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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洼洲 我的乐园
供图投稿作者：邓祝仁
（一）
我的童年
小时候,象鼻山对面河中间的訾洲，我们通常叫它叫老洼洲。只要有空,我们一帮小伙伴就上洲玩耍。这里是我们儿时的乐园。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正读小学三四年级。春风拂拂,我和同学们在洲头竹林中捉迷藏；夏日炎炎,我们在洲旁漓水间打水仗；秋高气爽,我们到洲尾河边去逗鸬鹚、喂鸬鹚。
住在洲尾的渔民叔叔、伯伯见我们来了,就把鸬鹚从鸟排上吼下来,解开鸬鹚颈脖上的绳子,拿出小鱼给我们。
墨黑墨黑的鸬鹚展开双翅,一摇一摆地叫着从鸟排上跳下来,憨憨的,好玩极了。
我们将小鱼一条一条地扔出,像抛小球那样。鸬鹚伸长脖子,大大地张开它们那鹰钩似的嘴巴,没有一条小鱼不被这些黑乎乎的家伙接住,吞进肚子里。鸬鹚的神态、姿势常常令我们捧腹大笑。
那时,洲子上生长着一大片柚子林。春夏之交的五月,柚子树冒出淡黄的嫩芽,开出雪白的柚子花。花蔫了,小柚子长出来,三两天就变一个样,由指头尖而野螳螂果样,而酒杯圆,而拳头般大……
仲夏某一天，夜幕降临之际,月儿挂在晴朗的夜空中,银色的月光如一层轻纱拂罩着柚子林。柔情的漓江,碧波荡漾,波光粼粼。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刷刷、刷刷地钻进柚子林,猫着腰,各自摸到一棵柚子树下,在粗壮的树根前蹲下来。
一声口哨,我们同时掏出带来的油柴(一根约5寸长、食指头大小的木条,由松柴劈成,当时家家户户用来煮饭引火之用),同时划着火柴,点燃油柴。哇!顷刻间,黑黝黝的茂盛的柚子园里满眼是星星点点的橘红色的油柴之光。我们面面相觑,互做鬼脸。
这时,我们欣喜地看见,一只只尚未长出翅膀,身体尚未变黑,周身呈咖啡色的幼蝉,正从沙土洞里钻出来,很有点费劲地钻出来,缓缓地、缓缓地爬向柚子树蔸,再顺着树干往上、往上,慢慢爬、慢慢爬,一只接着一只,好像是训练有素的队伍。
我们赏够了,玩够了,每人就会捉十来只装进各自早已准备好的长筒袜中。然后,带着这些战利品回家,美美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将这些幼蝉用油烤酥了,和着炒饭一起吃了才去上学。
（二）
我的幼儿园和小学
——我的童年
（1）
我的幼儿园
母亲说，我上过三年幼稚园。照我的出生年月推算，我在园的时间应该是1951年8月～1954年8月。全名叫桂林市第四小学幼儿园，简称市四小幼儿园，后来改名为桂林市花桥幼儿园，是当时东江区唯一的一所幼儿园。30年后，即1980年代初，连我的孩子和侄儿女们上的也是这所幼儿园。20世纪末，“城市化”步伐加快，漓江东岸花桥幼儿园一带迎来“地毯式拆迁”，该园被拆、被停办，不知道后来恢复了没有。
市四小幼儿园是1950年代桂林市最早创办的一所市立公办幼儿园。据《桂林市志·教育志》（中华书局，1997年12月出版，下同）记载，该园创办于1951年，共4个班，127人。蒋介石流亡台湾时，桂林市只有4所幼稚园，在园儿童320人。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了各级各类学校，实行“原职原薪，原封不动，维持现状，逐步改善”政策，次月各学校即先后复课。1950年，桂林依然还是原有的4所幼儿园，在园儿童减少为242人。而1951年，因为市四小幼儿园的建立，使桂林市的幼儿园增加到五所。到1953年，尽管还是这5所幼儿园，但在园儿童已发展到2869人。也就是说，我是市四小幼儿园的第一批入园儿童，也是1950年以后最早一批进桂林市新创办的幼儿园学习的孩子，也算得上“百里挑一”吧。
市四小幼儿园位于临江下里中段。临江下里濒临漓江东岸，南起于今龙隐桥附近，北止于自由路西端漓江码头，中段和新生街古有巷西端相连，毗邻九娘庙码头。因此，出四小分部西面后门，沿江滨南行，百十来步可以抵达幼儿园。
我家住新桥头（今栖霞桥西端，穿山北路顶端），上幼儿园有两条路可走。一条从栖霞路出发，经泥湾街（今东江路南段），横过自由路，入新生街，出古有巷，再走几步，即到达四小幼儿园。另一条路是横过自由路后，不走新生街和古有巷，而下自由路南面码头，沿江边的临江下里到达幼儿园。由于码头很高、很陡，非常不安全，爸妈和老师都不主张走这条路，但我有时会图新鲜，选走这条路。
