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文化名片——白居易之吏隐洛阳（6）
——白江永撰文
大和三年(829年) 四月，58岁的白居易自求辞刑部侍郎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居履道里。时年有诗《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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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白居易选择吏隐洛阳生活的缘由有五：
其一、自贞元十四年(798年)至贞元二十年（804年）。白居易在洛阳居住生活了七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
其二、洛阳地位仅次于长安，这里还有他的故友和同僚，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邽、符离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其三、白居易40岁时患过眼病；忠州、中书舍人、杭州任上积劳成疾；苏州任上，落马伤足，又患眼病、肺伤；此时身体更差了，“黄昏一恸后，夜半十起时。病眼两行血，衰鬓万茎丝。咽绝五脏脉，消渗百骸脂。双目失一目，四肢断两肢。不如溘然尽，安用半活为。”多种疾病缠身，不得不病退。
其四、导致白居易“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无生意，岂有宦情。”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险恶的政治生态。
宦官专政在唐中后期愈演愈烈。从德宗开始，军政大权均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代宗到宣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弑杀。宦官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更激化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也加深了唐王朝的腐朽。
还有就是大臣们结为朋党,互相倾轧,党争是唐王朝末年高官争权的顽疾，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党争使本来就腐朽衰落的唐王朝雪上加霜。牛党领袖牛僧孺是白居易的门生，牛党的杨嗣复、杨虞卿、扬汝士是他的姻亲；白居易又与亲近李党的元稹是挚友。白居易一贯的立场是不参与党争，但身居要路，想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的现实使得白居易认清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肮脏与险恶，从而对官场丧失了最后的信心。要想在斗争激烈的官场中生存，就得适应黑暗，就必须违心，但白居易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在官场中苟且偷生。归隐山林，就没有了俸禄，失去了经济来源，过一种艰难困苦的贫穷生活，生存就成了问题。白居易不愿意像陶渊明那样，过着衣食无着落的生活，于是选择了不同于常人的第三条道路——“吏隐”。
其五、白居易抱着“丈夫贵兼济”、“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壮志踏上仕途，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贬谪江州的现实告诉他，国是日非，唐王朝的没落已无可挽回，“愿得天子知”“誓酬君王宠”是行不通的。
会昌二年（842年），71岁的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池上寓兴二绝》“水浅鱼稀白鹭饥，劳心瞪目待鱼时。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白鹭“闲暇”的站在水里“瞪目”“待鱼”，可是又有谁知道“水浅鱼稀”捉不到鱼“白鹭饥”啊！分司使他失去了兼济的平台，理想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中心苦”啊！把无奈表达到了极致。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白居易握过权，升过官，但他不贪。诗人远离一切是非，避开所有邪恶，他表现出来的对时局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先见之明，这绝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这正是白居易令后世钦佩的地方。
当时残酷的党争倾轧，黑暗的政治迫害，无望的社会沉沦，深重的民族危机。白居易为民之心不离、恤民之愿不弃，除了中隐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事实表明，白居易在经历过宦海浮沉之后，亦官亦隐的中隐生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种中隐生活，不仅能够修身养性，还能全身远祸。要不，大和九年这位伟大的诗人肯定会在“甘露事变”中早早的陨落。欢迎转发分享留言点赞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