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与梁启超》
《李端棻与梁启超》《粱启超与蔡锷》的长篇历史小说38万字。
书中介绍了李端棻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福祉的爱国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梁启超曾指出李端棻幼承叔父李朝仪“古圣贤之教”,故终生“大节凛然不可犯”。
本书揭示了入仕之后的李端棻,无论是屡司文衡、为国拔才,还是出任御史、挺身直谏;
无论是国难当头、倡言变法,还是位列卿贰、自请裁缺;
无论是官阶迭升、跻身尚书,还是革职远戍、风沙饱尝;
无论是布衣主讲、培植后进,还是倡办路矿、为民请命,他都始终秉持着“尽忠为国”的信仰理念。
即便临终前数月,他还致函梁启超表示“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中国传统名臣大儒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品格,在李端棻身上鲜活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李端棻在世时就被贵州人奉为乡贤楷模,去世后也仍被国人反复称颂和纪念。
《我是端棻人我自豪!》
2024.6.12.(周三)16时,《端棻文化进学生社区》-李端棻与梁启超讲座在贵州省贵阳市龙洞堡《贵阳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不远百里直接从息烽来的曹明华董事长及贵州省直机关的文化学者 专家 记者和该院200多名学生聆听了对李端棻文化颇有研究的贵州端棻研究院 乡村振兴研究院秦仁智院长的主题演讲……

应贵阳学院党委宣传部的邀请,2024年6月12日下午,贵州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端超集团董事长贵州端棻研究院秦仁智院长到贵阳学院宣讲“端棻文化”。
本次活动由贵阳学院党委宣传部主办,党委学生工作部、美术学院党委承办。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全场主持了本次活动。
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旭、团总支副书记路建秀与不远百里直接从息烽来的曹明华董事长及贵州省直机关的文化学者 专家 记者和该院200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端棻文化进学生社区——李端棻与梁启超》。在宣讲现场,秦仁智院长围绕李端棻的优异事迹,重点讲解了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家、政治家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李端棻与贵阳学院的渊源关系。秦仁智院长指出:“李端棻是梁启超的重要发现者。戊戌维新时期,李端棻与梁启超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为推进晚清时期的戊戌维新活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秦仁智院长强调,贵阳学院与李端棻先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
他说:“1902年李端棻先生与乐嘉藻、于德楷等人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即后来的贵阳市师范学校。2009年6月,贵阳市师范学校并入贵阳学院。由此,将贵阳学院的办学历史往前推进了100余年。”基于此,秦仁智院长指出:“李端棻先生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贵阳学院应高举李端棻先生爱国为民的伟大旗帜,切实办好贵阳学院的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优秀人才。”
1833年9月10日,李端棻在贵阳出生,幼年丧父的李端棻跟随母亲长大,跟着舅舅何亮清学文化。
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好15岁,或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了孔子所说“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也正是30岁这一年,他在京城叔叔李朝仪(京兆尹 今北京市长)家刻苦学习而考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1872年,39岁的李端棻远赴云贵高原,任云南学政(教育厅长),他初试牛刀,把云南的教育改革风生水起…
1889年秋,56岁的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他对16岁的考生梁启超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十分赞赏,认为是“饱学宿儒”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
后来,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56岁的“伯乐”主考官李端棻,梁启超出众的才华给李端棻留下深刻印象,并亲率梁启超入京会考,考后多次约见。几经会晤,李端棻见他温文尔雅,言谈中胸怀四方、忧国忧民,遂将堂妹李蕙仙(李朝仪之女)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李端棻与梁启超 李蕙仙经常在一起议时政、谈西学、谈维新。李端棻并利用自己在京城的人脉,介绍梁启超与京城各界名流交往,李蕙仙辅导夫君梁启超说京腔(普通话),使梁启超成长为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
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
李端棻的一生,像极了孔子,孔子周游列国,梦想重光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无上荣耀;
对于李端棻,他或许也有这样的梦,正如顾久《我们为何重提李端棻》中说的:“那是一个有信仰的时代……李端棻作为儒家思想者,原本应是保守的,但是他却为了国家的利益在自己的传统认知中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期为国家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李端棻又成为一个墨家思想的践行者。使他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佼佼者!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李端棻心里揣着的是民族国家,梦里念想着的是神州大地,故而李端棻主学政则为学子争,为司寇便以民为本,做仓帅则为国家计,真当其位,真谋其政。
