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童年》（四）
七星岩下“聼月”的来历与通感
投稿作者：邓祝仁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七星岩下有一片草坪，足足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下午放学，我们常常在此踢球。书包和衣服一放，摞成两堆，就是球门。没有裁判、没有哨声，就一个劲的死踢，看谁最先把球送到对方球门里。哪管他全身大汗淋漓。口渴了，捧一口旁边的泉水喝。实在累了，就或坐或躺草地上休息。
也常到旁边凉亭里长椅上睡一觉。那时，七星岩山脚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凉亭，曰“聽月亭”。凉亭呈长方形，四面木凳，安有木头花格靠背，可坐可卧，安全得很。我们一群十来岁的小伙伴就喜欢在亭子里逗乐。累了，睡一觉；困了，靠一靠。一次，我以好奇的口吻问众伙伴：平时我们总说“看，月亮出来了”，从未说过“听月亮”的，为什么这亭子叫“聽月亭”呢？谁懂？不会是大人弄错了吧？
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没有回答。从那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好长好长时间没有答案。直到今天，我的这些同学也没有一个人跟我作出过回答。不知道这个亭子是否依然？趁编就本书，写作后记之际，试说两句。
我是一九八零年在念中文系时读了钱钟书的论文《通感》和他《管锥篇》的某些章节之后，才开窍的。亭子以“聽月”命名，给月亮、月光的静态无声，赋予了声音的强弱、波动，使月光有动感、有情韵，可听可感，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契合了四周静谧、幽深的环境，不仅讲得通，而且文雅、典雅、高雅，是对通感修辞手法的娴熟利用，看似有悖常理，其实情理之中，因为它源于“五官相通”的科学常理。至于“月”，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乡思和爱情的象征与寄托，所谓“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文学家、艺术家最爱运用的意象。
钱钟书先生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转移到声响上去……”“听月”体现的正是这种通感效果。
通感，是指五官感觉的相互沟通和转化。中学语文课本里有提及。它的本质和基础是心理感应，或说通感效应。近代科学实验证明，人的几种感觉能够沟通和转化，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彼此交错相通、移挪转化的现象，并在对话中说出来。比如人们说声音“刺耳”，或“洪亮”、或“甘甜”等即是。如果用语言写出来，如古诗词云“绿杨阴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史达祖《双双燕·春燕》）等等，通感那便是一种“描写手法”。对生活和写作中这些运用通感的例子，修辞学家还把它叫做移觉。
通感语言或说移觉的运用，造成了“新奇、精警”的表达效果，增添了说话和艺术作品的魔力。前述宋祁句，钱钟书先生在《通感》一文中谈了他的心得：“‘闹’字是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象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周振甫先生则从另一角度加以评述：正是把气温写得好像可以称斤论两，一个“闹”字夸张地渲染了春天热闹的感觉，所以才获得人们赞赏。
通感或移觉源于生活，故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其运用，则与人的素养、趣味、经历关系紧密，是人的生理机能和聪明智慧高度汇契的结晶体，具有鲜明的独特个性。易言之，它并非为人人所共同感受，但却是为人所理解的。在这里，除了需要经历和修养，还需要细心体察和比较，否则，不是以为“通感”费解，便是不以为然，让它轻易滑过。写了《窥词管见》的李渔，就以为宋祁的“闹”字“殊难著解”——说“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于是，他武断地说：“‘闹’字极粗俗，且听不入耳，非但不可加于此句，并不当见之诗词。”可是，稍后一些的王国维则针锋相对，评语惊座：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通感，在中外都是一种古老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不是“新的”——有人如是说）。在波德莱尔总结出“五官通感”的相应论以前，人们似乎是无意识地运用通感；之后，欧美现代派应运而生出了诸如瓦莱里的“抽象肉感”，艾略特的“思想知觉化”，庞德的“情绪方程式”等表现手法。至于通感现象的心理基础和本质，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在亚里士多德和《乐记》与《列子》时代均已有了文字记载。一九六二年，钱钟书撰文专门论述“通感”，希望重视这种现象。但没引起注意。到《管锥编》出版，我们发现钱先生对通感的研究又有了发展。钱先生认为通感中国古诗文里偶尔碰见，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没有拈出。他说，把人的不同感觉互通起来表现艺术，运用得好，可以大大增强艺术的美感。这几年，才见了几篇谈通感，或评论通感语言的文章，但总觉太少，还不成气候。
《青山聼月》是一部侧重当代桂林文学的评论集，用“青山聼月”命名是不是再恰当不过了呢？
（v）教授邓祝仁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