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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不老，情洒苗乡
——一个流落在剑河、三穗的老红军的贵州情节
潘宗旭/文
（一）寻访红军的后人
苗岭巍峨，蜿蜒数百公里，横跨黔境数十城；井冈苍翠，一时多少豪杰，星火燎原耀中国。这两个毫不关联的地方，一东一西，竟因为一支神奇而伟大的队伍，奇迹般地联系到了一起，串连起一条红遍大半个中国的长征路。
这是一条红色的热飘带，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铺筑起大道至简，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军民团结勾连起沧海变迁。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进入贵州90周年。90年前，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辗转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进入贵州后，在苗岭东麓的黎平县城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黎平会议”。黎平会议是红军起死回生的伟大转折的篇章序曲，为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红军在贵州的故事至此而起。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贵州进行了整编、扩军，并决定向黔北进军，开创新的根据地。
红军来到黔东南，苗侗儿女喜相迎。在黔东南大地，中央红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和帮助人民与敌人作斗争，与这里的百姓和睦相处，相敬如宾，秋毫无犯，诞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红军树、红军屋、毛主席送毛衣……等等一系列事件，见证了红军与当地群众团结一家亲的永恒画面，至今依然在苗侗儿女心中流传。
不久前，我接到三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遵智转发剑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彭文贵的委托，寻找一名流落在剑河、定居于三穗的老红军杨贵林及其后代的事宜。经证实，杨贵林的后人杨坤就居住在三穗县台烈镇台烈村，我们还是寨邻。于是，就在清明节前夕，我来到杨坤家，找到了老红军杨贵林的后人杨坤，说明了我的来意。作为同村人，尽管我不止一次地听说过杨贵林的事迹，但是因为特别的原因我郑重地拜访杨坤，并进而记之、问之、写之、念之，这还是第一次。
人都说江南烟雨，风光无限，其实，贵州的雨也毫不逊色。有句俗话形容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说明了贵州的天气特点、地形特别、生活形态。同时，这也是一块神秘的处女地。
杨坤家就居住在台烈村老屯组，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明清军屯，历经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苗、侗、汉等民族杂居的大村落，成为附近山区重要集镇。如今，台烈镇是“贵州省100个示范小城镇”之一，“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打造乡村民俗旅游业，风景优美，成为游人打卡田园乡愁的热门乡村。
杨坤是杨贵林的独子，今年82岁，人还很健康、健朗、健谈，完全看不到一个高龄老人应有的特征。交谈中，我一边记录，一边提问。从他口中，我第一次较为完整而系统地触摸到一名老红军战士的足迹和生平，思绪不自觉地被带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期间，杨坤拿出一本父亲留给他的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密密麻麻的杨贵林的口述笔录。透过一个个力透纸背的炭墨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一名老红军战士思想觉醒、兵戈铁马、叱咤风云的前半生，以及后半辈子任劳任怨、情洒苗乡、扎根贵州的光辉形象。
世所周知，红军长征，是被誉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它扭转了红军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它的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参与者是中国工农红军，对手则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旧军阀、旧地主统治阶级，战场是近半个中国。这是一次极不对等的较量，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虎头蛇尾、“石达开第二”。
据史料记载，红军长征共有4支队伍参加，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总兵力8.6万余人，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只剩下3万余人。大部分红军军官、战士都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或者掉落，或者走失。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真理与歪理的斗争。
