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汉族，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其中有2部著作2次入选作家出版社“锐批评·剜烂苹果丛书”，1部著作1次入选作家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丛书”；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宁夏文学”这一词用得多了、用得习惯了，好像成了一个特指的概念。但它究竟是不是一个能经得起理论分析的文学概念呢？恐怕不是。当然作为名词，读者明白它指陈什么。可是，从纵和横两方面一深究，“宁夏文学”反而成了某种限制。至少让人觉得，这个指陈首先带有天然的排他性。因为，当说宁夏文学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就得具有某种基本统一的风格。那么，宁夏土著作者的文学创作，流寓宁夏的知识分子创作和其他外地作者创作的关于宁夏的文学，该怎么区分？究竟谁更能代表宁夏？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是这三类创作，作者个性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为着某种显而易见的辨识度，把大异其趣的文学作品，人为烩在一口锅里，恐怕多少还是有问题的。

      在这里提出这一问题，意在强调下面的论述，笔者只忠实于切实的感知印象来探讨一些相关问题。有的好像不那么“宁夏文学”，但也许是“宁夏文学”（以下不再用双引号标明）进一步壮大、丰富和发展，不可或缺的视野和价值借鉴。

      梳理既有的宁夏文学研究和批评，似乎离不开传统与现代这一对概念。然而，目前所使用的传统与现代，多为具体的印证式套用。是到所谓传统、所谓现代，抑或到传统与现代相互转化为止的一种价值终点。如此一来，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创作好像更为踏实；在传统与现代元素之间反复掂量，研究和批评也好像自认为更加妥当。程式既成，意味着传统和现代这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激荡的概念本身反而成了问题。

      基于这样的一种现状，本文所涉及理论理念问题，多在务虚，不拟置评太多具体作者具体作品。这是希望宁夏文学作者和批评者，多加谅解的地方。

      一、现代启蒙文学传统中的张贤亮遗产与今日宁夏小说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去世，笔者于是年9月30日《中国文化报》发表悼念性小文章《斯人已远，我们该思考什么？——写在张贤亮先生逝世之后》。文章题目提到的“思考什么”，其实是粗略的四点反问。一是他熟知他身处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性质，无论《我的菩提树》《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还是《小说中国》《我的倾诉》《美丽》《心安即福地》等思想随笔集，那种扎根在地域，却远不止地域经验的文学形象，我们有他的大视野吗？二是他有恒定的价值尺度，并用这个来自《资本论》的价值尺度来叙事，一直把思想触角伸向现实结构内部，我们有这个学理性依据吗？三是他能从一时代个人悲剧中看出彼时代国家民族的普遍性悲剧，并且能把视角再次返回到文化、人性和文学性规律，我们有这个叙事能力吗？四是他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经商很少有暴发户的自恋、土豪们的狂妄自大，做生意似乎也具有民族的大义——这不只是指他所经营的影视城解决了300多口人的吃饭问题，类似一般的慈善活动、对文学新人的奖掖和扶持，以及重要关头的敢说敢为，我们身边的富人很多，他们有这个气度吗？

      10年后的今天再看，张贤亮小说给我们的启示可能要比以上四点多得多，也丰富得多，唐突地归纳成四点显然太情绪化了。然而，倘若仍然以目前笔者所阅读到的宁夏小说为比较对象，现在看来，即使这四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所涉及的宁夏小说，没有其他价值判断的意思，只作为名词用。特指宁夏作者在公开文学期刊发表的小说，也包括宁夏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其他地域作者的小说。后者既然能在宁夏文学期刊发表，说明其风格基本符合宁夏文学编辑习 惯性标准。那么，也可以作为广义宁夏文学来看待。

