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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梅花”，忆当年
图•文/朱忍让
2024年5月的一天，我同夫人来到长安区的嘉兴花园小区，这里住着一位中学的同学。名叫邵社良，刚推门进去，相册上的一张老照片，映入了我的眼睑。
“长安纪杨二中七七级三班毕业合影”底下还写着一行小字，1977，7，18。
毕业正正四十七年了，看着熟悉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叫出声来，这不是村北头的薛亚莉；这不是村南头东一队的石智莉；这不是自己中学的相好周月利……。
一顿急促的寻找后，我心里在想，自己也在三班，怎么不见自己？找呀找，就是找不见；心想自己可能没有参加同学的毕业合影。这种不甘心欲望迫使自己继续寻找。忽然，中间站着的一位同学进入了我的视线。他脸庞瘦小、个子偏低。但两眼炯炯有神。此时我急忙叫来夫人，“喜梅你来看，这人是不是我”，只见她拿起相册，仔细看后说：“这就是你，没错！照片上的人，跟你在部队寄回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我不知想起什么，突然叫出声来，就是我，没错！左边上衣口袋那一团黑墨点……
这一黑墨点，犹如一朵鲜艳盛开的腊梅花，唤醒了我在四十多年前的儿时回忆。1975年，王寺初小就要毕业，当时国家才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也就普通升学高中，面临两年高中学期。当时纪杨公社需要两所学校才能满足高中学生上课，当时纪杨二中未建好，只能在纪杨一中(南田中学)开始高一课程学习。南田中学离家有6.7里远，经过三四个村才能到学校。中午11.30点下课，三四个男同学结伴抄小路回家。有时父母未下工，自己动手煮些玉米榛子，吃后又匆忙上路。
一九 七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母亲突然重病不起，可怜的父亲，用架子车拉着母亲，辗转西安多家医院，最后终于来到了北大街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三病区4楼神经科，母亲由于常年操劳成疾，行动不便，要求住院后陪护，家里父亲一边劳动，一边看管弟妹上学。那年春节前，我姨妈女儿薛娥娃，来到医院，替换我几天照顾母亲。大年三十下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当推开院大门一刹那，一股寒风将院子落下的树叶吹的狼藉遍地，推开房门时，弟妹三人卷缩在土炕上，母亲不在家，整个家乱七八糟，看到这悲凉的情景，我感觉天要塌下来一般。
大年初七，我要换表妹到医院照顾母亲，表妹回家继续上学。表妹小我一岁，属鼠的，和我同在一班，七六年四五月份，母亲的病经医院半年多的治疗，病情有了大的减轻，需要回家慢慢康复。七十年代经济困难，住院花了300多元，我家无力承受，最后多亏政府，都给减免了。
母亲回到家，弟妹们好个高兴。一家人又回到了那个穷而快乐的光景。母亲回家时间不长，我看着其它同学背着书包上学，时而又萌发了自己想上学的打算。当时和自己一样大的同学，有的已开始生产队参加劳动，当时学生参加劳动的每天记八分工，成人十二分工。有天下午，我对母亲说：“妈，我要上学”，我妈想了会说：“想上学就上吧”！我一听心里很是高兴。
时间过了几天，就是迈不出走进学校的那一步。一天晚上，我独自到本村岁下朱导过家，提起朱导过这个名字，它是村上一位能人给起的。几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他爸大早年几十里外，提着笼子沿门讨饭，怕见到乡党笑话，每次回家都等到天黑才回来。讨回来的馍，在院子嗮干，平时烧苞谷榛子，手扮碎的干馍，就着野菜糊口度日。我见到朱导过第一句是这样问的：“导过爷，咱上学走”，他看了我一眼说到：“几个月都不上学了，学校还要咱不”。我说：”咋能不要呢”！我们两人这才勇敢的走进了学校。
当时我和他都被分派到高二二班。班主任李成才老师，杨淑娥，梁建娜，几个同学和我们都在一个班。杨淑娥同学在我印象中，上课发言积极，很是活波开朗，在二班上了两月后，又重新分到高二三班。班主任是王炳东老师，贫困的年代，我亲眼目睹王老师有时穿着师娘的女式裤子，女式裤子那年代扣子都在边上系扣，一眼就能看出。王老师和我一样，贫困家庭的孩子，经常看到他对贫寒学生的关爱。朱导过同学因家庭困难，时常接纳政府补助，虽然补助没有多少，也充分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
我拿起相册，找了一块卫生纸，沾了点水，重新擦亮了一遍尘土。图像清楚了许多。今天到同学家，我吃上了昔日难遇的一顿“搅团宴”。喜梅高兴地吃了一碗“浆水鱼鱼”。邵社良家在狮寨村，上学经常路过他村，麦田地里的豌豆角；秋天地里的苞谷“甜杆”；红薯地里的红宇蛋蛋，常伴随我们度过那年快乐的时光。
纪杨二中又叫新建中学，位于黄堆村南，太平河岸，水厂路边。离家有六七里路远。学校没有校门，没有围墙，三米宽的沙石路，每逢刮大风，尘沙飞扬。