这是一场生死未卜，前途渺茫的长征。
我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杨贵林口述、杨坤记录的红色笔记本内容，我的思想却穿越时空，以一名老红军战士的视角，再一次亲历和还原了这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斗争。
(二）参加红军闹革命
1920年代，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家住江西萍乡市麻布山区妙田乡圭田湾的杨贵林，年仅12岁就被送去安源煤矿打工，成为一名童工。每天除了挖煤就是挖煤，根本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在杨贵林的认知中，这种给人挖煤勉强糊口的日子，可能就是他那一辈今后要走的人生路了。在那个激情的年代，国际风云变幻，国内也是暴风骤雨，反剥削、反压迫的工农运动成为革命的主流，安源煤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宣传动员的重要场所之一。1930年5月，煤矿工人杨贵林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被编到第三军二纵队十中队二班，取名叫杨金标，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涯。
成为红军战士后，经过短暂的训练，杨贵林立即就参加了保卫根据地、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大大小小战斗。战场上，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战火洗礼，看到了同伴的倒下，看到了城墙的倒塌，也看到的敌人的被消灭，看到了红旗插上敌人的墙头，他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一次攻打吉安城的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被安排到阜田后方医院修养。伤好后他回到部队，被调到总司令部工兵连。此时，红军的军事行动在实践中得到锻炼，逐渐从稚嫩到成熟、壮大，斗争取得节节胜利，不久就攻打下了吉安城。随后，杨贵林所在的工兵连被调往东固、黄陂一带驻扎，进行肃反清霸工作，红军根据地得以扩大，后方得到巩固。
红军趁机不断扩大战果，影响力日增，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依靠人民战争，红军一次次粉粹了国民党联军的“围剿”。
在多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杨贵林所在的司令部工兵连辗转于东固、黄陂、广昌、兴固、瑞金等地，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保护根据地，他本人更是频频立功，受到嘉奖。
在杨贵林的口述笔录里，清晰地记录了他参加反“围剿”的多次战斗经过：“1931年，朱德同志在黄陂召集连级会议，准备攻打东固的张辉瓒，这一仗把敌师长张辉瓒活捉了。”“几天当中谭道元又靠近黄陂，我军又立即回转黄陂，消灭了他一师人，敌师长胡祖玉于广昌被打死。”“不久，蒋介石又组织三十万兵力，向我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这一次我军由兴固出发，来回在这一带击败敌人几个师，还活捉了敌师长陈时骥……”
尽管那段风雨如晦的战斗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在杨贵林的脑海里，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战斗过程、战友的名字和俘获的敌人。在他的晚年，由他口述，其子杨坤记录，把这段宝贵的战斗经历记录在笔记本里，勉励后人，勿忘先辈的流血牺牲。
1932年夏，杨贵林在瑞金耀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被送入瑞金红军学校第二期学习。结业后升任司令部工兵连副排长、事务长、政治部教导队管理排长等职。在做管理排长期间，他因不慎失落了6元钱，受到停止党内生活2个月的党纪处分。因为感觉心中有愧，他卸掉了管理排长的职务，服从命令重新回到原工兵连当伙夫。
从落寞到崛起，英雄的光环在杨贵林的身上惊人地相似。在一次打击反动帮派“大刀会”的战斗中，他担任尖兵，勇猛冲锋，最终斩杀敌首，肃清了地方反动武装，因功又恢复班长职务，半年后兼任党内小组长，继续战斗。
（三）红军长征进贵州
无论任何时候，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按照正常的历史走向，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红军有可能以瑞金为根据地发展壮大，并辐射全国，甚至实现统一。但是，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还是出现了，在1933年初至1934年中，因中央红军高层战略指导错误、兵力分散、装备落后等原因，红军未能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导致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丧失。