      按照故事类型，整体的宁夏小说，依其主要倾向可以分解为这样几个类型。

     第一种是乡愁故事。无论长篇，还是中短篇，一旦取材村庄，十有八九便与乡愁有关。至于乡愁是什么、何以是乡愁，以及为什么这个时候非要“记住乡愁”，从这一类小说作者的叙述中，是比较难找到作者所蕴藉着的尖锐追问的。这也就大致可以断定，乡愁故事成为小说的主体，其实并不包含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对于好的小说，吸引读者进一步思索、玩味的部分，当然是故事之外的东西。既然叙事成分相当寡淡，故事也就仅仅是个故事，缺失了承载思想的结构。如果小说的目的只是为着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乡村故事，那么，叙述一段往事就成了小说的终极追求。回忆是乡愁最主要形式，其经验也就因含情脉脉而相对封闭，相对保守，相对忌讳酷烈的和艰难的消息。在此视角下，无论人物有多么复杂的社会身份，于叙述人而言，选择的只能是亲情；无论情节怎样跌宕起伏，于小说主旨而论，抹不掉的农耕符号一定是世间最美好的记忆；无论细节的枝蔓如何野蛮生长，对叙述的意图来说，上升到传统文化高度并且由传统拯救当下浮躁、飘零心灵的结论，也就总是首选。

      这意味着，乡愁小说只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用一个程式来标示：漂泊在外的叙述者，因为不如意，或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感情的需要，最先想到了故乡。然而记忆中的故乡已然远去，徒留选择性印记在脑中，那么，只好想象。想象的故乡，一般是有叙述人介入或观看的农具、农事、农活。当这些东西构成小说挥之不去的符号和幻象时，一段乡土故事便成形了。然后是添油加醋，直到像个小说为止。完成小说的过程，也是所谓传统文化起作用的时刻。因为，从作者的叙述流程看，农耕符号其实就是他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到这个位置，叙述者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了，表明拯救完成。

      很难说这类小说没有意义，但除了马上想到抚慰、温暖、安宁，撑死到忆苦思甜，其他也就没什么可深一步思索的了。即是说，这类小说，不能把读者成功引向共同回味那点生活的“额外”意义上去，这表明此类小说在故事之外并无叙事延伸。紧接着，诸如为何非得在城市生活不如意时，农村物事成为第一条件反射，以及何以要回忆得那么甜蜜和有趣？稍作分析便可知，这种到了真正考验作者面向现实且必须做出解释时笔头却退缩的原因，看起来退却的是文字，实则乃思想。如果此类小说作者在宁夏具有代表性，那么，基本可以说明宁夏乡土小说，根本未曾意识到在传统和现代两个不同的意识中看待乡村世界的区别，尤其没有意识到用现代眼光审视变化了的传统乡村情感形态的惰性。这一维在作者那里，完全属于叙述的盲区。这导致即使单纯写乡愁，不是拒斥现代乡村，就是厌恶现代城市，总之，只能走向反现代文明的歧途。

      这当然是乡愁故事中比较普遍而极端的一个类型。例外的也有，相比较只是多了些曲折和艰辛，从体验的角度，猛然间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感染力。然而，总的来看，确属一个类型，都害怕触角走向深入，害怕碰到现实后无法叙述而产生尴尬。所以，宁夏乡愁类小说，主打的是一个流畅，是奔现成答案而去的稳妥和安全，盖因所叙对象是超稳定农耕文化产物，本质上是静止的东西。

