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新甘肃）
山染绿意，水荡春光。人间四月天，礼县大地万物竞发。
斗转星移，瞬息千年。作为一条历史人文之河，西汉水滋养了世世代代先民百姓、后辈儿孙，孕育出璀璨夺目的地域文化。
2004年，沿着陇南礼县西汉水脉络，开启了一场“寻秦”之旅。20年间，“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组在“秦人故里”孜孜以求，探寻中华民族文明源流。
前不久，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举行。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甘肃省第7个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
站在海拔1867米的四格子山顶部，走进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令人思接千载。
古朴精美的云纹瓦当、绳纹筒瓦、回纹地砖、空心砖、素面地砖……一件件考古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让人直观感受到历史与当下、与未来的对话。
在这个山顶的遗址放眼远眺，一面是大堡子山遗址，一面是西山遗址，四角坪地处中心点。
三点一线，遥相呼应，架构起礼县秦文化遗址的三大区块。
礼县一带商周时称“西垂”，是早期秦文化发祥地，也是秦国最早都邑所在地。
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因发现秦公墓而闻名天下。
礼县四角坪遗址的发掘，是早期秦文化项目的延续，不仅丰富了甘肃省早期秦文化研究，更是补充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对于研究我国早期祭祀制度、建筑制度及工艺等具有重要意义。
赫赫四角坪，泱泱秦文化。在此，大秦历史再现……
清明遇雨，上四格子山的路不好走。好在弯弯绕绕的土路被修葺得平整，车辆一路向上，快到山顶处，一间白色的板房立在路口。两位老人、两只黄狗在房檐下避雨。老人见到来访者起身问询，黄狗轻吠。
张随哥现年63岁，是四角坪遗址考古队的“编外”成员之一。他的工作不难，驻守四角坪遗址，不让非考古工作人员进入遗址，并将日常巡逻时发现的状况和问题，及时与考古队领队沟通；他的工作也不简单，一年四季，昼夜不分，在四格子山顶与无声的文物遗迹做伴，在大雪封山的时日，还要克服用电、用水不便等困难。
“2020年的夏天，我上山配合考古队做好遗址保护工作。和我一块驻守这里的，还有我的同乡孙漫生。我们一起见证了四角坪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日渐推进，四角坪遗址终现‘真容’。”听闻四角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张随哥和孙漫生高兴得眼中噙满泪水，“守护了许多年的‘宝贝’，被更多人看到了。我为参与其中而感到自豪。”
耳闻目睹和参与遗址保护工作好几年，张随哥已然是一名“土专家”。在他的带领下，记者一行登上山的最高处，一个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平台跃然眼前。“这里海拔1867米，距离礼县县城东北2.5公里，山顶被人为处理为一处大平台，现存总面积约2.8万平方米。”张随哥说。
“经勘探发现，平台外围有夯土墙环绕，内有大量夯土建筑基址。”礼县博物馆副研究员、四角坪遗址考古队成员赵娟介绍道，目前已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对该遗址的建筑形制和结构有了明确认识。
春雨淅淅沥沥，沿着外围夯土墙慢行慢看，云纹瓦当、回纹地砖、空心砖、排水构件等整齐排列铺开，一眼千年。“山头往往呈尖角形状，但是四格子山顶却平坦开阔。起先，我们带着疑问上山求解，采集到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发现了西侧夯土墙等。”赵娟说，“我们把遗址初判为四角坪城址，时间约在周代。之后又进行了初步的考古勘探工作，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国—秦小型军事城址的全貌、战国时期秦人军事设施建设和秦戎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和线索。”
后来，随着各项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四角坪遗址被定义为一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遗址，体现了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秦祭祀建筑形式。建筑群整体呈典型的中心对称格局，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建筑空间，具有极强的礼仪性，规模之大、等级之高，实为罕见，推测很可能是给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它的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等的祭祀建筑风貌。
“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四角坪遗址考古队领队侯红伟介绍，四角坪遗址是秦统一后从王国到帝国阶段转型的标志性建筑，具有非凡的历史价值。
“四角坪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以建筑构件为主。仔细观察，这个建筑群结构规整，层级分明、秩序井然，以大型夯土台为核心，整体呈明显的中心对称格局。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部分主要由中部方形夯土台基、土台四边正对的四组附属建筑以及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组成。”侯红伟说，“结合秦代度量衡标准器的尺寸，四角坪遗址建筑尺寸完全符合秦尺的规定，都是整尺整丈的设定。四角坪遗址在营建之初，做了非常严谨的规划。”
遍览遗址全貌，令人称奇的是，在核心处的夯土台基中央，有一个露天的半地穴空间，类似我国部分古建民居天井中央开凿的蓄水池。它的地面铺设方形素面地砖，地砖下埋设陶水管道，在夯土下向北延伸，与台基北部的排水设施相连。四壁贴壁砖并用铁钉固定，各砖缝之间还用特殊材料做了“美缝”处理。
“如今，我们已发掘面积不足建筑遗迹面积的一半，四角坪还有不少未解之谜。”侯红伟说，眼下，考古队采取了一系列保护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的措施，临时性保护大棚工程即将进入施工阶段；制定了遗址考古发掘5年计划，将通过全面发掘揭露出秦代祭祀礼仪建筑的全貌。