1896年6月12日,《戊戌变法》前两年,李端棻向清王朝上《请推广学校折》,开学制改革之先,影响越百年。
朱崇演先生在《黔故札记》中说:“李端棻当时提出的按府州县、省、京师三级建立学堂的办法,实际上是至今仍在执行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架构;他对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目的、师资、经费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待遇都做了较周密的考虑,奠定了近代教育制度的雏形。”
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李端棻倡导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因为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看到:李端棻的人生在《戊戌变法》时达到高潮。
但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到了退潮的时候,李端棻迎来的却是清王朝“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判处死缓)的惩处,此时,李端棻已66岁高龄。
66岁的李端棻虽然贬谪新疆(判处死缓),但他却没有到达新疆,只因他在流放途中,身患严重的骨疾,不得不反复中断行程,一边“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边“何妨吟啸且徐行”。
终于,他在“五里一徘徊”的流放中,等到了朝廷的“奉旨赐还”,时年69岁的李端棻,默默地回到了生他养他贵阳的家里。
又因为李家“勤奋、清廉、不购房、不置产”的家训,所以李端棻并非衣锦荣归,而是一无所有,孑然一身。
但是,李端棻在这样的境况里仍然热心桑梓,兴办教育,而今黔省名校贵阳一中和贵阳学院,便是彼时李端棻和友人一同创办的贵阳中学堂和贵州师范学堂。
李端棻曾作一联挂于学堂墙上,以表心迹,书云: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冒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而那时的贵阳 封建守旧的读书人,把这一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并作诗诽谤他:“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
李端棻闻此,曾作《闻谤自责》诗回应,诗中说“维新毕竟输仍旧,用夏原来易变夷”,这正也见出李端棻拳拳服膺维新之心。
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而大赦天下,李端棻当此得以官复原职,他回京面见光绪皇帝,并作“赐环纪恩图”,感念皇恩浩荡。
之后,李端棻便返身回到贵阳,余生一直致力于地方人才的培养,开学堂、举新学,著《普通学说》,成为贵州新学的开创者。
逝者如斯夫,年过古稀的李端棻大抵想着孔子73岁便与世长辞,也有了同样的感应。
他曾在一幅扇面上题诗:“居无画美方称善,物岂求全但适宜。兆吉兆凶都不信,餐眠作止恒于斯。”孔子曾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李端棻到了这一境界,也说出“兆吉兆凶都不信”的心声,可谓极尽精微,恬漠冲融。
也正是这一年,他的命终之年,他写给堂妹李蕙仙和堂妹婿梁启超的信中说道:“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气贯长虹,想之不能忘怀。李端棻逝后葬于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在他的墓地旁边,有诗一首:
“七十犹如此,百年将奈何……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
李端棻一生志气恒如少年时,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这大概便是儒家所谓的“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吧!临终前,75岁的李端棻拖着病体将自己一生的结余一千多两银子亲自赠送给他所创办的学校(包括贵阳一中和贵阳学院…)
李端棻去世三年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自此结束。政权自是更迭变幻,他的教育思想却永远留存了下来。感念李端棻(苾园)先生,愿他与他的叔叔李朝仪(北京老市长,梁启超之岳父)等在贵州省贵阳市永乐乡里永享安乐,希望我们能继续他的教育思想,重温他的事迹,从中不断汲取向上的力量。
从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回望,面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瓜分豆剖、满目疮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眼中救亡图存的历史选择,李端棻挺立时代潮头,成为“教育救国”历史思潮的一代旗手。“教育救国”虽然潮起潮落,终未站在挽救国运的历史舞台中央,却开启了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为今天复兴路上的“科教兴国”“教育强国”奠定了根基,涂抹了底色。
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写道:“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穿越“教育救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才能理解从李端棻到蔡元培、张伯芩、陶行知、黄炎培中国近代教育家群星璀璨的原因,才能触摸家族前仆后继投身教育的初心。
在当天下午的宣讲现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李端棻与梁启超》《梁启超与蔡锷》的长篇小说的作者李运娥作家也就“李端棻与梁启超交往关系”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运娥作家指出:“‘端棻后学’概念的提出,为《李端棻与梁启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灵感。”李运娥作家强调:“在‘端棻后学’这一前提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端棻文化’研究成果问世。‘端棻文化’的影响力将会更加深远。”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现场听讲同学纷纷表示,将以李端棻先生为楷模,刻苦学习,努力创新,让自己早日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我是端棻人我自豪!