     第二类是错位故事。若干年前，当全国一线小说热衷于错位的大主题时，宁夏小说也曾于错位故事中分得了一杯羹，身份焦虑、价值焦虑、精神焦虑、信仰焦虑等，几乎逞一时之盛，紧随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机会不平等和阶层的分化。然而，叙述上的这种介入感，最终没能坚持多久，差不多一夜之间，大家突然变得心平气和了。转眼回到了错位的青春、错位的爱情、错位的亲情、错位的友情和错位的人际关系。不得不说，如此“错位”，实在让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们这里暂时不去谈可能涉及到的社会结构变化、经济模式调整和意识形态状况，单就永恒人性问题而言，这等“新”的错位，不也是人性成长、发展中的常态吗？一对两小无猜的少年，随着家庭变故，最终各奔东西，从文学通常设定的初心来看，似乎是对海誓山盟的背叛。可是，人的社会化首先意味着行动，唯有有效行动，人才能成长为个体，人性也才能同时获得成熟。那么，所谓“背叛”，或许仅仅是文学道德审判撒给人们的一个美丽谎言。因为真正的人性成长，本来就包含对情感的否定之否定。同样的道理，年轻气盛之时，双肩无比轻松，双脚无比轻盈，呼朋引类，错把他乡作故乡；信心满满，也激情满满，大有所向披靡的豪壮。可是，现实终归不等于幻想，有一天突然发现，已然两鬓斑白，一身油腻松弛的赘肉，表明青春早已不再。恍然间盘点草率的行踪，原来一凡夫俗子而已，于是独怆然而泣下，只能怪命。这个时候，能拍着胸部理直气壮地说是命运的错位吗？陌生的反而成了熟悉的，熟悉的却成了陌生的，兴冲冲满怀期待而来，没想到收获的竟是懊恼、沮丧、颓唐和无奈。然而，一个简单的“回去”就能了却一切吗？ 显然不能。

      除此而外，我们见得更多的是着眼于个人内心世界五花八门的错位。个人与个人内在性的持久分裂与纠结，父子之间明明暗暗的别扭，婆媳妯娌之间微微妙妙的怨怼，兄弟姐妹之间剑拔弩张的反目，乃至错把仇怨当友情的愕然，误把坦荡澄明作阴谋狡诈的悔不该当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浏览这一类宁夏小说，能体会得到，作者煞费苦心讲这样的故事，理念似乎是正确的，就是为着通过各种个人意义的错位，撕开探照人性的口子；也通过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一再表明个体选择的不可预见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叙述方向无疑也是早已被文学理论所首肯，因而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或者更进一步，人性的飘忽，叙述的凄婉，结局的伤感，话语的情绪化，亦为着达到审美上的柔绵与忧伤，进而争取美学的份额。毫无疑问，打的正是哀而不伤、悲而不颓、凌而不厉的中庸之牌。

      问题是，和情感的不自觉“背叛”一样，日常生活世界里的所谓错位， 不过是个体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互联网、科技等综合系统运行中水涨船高的一个常态。表明传统的体系结构正在遭遇危机，而新的秩序尚未构建起来。然而，这一切与封闭状态下的人性实在没有多少必然关系。由此可推知，之所以在宁夏小说作者心里有那么多的人性错位，大概因为他们就认为世间存在一种永恒人性，而且认定经过情感和道德的再三洗礼与追责，人是可以回到被设定的那个永恒人性的。闭着眼睛讲述如此这般的错位故事，其明明之心虽然令人感佩，可着实不知小说人物严防死守若此，该怎样评价其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关系。

      第三是荒诞故事。可以肯定，网络文学中玄幻、穿越、怪诞、荒谬细节，以及自媒体平台常见的雷人情节和梦幻般的命运跨越故事，一定给了宁夏小说作者不少启示。这些资源远胜于卡夫卡等经典现代主义作家对宁夏小说的影响，导致其荒诞故事总是那么别扭而乏味、贫血而缺钙。

      大致来看，主人公多半是一种设计。所以，需要写实的地方往往显得浮夸不可信，而虚构之处却反而一本正经。这是此类小说喜欢用梦和不可靠叙述者填充客观现实内容的原因。莫名其妙之处就在于，要么人物并非来源于生活，要么设定该方法需要这等玄而又玄的人物。总之，笔者阅读到的宁夏这类小说，其荒诞性仅仅是一个多余的装置，在小说中非但发挥不了荒诞的作用，在其搅动下小说题旨反而变得异常混乱和幼稚。比如，本来某人物实际生活履历对应着特定历史时期，并且也是该历史时期最不堪生活的当然承受者。可是，作者为了变换花样，或者耽于对该经历的深入体悟，便拿出梦来衔接和过渡，结果弄巧成拙。还比如，欲想通过不可靠叙述者，来承担讲述沉重故事的主角，以期让读者获得“轻逸”体验。不巧的是，在插科打诨中，人生正剧被亵渎，人生意义也在颠三倒四的个人经验中被粉碎。

