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丰子恺的散文特色


王业松


 
我以阅读消夏，患着中重度白内障，在入伏暑天，读完了近300页的《丰子恺散文精选》。


世人皆知丰子恺（1898—1975）是著名的漫画家，很少有人关注他的散文。读了《丰子恺散文精选》便知丰公亦是现代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家。


丰子恺的散文有以下特色。



一， 小事中有大观


丰子恺的散文形式朴素自然，文字明白生动。如诉家常，读之如听作家说话，丰子恺的散文几乎都是家庭和社会中的小事，但小事中有作者的大观。


作为《子恺画集》代序的开篇《给我的孩子们》和选集的第二篇《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作者饱含深情地写出了在人生黄金时代里孩子们的童真、童趣、童乐之可贵、可爱，从而抒发了时间易逝的可悲可哀。作者写了家庭的温暖，孩子绕膝的欢乐，让读者体验到父爱重如山。母爱深如海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作者在《佛无灵》一文中流露出爱国抗战之情，作者写到：“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比生更重要的一件东西“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


作者借水仙花遭遇旱、水、冻灾后仍开了花，来表达对自己和国家、民族充满希望。作者在《生机》一文中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是如此”。


作者在书中常常表现出悲观情绪，在《阿难》中借妻子小产下来的‘阿难’之夭折说：“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病地自己死去，岂不完成了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呢？”像阿难这样更好。


作者1972年写的《旧上海》，以描述旧上海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生活，表达尔虞我诈的社会现象。作者在《旧地重游》中写了茶楼中的雅座和普通座的区别，看似很一般的小事，但作者在文中两次提到茶楼中“愤恨不平的话声”，这如同植入式的广告，让读者看不出作者植入自己的愤恨痕迹。作者在1958年写的《西湖春游》，表明西湖的美，只有在解放后才显示出来：“旧时代西湖的美，只是形式美丽，而内容是丑恶不堪的”。作者在《东京某晚的事》中写的是小事，但表明他“憧憬的世界”是“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把陌路变成家庭。作者在《还我缘缘堂》中，怒斥日本军侵略暴行，烧了他家的房子，表示将来要算账。



二， 轻松中有严肃


丰子恺的散文大多数都是轻松题材，但在轻松中有严肃。作者在《静观人生》中说，看到自家一棵扁豆秧忽然枯萎，原因是一支总干被什么东西伤害了，“这种状态非常凄惨，使我联想其世间种种的不幸”。


作者在《静观人生》中写羊群跟着头羊走，“无论走向屠场，没有一只羊肯离群众另觅生路的”，说“牧羊的和赶鸭的就利用它们这模仿性，以完成他们自己的事业”。寓意很深，留给读者思考的余地。


作者写人的心都被色皮裹着，“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暴露”，还写人在谈话的时候，“往往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样”，来说明社会人心难测。作者希望朋友相处，“不用下棋法来谈话，而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像开在太阳光中的花一样”。


精选集的前几篇都是写的作者家事，对自己儿女的天真、可爱、可贵，表示佩服。一旦长大成人失去天真，“这是你等悲哀的事啊”！写女儿瞻瞻的童真，“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连一个玩具泥人被打破了都号哭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丧考妣、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作者称儿童时代为“黄金时代”。描写童趣，赞美童真，作者想提倡人间的真。作者在1926年的代序《给我的孩子们》说，“我在世间，永远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作者厌恶儿时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


作者在《扬州梦》中写了扬州二十四桥的观景小事，但借梦写实，畅叙扬州解放前后的不同，扬州自语：过去“我忍受苦梦，直到1949年方才翻身。人民解除了我的桎梏”，让“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这样快乐的生活”。作者在《伯豪之死》中写的是同学伯豪与众不同的行为，而抒发“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


作者在此书最后一篇散文《悼夏丐尊先生》一文中，赞美夏丐尊（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的多忧善愁，凡是“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作者借夏先生的品德来抒发自己对“国家的事，世界的事”的担忧。



三， 漫画中有文彩


丰子恺是中国著名的漫画家，对绘画艺术有独到的见解。


作者谈到自己的画，说他的画没有摹似什么人的笔法，也不根据什么立体派、平面派的理论，而是用自己“写字的笔来记录平日的感兴而已”，“我的画与我的生活相关联”（《谈自己的画》）。