对中国近代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李端棻,曾任清朝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在戊戌变法中,他率先倡导“废科举,兴学校”,改革学校制度,屡次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被康有为评价为“维新之艰难兮,公缔其始”“策变法而累抗疏兮,发维新之大旨”。
《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灭亡中国…悲观情绪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所以说今天的责任,不在别人身上,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一代有智慧国家就智慧,少年富足国家就富足,少年强大国家就强大,少年独立国家就独立,少年自由国家就自由,少年进步国家就进步,少年胜过欧洲,国家就胜过欧洲,少年称雄于世界,国家就称雄于世界。
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阳人,祖籍湖南衡州清泉县。李氏宗族为世宦之家。李端棻晚年向表弟何麟书谈其一生的成长道路时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
李端棻186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1872年出任云南学政。
1889年,以内阁学士典试广东。他在阅试卷时,发现梁启超,取为前列第8名举人。李端棻的侄孙李良骐在回忆录中谈过李端棻作主将李朝仪之女,即堂妹李蕙仙下嫁梁启超的故事。当时请副主考王仁堪代为做媒,梁启超受宠若惊,说:“齐大非吾偶也。”以表不敢高攀之意。
对于这门婚姻,李蕙仙的母亲及族中不少人皆认为门第不相匹配,兼之李蕙仙年龄长梁启超4岁,且远嫁广东有诸多不便等等。但李端棻态度坚决,指出梁启超其人为当今国士第一。李家最终还是允诺了这门亲事。这门亲事为梁启超步入维新变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1890年春,梁启超进京赶考落第,此时,李端棻为梁启超和李蕙仙定了亲,梁取道上海返乡。1891年冬,梁启超赴京与李蕙仙完婚。次年春参加会试再度落第。其间,李端棻不仅为梁主持婚配,还为其科考大力周旋。从1890年春闱始,梁启超凡在京师多住李端棻宅。
李端棻久居京师,对西学早有涉猎,他与中国早期外交家黎庶昌、张荫桓等都有深交。黎庶昌(1837-1897)是贵州遵义人,出使欧洲期间曾编撰《西洋杂志》一书,“潜搜西洋各学”的成果之一。张荫桓与李端棻早年都在丁宝桢门下做过幕僚。张荫桓入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多年,深谙西方各国情形。他们自然会相互影响,李端棻应是清末最早了解世界多国实情的高官之一。
李端棻作为朝廷中清流派的成员,与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宝廷、邓承修、黄体芳、张楷、邓庆麟、邵积诚等人相互砥砺,抨击时政,时人誉为“松筠十君子”。帝党形成后,与翁同龢、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呜銮、长麟、张謇等人引以为同志,与丁宝桢、廖寿恒、谭继洵、陈宝箴、黄遵宪等朝廷命官关系密切。李端棻60寿辰时,张之洞为之撰寿联:“同甲会酣真一酒,长庚星朗小重阳”。该联切姓、切日、切身份、切口吻,甚为得体,非知交得不到。李端棻遭遣回乡后,曾应张之洞邀请到湖北小住,归筑后寄赠张之洞诗一首。
诗中写道:“贵贱交情今乃见,文章结契自然真”。
1895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从李端棻处知道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即联络各省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请求清廷拒签《马关条约》。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18省举人中有1300多人支持其起草的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后闻和局已成,纷纷取回“知单”者过半,最后甘冒风险签名上书者,连康有为在内的16省举人,有603名,其中贵州竟占95名。最多广西为99人,贵州位列第二,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这95人中,李端趣、李端荣、李端概、李端检皆为李端棻的堂兄弟。
据钟家鼎先生考证,“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机密,应该是李端棻透露给康梁,从而导致了康有为领导的这次公车上书”。(钟家鼎:《李端棻评传》,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可见,
李端棻是在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位重臣。
1895年5月11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即《马关条约》换约后的第三天,光绪皇帝发布了一道朱谕。光绪坦陈,自己是在万不得已“知之苦衷”下批准《马关条约》的。强调“从今以后,朝廷上下将详筹兴革,“痛除积弊”。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该折全称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
刑部左侍郎是六部之一刑部的副长官,其职责涉及司法刑事事务。根据历史资料,古代的六部是国家管理各方面事务的机构,其中刑部负责司法和刑事事务。刑部尚书是刑部的最高长官,相当于现代的部长,而刑部左侍郎和右侍郎则是刑部的副长官,相当于现代的副部长。
六部之刑部副长官,明代正三品衔,清代为从二品。中国古代官署刑部的副主官。
刑部官职最早出现于隋,明、清两代沿袭此制。
刑部左侍郎的具体职责和权力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负责协助刑部尚书处理司法和刑事事务。
《请推广学校折》开篇提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李端棻对“需才孔亟”,进行了扼要而且精准的说明:“皇上顺穷变通久之义,将新庶政以图自强,恐办理无人,百废莫举,特降明诏,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本来期望很美好,“以为豪杰云集,富强立致”;实际情况却距离原来的期望很远。“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玮之才,于侧席盛怀,未能尽副。”那么,原因何在呢?“夫以中国民众数百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
《请推广学校折》于1896年8月11日,经光绪帝批准后,管学大臣孙家鼐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经过数月的筹划,1896年9月,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皇帝览折后表示赞同,但恭亲王奕訢、刚毅等官员以经费困难为由,主张缓办,使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工作被搁置下来。为此,外国传教士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先后向清政府递交了关于开办京师大学堂的书面建议。
1898年2月,御使王鹏运上《需才孔亟,请饬速设京师大学堂折》。光绪皇帝谕令:“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然而,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仍然受到部分大臣的阻挠。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中即指出:“今自中日议和以来,朝旨命开学堂,而京师至今尚无片瓦,外省所设亦复寥寥,闽粤督抚置之不理矣”。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光绪皇帝要求将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作为变法的首件大事来办。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开办,慈禧太后也表示同意,并亲自“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梁启超指出:“大学堂之诏,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6月26日,光绪皇帝降旨内阁,对有关部门承办新政不力严加申斥:“兹当整饬庶务之际,部院各衙门承办新政首戒因循。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行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奉旨交议事件,务当督饬司员,克期议复。倘有仍前玩揭,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在这道严旨的敦迫下,守旧大臣被迫进行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事宜。7月3日,总理衙门上《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并附呈由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
