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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者：儿子
孔子在论语里评说《关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种品格，用来形容《群山绝响》再贴切不过。
小说开始于1976年1月周总理病故（老师玻璃台板下压着报纸上的总理黑框遗像），结束于同年9月伟大领袖逝世。但作品不是写两位伟人，而是点明时间，标注大时代。1976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关键年之一，作家选取这一年份，如医生手术切片，寓意非常。
在这个时间表里，发生过很多重大事件。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很多人的命运，像风中飞扬的落叶，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当然了，伟大的人物、重要的事件，有文字和图片记录在历史中，而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命运，一向缺乏记录。
不被记得的人，在好莱坞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被称为终极死亡，被记得的人，则永远会在另一个世界存在着。
《群山绝响》也是一种记得，是对小人物的记得，记录了最底层中国农民的命运。这些小人物，生活在秦巴山区的一个小小的叫楚子川的地方，除了稍微提到了楚子川所属的小镇汉叔镇，小说中甚至连县城也没有怎么提及。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倒是常常想起孙犁笔下冀中平原上的那些小人物，汪曾祺笔下江南高邮的那些小人物。
写一个荒诞不经悲戚饥饿的时代，可以怎么写？《夹边沟纪事》以写实的笔触写知识分子的命运，饥饿的具象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死了，白骨与野狼夹击，仅仅白描的画面就足够震撼。
孙犁、汪曾祺、王世襄和杨绛，他们写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命运，则更多的像是一场野外露营，三五天或者三五年，总归是有盼头的，总归是要回来的，所以他们的命运，是有人来托底的。他们的哀伤，也是乌云自有它的金边。
《群山绝响》中所写秦巴大山深处的楚子川，一群生活在其中的农民，他们自己即是没有屋檐的底。基本上，以元尚婴一家为经纬，牵连出的众多农民，都是如蝼蚁一样的存在，随时可为齑粉。我边读边想，中国的农民，最底层的身份，最辛苦的劳作，最没有保障的生活，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写农民，尤其是没有金边和光芒的农民，想写好并不容易。在《平凡的世界》中，一路开挂的农家少年孙少平，最终得到了省长女儿的垂爱，读者们也都明白，这是幻象，因为阶层早被证明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而在《群山绝响》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元尚婴身上，就没有任何开外挂的幻象，美丽的姑娘不属于他，优越的工作不属于他，到底什么是属于他的，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在这种客观的记录里，我们看到的，才是农村生活的真相。
这种真相是什么？是现实虽然不完美，是出路虽然渺茫，但即使身处食物的饥饿与性欲的饥饿中，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仍然能够凭借着本能，自寻救赎、自得其乐、自成一体。故而，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
