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荣斌

    去年回老家，遇到一个同连队的战友陈某某。他陪我一起逛了我村附近几个小村庄与江边湿地公园。边走边聊，他问我，当年你当连队文书时帮了我一个大忙，可记得？我问，“什么事，记不起来了”。他就很详细地说了那件对他五年军旅生涯有着重大关系的往事。这件往事一提起，我与他曾有过的恩恩怨怨也都涌上了心头。

    我与他是一个村的。一九六七年我在金华学校参加一派红卫兵组织，并被组织安排回老家宣传本派的观点。后来另一派红卫兵组织占了上风，我们的组织被压制。我是早早就没有参与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了，并由熟人推荐到金华县民政局的迁送站做临时工。当时工资每月二十四元，出差补助每日八角。第一个月，我几乎天天出差，连工资加补助拿到了四十五元。我把这笔钱交给家里，妈妈用这笔钱迁了祖坟。那时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直至应征入伍，才辞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迁送站工作期间的一天，家里来了长途电话，告诉我，村里掌权的这一派要揪我回村批斗，肃清流毒。再三交待我小心点。我想金华这么大，他们找我如大海捞针。沒想到，冤家路窄。接电话后的第二天傍晚，我乘长途汽车从温州回到金华，在汽车站，刚下车就遇到两个同村人也从义乌来的车上下来。我感觉到他们就是来抓我的。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对方，都有些措手不及。我想跑，跑不了；他们想抓，不知怎么抓。毕竟是公共场所嘛。尴尬中，我主动上前打招呼，问他们到金华有事吗？他们说来玩的。我说，既然来玩的，天不早了，不妨到我单位吃晚饭。听了我的邀请，他俩交流了眼神，异口同声地说，“好，好！”，此时，他们无疑是心中窃喜，也许心想，这可是你自己撞到我们枪口上来的啊。我用眼一瞟他们拎的包里居然有一根大麻绳。敢情他们要绑我回去啊，真吓我一身冷汗。当然，我请他们到我们单位，也绝不是引“狼”入室，而是觉得一旦进到我的“地盘”，我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动手也未必能得逞！我们各怀鬼胎到了单位，请他们吃了饭。我便问，晚上有地方住吗？如不嫌弃，你们可以在我这里将就。他们求之不得，欣然接受我的挽留。当晚，单位要求我第二天送一车"盲流"到温州，来回两天，但缺帮手。我向单位领导推荐了他们两个，然后征求他俩意见。对他们而言，这简直是意外惊喜，不但可以免费玩一趟温州而且还有两天出差补助，白拿一元六角钱。何乐而不为呢？此时，他们或许忘了到金华的使命，或者说放弃了这次任务。从温州回来后领了钱，他们就直接回老家了。他们的头问他们，你们带的人呢？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有本事你们去带，我们不干这事！头头也弄不清，他们到金华前后态度判若两人是什么原因？事后，我妈跟我开玩笑，“你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我答，天知道！

    无巧不成书。到金华抓我回老家批斗的其中一个，就是陈某某，与我同一批入伍，而且分在一个连队。新兵集训时他是团员，我是积极要求入团的青年。每周末他们过组织生活，我们就帮他们洗衣服。他们心安理得，我们也只能任劳任怨。我在新兵集训中入了团，此后半年，我分到炊事班当炊事员时入了党。又由炊事班调到连队当了文书（正班级）。此时，陈某某由于表现好，尤其军事技能突出，也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并要调查其家庭政治状况。他档案里记载，有一个伯父解放前夕被拉壮丁当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后下落不明。当时，部队最忌讳就是家庭关系中有下落不明的。连队把函调任务交给了我。接受任务后，我想到了他曾到金华抓我，想到了叫我给他洗衣服他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态。如果说，当年，他们到金华抓人，我忍气呑声是无奈之举的话，那么这次还要这么真心帮他吗？再三思忖认识到，对一个人关键时刻，只能帮不能害。害他也许能出一口气，但可能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帮他，也许委屈自己，但能成就他一生。鉴于当时农村情况复杂，人际关系不一样函调回复结论也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我找到陈某某，说明了组织要调查的问题，征求他这个函调信寄给大队哪个干部合适。他仔细想了想，告诉我一个大队干部的名字。我就把信寄到他指定的那个大队干部收。回函说清了他大伯的历史问题，他顺利入党。作为士兵骨干在部队干了整五年。于是便有我们相见时，他说我帮他忙的那件事。