同日,光绪皇帝谕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缮单呈览一折。京师大学,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理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之士奏请选派,分教习各员亦一体精选,中西并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起见,该大臣务当督饬该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
为了保卫变法成果,7月24日,李端棻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提出了御门誓群臣、开懋勤殿议制度、改定六部则例、派朝士归办学校四件大事。自7月3日京师大学堂的举办有实质性的进展后,康有为于7月10日上《请改各省书院为中学堂,乡邑淫祠为小学堂,令小民六岁皆入学折》。同时,光绪皇帝发布上谕:
“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习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综计各省省会暨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着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规闻颇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着该督抚尽数提作各学堂经费。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书,颁发遵行。至如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似此实力振兴,庶几风气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用副朝廷爱养成材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和京师大学堂一样,各地书院等处改成中小学堂后,李端棻等朝臣推广学校的呈请,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被派往各地或遣送的维新派人士回籍后,积极宣传《请推广学校折》,开办新学堂,对推行新教育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李端棻推动贵州教育发展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也以“滥保匪人”被革职,遣戌新疆。是年秋天,李端棻被押解离京,赋诗曰:“怕呼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到了甘州(今张掖市),因病留下治疗。
1901年李端棻因年老多病,被赦回贵阳,次年应贵州巡抚聘请,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习。
在此期间,他仍然努力传播西方新学,为了推广新的学习内容,他写了《普通学说》一书,帮助大家学习西方新学。其中说道:“为学之最初一步,普通学是也。西人谓之文学、质学。质学,东人又谓之科学,凡人类应有之智识悉具于是。学校用者谓之教科书,程度之高低,则随学校之大小而异。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欲求专门之大成,则普通学之程度亦须随之提高。”
最后还开列了普通学的一些书目,其中有:算术、几何、代数、地理、历史、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经济、法制、伦理、教育等。
李端棻在主讲经世学堂时,第一次月课让学生写论说文,就出题为“卢梭论”,且把自己所藏的《新民丛刊》上的卢梭传记给大家传抄阅读。第二次月课,又出题为“培根论”,并且又把所藏《新民丛刊》中有关培根的传记给大家抄阅。
李端棻积极传播新学的言行,受到旧派顽固分子的强烈反对。当时,贵阳街头出现了诽谤李端棻的竹枝词:“康梁遗党至今多,叫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还有:“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
但是,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当时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沉重压迫下也只得继续举办新政,包括改革官制、兵制、学制、奖励工商等诸多方面。
1902年,贵州巡抚邓华熙奏请将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于是,贵州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办新学热潮。李端棻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倡导作用。
1902年,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创立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此学堂于1935年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957年更名为贵阳市师范学校。2007年并入贵阳学院。
1906年,李端棻与任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创办贵州省第一所公立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此学堂于1950年由贵阳中学等几所中学合并成为贵阳一中。
同年,李端棻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对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2004年出版的《贵州教育史》记载:“从1897年改革学古书院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贵州取得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办起各类学校700多所(《贵州省志·教育志》据民国《贵州通志》的统计为683所,近年搜集到的资料,已超过700所),其中小学堂658所,中学堂14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9所,高等学堂6所,实业学堂12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军警学堂5所。”
李端棻回贵阳后,一直关心教育。1907年他虽年逾古稀、步履艰难,但仍由人搀扶巡视贵阳的一些学堂,并竭力捐资助学,并将“遗产”银子命养子李葆忠捐赠通省公立中学堂。
他去世前数月,还给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写信说:“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现在读起来仍然十分令人感动。
1907年11月17日(丁未年十月十二日),李端棻逝世,享年75岁。如今,与近代教育家李端棻相关的遗址遗存犹在,亦为后人凭吊。
《李端棻与梁启超》《粱启超与蔡锷》的长篇历史小说值得一看…
《打造瑞棻故里 提升贵州品位》
一己之见(秦仁智)
(一〉
2017年11月16日至11月18日间,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纪念李端棻逝世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史学会2017年年会”在贵阳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大厅隆重举行……
本次盛会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贵州省史学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阳市历史学会、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联合主办,贵阳学院承办……