农民是怎样上工挣工分的？农民是怎样干农活的？农民是怎样休闲娱乐的（虽然除了性幻想及偶尔能够与女人轻度肢体接触并没有什么娱乐）？通过各种穿插描写，秦巴山区农民的衣食住行，我们能在小说中看到非常细致的描绘。这种描绘，有别于大学教授们做的社会学的数据记录，它是生动形象的，它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显然更有说服力。所以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饥饿有双重表现：一是食欲的饥饿，二是色欲的饥饿。
在饥饿的年代，每一个吃不饱饭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吃顿饱饭，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个很荒诞的细节，为了吃一顿饱饭，少年元尚婴和田信康，竟然会选择在陌生人家里哭丧，我们也看到了一曲悲剧，少女嫫姐饿死了，尸骨被野狼吃掉了。
关于色欲的饥饿，小说着笔不多，麻队长对驻队女干部的性幻想，属于最本能的一个农民对一个比自己高阶的公家女人的色欲投射。至于整个汉叔高中对于顾老师的性幻想，只能解释为，在那个几乎没有性幻想替代品的年代，一群气血方刚的小青年，他们的欲望宣泄，需要找个出口而已。元尚婴的初中同学马广玲，大概是元尚婴的性启蒙者角色，高中同学苏景兰，则属爱情启蒙者角色了。这种少年情怀，甚至都谈不上是色欲的饥饿。毕竟，在一个少年人的眼里，这个广阔世界上美好的事情，类似听敌台、吃麻花、吃豆腐、读书，好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色欲的饥饿，大概也是最不值得大书特书的那部分。
《群山绝响》并没有什么光明的尾巴，而是在主人公元尚婴失去邮递员的工作后戛然而止，并且书中所有人的命运，也就此凝固了，像标本一样悬挂在那里。于时间的长河中，于无边的群山中，并不知道楚子川的那些人，他们最终去了哪里，但他们命运的走向，相信每个读者自有答案。
《群山绝响》的价值，不止于作者写出了深刻的人性，它的珍贵，是作者以无限悲悯之情，记录了一个特定场景下的一群人在一个时代的无能为力与四顾茫然。
我有自己的阅读取向，我认为，一个作家但凡有些良心，就应该表达自己的真实观念——我们再也不想回到那样的年代，那个所谓的唯美如歌激情燃烧的时代。如果你感觉不到痛，如果你的眼里根本没有泪水，你还妄想为那个时代招魂，那么，你肯定是一个骗子。
一个作家观念的水位，是他在怀旧之余，在珍惜旧时光的美好之余，正视今天中国乡村的逐渐消亡，接受沧海桑田之变是时代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感谢文明的进程，让生活在秦巴山区的农民，今天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家迁徙。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工作一样生活。
作为读者，我们不愿意再看到，为了吃一顿饱饭，在陌生人家里哭丧的少年元尚婴和田信康；不愿意再看到，饿死的少女嫫姐，被狼从棺木里掏出来吃尸骨；不愿意再看到，这个社会所有的资源，只集中在吃商品粮的人诸如公社干部、区政府干部、县城干部手里。
救赎者：母亲
既然《群山绝响》有作者方英文对青少年时代的追忆，就不免让人一再联想，小说的主人公——少年元尚婴，他身上该有着少年方英文的印记吧？而小说中的母亲游宛惠，则也是有着方英文对母亲的无尽追忆之情了？
方英文能从一个农家少年考取大学，必定与母亲的悉心教育培养有关。正如小说中的元尚婴，作为一名农家少年，他初中毕业了，还要不要继续读书深造？父亲与爷爷对于支持他的读书，似乎并不是那么坚决，反而是母亲显示了一个贤母的坚定心力，直接一锤定音，“好男儿志在四方，养个儿子一辈子窝在身边晃来晃去，算是白养了儿子！”这番话，真叫一个铿锵有力，真叫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爷爷对此也在后来做出了高度评价，“我们这个家，若是没有宛惠，恐怕早都不是个家了！”这是爷爷的肺腑之言，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拍板，这才有了接下来全书中非常精彩的元家人为子读高中四处求人送礼的一系列故事，这个系列故事，作者写得笔墨酣畅，将村干部到乡镇干部的嘴脸，如清明上河图般精准地描画出来。