作者谈到他的创作经验，对读者颇有教导的意义。1957年1月18日在上海写的《随笔漫画》说，随笔并不“随便”，漫画也并不“漫然下笔”。他“深知创作——包括随笔——都很伤脑筋，比翻译伤脑筋的多”。作者饶有兴趣地谈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题材。作者要求他的画要有形象美和意义美。一旦“倘有机会看到了一种含有好意义的好形象，我便获得了一幅得意之作的题材”。比如他看见从墙缝里生长出一枝小小的植物时，如获至宝，“因为这美丽的形象含有丰富深刻的意义，正是我作画的模特儿，于是作者便画出一幅得意之作《生机》。作者深有体会地说，“我的作画不是作画，而乃是作文，不过不用言语而用形象罢了”，所以“作画等于作文”，“漫画等于随笔，随笔不能随便写出，漫画当然也不得漫然下笔了”。


作者在《画鬼》一文中，强调所画之物要显现出神气。为了明显地表现出物象的神气。常把物象变形，“相当地夸张不但为艺术所许可，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是绘画的灵魂所在”。作者说，画家的想象力“在绘画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事”。作者在谈到《我的漫画》一篇中，赞赏古人所云：“意到笔不到”。说“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作者主张有感而发，说他的漫画作品，“不是正常艺术而是临时的权变”。他画从墙缝中长出的小草、用炮弹壳作花瓶、半截的大树正在发出新芽等“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


作者在《图画与人生》一文中说：绘画“同衣食住行大事一样重要”。作者在谈到如何欣赏图画时说，真和美不是一回事，真不一定美，美不一定真，“描得很像”并不一定美，“顶多只抵一张照相”。美术是精神的食粮，对人生有重要意义。绘画可以“使人生的趣味丰富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艺术陶冶”。每个人都应当有一双欣赏美的眼睛。


作者在《美与同情》一文中写到诗人与画家的心艺术家的心。主张“物我一体”，“感情移入”。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徒事于指的刻画，决不能成为真的画家。即使他能描画，所描的至多仅抵一幅照相”。“故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


什么叫美？作者在《自然》一文中说，自然就是美，一切装腔作势、故作姿态都不是美。“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作者说：“我往往在人不注意、不戒备的时候，瞥见其人的真而美的姿态”。


作者强调艺术的作用，在《艺术的园地》中说：艺术作品可以把社会和大自然的人和物定为永恒而不消失；艺术作品可以供人欣赏，“给人心一种快慰”，艺术可以给人以理想的力量，让“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欣赏艺术的最高水平是物与我平等，“视外物与我是一体的”，这叫“感情移入”，“把我的心移入对象中，视对象为与我同样的人”。古诗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把牛、燕、岸花、明月等均看成与我同类，“均能体恤人情，可以相见、相看、相送，甚至对饮。这是艺术上最可贵的一种心境。


在《湖畔夜饮》中谈到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谈到诗与人品的关系时说：“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诗也做得好”，“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否则“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


在这篇书评结尾时，我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曰：“非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我在静中阅读，以阅读求静。我在阅读中消夏，在消夏中阅读。2017年出版的《丰子恺散文精选》虽然读完了，但给我的思考没有完。我要借丰公之智完善自己，用丰公的画论指导我的散文创作。


          2024年 7月22日（大暑）于江苏淮安



作者王业松简介
王业松，男，1934年⽣，汉族，江苏省泗阳县⼈。南京⼤学中⽂系毕业。曾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助理，在公安部外事局和教育局任处、局⻓，并兼任《公安教育》编委主任。现为中国散⽂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多次在《⼈⺠⽇报》《⼈⺠论坛》⽹、《中华英才》半⽉刋、《亚洲财富国际交流》⽉刊，以及南⾮出版发⾏的《⾮洲时报》等报刊发表⽂章。已经岀版《呼应》等九卷散⽂集，计300万字。其中《⾬中送魏巍》、《我送荣毅仁副主席回家》和《我在中南海⼯作期间花絮》等散⽂在社会上⼴为流传。作者年已九旬，但仍在为时代发声。读者可从中听到⼈⺠的呼声，看到国家发展的脚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2023年，荣获联合国文化荣誉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