      荒诞之不好驾驭，难的不是怎样荒诞，实则是不得不如此变异，以及不如此变异便不足以把事情真相戳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触碰到的是一个有价值的节点，而要跨过这一节点不至于变味，必须用开放性的形象来捕捉，这是荒诞作为一个手法出现在小说中的重要原因。如此经典事例并不鲜见，如果卡夫卡不用甲壳虫，那么，他只能袭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这显然大大削减了从行动上表征现代人心灵承受的烈度。当然，笔者看到的此类小说的荒诞，实与现代主义无关，不过想表达某种神神秘秘的“道”而已，是传统的极端化。

由此可见，宁夏小说的荒诞故事，并不是面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现代个体处境的叙述。

      也许还可以继续分类下去，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现在有理由把张贤亮的文学思想遗产细化成小说，进行一些简单对比了。

     首先，思想上张贤亮小说是对中国现代启蒙传统的一个延续与发展。无论他写“爱情”，还是“改革”，始终离不开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处境，甚至他是通过社会来折射人的遭遇的，这是他笔下人物具有普遍社会共情的根本原因。尽管有些研究者喜欢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来看待张贤亮小说，这只说明张贤亮的广博，丝毫不会影响张贤亮骨子里的现代意识。这样的作家，大概不会轻易相信永恒人性论。

      其次，身份意识上，张贤亮小说肯定属于典型知识分子叙述。这并不是贬低所谓“民间”“底层”视角的叙述，而是表明张贤亮小说故事中有着一种不灭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担当感。通常，这种品质在他小说表现为自觉的审视和批判意识。因此，他笔下人物也就不那么容易给戴上标签符号的帽子，这是他能把个人故事讲成全体故事的本质所在。这样的文学理念和价值追求，不可能轻率信奉哪一类文化形态。即便在当时看来比较理想的文化形态，他也只是在经验基础上当作一种参照来用，且多有辩难、证伪成分。这样的视野，恐怕不会轻佻相信仅凭一种修道或好心态，就能改变现状。

      第三，张贤亮小说大体上是自我素材作为叙述对象的，可是他的语言基调又是反个人私密化和个性情绪化的。这造成了他小说最终面向现实面向社会面向历史面向人本身发言的特点。可以说，这也是他小说具有史诗性的标志。然而，写小说的张贤亮并不首先考虑文学史定位。自由表达，是他创作的根本动机。这样的姿态，似乎也不大可能通过追逐热点、时风来换取赞誉，或者博编辑与评委的眼球以图首肯。

      今日宁夏小说，肯定有自己的主要关切，也有自己时代的审美趣味。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宁夏小说，疏离乃至背叛张贤亮小说传统，哪怕认为张贤亮是流寓宁夏没有地域文化观念、没有故乡情结、没有根深蒂固的农耕根性，可以义无反顾剪断与他的思想联系，写出有鲜明宁夏地域标记的小说才是对宁夏文学的贡献的认识，都是狭隘且很不明智的。

      说到底，宁夏小说的这几种突出文化表现，实际是狭隘地域文化作祟的结果。一方面总想着直接体现地域胎记，反而走到了现代文明的反面；另一方面为着极力证明地域的也是世界的，沉陷永恒人性论反而与现实社会背道而驰。如何跨越这个两难呢？只有以局外人眼光，面向现实，审视宁夏地域文化惰性和传统历史文化思维惯性，才能真正看到地域的优点，也才能使现代文化的根扎得更深更牢，从而以文学特有功能帮助构建更稳定的现代文化体系。