从2004年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侯红伟已经在礼县考古一线工作了20年。过去20年，侯红伟每年大半的时间都在考古现场。20年里，他与同事克服了千余个风吹日晒、风餐露宿的“苦”日子，在礼县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渐入佳境”，说起秦文化，他总是神采奕奕、滔滔不绝。
谈及此次礼县四角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侯红伟感慨万千：“为了让尘封的文明重见天日，让沉睡的文化重焕生机，一代又一代考古人躬身田野、胼手胝足，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不容易，但值得。”他说，已经逝世的北京大学教授、“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组组长赵化成，以及时任礼县博物馆馆长王刚、四角坪遗址考古队执行领队裴建陇等人功不可没，一批接续奋斗的新生代考古人更是不可或缺。
驻足于四格子山顶约2.8万平方米的方形平地上，霎时间，“天圆地方”便成了亲临者的具象化感受。
四角坪遗址有故事，使秦始皇西巡祭祀有迹可循；“面朝黄土背朝天”一锹一铲发现历史细节，四角坪遗址的发掘也有故事。
追溯四角坪遗址的发现，要从2009年时任礼县博物馆馆长王刚的一次田野调查说起。当年，王刚从四格子山顶拾起云纹瓦当的文物碎片时，出于文博工作者的敏感性，他意识到，这些文物的性质和意义不能小觑，他便第一时间将这次的发现向当时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进行报告。
“秦汉时期的军事瞭望及防卫遗址”——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以四角坪的地理位置为主要依据，给出了当时的初步判断。
201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决定再上四角坪，对该遗址进行调查与初步勘探。
而这趟，他们还未抵达山顶，就有了意外之喜。在近山顶部位，有人发现了暴露在外的两面城墙，顷刻，大家的神经紧绷起来。
“这两面城墙分别位于东南角与西南角。”本地人赵娟对这一城墙颇有研究。她说，即便城墙平面尺寸较小，但城墙与建筑基址均为夯筑而成，夯层较厚，与西北地区战国—秦时期城址形制、夯筑方法一致。初步判断，这里为战国至秦代的一处早期城址。
在此发现之后，四角坪遗址的考古故事告一段落。考古人员将大量心血倾注于大堡子山遗址、西山遗址的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中。
为了更系统全面地挖掘礼县的秦文化，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提出“回头看”。于是，众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到在大堡子山遗址、西山遗址中心点的四角坪遗址。
时隔不久，四角坪遗址新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拉开序幕。四角坪遗址宽敞平整的地面排布了越来越多的洛阳铲探测洞孔。
“依据洛阳铲带出的土样，我们可以判断地下遗址的性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部副主任、四角坪遗址考古队执行领队裴建陇解释，地下墓葬和古代居址的土样成分有明显区别，2019年采集的土样携带了夯土的成分，结合勘探出的规模可以判断地下埋藏着大型建筑群。
同时，勘探结果显示，这处地下遗址具备对称性质，因而有必要开展系统性的发掘。
至此，四角坪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被正式提上日程。
从2020年至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建考古队，对该遗址开展发掘研究工作。随着考古工作的步步深入、层层递进，考古队连年展示最新考古成果，这个遗址背后的谜团也一点一点被“解码”，变得明朗清晰。
2020年，考古队主要围绕遗址中心夯土台和半地穴空间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再刮一刮，多找一找，每一铲下去都充满惊喜——当年四角坪遗址发掘了约700平方米。这时，考古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四角坪遗址为秦统一后的建筑。
裴建陇说，虽然四角坪遗址没有出土文字记载资料，但文物本身就是“无声的语言”。考古队成员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类型学比较，发现四角坪遗址的文物与秦始皇陵的文物几乎一样。
2021年，考古队将中心夯土台的西部整个揭露出来，发掘了遗址西面及西南角附属建筑——
当时，四角坪遗址累计发掘了约2000平方米。这时，考古队已经可以明确中心夯土台的建筑格局，并对周围附属建筑的格局有了初步认识：这是一个以方形夯土台为中心的规整的中轴对称遗址，与2019年勘探结果基本吻合。
同时，考古队发现中心夯土台西面有台阶建筑，遗址内部也有完备的排水设施。“按照其对称形制，我们推测遗址其他方位也会有台阶建筑。”裴建陇说，所有的建筑都围向中心土台，而中心土台的中部有半地穴空间，它具有蓄水、排水、防水甚至控水等功能，体现出秦人对水的重视，这或许为“秦人尚水德”找到了相关例证。
终于，四角坪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迎来了关键时刻。“3年过去，我们廓清了遗址的整体建筑分布。由此前判断的中轴对称格局，进一步明确这是以中心夯土台为核心的中心对称格局。”裴建陇补充道，“该遗址海拔高、取水不便，且未出土生活器具，从这三方面也可以推断此建筑绝非当时的生活住所，而且特殊的建筑形制也显示了极强的礼仪性。”
“这样的建筑格局，与天坛、地坛等后期大型礼制性建筑格局十分相似。”同年秋季参与到四角坪遗址发掘工作中的北京大学博士黄青岩说。
2023年，四角坪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考古队重点发掘中心夯土台东半部分、东南角附属建筑，将中心夯土台全面揭露——当时，四角坪遗址累计发掘了约4000平方米。这时，考古队员聚焦建筑研究和复原工作——
依据秦代度量衡标准，对建筑形制的大小进行计算，明确中心夯土台为边长约合秦尺120尺（即12丈）的平面方形建筑，四边台阶宽约10尺，周围的附属建筑也是整尺整丈，证实遗址营建之初便做了精心设计；从瓦片堆积状况和破损程度研究得出，中心建筑的屋顶至少为两层，有两重屋檐，建筑内部排用水功能齐全，符合高等级建筑。
“四角坪遗址是将圆包状或尖状的山头‘削平’成型的，就工程量而言，这应该是当时秦帝国动员国力的一项国家级工程。”裴建陇说，如此罕有的遗址，梳理清楚其形成的真相，成为考古队2024年新的工作目标。
2024年3月底，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北京举行。4月初，终评会答辩结束不到一周时间，裴建陇返回礼县四角坪遗址，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分解安排。