1934年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形势变得十分危急，不得不作出长征的决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机关部离开江西井冈山苏区，开始长征。在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后，终于来到湘江边，此时，国民党重兵陈集于江对面，想要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里。经过浴血奋战，红军终于渡过了湘江，但是减员严重。为了打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在湘西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转而向国民党军队相对薄弱的贵州挺进。
这一转，转变了革命脉搏。这一转，转变了历史风云。
这一转，转变了中国命运。这一转，转变了信仰未来。
中央红军一头扎进贵州深山，终于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部队赢得了一段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时间。
关于这次长征进贵州的过程，在杨贵林的口述笔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934年敌人又向我军举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战斗中我被调到九军团政治部任学习班长，九月(应为农历，笔者注）间我们就开始了长征……”
“长征由江西瑞金出发，经过广东广西的边界，过贵州的榕江黎平的边界，进郎洞城驻扎，后经南哨进剑河县城驻扎了几天……”
从笔录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杨贵林所在的中央红军第九军团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走“黎平榕江的边界”进入贵州，然后“进郎洞城驻扎”，“后经南哨进进剑河驻扎了几天……”。
这里有个关键的地名：郎洞。据了解，郎洞是榕江县北部一个重镇，与剑河县南哨镇相邻。红军从湖南通道进入贵州榕江，必过黎平。笔录里说“经过广东广西的边界，过黎平榕江的边界”，笔者认为可能由于当时的地理认知所限，加上军事保密原则，杨贵林对当时的行军路线有点模糊。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杨贵林的口述笔录不准，毕竟红军进入贵州黎平后，有多条路线可以达到剑河，再由此北上。杨贵林口述里接着说:“后经南哨进剑河驻扎了几天”。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杨贵林所在的红九军团确实有一支队伍是从榕江进入黔东南腹地剑河的。
“参加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我们不牺牲，难道要我们的子孙后代牺牲？”这是一位千万红军战士的誓言。为了进入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又有多少红军战士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
（四）流落掉队在苗乡
关于杨贵林为什么没有跟随大部队北上，而是留在剑河、三穗一带谋生，并最终定居三穗台烈的？其子杨坤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据杨坤说:“我父亲因为腿部受伤，加上又淋了雨，全身感染发烧，在爬六甫塘高山去镇远时，无力跟上大部队，后来就躲在附近老乡杨老龙家养伤。”
在养伤期间，杨老龙一家对杨贵林照顾得无微不至，深受感动的他把随身携带的一支枪送给了杨老龙一家，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由剑河启程去遵义时，路过六甫塘高山，我途中得病，跟不上队伍，因此就失落了联系。”
可以想象，杨贵林当时找不到队伍的急切心情，这也是红军大部分伤病员在长征路上掉队时的真实写照。
在陌生的群众家里养伤，杨贵林既忐忑又无助，迫不得已只好把心爱的枪送了出去，以换取一份信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提前宣传，许多深山苗乡侗寨的群众都视红军为“洪水猛兽”，是吃人恶魔。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红军来到黔东南，不说是人人喊打，起码也没有谁愿意随便提供帮助。时间是检验一切的唯一真理，红军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铁律，最终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这是一支亲民爱民的军队，每到一地，红军不仅不扰民，还尽其可能的帮助贫苦群众，其中发生在剑河中都的毛主席送毛衣等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成了珍藏的历史记忆。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里详细记录了毛主席送毛衣的故事：“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回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红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绒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是长征精神的特质，也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在贵州各地播下了一棵红色的种子。
红军走后，当地群众依然悉心地照顾和保护着流落下来的红军伤病员。
