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仰军

“花儿”广泛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藏族、裕固族、蒙古族等9个民族，用同一种语言，唱着同样的山歌，这是其他地方的民歌难以企及的。“花儿”旋律优美，曲调悠扬，曲令丰富，多用比兴，真切感人，是老百姓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山村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真正是老百姓的歌谣，老百姓的文化。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民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花儿”传承的怎么样，“花儿”的文化生态有了怎样的变化，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7月上旬，我和几个专家来到甘肃省岷县、康乐县、临夏市和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大通县、湟中区，对“花儿”的文化生态进行调研。

第一站就到了岷县。这里是“洮岷花儿”传承的核心区，有大大小小的“花儿”会场40多处，都集中在农历四五月份。我们到的时候，已过了“花儿会”会期，陪同我们调研的岷县文史专家季绪才、张润平说，可以先上二郎山看一看，体验一下“二郎山花儿会”的场地环境。我们到了二郎山山腰，看到一个亭子，几个歌手正在那里唱“花儿”。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感觉旋律非常优美。季绪才告诉我，这几个歌手都是“花儿”传承人，都是农民，其中一个叫刘郭成，国家级传承人；一个叫董明巧，省级传承人。董明巧？我听说过。200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推出首批166名“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获此殊荣的就有董明巧。那时她才33岁，因为“花儿”唱得好，被誉为“洮岷花儿皇后”。

让我意外的是，董明巧已经“成名”十几年了，年龄也有50岁了，还很腼腆。她说，她没有上过一天学，至今还在农村生活，家离二郎山有十里地。她从小就喜欢唱“花儿”，但在家里一般不敢唱，顶多就是自己轻声唱几句。当地的风俗是，在村子里、家里唱“花儿”是一大禁忌，被人听见了会说闲话！董明巧说话方言很重，我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得靠季绪才、张润平“翻译”才行。

在众人的鼓动下，董明巧又唱起了“花儿”。一改刚才的腼腆，她接连唱了好多首，或对唱，或合唱，都是现编现唱，不仅嗓音洪亮、吐字清晰，还字正腔圆，让人不能不佩服她的聪明，不能不感叹“花儿”就是那“天籁之音”。

董明巧说，唱“花儿”，最有意思的是男女对唱，可以激发歌手的编唱热情，但一般的歌手对唱不上10首，要么气短唱不上去了，要么编不上词儿停下了。我知道，她这个“花儿皇后”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了的。

当天下午，我们去人民公园看“花儿”表演。在一座小桥边的大树下，汇集着数百人，几个歌手被围在核心，正在对唱“花儿”。大树虽然浓荫蔽日，但遮盖面毕竟有限，很多人只好打着伞听，或者带着草帽，有的人甚至什么也不戴，任凭火辣辣的太阳灼烤。看来，“花儿”的魅力确实很大。

离开岷县，我们到了康乐县的莲花山。“洮水多情湾复湾, 佳人簪珥压云鬟。”“莲花山花儿会”是这一带最大的花儿会场，每天都会佳人云集，会期从农历的六月初一到初六。歌会期间，各族群众数万人云集于此，纵情对歌。我们到莲花山那天，是农历的六月初二，本来是歌会的正日子，可惜天公不作美，雨一直在下。冒雨上山，但见满目青绿，道观佛寺掩映其间。凡山路崎岖处，两边林木茂盛，游客进去，但闻其声，不见其影。怪不得古人要把“花儿会”选在这里，怪不得莲花山花儿会能成为周围众多州县百姓汇聚的名山，这里确实是有情人对歌、幽会的好地方。

据专家考证，“花儿会”在古代有一大功能，就是解决部分妇女不孕不育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时代，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子女，在村里、在宗族里是没法直起腰来的，更何况，将来靠谁养老？古代中国虽然一直是礼法社会，但也讲究变通，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先秦典籍《周礼》里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为青年男女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私奔”“野合”开了绿灯。“花儿会”就是绝佳的时间、地点。青年男女通过唱“花儿”、听“花儿”，激发了灵感，沟通了感情，进而或野合或联姻。有些不孕妇女幸而怀孕，解决了人生大事，即便丈夫、家人心里有点不快，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心照不宣，用一句“从送子娘娘那里求来的”掩饰过去。我们在甘肃、青海调研时发现，“花儿会”大多在山上且有寺庙或道观的地方举行，其中大有缘由。

上莲花山之前，我们特意请了6个“花儿”歌手对歌，因为下雨，她们没法上山，就在山下的大路上，用马莲绳拦路，开始演唱“花儿”。很快，演唱现场就围满了观众，路也被堵死了。奇怪的是，那些被堵住的车辆都静静地停在路上，没有人摁一声喇叭，司机很有耐心，好像也在欣赏“花儿”。后来我才知道，马莲绳拦路是莲花山花儿会的一大特色，人们用生长在山野的马莲草编成绳，拦住游客去路，邀请对唱“花儿”。如果遇上会唱“花儿”的，大家彼此唱和，其乐融融，“主人”会端出美酒让你品尝；如果不会唱“花儿”，游客就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瓜子、糖果之类，以求让路通行。在走走停停中，人们欣赏了“花儿”，增加了歌会的乐趣。

