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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规律即典型的规律
——关于红色经典的真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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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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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美学家蔡仪在他主编的《美学原理》中论断：“美的规律即典型的规律。”又在他主编的《文学概论》中强调，文艺创作的“关键在于形象的典型化”。我之所以重温这一最起码、最根本、最普通的文艺创作规律，是因为近年来，在报刊上和网络上，不但出现了一些否定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的真实性的现象，而且出现了一些以“揭秘”、“还原”、“去伪”等为幌子而否定红色经典中塑造的一些反面人物形象的艺术真实性的言论。这显然无视典型化是文艺创作中最基本的方法这一原本无须讨论的常识问题，今天反而值得重新进行阐述。
我看到一篇以《中国四大地主的真实面目》为题的文章在其按语中说：“只要一提到‘地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不过，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在这篇《真实面目》的作者看来，似乎《收租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半夜鸡叫》等红色经典的创作者们，是为了使“大家都感觉到地主就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坏”，而弄虚作假才树立“地主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的“假典型”。我没有精力和财力分别到四川、河北、海南和辽宁重新调查、考证和核实《真实面目》的作者提供的“现今已经披露的有限资料”。即使如其四个小标题所说，“泥塑《收租院》与刘文彩无关”，“塑造出来的黄世仁”、“南霸天死后四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半夜鸡叫》子虚乌有”等，我也认为这些既无法否认红色经典符合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也不容置疑红色经典在过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和在今天现实中的认识价值。
文艺创作的中心环节是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杰出的文艺家无不从非常丰富的生活素材中选择、提炼、概括、集中，创造出既有具体、生动、突出的个别性，又能够充分表现重大意义的普遍性的典型形象，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文艺创作“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一名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关于典型化问题，既是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文艺实践问题，很多前辈作家曾经对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过精辟的总结。比如俄国的托尔斯泰说：“我需要做的恰恰是从一个人身上撷取他的主要特点，再加上我所观察过的其他人的特点。那么，这才是典型的东西。”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刻画的娜塔莎就是：“我拿过达尼娜来，把她同苏尼雅一同捣碎，于是就出现了娜塔莎。”高尔基也说过：“假如一个作家能从20个到50个，以至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能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而这就是艺术。”我国的鲁迅同样说过：“所写的事迹，大概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祥林嫂临死前的形象取自作者本家远房的伯母，妇女再嫁在死后会被锯成两半和捐门槛的细节取自一名叫单妈妈的故事，儿子被狼吃掉的细节则取自周氏第九世祖坟看坟人的故事。柳青在创作《创业史》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说：“我的工作就是把模特儿身上为作品所不需要的东西去掉，另增加一切为作品所需要的东西。”这些前辈作家关于塑造典型的经验总结，无不证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更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一般认为“七实三虚”。其“实”是指所写之人大多史有其人，所叙之事大多史有其事。其“虚”则是为了突出某些人物的性格特征而虚构了一些人的事。比如“忠勇”的代表人物关羽，其“温酒斩华雄”是“移花接木”，其“过五关斩六将”是“无中生有”。又如“智慧”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其“草船借箭”是“移花接木”，其“空城计”是“无中生有”。再如“奸雄”和“枭雄”的代表人物曹操，其原型在历史上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历代读者都将小说中的曹操视为封建时代的反面典型，绝不会认为罗贯中是歪曲历史上真实的曹操而树立的“假典型”。《杨家将》中那个私通辽邦、企图篡位、陷害杨家的奸臣潘仁美，其原型潘美实际上是宋朝初期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名将领。
即使一些小说中作家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典型，也不能将作家本人同文艺人物划上等号，也是对人物进行了概括、集中、典型化。比如《简·爱》中的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并不等同于作家夏洛蒂·勃兰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杨沫。又如假若将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不但没有提高这部小说的地位，反而极大地贬低了这部古典现实主义杰作的伟大历史意义。再如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和陈坚的油画《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九时》，所描绘的是新中国成立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盛况和抗日战争胜利时在南京的受降仪式。这不但不会有人在将油画同历史照片进行对比以后会认为是“假典型”，反而会认为油画反映了最美的艺术真实，因而更体现了最高的历史真实。
评论家在分析研究文艺作品时，确实很有必要对作家在创作时所处的时代、历史氛围、生活经历、素材来源、创作过程和思想状况等进行调查、考证、对比。但那绝不是为了“揭秘”、“还原”、“去伪”，以向读者“披露”作家为了“宣传”而树立“假典型”。而是总结作家是怎样把人们看得很平淡的“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
总之，将《收租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半夜鸡叫》中塑造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等地主形象当做“假典型”者，如果不是故意通过否定红色经典来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至少也是缺乏或者无视创作中“美的规律即典型规律”这一最起码、最根本、最普通的文艺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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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2日起笔，5月26日二稿，2024年7月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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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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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