“流落后，我当时就把我随身带的一支枪送给了当地乌烧的三个群众，其中一个杨老龙，现在还在。另一个他的儿子，现在是乌烧生产队队长，当时我养病就是在他们家里。”
伤好后，杨贵林想过要去遵义找到红军队伍，奈何由于路途遥远，道路不熟，加上地方民团的层层盘查、阻饶，回到原队伍已经不现实。
带着无比的遗憾，杨贵林隐藏红军身份，改名为杨贵林，化身为一个流落异乡的民夫，在乌烧一带艰难地讨生活谋生。
“病好后，我给地主刘老桥当帮工，又给杨铁匠打铁。但由于维持不了生活，加上又与杨铁匠闹意见，我就离开了那里，到剑河的岑松，三穗的台烈一带挑脚为生。”
作为一个异乡人，杨贵林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流落的红军，他也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脱离队伍后在黔东南顽强地活了下来，而更幸运的是，他在当地成了家，有了亲人，这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1940年底，经人介绍，杨贵林在岑松认识了丧偶的柳川女长工龙代弟，不久后两人结为夫妻。
旧时候的剑河，大部分都还属于“生苗”地区，民风彪悍，治安混乱，往往因为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而地方民团却对此置之不理，加速了社会矛盾激化。
为了寻找一个安生之所，杨贵林在岑松的集市上认识了从三穗台烈来做生意的群众杨芳层，两人互相认了家门兄弟。在杨芳层的邀请下，1942年底，杨贵林在儿子刚刚满月的时候，举家搬迁到三穗台烈老屯定居。
关于这段安家经历，杨贵林只是简短地口述道:“后于岑松成家，搬迁到台烈住，直到1949年解放都未改过住处。”
（五）青山不老埋忠骨
1949年，风云激荡，百万雄狮过长江红旗直插南京城。不久，解放军向地处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开拔。当听说当年的红军变成了解放军，要来解放天柱、三穗、剑河时，杨贵林一夜都睡不着觉，积极动员群众支持解放军，做了大量的宣传后勤等工作，迎接解放军。解放后，杨贵林在台烈分得了农田和房子，翻身做了主人。
因为杨贵林当过红军部队的文职工作，对宣传方面有一定经验，解放后他被选为台烈乡农委会的宣传委员，在工作中成为宣传党的好政策的“尖兵”。
搞经济建设哪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前进。因为是煤矿工人出身，杨贵林对农业生产不熟悉，在一次组织生产队烧荒开垦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不知道留出防火线等安全措施，不幸失火烧毁了一片山林。事后，他主动到县里进行劳动改造了2个月。
1956年，由省交通厅投资，组织剑河、锦屏、天柱、镇远、三穗等县的民工几千人，修建“雷(雷山）台(台江）剑(剑河）穗（三穗）公路”。杨贵林积极响应，写了一份申请，希望去苗岭腹地修公路，并得到当地领导的批准。成为修路大军的一员后，开山挖石，运送泥土，浇灌水泥……工地上，杨贵林挥汗如雨。一座座大山被劈开，一条条河流被连接，一米米道路在延伸，他仿佛又找到了当红军时奋勇争先的感觉。
这一切，工地工友和领导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真是好红军！
半年后，公路修通，杨贵林因表现积极，成绩突出而被留了下来，安排到剑河县粮食局加工厂工作，这一干就是19年。
在剑河粮食局工作近20年的时间里，杨贵林的足迹踏遍了久仰、基佑、返排河口、中都等大大小小乡村，留下了他与苗乡侗寨群众的的欢声笑语。然而，此时他在三穗台烈的家人，却并没有因此沾上他粮食局干部的“光”，反而经常遭饿饭。他的独子杨坤在村信用社工作，赓续了他为民服务的精神，因工作成绩突出，后被提拔为寨头公社党委书记、台烈财政所所长等职。
杨贵林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多次得到上级表彰，并被评为县级一等红军模范。
在他的口述笔录的最后一段，清楚地写着这样一段话:
“在62年的前后，承得上级党的关怀，视我为老红军，给了我很多政治上的鼓励，还荣幸地参加过县、州军烈属和复员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曾得过县奖励的老红军模范奖状。”
就是这样的一个任劳任怨的老红军，最后却倒在了单位组织的会场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的离开了他的亲人。这一天是1975年12月19日，距他口述留下珍贵的笔记笔录刚好过去3个月零5天。
杨贵林去世后葬于台烈镇台烈村懒板凳青山下，永远与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
青山不老，英雄长眠。杨贵林的革命精神和贵州情节，根植于大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学习。
薪火相传，基因永存。而今，在建设贵州生态文明试验区、大力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长征”路上，需要千千万万个老红军的奉献精神。
作者简介：潘宗旭，苗族，贵州三穗人，祖籍贵州黄平。做过农民、打工人、自由职业者，现供职于某乡镇。业余进行文学创作，有散文、小小说发表于《黔东南日报》、《贵州政协报》、《贵州日报》、《百花园》等，文学作品入选《中国文学佳作选·2022年小小说卷》等。
“伟大征程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征稿链接https://m.booea.com/news/show_35776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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