      二、思想言说的文学批评与今日宁夏文学评论

      有了张贤亮，宁夏小说自然要令外界多看几眼。但让人刮目的前提是，宁夏小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久已形成的写作惯性，和长期积淀而来的小说文化陈习。这些东西也许源自先天地域文化、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也许源自后天人为的某种有意诱导、刻意塑造。总之，产生的后果是，身处宁夏很难突破宁夏，这如同置身共同体中反而无法审视其局限一样。这倒不是质疑宁夏小说的真诚，强调的是应该换一个陌生的角度再来表达这片土地。

      谈宁夏的小说，尚且有个张贤亮可资参照。谈宁夏的文学评论呢？为了避免为尊者讳，笔者只能就一点粗浅的了解，不揣浅薄先简要回顾一下经典著作给文学批评下的定义，然后略为对照，看看宁夏文学评论处在什么位置。

      据笔者所阅读，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其实是现代以来关于文学研究的特殊指称，有着确指含义。现在，文学批评当然早已是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了，它隶属于中国文学旗下。学科规范只是对学科中某一倾向属性的界定，并不就此圈死该倾向。文学批评正是如此，它是文学研究中需要格外突出研究者思想倾向的一种述学话语方式和价值表达形态，审视、反思和批判是其标志性特征，这即是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的本质区别。中国学者刘象愚翻译，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9年首次在美国出版，1963、1965年分别在美国重版，1984年中文版首次在三联书店出版，2017年该书店重版）一书，就把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进行了区别论述，同时也强调指出，擅文学批评者，必须同时熟悉并穿越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陈见，这意味着前瞻性和创新性是文学批评的核心品质。对比之下，什么是文学史，以及什么是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自然就不难辩别了。对文学批评的这个内涵界定，一直延续到该学者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一卷，在此后的二十二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后七卷，2007年全部出齐，杨自伍翻译）。在论述1750年到1950年长达两百年百多个各国批评家时，作者始终贯彻着文学批评的理念，未曾见到他把文学批评降维成文学评论。

      韦勒克等对文学批评的这些经典论述，生命力经久不息，直到70年后的另一英国学者的论述出现，这个基本内涵仍不见有丝毫退色和变异，它就是特里·伊格尔顿的新著《文学批评的革命者：五位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唐建清翻译）。只不过更进一步发展了或深化了的是，伊格尔顿所筛选的五位批评家——艾略特、查理兹、燕卜逊、利维斯和威廉斯，带着拯救文学批评危局的使命。诚如作者所言，“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正面临被忽视的危险”（第5页）。因此，所谓改变我们阅读方式的批评家，其批评不再是单纯为文学服务乃至始终依附于文学创作的模样。之所以有这样的补充，伊格尔顿有两个前提值得注意。一是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学而言，当今文学，主要是文学语言，已经代表了对商业化、功利主义文明中生活和语言贫瘠的一种反应，这种文明日益受到电影、广播、大众报刊、广告和通俗小说的影响；二是即使是革传统文学命的现代主义，也感到自己面临着语言资源的急剧枯竭。伊格尔顿声称，重新界定的文学批评，是诊断这些社会弊病的一种方式，它的任务是研究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的运作原理，这种话语形式将语言从一个粗俗的技术社会所利用的纯粹工具性目的中解放出来。被解放出来后，“语言、人、价值观和关系本身都将被视为目的”（第6页）。由此可见，这时候的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起于文学而绝不止于文学的思想言说，它是一种综合视野和跨学科知识的产物。

      伊格尔顿论述的语境，也许与我们生活的现实多少有些不同。可是，从我们感受到的文学创作现实，包括文学评论花样翻新的术语来看，其所逐新的猛劲，好像也一点儿都不逊色于伊格尔顿的语境。这又告诉我们，单就文学意识形态而论，我们的文学及其评论似乎早已深陷在了那种语言的贫瘠和枯竭之中了。倘若我们再深一层追问，集体性扎向传统文化，不约而同认为人精神价值上的分裂和错位在于修道不够、心态不好，以及通过荒诞穿越就能度过人本身危机的主题，说穿了这已是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叙述过的老话题了。现在对此还相当振振有词，不是江郎才尽，而是误入整体贫瘠与枯竭深渊不自知罢了。

