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追忆
——当年为何卖棉难
文/胡东标
我是1970年参加工作的，被分配到旧城供销社棉站工作。分管旧城丶董王庄丶梁庄三个公社的棉花种植丶管理丶收购工作。
当时，棉花因品种问题产量非常低，一般的每亩籽棉只有七丶八十斤，多的也只有一百斤左右。棉花收购旺季，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是，将以上所属村庄卖棉花的单据在旧城棉厂取回来，将每个村的售棉单据以村生产小队分单位分开，然后计算每个小队销售籽棉丶皮棉的数量，然后计算出每个生产小队应返还的饼丶皮丶油。年终时生产小队派社员到旧城油棉厂领取这些返还的物资。
当时返还卫生油的政策是，根据棉籽的多少制定返还卫生油的数量。如果社员交售的籽棉数量多，每个社员只能返还五斤卫生油，不能超出这个标准。因为当时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油，一年的食用油指标是六斤油，农村大概是因为兼顾非农业人口食用油指标而制定的这个标准吧。
因武城县丶夏津县是国家规划的植棉区，根据销售皮棉的数量上报基社供应站，上级凭此奖售化肥。奖售化肥的品种主要是日本尿素丶美国二铵丶挪威的复合肥。都是平价上等的农用肥料，调动了棉农种植棉花的积极性。
1982年棉花收购旺季，老百姓突然出现了卖棉难的困难。棉厂门前棉农排起长队，四面八方的售棉车辆蜂拥而至，收购人员倾巢而出，全力以赴，从早上紧张工作，中午不停止收购工作，直到晚上看不见收购了，但仍然收不下源源不断的棉花，而售棉车辆越聚越长越聚越多。
面对这史无前例突如其来的状况，棉厂领导犯了难，如何解决问题？棉厂领导紧急召开办公会商讨对策。保管股长提议，在棉厂西边再开一收棉口，双向收进棉花。第二天马上采取措施，在西面墙头上开了一个口，将棉花验级、保管人员兵分两路进行收购，采取措施后，确实收到实效，解决了当日问题，但棉花摘拾进度很快，两个口又排起长龙，老百姓等一天也卖不了棉花，只好躺在棉包里过夜。棉农叫苦连天。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要追遡到：
一、鲁棉一号品种的大面积种植。
二、联产承包计酬责任制的落实。
三、棉花收购工作的上层领导对形势估计不足。
早在1961年，毛泽东时代，山东农科所开始研究培育棉花新品种鲁棉一号，经过科研人员二十多年含辛如苦的付出，终于培育出高产的鲁棉一号新品种。
1981年开始推广种植，1982年山东省共种植850万亩鲁棉一号，鲁棉一号不辜负科研人员的心血，亩产籽棉达到400一500市斤。这突如其来的高产让棉农喜出望外，却给棉厂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198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计酬责任制的举措，将生产队的土地全部承包给社员所有，社员种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对农作物种植管理有了自主权，解放了生产力。过去在生产队种不好的荒地，都苗全齐旺，经棉农的精心管理，呈现出一派丰收再望的景象。
秋收季节，棉农望着自己责任田里白花花的棉花欣喜若狂，盘算着一年的收入。
面对厂外收不尽的棉花，厂领导作了真难，因为过去棉花少，棉厂收棉的规模小，因厂地小，扩建存放棉花的垛底受限制。加工设备只有两台九十片轧花机，日加量就是两班倒，一天最多也只能加工近三万斤籽棉。而棉花收购进度日呈现出十万斤增长，就这收购量，远远不能将棉花收进来。
紧张的收棉工作进行了二十多天，厂里的垛底，仓库里已经堆满，眼看没有储放棉花的场地了，只能按每天的加工量收购棉花，采取了发号的措施，棉农由原来的过夜卖棉，开始漫长的等待，棉农只好回家拿着被褥前来卖棉，有的卖一车棉花要等一星期左右时间。县社领导召集各厂领导人商议，献计献策，终于找到好的措施。
为了解决卖棉难，扩大各公社棉站的储备能力，各棉站尽快赶修垛底，购置苫垫器材，快速购进棉花，以缓解棉厂压力，解决棉农卖棉难的问题。
董王庄官庄棉站原来只有四个垛底，站长李孝先向董王庄公社书记汇报收棉难的问题，要求南北官庄村租给棉站二十亩地，收购存储棉花，得到公社领导和南北官庄村领导的大力支持，并派出人员到砖瓦厂拉砖，找技工为棉站砌墙，扩大场地，快速修好垛底，为解决卖棉难做出了贡献。马庄棉站，梁庄棉站都采取此措施，大大提高了收棉进度。
收棉工作高峰持续到临近春节，1983年，旧城棉厂共收购籽棉九百万斤，收购量是往年的四倍还多。
一户社员如承包种植十亩棉花，年收入可高达两千余元。收棉旺季，信用社在棉厂搭起帐蓬，就近将棉农的售棉款储存起来。老百姓喜出望外，盘算着如何开销这前所未有的收入。
棉花丰收高产，返还的卫生油多了，一个四五口人的家庭，如承包种植十亩棉田，可返还三百六十多斤卫生油，人年均获得二十斤左右的卫生油，这么多油老百姓哪里吃得了？棉农将吃不了的卫生油卖给棉厂，过去市场上2元至3元多一斤的卫生油降到了1.2元一斤。
临近春节，家家炸丸子、炸油香、炸豆腐、炸耦合子，昔日清乡僻野，冉冉升起的炊烟中散发着阵阵香味。百姓手中有了钱，购买力大大提高，猪肉价格天天上涨，由原来的0.72一斤，春节时长到一元钱一斤猪肉，突破了历史记录。
1982年的除夕夜，鞭炮声响彻大地，人们高樽把盏享受着幸福生活，欢声笑语中颂扬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丰硕成果。
1983年的春天，窑厂的砖由原来的3分钱一块，长到了5分钱。农村出现了修房盖屋高潮，到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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