元尚婴的母亲游宛惠，生于乡村小康家庭，她心性纯良，日日事佛，一生不沾荤腥。表面上，她虽然叫公公“老先生”，叫丈夫“先生”，叫儿子“小先生”，但很明显，这一家四口之中，要论真正的聪明过人有见识，却是这个女人。元尚婴的父亲买了一台缝纫机到家，游宛惠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却是很快学会了缝纫手艺，为乡邻做衣服，既可以挣工分也可以挣些小钱补贴家用，当然要比下地干活体面而收入又能稍微丰厚一些。因为这个家有一个大事不糊涂小事又处处可以收拾停当的女人，元家即使是在整个新中国最贫穷的时代，也能比很多家庭要过得稍微好一些，虽然没有好吃的，但有吃的；虽然没有好穿的，但有穿的。这样的日子，比起那些没有裤子穿没有饭吃一年有好几个月只能外出乞食的乡亲，自然是强多了。
元尚婴为家里养的猪挠痒痒，猪有它的快乐，少年也有他的乐趣，这处闲笔很重要，绝不是无目的写作，猪和少年，在此时是大自然中互相抚慰的两个生灵，并且，猪最终以它的慷慨，成全了少年。猪的重要作用是什么呢？为了顺利求取元尚婴的高中生入读名额，元家必须向公家卖出一头猪，这头猪也会为元家换得9张肉票的奖励；元家人，之后将陆陆续续分别送出9张从1斤半到4两面值的大小不一猪肉票。
元家人决定让自家孩子上高中，为什么需要求取高中生入读名额？这就是时代特色。因为那个时代的高中招生，需要公家单位的公家人审核，具体说必须经过基层政府——人民公社恩准推荐，才可以上高中。人民公社早成了历史，如今叫乡，或镇。
母亲作为虔诚的佛教徒，让她去行贿送礼，殊为不易，但一切佛门礼仪比起孩子的前途来，便可以暂时不管不顾了。元尚婴的求取高中学门之路，从母亲先给大队支书送出一张1斤的肉票开始了，等母亲给大队支书送完礼，接力棒就交到了儿子元尚婴给大队会计送礼、给公社干事送礼。送的人尴尴尬尬，看的人无话可说。因为，送礼这件事，恐怕很多人都经历过，尤其是为了孩子求学。你以为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再也不会为了孩子上学送礼吗？不是！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每每想上一个好些的学校，都极大可能要涉及送礼。从古至今，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这一段半世纪前元家人送礼的细节情景，现在读起来，依然感同身受、唏嘘不已。
元家终于送完了一系列的礼，接下来他们一家面临的，是过年这件大事。在贫穷的年代，怎么过年？作为一家主妇的游宛惠，再次展现了她的持家能力。请注意，很多人家那个年代是没有饭吃的，而她呢，除了在大年夜端出了因陋就简却又颇具风格的十六道菜，让一家人过了一个不那么寒碜的年，还招待了两个小乞丐、若干穷亲戚及一个化缘的和尚。后来，元尚婴因为另外一个高中新生的意外死亡、空出一个名额，而侥幸候补上了高中，母亲居然派儿子去给那个死亡的高中生家里送礼，意在表达自罪愧疚——尽管那死亡与她毫无关系！这正是佛家的慈悲心。再后来，元尚婴因为一个邮递员的死亡而当上了邮递员，母亲依然是让他到对方家里送礼表示慰问，照旧是多此一举。至此，母亲游宛惠这个善良智慧感恩的形象，已经塑造得非常立体了。
方英文本人就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母亲，一生事佛，智慧刚硬。方英文能在恢复高考后以一县状元的成绩考取西北大学，这个母亲，绝对是居功至伟。
就让我，向曾经过去的时代，向那些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为孩子指引出一条向上之路的所有母亲致敬吧。
方英文读者遍布天下，只因踏入文坛时间晚点，又生活与创作在文学大省陕西，似乎被所谓的“主流文坛”忽视了。我在读《群山绝响》时一直在想，方英文其实并不属于陕西，他属于本质意义上的广大读者，陕西读者只是一部分。真正的作家，都因为创造了一个独自的文学世界才被称为作家，随便将作家归类可能是轻率的。不过，实在要阅读比较与研究的话，我以为将方英文与孙犁、汪曾祺放在一块儿看，或能获得更有意味的启示。
原载《东瓯》2024年3期
楚姜，生于湖北，曾居西安，现居北京。前媒体人，曾任职传统媒体主编，新媒体主编，现为北京某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曾有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发表于《延河》《长江文艺》，著有散文集《华丽之缘》、长篇小说《又见废都》、报告文学《山路镇安》等。电影《灿烂的星座》联合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