“春暖大地，冻土消融，昭示着我们可以开启新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裴建陇表示，考古队将继续对遗址夯土平台的围墙进行“解剖”，探究遗址如何削平，进行奠基，再到夯基筑台建造的全过程。
时雨蒙蒙，云树苍茫，一座仿秦汉式建筑更显雄浑、古朴。这是位于陇南市礼县城关镇东新南路秦人广场的甘肃秦文化博物馆，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收藏有各类文物7889件/套、古籍1万余册，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近150件。
走过偌大的广场，拾级而上，进入甘肃秦文化博物馆，秦文化之风扑面而来。人们的思绪被拉回两千多年前高歌“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血不流干，誓不休战”的时代。
“门厅内，入眼便是一个颇具艺术感的篆书‘秦’字。这个‘秦’字中‘鸟’的元素十分显眼，因为对于秦人而言，玄鸟是他们的图腾。
这在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很多器皿、装饰物上都有体现。”
“整个博物馆由‘牧马西垂，屏卫周室’‘襄文建功，礼乐文明’‘车马扬威，东进关中’及大堡子山遗址沙盘等展区组成。
礼县是秦人和秦文化的发祥地，秦人在礼县的经营发展是秦帝国的肇始，在整部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博物馆以丰富独特的文化文物资源，努力形成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与展示中心。”
“秦青铜编钟、蟠虺纹车型器、金饰片、列鼎列簋……通过博物馆的每一件文物，秦人恢宏的历史脉络展露得更加清晰。
举例来说，礼乐展区展柜内由大到小一字排列的秦子镈钟，出土于举世闻名的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站立旁侧，仿佛能够听到秦人崛起西垂、横扫六合的慷慨豪迈的曲调。这组编钟的发掘，对于研究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2006年，大堡子山遗址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与其有着密切关联。”
……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文博馆员赵建牛从事文博工作10多年，介绍起礼县的早期秦文化文物资源如数家珍：“除了四角坪遗址，目前在礼县发现的还有大堡子山遗址、西山遗址等38处早期秦文化遗址，它们共同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
赵建牛说，四角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陇南继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后，又一个入选项目，“走进礼县，仿佛是在阅读一本‘活’的秦人历史教科书。”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在东巡之前曾在统一全国的次年进行过一次西巡，所到区域为秦的北地郡与陇西郡。礼县地属秦陇西郡，在此发现有秦人早期的都邑与先公陵园。
后经“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组在西汉水上游的考古成果证实，礼县境内有丰富的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案板三期文化、周秦文化和寺洼文化等遗址与遗存。
这里，悠悠文脉、万千气象。时至今日，绵延传承、弦歌不辍。
甘肃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区域，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
其独特多样的文化资源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奠定了甘肃省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甘肃省扎实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形成一批有分量的考古成果—
夏河白石崖溶洞遗址丹尼索瓦人考古研究，将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上推到19万年前；
秦安县大地湾出土的彩陶证明8000年前陇原大地上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庆阳南佐遗址大型宫殿式建筑显示，当时陇东地区已进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天祝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见证了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礼县四角坪遗址标志着秦从王国到帝国阶段的转型……
“这些年，我们联合多家单位，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人类起源与扩散、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研究时段从旧石器、新石器、青铜时代，直到宋元时代，贯穿甘肃省古代人群活动的始终。研究地域基本覆盖甘肃省全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陈国科说。
如今，甘肃省已经有敦煌市汉悬泉置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项目、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发掘项目、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发掘项目、礼县四角坪遗址等7个考古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惟有青灯黄卷、兀兀穷年，在文明开源之地的地层中访古探源，才能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陈国科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要在四角坪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推进的基础上，做好早期祭祀遗址的专项调查，为下一步研究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
“同时，我们将加大研究和阐释力度，重点展开周秦戎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相关考古报告；加大文物活化利用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