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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固，一些会被忘记的事
尤文虎
春
去年的四月，下了一场雪，硕大的雪花纷纷扬扬，和山坡上成片的杏花融为一体，好看。
建建当然看不见，他是我的表弟，残疾躺在炕上快四十年了。我从山上拍摄回来，提着电影机浑身湿漉漉地冲进他的房间，想让他第一时间看到外面的风景。
冰不冰？我用手摸了摸着他的脸，他笑了：冰！然后我们一起看我刚刚拍摄的雪景。
这是哪里呀，哥哥？他问我。
就在家门口，不远的山上。我说。
家门口这么好看啊，他喃喃自语一样感叹。
那是我技术高。
说完，我们都笑了。
其实这个时候，他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黑青色从皮肤里渗出来，眼神暗淡。他知道他快要死了，而我也知道。我回到故乡去看他的当天，舅舅就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了，两个多月前建建已经昏迷过一次，医院拒收了。
现在想起来，在漫长的四十年时间里，我们好像很少关心建建自己心里怎么想。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掉，舅舅舅妈成年累月地照看着他，几乎就没有离开过村子。从他很小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就“善意地”希望他能早日解脱，还有人给舅舅出主意说应该悄悄背出去扔掉，舅舅当然不会这样选择，他心爱的儿子只是瘫痪，却并不傻。在舅舅的眼里，他善良、单纯、聪明，只要舅舅还活着，他愿意永远陪着他。就这样，一年一年，直到舅舅老了，直到希望他解脱的老人都走了好几个，直到我们都麻木了、适应了，觉得舅舅一家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时，建建的日子却真的要来临了。
怕不怕？我轻声问他。
不怕，他努力摇摇头，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就只是——我们沉默了很久，他突然又开口，正是忙的时候，要麻烦我爸和我妈了。
傻孩子，那能麻烦几次呢。
说完，我们又都笑了。
夏
我的第一部纪录片叫《一些会被忘记的事》，记录了我的亲人和他们那些注定会被遗忘的微小执念，建建和他的心愿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这部电影还没有制作完，或者说差不多快做完了，而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呈现它的时间和方式。拍摄他们的那几年，我用手机给他看过一些片段，但他还是会问我说哥哥你的电影啥时候能看呢。是啊，啥时候你能看到呢？
在他的眼里，电影就是在电影院里看的，而他的这个哥哥神通广大，厉害得不得了，拍完了就会能带他一起去电影院里看。好笑的是，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也这么想，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商量过怎么把他抬到电影院去，我说那得给你准备一张单人床，放到正中间，穿什么衣服呢，得好好收一下，还要上台讲话呢。他说那肯定得花不少钱。我说那你就不用操心了，到时候到处是陌生人，你不要被吓哭了就行。他说那真的，没见过那么多人，我害怕呢。
没想到，短短的几年之后，反倒是我先怂了。我不知道是所有的纪录片导演都会把拍电影这个过程弄得很焦灼还是只有我才这样。电影的审查通不过，投递给电影节的消息也一次又一次泥牛入海，外界没有回应的同时还背了一屁股债，创作和生活同时陷入混乱，紧接着就是巨大的焦虑、愤怒、彷徨和自我怀疑，一遍又一遍质问自己拍摄这山沟沟里的琐碎生活有什么意义，思考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当然，我没有告诉建建这部电影后来的遭遇，也没法和他聊这几年我对拍电影的心理变化，那样在他面前显得我这个哥哥太不威风了。甚至隔三差五，站着的我还要从躺着的他那里寻找虚荣：你说说，哥哥怎么就厉害了？
反正就是厉害。你去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人。
这就厉害了？
嗯，这就厉害了！
去年夏天我疲于奔命，没有回去。我从母亲的电话里得到消息时，建建已经走了几个月了，母亲说她听到建建被火化了之后，表弟他们把他的骨灰撒进了黄河。不知道为什么，舅舅和表弟他们都没有跟我说。哦——我应了母亲一声，然后就走神了，母亲在电话里还说着什么，而我却想：黄河已经带着建建穿越大半个中国，满世界逛去了——这下你也厉害了。
秋
你来迟了。深秋，我再一次来到舅舅家，我们盯着他门口的小花园，舅舅说。夏天才好看，牡丹花这么大，哎呀那真好看。舅舅用手比划着，好像那牡丹真有脑袋那么大，一朵朵争芳斗艳。现在，花园里只剩下一些菊花，紫的，黄的，也很好看，但肯定没有牡丹好看。你来迟了嘛，舅舅念叨着。这几天，我和舅舅喝茶，看他和舅妈种的花，还有养的那些活物，谁也没有提建建，就好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