李端棻属从贵州走出去的近代知名政治家、教育改革家。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推动者,享有“中国近代教育之父”的美誉。在其人生的七十余年间,为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贵州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贵州,人们每每谈及省级重点中学贵阳一中、原贵阳师范学校(现已并入贵阳学院),不能不念及当年李端棻的首创之功!因此,贵阳将李端棻列为“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亦属当之无愧,名至实归。由于李端棻当年极力鼓动清政府倡设京师大学堂,以至今天的北大人仍念念不忘这位尊敬的教育改革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将其教育改革思想与先进事迹列入北京大学校园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端棻是永恒的,也是不朽的。
在其逝世110周年之际,生他育他的的故乡人并没有遗忘他。在贵州史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在贵阳学院党委与行政的积极应对下,终于迎来了纪念其逝世110周年的全国性的学术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齐聚其当年创办的原贵阳师范学校(今贵阳学院),对其教育思想、教育活动、教育事迹等方方面面展开学术研讨,以此告慰李端棻先生的在天之灵。
闻听学术研讨会召开的信息之后,李端棻先生的玄孙、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教授李乐东先生特地从美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祝贺本次盛会的顺利召开。
闻听学术研讨会召开的信息之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孙华教授来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历史学家陈廷湘教授来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刘平教授来了、安徽大学的钱耕森教授来了、中央财经大学的郝秉键教授来了、北京社科院的郑永华研究员来了、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博士来了、贵州省人大原副主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先生来了、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历史学家冯祖贻研究员来了、贵阳市政协副主席兼贵阳市历史学会会长杜正军来了、历史学家熊宗仁先生来了、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省史学会会长欧阳恩良教授来了、省史学会、市历史学会的专家学者来了……省内外知名学者的加盟,让本次学术研讨会真正开成了一次纪念的大会、研究的大会、圆满成功的大会。
本次盛会受到贵阳学院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会议召开之前,校领导赵福菓、刘刚具体负责统筹会议召开的各项工作,党委书记蒙秋明教授、校长毛有碧教授多次就会议的召开作出重要指示并提出具体要求。在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在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本次盛会得以顺利召开。
本次盛会的召开,还得到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贵州省史学会、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阳市历史学会、贵阳学院的大力支持。其中,尤其是论文组稿方面,各单位出力甚多。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校长毛有碧教授亲临现场,与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社工专业青年教师、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在读博士毛伟全程主持了开幕式。校党委副书记张年举代表学校致开幕辞。党委副书记杨青、副校长刘刚出席了会议开幕式。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孙华教授、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杜正军、省史学会副会长、常务副秘书长彭法博士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会议开幕式主场报告上,先后有九位专家做了发言。他们分别是:省人大原副主任、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先生、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廷湘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平教授、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郑永华研究员、贵州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冯祖贻研究员、熊宗仁研究员、安徽大学钱耕森教授、贵阳学院的刘宗棠教授、余文武教授。专家们的发言,丰富了本次盛会的内容,拓展了李端棻研究的视野,为今后李端棻的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在分组讨论现场,与会来自省内外的专家们围绕“李端棻教育思想、李端棻的教育活动、李端棻的生平、中国近代史上的贵州声音及贵州域外声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凝聚了研究的方向,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让近代中国贵州的声音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进一步致力于李端棻的研究,让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得到发扬光大……
分组会上,秦仁智首先提出打造李端棻故里的设想和具体方案……
秦仁智说:我提出打造李端棻故里,使我想起了14年前打造尹珍故里~正安 的一次采风活动......
2004年7月,我们一行来到正安,正安是在大娄山脉东麓、芙蓉江上游,境内河流属乌江水系,主要有芙蓉江、清溪河等大小河流393条。
正安是尹珍故里名至而归 从不虚传......
我于当年,参加了《贵州省写作学会》组织的60多名专家、学者、教授、记者 专门到尹珍故里正安县采风3天的活动......并公开出版了《尹珍故里~正安》专辑,旨在打造和宣传正安县的旅游资源。在这套《走遍夜郎故土》系列书中,包括对正安在内的贵州省各州、市、县、镇、乡、村的自然资源和旅游景点及风俗习惯进行了详细介绍,很有权威性......
2004年7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2点至6点,在正安县委会议室,60多位专家学者与县里的领导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次采风文集的书名......
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专家们说: 应该取书名为: 油桐之乡......小说之乡......中国野木瓜之乡.....大家一直讨论不休......
记得当时我是最后一个发言,单刀直入地说:
综合各位老师专家们说的,我一直认为还是应该叫尹珍故里正安为佳......我说: 若正安不先定下来这个书名,那么相邻的道真县一定会用此书名(尹珍~尹道真),其中之故不言自明......
最终此书还是以我们提出的书名出版发行了,反响很好.......
之后正安县的劳务输出均打出珍汉子、尹姑娘的文化品牌这是后话......(因为正安县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黔北古文化在这里渗透交融,尹珍精神薪火传承,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文艺创作繁荣,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小说之乡”,成为以小说艺术类获此桂冠的全国唯一单位,并列为“中国作家西部创作采风基地”.....)应该说:
尹珍故里正安更有底韵......
由秦仁智带去永乐一行(贵州省委读书班)的采风活动意义一样重大......
当年7月27日,贵阳市政协及有关领导杜正军、汪延皓、段洪、张玉、侯丹梅及省、市历史学会的领导及专家欧阳恩良、彭法、陈金萍、李人选、李守明、叶江华、润清云、蔡福顺等40多人,参加了在贵阳市南明区永乐乡"打造李端棻故里,提升贵州省品位"的调研活动......
在吊唁李端棻墓,参观李端棻陈列馆后,在永乐乡政府坐谈研讨会上,市、区、乡有关领导分别向市政协副主席杜正军及贵州省史学会的领导一行汇报了打造李端棻故里的情况......
李端棻为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贵阳一中和贵阳市师范学校(贵阳学院)的创始人,贵阳市党史研究室叶江华主任说:贵州大学的创办也与他紧密相连......