“花儿”有三大类型，即“洮岷花儿”“河湟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二郎山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唱的都是“洮岷花儿”，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松鸣岩花儿会”唱的是“河湟花儿”。可惜的是，“松鸣岩花儿会”会期已过，我们只好在临夏州博物馆查看“花儿”文献资料，看看过去的人怎么唱“花儿”，请两个当地歌手唱了几首“河湟花儿”。

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点遗憾很快就在青海弥补了。我们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在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和湟中区南佛山花儿会上，美美地听了多首“河湟花儿”。特别是南佛山花儿会，山上山下，人山人海，真正是老百姓的狂欢节。青海省文联副主席扎西对我说，这个“花儿会”不算什么，这几天在方圆100里的范围内，有11处这样的“花儿会”，都比这里热闹……

“花儿本是心里的话，不唱还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纯真朴实、掷地有声的“花儿”，是西北人直抒胸臆、表达情感独有的样式，积淀着西北人世世代代的豪爽和执着。不论甘肃的二郎山、莲花山、松鸣岩，还是青海的老爷山、南佛山，还有其他大大小小不知名的山上，人们汇聚在一起，唱“花儿”，对“花儿”，欣赏“花儿”，表达着一样的家国情怀和对爱情的向往，对家人、家乡的热爱，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国家认同、情感认同，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真不愧为“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

在调研中，我也发现了“花儿”传承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传承断档的问题，一是舞台化日趋严重的问题。在岷县人民公园，我遇到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少妇，就问她，你能听懂他们在唱什么吧？她说听不懂。“你不是当地人吗？”“是当地人。但他们用方言唱，我们年轻人听不懂。只有我妈妈那一辈的人能听懂他们唱的方言。”就在这时，少妇的妈妈走了过来，她说能听懂，但没有唱过。我看了看少妇的妈妈，大约50岁上下。旁边一位中年妇女过来说，她也能听懂“花儿”，也不会唱。我问少妇，想学“花儿”吗？她说不想学，不喜欢。我朝听“花儿”的人群望去，这才发现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其中有一两个小孩子，但显然是跟着大人、不得不来的。

年轻人不想学“花儿”，仅仅是用方言演唱的问题吗？我看不尽然。同其他民歌一样，“花儿”在农耕时代的最大功能就是“解心焦儿”，其中不乏大量的“酸（荤）花儿”，这也是不能在家里、村里唱“花儿”的原因。张润平告诉我，1983年花儿会期间，他晚上去听“花儿”，发现十有八九的对唱都是“性爱的喧哗与骚动”，大家都沉浸在狂欢中。歌手在唱“花儿”之前往往会说上一句“有前眼的没后眼，亲戚路过往后站”，就是不希望亲戚朋友在现场听。唱“花儿”的人，常常被认为“不正经”，家人一般不支持，女孩子更是如此。这是历史原因。其次，“花儿”曲调悠扬，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第三，“花儿”对唱，需要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敏捷的对答能力。“花儿”唱词里不仅有性爱，有情爱，更有生活、有历史、有故事、有谜语、有民俗，是百科全书。有的年轻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花儿”只能望而却步。

但“花儿”的传承断档之忧，值得我们深思。

至于舞台化对“花儿”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张润平告诉我，他小的时候听“花儿”，大多在山野间，唱什么的都有，听众喜欢听什么歌手就唱什么。因为没有话筒，歌声传不远，会有很多演唱点。“一窝一窝的”“满是花儿对唱群”，大家都可以唱，都是歌手。现在有了话筒，特别是搭起了舞台，就成了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唱，绝大部分人只能是听众。不仅甘肃，青海也是如此。在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和湟中区南佛山花儿会上，听歌的人漫山遍野，但唱歌的或者说能有机会走上舞台去唱歌的，只是极少数。在声传数里的音响下，人们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形成一个一个演唱的小圈子，全场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搭好的舞台。歌手站在舞台上演唱，众目睽睽之下，很多歌都不宜再唱了，“花儿”解乏提神的娱乐功能大为减少。

为了振兴“花儿”，甘肃省、青海省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连续举办“花儿大奖赛”，推出了一批优秀歌手，扩大了“花儿”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至今已连续举办21届；岷县的“花儿”大赛，已举办了24届；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原生态花儿擂台赛已举办15届……如何在推广、宣传“花儿”的同时，尽量减少舞台化下“西洋唱法”对“花儿”原生态演唱的侵蚀，如何保持住“花儿”旺盛的生命力，不至于把一束束“野花”变成家养的、娇贵的、仅仅用来表演的“家花”，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侯仰军

（侯仰军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历史学博士，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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