舅舅养的狗叫乐乐，被舅舅惯得软弱胆小，见了陌生人叫得比陌生人还害怕，它还经常被那几只鸡欺负。说起来这几只鸡，可真是无法无天，山头上、菜地里、屋前屋后，四处溜达，想吃菜吃菜，想吃虫吃虫，还肆无忌惮在乐乐身上找虱子，乐乐被啄得四处躲，根本不是对手。舅舅还养了几只羊，被他剪羊毛剪得满身是伤。总之，这个家被他们老两口收拾得看上去欣欣向荣，也许这是它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
在西海固绵延不绝的土山之中，舅舅家的村子曾经可算是山清水秀。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让这片土地诞生了很多震湖，舅舅家门口那片湖就是其中一个。等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且有记忆的时候，曾经的惨烈和恐怖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依山傍水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夏天，舅舅带我去湖里游泳钓鱼；冬天，舅舅带我上山打猎。逢年过节，村子里还有秦腔，舅舅打鼓，可以带我去后台看稀奇——在少年的我的眼里，爱玩的舅舅有的是办法让欢乐填满村庄，一年四季。
就是的，那时候虽然穷得很，但是也欢乐得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欢乐。我和舅舅追忆往事，他憨笑着说，可他少了两个门牙，让我很不适应。他说“欢乐”还用老的发音，让我很自然地就听成了“欢落”。
那个大湖是什么时候干的？我问舅舅，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好像有些年头了，二三十年了吧。舅舅说。
这么久了吗？真快！大湖虽然不可能一天变干，但它干了就像健壮的舅舅突然少了门牙那样让人很难相信，没有了大湖，整个村庄就变得灰头土脸了起来。
你还记得你钓鱼的事吗？舅舅一提醒，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是我第一次钓鱼，误打误撞钓了一条大鱼，可能因为是小孩，就觉得那鱼格外大，钓上来后，我扔下鱼竿，抱着那条鱼一路小跑回去，养在舅舅家的洗衣盆里，然后又跑回湖边接着钓。有两条这么大的，一家人就都够吃了，舅舅说。可是好运气用完了，我和舅舅谁也再没有钓上来。傍晚我们往回走，边走边商量仅有的那条鱼的吃法。刚到家就看见了悲惨的一幕，几只鸡围着洗衣盆，把那条大鱼啄着吃了，等我气急败坏地提着棍棒杀到跟前，洗衣盆里只剩下一排鱼骨头，比老梳子还干净。
你哭得哟，满地打滚，鼻涕把脸都糊上了。舅舅又嘿嘿憨笑起来。
确实，那时候虽然穷，但是真欢乐啊！我笑着说，也用了欢落那个发音。
后来，我们还聊了很多往事，那些记忆像是散落在地上的树叶，而我和舅舅努力在地上翻腾，专捡那些欢乐的举起来，认真观察了它们的细节。
冬
我怎么能弄上钱？我怎么能弄上钱？！把那花不完的钱弄上些，让我爸和我妈能出去玩几天，我的心愿就了了。我怎么能弄上钱啊——前年的某一天，建建躺在炕上，罕见地有些激动，可是很快，他又恢复平静——抓奖着呢，我是在做梦抓精神奖呢，精神奖不知道有没有，我去买去，嗯？
他最后的疑问我没有回答，我知道他问的是命运而不是我。我也不知道躺着就能中花不完的钱的精神奖到底有没有，我也很想梦一个。当然，那段时间对我更重要的是记录这些微小的执念，那是我的工作，所以我把他这段话剪进了最后的影片。
舅舅和舅妈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也就没有听到建建的这次告白，而我也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给他们看。
2024年的春节后几天，我跟着父母和舅舅去看望姨娘，我的姨夫也刚刚过世不久，悲伤的情绪笼罩着每一个人。但聚在一起，每个人却都希望着能宽慰姨娘，让她不至于太过伤心，哭坏了身体。人都有命数，迟早都是要走的，我们要欢乐起来，把剩下的日子过完。后来大家都很少提起姨夫，当然也没有提起建建。用吃饭、喝茶这些事务性的行为打发了多余的时间。
走的时候，舅舅提前出门，他背对着我们，走在前面，走着走着，突然放声大哭，我还是觉得少了一个人，他在远处哭着说，少了一个人。我在后面远远站着，并没有上前去。过了一会儿，姨娘出来送我们，几个老人聚在一起，又开始了相互宽慰，欢乐起来，要欢乐起来啊！舅舅变得笑呵呵的，一点也看不出来刚刚哭过的痕迹。我突然觉得舅舅并不想要在这个时候哭，他是心里装满了眼泪，刚才走得急了，不小心漾了些出来。
欢乐起来。告别了舅舅他们，这四个字就刻在了我脑子里。从去年后半年开始，我的影片零零星星有了一些放映，还在年底拿了一个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有不少人看过影片后跟我分享他们的感想，有人还特意提到建建，说让他们很感动。而我自己也开始尝试着和自己和解，努力摆脱怨天尤人的处境，随后，我的第二部长片，也稳步拍摄了大半。好像是突然之间，我拍摄过的那些画面开始对我说话了，它们也在尝试着教育我：在你的故乡，所有人都活在一张情网之上，所有人都在为别人活着，你当然也是。记忆虽然疼痛，可疼不过忘了，你怎么舍得那些你爱过的人就这样消失不见，白活一场？
活着活着一不小心就忘了，我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落在地上的欢乐捡起来。
（尤文虎，纪录片导演、自由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