他推荐了一批维新人物,除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严修、熊希龄、 唐才常、狄葆贤、徐勤、欧榘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人......
这批人在戊戌变法乃至后来历史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足见其鉴人上的过人之处并十分了得......
他的识人之明更有趣事可探......
李端棻是戊戌变法的直接策划者和领袖人物......
关于他事到临头告假一事,也是很值得我们深入认真研究的......
专家们说: 事关贵州省的官方文化名人确实为数不多,李端棻其人其事,应该还有很多轶事可志,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这对我们极力倡导的全面打造其故里,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是我们贵阳乃至贵州的骄傲,更应打造其故里......
更应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他官居一品,不仅是光绪皇帝的重要助手,也是大力倡导全国广办学校、推广现代教育的先行者。
他遗有《苾园诗存》一卷,载于1949年版《贵阳文献汇刊》第五期,收集了李端棻百余首诗。
李端棻不仅是清末维新派重要人物之一,还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首倡者,他坚持不懈,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张大典《谈谈人才成功的外部条件及其他》一文中引述了他的名言:
“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
筑 端棻故里 展 贵州风采。
杜正军提出将李端棻故里要与省、市、区的人文地理结合,打出新品牌......
贵阳人李端棻: 是一品大员 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决策层)
又是皇帝老师,皇太后坐上宾......
他将其堂妹李惠仙下嫁梁启超......
他将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荐给皇帝.....
他是戊戌变法总策划人和领袖人物......
虽受牵连被流放不久后,又被皇太后 赦遣回乡(贵阳)......
他是北京大学,贵阳学院、贵阳一中创办者......
他是一位一生一世为国、为民办实事的好人......
我们共筑李端芬故里,打造美丽乡村,提升贵州品位,展现贵州风采......
筑 端棻故里,贵阳在行动,一起永乐行......
(筑: a贵阳简称,b建筑,c打造......)
我们一心一意打造李端芬故里,是为提升贵州省品位而身体力行......
因此,李端棻故里可以使人们增加更多的惊奇及历史知识,才会明白李端棻到底是个什么人......
“李端棻故里”,字字千金,尤其是贵阳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是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名人和城市、乡镇、农村所不能相比的......
"打造李端棻故里,提升贵州省品位"是美丽中国,多彩贵州,爽爽贵阳,文化南明、大典永乐 的真实体现,我们更应该身体力行,发扬光大......
传承中华文明,挖掘华夏底韵。
相承东方脉络,打造贵州经典。
端芬故里献智,仁人志士齐聚!
打造李端棻故里,贵阳在行动...... 我们拭目以待......
11月17日下午17:00点,会议举行了闭幕式。省史学会副会长、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术槐教授主持了闭幕式。
(二)
《戊戌变法》之殇
(秦仁智15286160000)
《戊戌变法》一晃过了120年。站在今天的高度,再回头一看,那场主张颇为先进的变法,究竟为何百日而终?
那些承载着强国梦想的制度实践,为何丝毫未能改变大清国运?
忆往昔,为了推广 近代教育制度,知耻后勇,振兴中华。
贵阳人李端棻在朋友圈内痛陈 旧制度缺陷,积极上书革新弊制,这无异于公开了他与光绪皇帝的同盟关系,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光绪皇帝 一气之下 撒掉礼部尚书 许应骏 等六位礼部高官后, 任命李端棻为礼部尚书……
礼部尚书李端棻,可谓是一位权重位高, 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兼外交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以及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集众要职于一身……
光绪皇帝的心思已经非常明了, 就是要让李端棻造势选才, 大力推新政……
我们一直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三驾马车, 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
光绪皇帝的作用没得说,无人能比 ……
但是康、梁的作用被夸 大了。
这两人无职无业,有大把的时间在市井之间、文人之间纠集队伍,传播思想,摇旗呐喊……
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要知道 秀才**,三年不成……
历史上没有哪次变革是靠耍嘴皮、动笔头干成的……
变革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 由外而内,靠武力推翻政权……
另一种就是 从内而外, 靠体制内李端棻等人出方案抓落实,来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 体制内的李端棻干的就是这活儿……
维新变法中光绪皇帝是推行者。
康、梁是倡导者。
出谋划策 、攻坚落实的是以李端棻为首的智囊团……
李端棻作为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他能够就国家大事直接与天子对话,举荐维新人士,参与变革顶层设计, 推进变革措施落地……
在变法中的贡献,相对于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端棻是名副其实的百日维新的领袖……
只是好景不长, 百日维新 以维新派分崩离折而告失败……
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藉贯:衡阳市衡南县)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
他幼岁而孤,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
18***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
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清史稿》)
1896年,李端棻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李端棻推荐了一批维新人物,除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严修、熊希龄、 唐才常、狄葆贤、徐勤、欧榘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人。
这批人在戊戌变法乃至后来历史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梁启超有言:”戊戌维断,虽时日权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抛开改革与革命,以渐进与激进来说,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所主宰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实至名归。
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进行朝政体制变革,希望走上君主立宪道路,这亦是戊戌变法的开始。
但变法受到清廷內慈禧太后为首的一派的强烈反对,最后演变为政变。
是年9月21日,光緒被软禁,维新派被捕杀,慈禧重断“训政”。
戊戌变法仅经历103天即告失败。
一晃过了120年,站在今天回头一看,那场主张颇为先进的变法,究竟为何百日而终?
