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贵阳学院党委宣传部的邀请，2024年6月12日下午，贵州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端超集团董事长贵州端棻研究院秦仁智院长到贵阳学院宣讲“端棻文化”。

本次活动由贵阳学院党委宣传部主办，党委学生工作部、美术学院党委承办。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全场主持了本次活动。

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旭、团总支副书记路建秀与不远百里直接从息烽来的曹明华董事长及贵州省直机关的文化学者 专家 记者和该院200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端棻文化进学生社区——李端棻与梁启超》。在宣讲现场，秦仁智院长围绕李端棻的优异事迹，重点讲解了李端棻与近代教育家、政治家梁启超的交往关系、李端棻与贵阳学院的渊源关系。秦仁智院长指出：“李端棻是梁启超的重要发现者。戊戌维新时期，李端棻与梁启超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为推进晚清时期的戊戌维新活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秦仁智院长强调，贵阳学院与李端棻先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

他说：“1902年李端棻先生与乐嘉藻、于德楷等人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即后来的贵阳市师范学校。2009年6月，贵阳市师范学校并入贵阳学院。由此，将贵阳学院的办学历史往前推进了100余年。”基于此，秦仁智院长指出：“李端棻先生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驱，贵阳学院应高举李端棻先生爱国为民的伟大旗帜，切实办好贵阳学院的高等教育，为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优秀人才。”

1833年9月10日，李端棻在贵阳出生，幼年丧父的李端棻跟随母亲长大，跟着舅舅何亮清学文化。

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好15岁，或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了孔子所说“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也正是30岁这一年，他在京城叔叔李朝仪（京兆尹  今北京市长）家刻苦学习而考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1872年，39岁的李端棻远赴云贵高原，任云南学政（教育厅长），他初试牛刀，把云南的教育改革风生水起…

1889年秋，56岁的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他对16岁的考生梁启超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十分赞赏，认为是“饱学宿儒”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

后来，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56岁的“伯乐”主考官李端棻，梁启超出众的才华给李端棻留下深刻印象，并亲率梁启超入京会考，考后多次约见。几经会晤，李端棻见他温文尔雅，言谈中胸怀四方、忧国忧民，遂将堂妹李蕙仙（李朝仪之女）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李端棻与梁启超 李蕙仙经常在一起议时政、谈西学、谈维新。李端棻并利用自己在京城的人脉，介绍梁启超与京城各界名流交往，李蕙仙辅导夫君梁启超说京腔（普通话），使梁启超成长为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

梁启超曾说：“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者数十年。”

李端棻的一生，像极了孔子，孔子周游列国，梦想重光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无上荣耀；

对于李端棻，他或许也有这样的梦，正如顾久《我们为何重提李端棻》中说的：“那是一个有信仰的时代……李端棻作为儒家思想者，原本应是保守的，但是他却为了国家的利益在自己的传统认知中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是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以期为国家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李端棻又成为一个墨家思想的践行者。使他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佼佼者！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李端棻心里揣着的是民族国家，梦里念想着的是神州大地，故而李端棻主学政则为学子争，为司寇便以民为本，做仓帅则为国家计，真当其位，真谋其政。

1896年6月12日，《戊戌变法》前两年，李端棻向清王朝上《请推广学校折》，开学制改革之先，影响越百年。

朱崇演先生在《黔故札记》中说：“李端棻当时提出的按府州县、省、京师三级建立学堂的办法，实际上是至今仍在执行的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校架构；他对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目的、师资、经费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待遇都做了较周密的考虑，奠定了近代教育制度的雏形。”

　　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李端棻倡导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因为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看到：李端棻的人生在《戊戌变法》时达到高潮。

但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到了退潮的时候，李端棻迎来的却是清王朝“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判处死缓）的惩处，此时，李端棻已66岁高龄。

　　66岁的李端棻虽然贬谪新疆（判处死缓），但他却没有到达新疆，只因他在流放途中，身患严重的骨疾，不得不反复中断行程，一边“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边“何妨吟啸且徐行”。

终于，他在“五里一徘徊”的流放中，等到了朝廷的“奉旨赐还”，时年69岁的李端棻，默默地回到了生他养他贵阳的家里。

又因为李家“勤奋、清廉、不购房、不置产”的家训，所以李端棻并非衣锦荣归，而是一无所有，孑然一身。

但是，李端棻在这样的境况里仍然热心桑梓，兴办教育，而今黔省名校贵阳一中和贵阳学院，便是彼时李端棻和友人一同创办的贵阳中学堂和贵州师范学堂。

李端棻曾作一联挂于学堂墙上，以表心迹，书云：

“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冒藐躬堪表率。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

而那时的贵阳 封建守旧的读书人，把这一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并作诗诽谤他：“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

李端棻闻此，曾作《闻谤自责》诗回应，诗中说“维新毕竟输仍旧，用夏原来易变夷”，这正也见出李端棻拳拳服膺维新之心。

　　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而大赦天下，李端棻当此得以官复原职，他回京面见光绪皇帝，并作“赐环纪恩图”，感念皇恩浩荡。

之后，李端棻便返身回到贵阳，余生一直致力于地方人才的培养，开学堂、举新学，著《普通学说》，成为贵州新学的开创者。

　　逝者如斯夫，年过古稀的李端棻大抵想着孔子73岁便与世长辞，也有了同样的感应。

他曾在一幅扇面上题诗：“居无画美方称善，物岂求全但适宜。兆吉兆凶都不信，餐眠作止恒于斯。”孔子曾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李端棻到了这一境界，也说出“兆吉兆凶都不信”的心声，可谓极尽精微，恬漠冲融。

也正是这一年，他的命终之年，他写给堂妹李蕙仙和堂妹婿梁启超的信中说道：“我虽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不死我，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气贯长虹，想之不能忘怀。李端棻逝后葬于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在他的墓地旁边，有诗一首：

“七十犹如此，百年将奈何……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

李端棻一生志气恒如少年时，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这大概便是儒家所谓的“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吧！临终前，75岁的李端棻拖着病体将自己一生的结余一千多两银子亲自赠送给他所创办的学校（包括贵阳一中和贵阳学院…）

　　李端棻去世三年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自此结束。政权自是更迭变幻，他的教育思想却永远留存了下来。感念李端棻（苾园）先生，愿他与他的叔叔李朝仪（北京老市长，梁启超之岳父）等在贵州省贵阳市永乐乡里永享安乐，希望我们能继续他的教育思想，重温他的事迹，从中不断汲取向上的力量。

从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回望，面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瓜分豆剖、满目疮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眼中救亡图存的历史选择，李端棻挺立时代潮头，成为“教育救国”历史思潮的一代旗手。“教育救国”虽然潮起潮落，终未站在挽救国运的历史舞台中央，却开启了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也为今天复兴路上的“科教兴国”“教育强国”奠定了根基，涂抹了底色。

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写道：“其言将行其人萎，功耶罪耶良史知”。穿越“教育救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才能理解从李端棻到蔡元培、张伯芩、陶行知、黄炎培中国近代教育家群星璀璨的原因，才能触摸家族前仆后继投身教育的初心。

在当天下午的宣讲现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李端棻与梁启超》《梁启超与蔡锷》的长篇小说的作者李运娥作家也就“李端棻与梁启超交往关系”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运娥作家指出：“‘端棻后学’概念的提出，为《李端棻与梁启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灵感。”李运娥作家强调：“在‘端棻后学’这一前提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端棻文化’研究成果问世。‘端棻文化’的影响力将会更加深远。”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现场听讲同学纷纷表示，将以李端棻先生为楷模，刻苦学习，努力创新，让自己早日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我是端棻人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