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根苗（杂文）

                            毋东汉

       我的一个亲戚，在处理家庭纠纷时有一条经典名言：遇事设身处地，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通咧；仅从别人身上找原因，就疯咧！

       有个老朋友，儿子跟儿媳常吵架，他向我诉委屈。我说：“你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通咧，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就疯咧！”他没言传，第二天告诉我：“小两口吵架为拖地。他们都忙，顾不上。我就主动拖地。小两口又怕我滑倒，劝阻我的同时，他们争相拖地，就不再互相埋怨、争吵了。”

        作为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关教工作近二十年的我，同时从事业余写作六十五年，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跟我有无关糸？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也想通了！

       国家管理人才是学校培养的，学校教育主要靠教师，教师教学靠课本。腐败的根苗从这里萌发！

        首先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忽视了思想品德教育和红色基因传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出口成章，挥笔成文，处事不求人。”成为误我后继有人之口号。作为教师，我是执行者，责无旁贷。

        其次是教材有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政治课远离思想品德和革命传统，缺乏红色基因传承，代之以法律常识的普及。我当时不仅教语文，还教政治，我意识到情况不妙。我曾表示，把对培养学生的要求，降低到遵纪守法、明哲保身的层面，等于取消了政治思想教育，而且有负作用。本来挨了同学一拳，报告老师，让老师批评，调解；学了法律常识，踢对方一脚，说是防卫。防卫过当的事常发展为群殴事件。远不如“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有说服力，凝聚力。我们没想到的问题，敌人想到了。“港独”“台独”的思想根苗在教材。在这方面，敌人已经“反攻大陸”快要成功，表现在毒教材蔓延十多年。

        再其次，表现在团队组织、活动内容上。学校发展队员是“一鞭子吆”，不管表现好坏，只要年龄适合就戴上红领巾。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教育契机。我记得我当年入队，是学着用笔写申请，经过考验才入队的。红领巾的长巾、短巾、脑后大角和纥繨，分别代表共青团、少先队、共产党和团结。红领巾是国旗一角，先烈鲜血染红。敬队礼表示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五指并拢表示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后改为爱社会主义）。至今，我会唱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最后一句有“学习伟大的领袖”词语。少先队的呼号是：“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学校团组织在发展团员时，往往降低政治标准，动员那些“乖、孥、灵”孩子入团，混同于“三好学生”标准，不从信仰方面栽培。我当年当过学校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深有切肤之痛。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团支部涣散至缺失，据说阶级斗争“熄灭”，民兵连涣散至缺失。青年缺少历练。党不管党情况严重，发展党员从非团员中物色发展对象，参加四十天培训，再缴点钱，填写《入党志愿书》。信仰不可速成，大仓促、草率了。

        青年从校门走向社会，接受社会教育是两个渠道，一个是领导讲话，学文件；一个是接触文学艺术。我官至班主任，算不得领导，无讲话资格，念文件机会不多。但我是作家，这方面有感触和体会，亦有责任。

        社会发展好像人走路，左脚跨一步，右脚跨一步。斗私批修运动结束，伟人离世，意识形态领域风向大变。最先是《红灯照》，接着是《朝阳沟》，填补样板戏空隙。电影《流浪者》树榜样是拉兹，代替了雷锋。《少林寺》《霍元甲》等武打片影响青少年，街道常见少年模仿武打动作，“嗨嗨”之声震耳，拳打脚踢娴熟。就连《望乡》也上演了，人们思想一下子开放无忌了。学校的思想教育，在这一时期最难做；歪打正着，需要普及法律常识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作不能带红色太重，要柔和暗淡才行。写革命斗争的残酷和艰苦，被批为“血腥”。写战斗的惨烈，被认为是“妖魔化”。宣传共产主义信仰被认为是“极左”。我只好学点鲁迅，用童话和寓言表达思想，传播正能量，甚至用笔名保护自己，以利战斗。纵观当今文坛，反动派已经不少，毒草丛生，宣扬资产阶级“真善美”，污蔑无产阶级“假恶丑”，以自然主义代替现实主义，反共反人民的“佳作”还少吗？（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我仍然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恨我自己不才，党把我培养了几十年，对不起，我辜负了贺敬之同志给我的题辞“抒人民之情”，写不出像样的好作品。我只好拼老命，多写，再多写，不辍笔。报答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我作为教师，没教好，作为作家，写的不好。腐败的根苗，我难脱其责。既已离开讲坛，惟以笔代枪，刺腐颂廉矣。我参与关工委工作，企图补课。

          2024-5-13-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