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依莉,副研究馆员,贵阳市花溪文化旅游创新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部部长,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花溪区作家协会副主席。1993年以来,一直从事文化、党史、地方历史及档案研究等工作。主持研究、编写《红色花溪》《文化名人在花溪》《花溪笔谈》等花溪文化、中共党史、历史图书专著18种约500万字;指导拍摄《王会悟》《新乡》《花溪故事·霞客行》等花溪宣传片7部,其中纪录片《王会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撰写《红色卫士王会悟的花溪岁月》《人间烟火地·花溪十字街》等50余篇相关文章发表期刊和书籍。
她说:1939年2月4日(农历腊月十六),贵阳,天气晴好。正是结清一年来的账目、举办尾牙宴的日子,街市一片繁忙。上午11时55分, 18架日军轰炸机编成“品”字队形分三队突然出现在空中,轰炸了这座远离抗日前线,地处西南大后方,不设防的城市。
“隆隆”“隆隆”的爆炸声和“哒哒”的机枪扫射声过后,贵阳城中黑烟滚滚,火光冲天。城里仅有的3辆救火车难以应付,大火烧毁房屋1326栋,贵阳的精华之区被烧毁殆尽。金井街、正新街等若干巷口被火封住,许多人逃不出来,被活活烧死。嗣后清点,贵阳民众死亡521人,受伤702人,因房屋被毁而无家可归者达8539人。这次史称“二四轰炸”的惨案中,恒兴益百货店、广聚源皮鞋店、朱铭泰瓷器店、张鹤麟笔墨庄、凤祥楼银楼等许多商号遭到重大损失,工商业一度萧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贵阳办事处、国民党中央日报营业部、省民众教育馆、商务书局、中华书局、金筑戏院、群星电影院、复旦女校等文教机关也遭到破坏。仓皇无措间,人们纷纷逃往郊区避难。
三天之后,夜幕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护送着二十几个外乡老少,从北门桥悄然无声地进入青岩城。他们正是从武汉经长沙、湘乡,辗转衡阳、桂林,撤离到贵阳仅月余,不得不再次转移的周恩来同志的父亲周贻能,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杨振德以及李克农同志的父母、岳母、子侄,博古同志的奶奶和小女儿,孟庆树(王明夫人)同志的父母、舅父和弟、妹等八路军高级干部家属。
此时,袁超俊晓庄师范学校的同窗宋怀中和戴自俺恰好都在贵州省立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任职,戴自俺更是一名不为人知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周贻能老先生租住在背街2号,杨振德老太太租住南街75号,李克农的双亲和其他家属则租住在青岩背街10号。安顿下来的老人们虽然历经漂泊,却依然诚恳亲和、谦恭有礼。热心的古镇居民们以为他们是难民,像称呼自家老人一样唤他们老太爷、老太太,不时看顾,亲如一家。
烽火岁月中,年届七旬的周贻能老先生,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时常穿一件阴丹布套衫,外加黑色马褂,头戴老人帽,爽朗健谈。喜欢到南街石牌坊下散步,觉得这里的石板路有着家乡绍兴的味道。很快,老人便同街坊结识,与卖水果的张树清成了好友,常到水果摊子上闲聊。周老先生生活清贫却乐善好施。他懂得一些医术,知道一些单方,经张树清一传,有病的穷苦百姓都喜欢来找老人看病要药。得知街坊刘月轩患水蛊病,老人家立即送去当时很难找到的藏青果和藏香,刘月轩服用后病情逐渐好转。
杨振德老太太时年65岁,为人谦和,精通中医。在中央苏区时,老太太不仅是邓颖超的妈妈,更是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医生,为战士们治病、熬药,日夜操劳。老人给青岩民众施医诊病时,上至地主豪绅、下到贫穷百姓,无论谁找到她,她都一视同仁。房东家六岁小孩被开水烫伤,老人家心痛地为他找药敷治。老一辈的青岩人提杨老太太,总是念叨一句:“是个心肠好得很的老太太呦。”
1940年4月2日,安居青岩的杨振德给在回国途中的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写下一封信,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封杨振德寄给邓颖超的亲笔家书。她在信中写道:
翔超儿:
四月一日接到你们三月十六日由兰州发来的信并相片三张,看见你们身体胖壮,喜慰之心非笔墨所能言宣……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此地民风,皆习惯勤劳,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虽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称安静……
母 德手书
四月二日
李克农的双亲爽直公正。房东赵家婆媳时有口角,二老总是出面劝导。两位老人有时也喜欢烤点锅巴吃,遇到这种好机会,赵家的小孩总会得到“优惠”。
老人们还常常到设在文昌阁的社会教育实验区去走走坐坐,看书看报,打听着抗日前线的战况,期望着能听到亲人的一丁半点消息,默默念叨着战火中早已沧桑的故乡…
这一年的中秋节,生活清寒的老人们凑份子做了几样家乡菜,把平日里经常看顾他们的宋怀中等几位老师硬拉到家中聚餐,略表对异乡朋友的感激之情。
时光像青岩河水一样平静无波地流淌……
1940年7月29日上午九时许,九架日军飞机毫无征兆地轰炸了距青岩只有十五公里的花溪,古镇离抗战的前方已不再遥远。抗战正面战场的频频失利,使得数以千百计的难民从湖南、从广西纷涌而至,青岩古镇一时鱼龙混杂,已不复世外桃源般的宁静。1940年9月,秋风乍起的时候,街坊邻居发现周老太爷、杨老太太和那些一起来的“难民”突然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夏,年逾七旬的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袁超俊,从北京来到青岩寻访周老先生和家属们住过的旧居。人们才知道当年是周恩来派人将家属们接到了重庆红岩。
斗转星移,岁月有痕。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周恩来没有忘记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对老人们敞开温暖胸怀的青岩人民。
1960年5月,周总理在贵阳接见省、市机关,部队和群众团体的一千多名干部和模范标兵时说:“我感谢贵阳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帮助过我的父亲和岳母,以及一批八路军高级干部家属,特别是青岩人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我一定要到青岩去看望他们”。5月6日,周总理因国事出国访问未能成行,夫人邓颖超亲赴青岩看望了当年的房东,感谢曾经照顾和关心八路军高级干部家属的青岩人民。
黄依莉真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