那些承载着强国梦想的制度实践,为何丝毫未能改变大清国运?
操之过急,挑衅慈禧……
当时的光绪皇帝一气之下把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俊等一批官员革职,任命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同时赏谭嗣同4人加四品卿御,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这些做法是对慈禧所掌握的最高权力的一种挑衅,这不能不引起慈禧的高度警觉。
而维新派后来拉拢袁世凯,准备借用他的兵力发动兵变,直接威胁慈禧的地位和生命,这更是慈禧所不允许的。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说:
“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于是,慈禧的绝对权力便得以凸显,她决定不再放手光绪“瞎折腾”,把权力收回自己手中。
最终,历史便走向了它的轨道:
操盘手光绪皇帝被囚禁。
发起与执行者康有为、梁启超远逃海外。
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史称“戊成六君子”。
幕后操盘手 李端棻也被逐出京城,远走新疆(之后慈禧又特恩赐李端棻返回贵阳老家而善终)。
另有其他维新党人不断被驱逐、逮捕、迫害,以资产阶级改良手段试图变革晚清王朝的维新变法宜告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戊戌政变爆发之后,与变法相关的种种政令陆续被废止,但还是保留了一 样东西:
京师大学堂。
这被后世称作“仅存硕果"“奇迹”等……
1912年10月底, 结束了长达14年流亡生涯的梁启超受邀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即其前身一个演讲, 时任校长马相伯称“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
因此,京师大学堂算得上是戊戌变法所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
其实清廷的改革并未因为政变发生而全然停止,乙未年五月《自强诏书》、戊戌年四月《定国是诏》和庚子十二月《新政诏书》,三者都是有密切关联的。
多年后,在杭州的一个戏院里,戏台上正在上演根据戊戌变法改编的戏剧《光绪痛史)。
当台上的光绪和康有为相顾痛哭时,台下也传出痛哭之声-当时,晚年康有为正坐在台下看舞台上的“自己”老泪纵横-变法失败后,不断折腾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终究也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过客……
120年前的这场戊戌变法最终走向了失败,给民族和国家都留下了很多遗憾,但“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仍长久地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创新者。
晚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失败和腐败昏聩,注定1898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戊戌年。
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自身实力薄弱,以及反对势力的迅猛绞杀,变法在旦夕之间即被轻易扼杀。
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守旧势力的顽固,想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手段撼动他们是不现实的。
清末维新失败后,不少人清醒认识到旧中国的肉体已经无法承载新思想、新时代、新潮流,一大批人纷纷觉醒,寻求新的出路……
今天,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陈列着贵阳人李端棻向光绪皇帝所上的《请推广学校折》……
贵州大学的建校年份由1942年往前推及1902年,也是贵阳人李端棻立下首功……更重要的是李端棻的思想得到了当时光绪皇帝的认可,他提出的理念得到了皇帝亲自签署,成为国家文件正式发文推广,对提高全民素质教育,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贵阳人李端棻破旧立新改良教育体系,率先提出了全民素质教育这一观念,打破了官学中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 几千年的旧学体制,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先锋用在李端棻的身上名符其实。
同时,李端棻善于发现并保荐人才,诸如梁启超、康有为等……
李端棻对英文也有颇有研究,亲自阅读许多外来文化书籍,曾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成为我国新、旧教育体制的分水岭,也是戊戌变法的教育改革指针。在奏折里面提到了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
因李端棻对教育体系做出的积极的重大贡献,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三)
李端棻与何氏父子(秦仁智)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苾园,贵州贵阳人。
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
1896年,李端棻向光绪皇帝上《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废科举,兴学校”,在全国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推行“一经五纬”方略,即以学校为“经”,开设算学、英文、舆地、格致(物理、化学)等课程,培养“致用”而不空谈的新人才。
同时,设置藏书楼(图书馆)、创仪器馆(科学实验室)、译书局、报馆以及选派游历者(留学生和出国考察)学习外国知识技能,谓之“五纬”。同时,李端棻也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百日维新”失败后,李端棻作为戊戌变法的支持者被贬戍边,后遇赦回到家乡贵阳。在贵州经世学堂担任主讲时,他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让学生写论说文,并撰写《普通学说》一书帮助大家学习现代民权和自由思想为贵阳吹进一股时代的新风。1902年,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等在籍官绅集资,以次南门外南明河边雪涯洞的丁公祠为校址,创设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35年更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1957年更名为贵阳市师范学校,2009年并入贵阳学院),开贵州现代师范教育之先河。
1905年,李端棻与任可澄、唐尔镛、于德楷、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城南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再次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成为贵州省第所公立中学(1950年,该学堂与贵阳中学等几所中学合并成为贵阳一中),翻开了贵州教育史上新篇......