    如果说，这件事是发生在年轻人不怎么懂事的时侯，可说可不说的话，那么我与另一个人的恩恩怨怨就不能不说了。说清楚了，也许对自己也有帮助。

    一九八四年，我被任命为组织处付处长兼党委秘书。一个六九年入伍的这么快走上团职的岗位，震惊了整个军校，引起一些人的羡慕和猜疑，但不会有多少忌妒。有一个人却对我不仅嫉妒还产生了恨意，真是羡慕嫉妒恨呀，而我却全然不知。他就是与我同年入伍的一个缙云人。一九八三年他任营教导员，正营职，而我是付营职干事。一年左右我先调正营职干事，紧接着又提拔为付处长，职务超过了他。他接受不了这个变化。一九八七年我任宣传处长，他任付团职纪检干事。就死死盯上了我。我们处放有偿电影，他就查票房收入；我们处代购代售彩电，他就查我们是不是赚差价。更可气的是，我们组织了演出队招了几十个女兵，他就找女兵一个一个问，处长有什么不检点言行，甚至诱导她们，找我的茬，好在没找出毛病，没揪着尾巴。当我事后知道去责问他时，他又断然否定调查我的事。由此我们之间结下梁子。以后，我也为难过他几次，让他出了洋相。从此我们俩的矛盾公开化，成了一对冤家。

    一九九二年后，我在基础部任政委，他到我部政教室当教员。他见我绕道走，我对他视而不见。如此僵持好几年，直至他乙肝复发住院，我们才重新有往来。

　　怎么回事呢？他曾得过乙肝，康复后是严禁饮酒的。但他没在意又喝上了，引起乙肝复发，住院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他们认为医院没舍得用好药。有人知道我与医院院长有交情，想让我出面帮忙。他和他夫人对我却都不抱任何希望。他们说，俞处长与我们有十几年的怨恨，怎么可能来帮我们。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帮还是不帮，纠结了一阵子。最后才想通，觉得他整我是过去的事，且没造成实际影响。现在他是教员，我是他的领导，本该帮他。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生命更重要的吗。于是，我找了医院院长，说服院长提高了对他的用药规格。那年春节前，我去病房探视他。他说，一定让他妻子与女儿去我家拜年。然后对我轻轻说了声“对不起！”我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吧，你身体好比什么都强。春节第四天一早，他妻子打来电话告诉他病故消息。我赶到病房，把他从病房送到殡仪馆，后又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因他有兄弟四个，所以按政策，父母不在享受抚恤的范围内。但他父母家境贫寒，晩年生活得不到保障。为他父母的抚恤事，我利用暑期，冒着酷暑，到他老家，向当地政府反映他家实际困难，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他们为我的真诚所感动，终于办成这件事，使他的父母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后我调北京研究所工作不久，他女儿也到北京就业，一时居住困难，我在单位挤出一个房间，为她解决了燃眉之急。

　　也许，你们觉得，是我在帮他们，其实在帮他们的同时，也在帮我自己。还是在电子学院工作期间。上级派来一个新的院领导，有人向他告我的状，说我霸道，容不下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举了我与这个人的例子。这个新来院领导找了这个人的妻子。他妻子就把我们的恩怨真相，及我对他们帮助的事告诉了领导。领导后来找我谈话，给了我一个忠告。说，在官场上，有竞争就会有对手，甚至有误会，有怨恨。如何化解矛盾，是最能衡量一个人的素质，智慧，气度的。以德报怨，最难做到，也最能化解矛盾，最能感化人。我看，你做到了。领导经过这次对我的考察，与我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还积极向上级推荐了我。现在我与这位领导成了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