关于这，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天，风雨交加，我戴着伞一般大的斗笠（雨帽）上学，下自由路南侧码头，由于风太大，斗笠被掀到江中，我淋得落汤鸡一般……我冒雨跑到幼儿园，把老师吓坏了……另一次是有一天下午放学，我刚刚登上码头那几十级台阶，准备横过自由路大坡回家。忽然，听到紫金山（即独秀峰）顶的警报响起来，大人们都停止了行走，低头站立，有人轻轻叫我，小朋友，别走了，站着。我停下来，学大人一样，直立、低头。原来，是为斯大林逝世默哀。
那时，桂林街上车子很少，连单车、黄包车都少，我们小朋友都自己上学，不要大人送的。不仅如此，小小年纪的我，还做过“护花使者”。邻居有一女孩和我同园，她爸妈来我家，找到我父母，请求我和他们的女孩一同上学，不准别人欺负她，云云。后来四小幼儿园改名叫花桥幼儿园，迁到自由路花桥头，直到被拆迁、被停办。
我入园那天，有个细节还十分清晰。老师发给每个小朋友一方白色的、滚了蓝边的背带围布，像今天的厨房围布那样，上面书写“市四小幼儿园”，字迹呈弧形排列。老师指着这几个字念给我们听，然后带领我们读了两遍。每天上学，我们都穿上这方围布。用今天的话说，应该就是我们的“园服”吧。
《桂林市志·教育志》说，当时桂林市幼儿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看图说话、游戏、体育、音乐、图画、手工、认识环境，大班增加简单计算和写字（小石板书写）等。在我的记忆中，只依稀剩下做游戏、音乐、手工和小石板书写等课程的点滴印象了。显然，四小幼儿园的小朋友是不用背诵唐诗、更不会诵读《三字经》、《百家姓》与《弟子规》之类的。
印象最深的游戏是找朋友和丢手巾，老师常常和小朋友一起玩。印象最深的手工课是折纸、剪纸和玩蜡泥。每逢玩蜡泥，我们男孩子没有一个不是“乌焦巴弓”——搞得满脸、满围布都是泥巴，大伙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老师呢，并不干扰，更不会大惊小怪：“噢，宝贝，看衣服脏了。”但是，临下课前，老师会教我们如何洗手、洗脸，打扫卫生。
至于小石板书写，幼儿园配有专门的石板、石笔，无须家长购买，也无须小朋友携带。老师教写一些非常简单的字，如一、二、三，大、小，人、手、口之类，没有课本，没有系统，也不考试。计算课主要是数数，从一数到十、二十，不教加减法。等等。可见，现在幼儿园的孩子，这方面比我们那时的要求高得不知多少了。
印象尤其深刻的课是音乐。还记得一首儿歌的旋律、节奏，歌名记不得了，歌词大致是：清洁/要清洁/我们爱清洁/洗手洗脸刷牙齿/我们爱清洁。可以反复唱叠唱。
我们学唱这首歌的时候，老师不是站立讲台，居高临下，而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刻板地唱，而是做游戏式地唱。我们不是团团围坐，而是像做老鹰抓小鸡游戏那样，排成一长队。老师排头，班长拉着老师的衣服，一个同学拉着班长的衣服，然后同学们一个一个前后排列，你拉着我，他拉着你，一长队儿围绕教室慢慢转圈。老师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声音轻柔舒缓，不能用力嘶喊。老师踏着节拍，我们和着节奏。唱完第一句，老师改为唱一二两句，我们跟着唱两句。再唱完一遍，改为老师唱一二三三句，我们跟着唱三句。唱完这遍后，老师就将全首歌连起来教唱了。一节课下来，我们全部学会了这首歌。更主要的是，有一些还没有刷牙习惯的小朋友，从此以后知道要刷牙、讲卫生了。我甚至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一样。
我的幼儿园老师还记得两位，一位姓白，一位姓赵。白老师就是前述教我们唱歌做游戏的那位老师，高高的、胖胖的、白白的，笑起来，眼晴眯成一条线，讲北方话。如今猜想，或许是哪位南下领导干部的妻子也未可知。我离开幼儿园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好几十年了。
赵老师好像是幼儿园的负责人，没有教过我们。她矮矮的、瘦瘦的、黑黑的。讲桂林话，声音很好听。上小学以后，我知道，她的爱人是教我们美术的刘老师。“反右”的时候，刘老师被贴了许多大字报，一辆公安吉普车开进学校把他带走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母亲和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到我结婚生子，自己的孩子长大进幼儿园，母亲和赵老师仍然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赵老师或许是惟一坚持在四小幼儿园、花桥幼儿园工作，直至被拆迁、被停办的一个老师。