1977年7月的一天，班主任王炳东老师下课后对同学们说：“明天中午在学校办公室球场拍照毕业相，都穿上新衣服”。
晚上回到家，我对母亲说了明天照相一事。母亲从柜中翻出一件白色长袖上衣，我身上现穿的蓝裤子，裤腿掉在半空，晚上母亲灯下拆开裤边接上两寸多一段布头，用板凳面下压了一夜，第二天穿上长短正好。我心里想：妈妈手真巧。
我身穿白杉子，蓝裤子，脚登一双网球鞋，站在妈妈陪嫁的镜子前一照，镜中的我异常精神，别提那高兴的样子。父亲把多年珍藏的一支钢笔递给我说到：照相的时候，钢笔插在上衣口袋，也像个学生的样子。我背上书包一路小跑走向学校，当走到大苏村西小桥时，一辆国外进口卡车“普铁奇”快速从眼前闪过，我不加思索，跑上前去，双手抓住车后帮，脚踩备架准备登上车。谁知司机发现我后，突然加速，我有些慌了，双手一松，随着汽车向前惯性跑了几步，由于沙石路太滑，咚的一声摔倒在路面上。只见裤裆扯了，钢笔压坏了，墨水顺笔杆流出，印在衣服上，就出现在照片上，衣那口袋下的那朵花一样的黑墨团……
我七七年毕业以后，至今也没有见到毕业照。回村后随生产队到秦岭北麓石砭峪水库平整土地劳动，住在用苞谷杆搭的窝棚。见到邻村七撸八扎半的杠托：看过风雷仪表厂家属区露天电影；看过村北解放军操场训练，院内四门大炮，常在脑子浮现。七八年初又来到公社化工厂，做过硫酸铜，制过“试剂酸”“氧化钙”。每月工资仅有28元，在当时又有多少人羡慕。
1979年10月的一天，我来到公社武装部，询问今年入伍一事，武装部张首智，看我上身穿的一件毛妮，兴奋的说：这件上衣不错。我说：毛妮料防酸，今年能当兵，这件送给你做个留念。
我终于参军了，别的村敲锣打鼓欢送。我叔父用自行车戴着我去了公社武装部，到长安县武装部的前一天，我承诺了自己的诺言，将上衣送人做了留念。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拿破仑这句话始终贯穿于我的脑海。我到部队参加军事训练，坦克，装甲车专业训练等工作，付出了辛勤和汗水，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入党申请也写过几份，与特务连指导员吴爱萍也交谈过几次，他说“你学了技术，多少老兵还没有入党，名额有限”，入党未能如愿；在一次三等功取舍面前，我也曾失去过向上的工作信心。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留恋的军营，无奈的生活。1984年10月，我依然返回生养我的家乡。
上有父母，下有弟妹。为家庭，为儿女，我依然付出自己辛勤的汗水。如今，我年逾六十，一个老翁，起早贪黑匆忙中。为了挣点生活费，常年奔波风雨中。
前天，我将这本相册拿到王寺街道“台北之恋”照相馆，进行了翻印，夫人说：”只有你看，孩子没人看”。我说：”没错，没有经历，就没有回忆”。现在的村子拆了，家没有了，地没有了，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慈祥的母亲，严厉的父亲，他们生前并不懂得多少，并不知道多少，可他们却生下了一个做人能顶天立地的我，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教会了我做人处事的道理。
横批 “同心永爱”，上联：自由平等新家庭；下联：互助合作光景好。这是当年留在母亲陪嫁时镜子上的一幅对联。如今镜子没有了，可镜子上的几行字我没有忘，他们的音容笑貌，常激励着我不忘祖训，奋力前行。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有多少年轻人，面对婚姻和家庭，缺少本应的担当和责任，包容与合作。这样做，岂能有家庭的美好光景。一个人没有钱不行，但更不能没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时常会启发一种“心若向阳，不畏风雨”的正能量。有一首歌这样说：“一个破碎的美梦，留他有何用”。我敢说：有用，因为我想做一个有梦的人。当兵时，祁连山下为国打拼的文殊梦，使我有了军人战友的情缘记忆。如今看着学生时代的这幅老照片，再忆当年青春燃烧岁月的你我他。
即兴而起，记录一点过往生活片段，感慨良多，思想半天，就叫他“英雄不问出处，来日仍需方长”，以此作为结束语吧！
2024年7月19日于老家长安
作者简介：朱忍让，1959年出生，陕西长安区人。1980年入伍西北边陲装甲兵，受部队重视新闻报道工作的影响，本人稿件散见于军内外报刊电台。退伍返乡后，无论从事集体或个体工作，历经风雨打拼，始终以一个军人的形象，用有信仰的人生智慧，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闲暇之余，重拾文学兴趣爱好，喜欢用生活的积累点滴穿梭于笔锋墨迹，悟出一些简单实惠的善意表白，以致敬那年岁月，继续自己平凡普通的日子，勇敢匍匐前行。【诗韵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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