但凡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几乎都会记住李端棻的名字.这位民主先驱,"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在贵州,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乐章.特别是在经"戊戌变法"失败,流放新疆又回到贵州后,作为宣扬民主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影响并引导了一代热血青年,使之在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中前仆后继,浴血中华大地,迎来了"五族共和".时至今日,我们纪念李端棻,即是要学习和继承他的民主思想和变革精神。
孟子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李端棻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一代名儒辅臣.然而,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生活的环境及与他所交往的人是至关重要的。
1901年春天,年届七十的李端棻在与其24岁的姑表兄弟何麟书追忆自己的一生时感慨道:"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
其神情,"追怀寿昔,欷献若不自胜".
"吾叔"即是端棻做过顺天府尹
(相当于今北京市长)的四叔李朝仪.
"吾舅"便是端桑母亲的三弟,
也即何麟书的父亲何亮清。
何亮清,贵州贵筑人氏,生于1828年,何家是一个200余年的"书香门弟",也是历7代之久的仕宦世家。
到何亮清祖父时,该家族已荣膺了何锦(雍正七年),
何德新(乾隆十年),
何德峻(乾隆三十四年),
何泌(乾隆五十二年),
何学林(乾隆五十八年),
何应杰(嘉庆七年)等6个翰林。
由于家学渊源,何亮清自然也是"4岁启蒙"自小便苦读圣贤之书,以备"科场扬名""入仕治国"了.不料,一场变故致使亮清21岁时才中举(道光二十九年乙酉科),32岁才成进士,选翰林(咸丰十年庚申恩科)。
何亮清虽是舅舅,亮清只长端桑5岁.端棻6岁时,其父李朝显因病亡故,家中只遗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更为要命的是,父亲一死,家无儋石,母子二人的生活来源顿时断绝,何氏夫人只得托人承接些女红活做,却也是吃了上顿而不知有无下顿.可怜年幼端棻,为生计所迫,已识得十数种野菜,每日必步行至城外采摘,待回到王家巷家中,已是夜晚.而端棻还要将野菜煮熟,以奉母亲.彼时端桑外公及舅舅家,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对端棻母子的帮助也极为有限,端棻母子过着家徒四壁,隔夜无粮的日子。
1838年,何亮清父何正机受命任广东河浦知县,亮清也将随父赴任.临行前,奉父之命给姐姐送来一些银钱,油米,却不见外甥端棻在家读书.询问之下,才知道姐姐已无钱给外甥端棻请先生,而年幼的外甥因每日往返数里采摘野菜,饥累交加,时常昏厥.心痛之际,亮清心中赞许端桑 端棻 年幼而孝贤,又为端棻的学业担心.等到掌灯时分,方见端棻提着野菜回家.抬头看见舅舅,端棻赶紧过来行礼.亮清说道:"你小小年纪便自甘藜藿,备甘旨以奉母,纯孝可嘉矣,但读书尤为要紧,切不可荒废了."
端棻赶紧垂手而应.知道舅舅即将随外公广东赴任,端棻虽十分舍不得与只长自己6岁且对自己关怀备至的舅舅亮清分别,但又无可奈何,舅甥二人只好依依惜别。
几年后(1844年)16岁的何亮清扶榇回乡,端棻随母迎葬外公灵柩,舅甥乃得重逢。
何亮清在贵阳太慈桥祖莹结庐守灵3年,3年中,端棻每日必来问候,亮清则悉心教授端棻,尤其在诗词、古文方面,给端棻以极大的教诲.每日功课授毕,端棻还可就近采上一筐野菜回家,舅甥二人苦中有乐矣。
1849年,何亮清以贵州乡试第一名的成绩中举,随即被聘为贵山书院教授,开始了近10年的"舌耕"生涯,也可按时领取"官俸"了。
亮清自身条件稍一好转,即命端棻进贵山书院读书,并对端棻家中"间分馆谷周济之"。
加上端棻四叔李朝仪此时已成进士(1845年)并已补平谷知县缺(1848年),有了官俸,也就定期给端桑母子汇来银两,l6岁的端桑,总算结束了生活与学习都极不稳定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可以潜心攻读了.
1859年,舅甥二人联袂赴京,亮清去参加咸丰已未科会试,而端棻则投奔在通州(今北京通县)任职的四叔李朝仪,以备将来参加顺天府乡试。
不料,亮清在赴京途中病了一场,幸好有端棻悉心照料,身体倒无大碍,只是耽误了行程,途中所费 ……
《李端棻与曾国藩》
从1537年贵州开设乡试考场以来,明清两代的贵州确实无愧于“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景,而李端棻在贵州大力开展新学,则让近代贵州新式教育不落人后。
究其根本,这是李端棻本人传统士大夫担当精神的体现,当今时代很多人缺乏的恰恰是李端棻先生的这份担当。
曾国藩年长李端棻22岁。
曾国藩(1811-1872),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他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自幼受湖湘文化的熏陶,他的一生,是对湖湘文化的最好诠释,他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湖湘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