白老师、赵老师，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还健在否？我很想念你们。
（2）
我的小学
我上小学的起止时间是1954年8月到1960年8月。校名最初叫桂林市第四小学，简称市四小，后来改名为东江路小学，文革期间叫劳动路小学，现在叫桂林市东江小学。四小是当时桂林市东江区惟一的一所公办完全小学。本来水东街（今自由路）有一所初级小学，后来并入四小。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四小有一到六年级二十几个班，大约一千几百名学生。印象中，1950年代，四小是桂林当时比较大的小学，相近规模的小学主要有四所，即城中心的一小、三小，城南的二小，其余的小学规模都不大。《桂林市志·计划·统计志》记载，1957年，桂林市小学有四五十所，在校生为17634人（一说19510人），看来这四所小学的在校生人数大约占全市小学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市四小由古老破败的庙宇改造而成。学校分为三个校区：一个本部，两个分部。本部在五通庙内，东江路在1950年以前叫五通街。五通庙颇有些年头了，《临桂县志》（卷二十七）载：“五通庙在东洲，乾隆三十五年重修，光绪十二年重修。”何时建立不详。两个分部一个在九娘庙，一个在雷帝庙，今天都已荡然不存。九娘庙也是一座古庙，《临桂县志》（卷二十七）说它“在东洲，康熙三十四年建”。它位于新生街，即今天站在桥上可见的九娘庙码头（六匹马）附近，而雷帝庙在泥湾街中端，即距今东江路南端大约四五十米处，和漓江西岸的东华门对望（桂林市志作“雷祖庙”，《临桂县志》无记载）。小学六年，我就来回奔波于这三个地方上课。一个时期，由于教室不够，我们还上过二部制，即有的班上午上课，有的班下午上。我清楚地记得，五六年级是在本部上课，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隔壁，从学校后门上学，一分钟就可以，即使从大门进校，也不过五分钟路程。至于在两个分部就读时是上几年级，已经记不清晰了。
当时规定，凭户口本七周岁入学，这是硬指标，不够年龄就不能报名，无论是否上过幼儿园。原则上按学区入学，不进行严格的考试。一年级新生报名时，老师只问很简单的几句话，比如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等，家里有几个人，不考孩子的读写、计算，也不要孩子当场表演节目，比如唱歌、跳舞什么的。更别说考家长了。只要年龄合格，不痴呆傻，就可以录取。当时的爸爸妈妈并不以自己孩子能写算或能歌善舞为荣而瞧不起人，也不以自己的孩子一时还不会读写计算或唱歌跳舞而觉得羞愧、无地自容。
整个小学阶段学习的课程主要有语文、算术、图画、音乐、体育等，当然还有班会课和劳动课。语文分课文讲读、作文和毛笔习字，算术包括三四年级学的珠算。四年级增加自然常识，高年级增加历史和地理等课程。
那时桂林市的小学实行“四二制”，即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从初级小学升入高级小学，无须升学考试，只要成绩合格，可以直接升入。我小学毕业那年，甚至连毕业考与升学考试都没有进行，而直接升入初中。教育局美其名曰“改革”。
因此，在学校我们没有一点压力。一二年级没有家庭作业，更没有超出孩子能力范围的什么“写话”之类准作文式的作业，其他年级老师只留很少的家庭作业，爸妈不用买，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教辅材料，没有“题海战”概念，没有奥数和兴趣班之类。即使订阅《中国少年报》，也是为了了解全国其他小朋友的情况。面对测验、段考、期考，老师、同学都不紧张，但学习一点不马虎。平时，放学以后，住处临近的同学会自发结成学习小组在一起做作业、温习功课，成绩好的同学会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同学，没有封锁、猜忌与嫉妒。做完功课有时间，大家也在一起疯癫，有时天黑了也不知归家。无论平时或考试，从来没有抄袭、作弊的现象发生。
我们的成绩考核有三项内容：文化科、操行和劳动。文化科按五分制计分，三分为及格，语文、算术都不及格一定挨留级。操行和劳动按甲乙丙丁四级评定，操行不及格有可能留级。
其实操行和劳动没有严格或明晰的评分标准，全凭老师的印象打分，不公平的情况是有的。不过在小学期间，我没有见过谁因为操行不合格被留级的。
邓祝仁教授（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