妈顶硬上”字样，后因粗俗而被凿掉）。
广西藤县袁崇焕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内有袁崇焕雕像。
辽宁兴城火车站及蓟辽督师府内均有袁崇焕塑像。
2012年，东莞市举办首届“袁崇焕杯”全国书法大赛。
忆往昔峥嵘岁月，明朝末年，有一位名叫袁崇焕的将领，他的故事如同璀璨却短暂的流星，划过天际，留给后人无尽的感慨与思考。袁崇焕，这位在抗击后金（即后来的清朝）功勋卓著的英雄，最终却落得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命运之坎坷，令人扼腕叹息。
据《大明律》记载，受凌迟者需被切割不少于3543刀，直至生命缓缓消逝。这不仅仅是对肉体的极致摧残，更是对精神的无尽折磨。袁崇焕，这位曾以智慧与勇气保卫国家的将领，最终却遭此酷刑，无疑是对历史公正性的一次严峻拷问。
袁崇焕，生于公元1584年，卒于1630年，是明朝崇祯年间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自幼胸怀大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以其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才能，在明末动荡的时局中崭露头角。面对北方日益崛起的后金势力，袁崇焕挺身而出，成为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
提到袁崇焕，不得不提那场震撼历史的宁远之战。在这场战役中，袁崇焕创造性地使用了当时先进的佛朗机巨炮（又称红衣大炮），成功炮轰努尔哈赤的大营，致使这位后金首领身受重伤，不久后便离世。这一战，不仅极大地挫败了后金的嚣张气焰，也为袁崇焕赢得了“宁远大捷”的美誉，他的名字也因此传遍大江南北。
努尔哈赤去世后，其子皇太极继位，继续与明朝为敌。然而，在袁崇焕的领导下，明军与后金的交战屡获胜利，皇太极率领的军队在山海关外徘徊十年之久，始终无法突破袁崇焕的防线。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和坚定意志，成为了后金难以逾越的屏障。然而，正是这份卓越的功勋，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公元1629年，皇太极采取迂回战术，绕开袁崇焕精心布防的区域，直捣北京。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袁崇焕不顾个人安危，亲率九千骑兵火速驰援，成功抵御了后金的进攻。然而，这场胜利非但没有为他带来应有的荣耀，反而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朝中奸臣的谗言、皇帝的猜忌等），袁崇焕被诬陷为“通敌叛国”，最终被判处凌迟之刑。
在探讨袁崇焕悲剧命运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提到文化的影响。努尔哈赤的名字在满语中意为“野猪皮”，这反映了满族早期以动物命名的文化习俗。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和儒家文化的深入影响，这种命名方式逐渐改变，体现了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乃至国家的重要塑造作用。袁崇焕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两种文化、两种理念碰撞的结果。他坚守的儒家忠君思想，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
袁崇焕的故事，是一曲忠诚与牺牲的赞歌。他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何为忠诚、何为担当。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选择了站在国家与人民的一边，即使面对无尽的苦难与不公，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的悲剧，是对忠诚与牺牲价值的最高颂扬，也是对历史无情与人性复杂的深刻反思。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带走了无数英雄豪杰的悲欢离合。袁崇焕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照耀着后人。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回望历史，从那些先贤的身上汲取力量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