      在此背景下，笔者仅就宁夏文学评论现状，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也，万一不妥，权且当作杞人忧天好了。

      第一是工作总结式报告。调研报告当然是一种简洁明快的资政文体，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三段论式结构。读之立场鲜明，结论清楚。可是面对文学创作这个个人意识和潜意识化比较突出的产品，这一文体就显得不那么适合了。主要是人的精神及价值状态不能被科学量化，再加上象征、隐喻、反讽等常是叙事文学的基本手段。前面两块内容倒不难驾驭，到了解决问题阶段，如果依着调研报告文体特点，就该快刀斩乱麻得出一二三个答案，这怎么可能？倘非得如此，便只能就事论事。可是，这就能说透问题吗？不能。最关键的一点是，对于文学来说，所谓对策建议，最大的可能性恐怕只是依照热点文化思潮给出的答案，因为这些东西更方便于操作。所以这一类文体，一旦落入个体评论家之手，只会导致思想探索的浅化、窄化，无法看到文学之所以如此的历史性制约因素。长期纠缠于总结式报告的统计和归纳，文学创作就会变成某种订制式的模式生产，从此无缘回应内心的自由召唤。本来，可能性生活方式，一直是文学建构的当然任务。现在，当可能性变成了大家都沉浸其中且还能点数得清楚的生活，这是贫瘠与枯竭从评论转换到文学创作并开始起作用的最直接表征之一。

      第二是正向性经验互证。经验有正向性和反向性之分，这是一般情况。然而当两者同时走向极端，正向性就变成了鉴赏、赞美、图解，反向性则容易被激越的情绪所左右，一变而成故意的说反话、唱反调，那就与理性不沾边儿了。宁夏谁的文学评论有这个特点，这个不便于说。但跟踪浏览之余，正向性经验互证的确给笔者留下了极深印象，说明这一路评论颇占上风。好处是，顺着作品阐释容易很快彰显出作品的优点；坏处是，一味顺着创作者，创作容易变成惯性制作，创作者会在一路荣耀中舒舒服服地走进死胡同。当然，评论中正向性经验互证之成立，前提必须面对的是毫无疑问的经典。哪怕把张贤亮小说作为批评对象，在思想层面看，仍然有许多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可是仅当作一种叙事进行一般性评论，就不一样了。只要评论资源低于乃至平行于张贤亮，从小说要素上说，张贤亮绝大多数小说，的确堪称完美。这即是正向性互证的致命局限，因为它有个前设不可撼动。这前设就是文学原理的惯性，评论只到原理为止，批评则才从既定原理开始。因为批评有穿越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资质，并能从更广阔的普遍性回过头来审视这既定的一切。这一层面看，这路评论长期盘踞在宁夏文学中心，实在是把文学及其研究的质疑性气质一步步推向了麻木的境地，这是从文学的内部生产开始排斥异质元素进而走向同质化的表征之一。

      第三是文学史规定性知识的机械填充。分开看，这种判断似乎偏于尖刻。可是如果你足够熟悉对象，其实只是一种客观陈述。一是做此事的人，基本清一色学院教师，他们所熟悉者多为文学史教材。二是学院化知识熏陶之故，“梳理知识”成了他们习惯性话语方式。这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动辄“从当代文学史上看”，或者“中国当代”、某个文学时期等，会那么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评论文本中了。盖因这是一种被钦定的学科行话，只有浸淫其中，似乎才有合法性。不幸的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并不以最终给假定的文学史提供资讯而自豪。我曾读过很多类似著作，美国很没有名气的当代青年学者约瑟夫·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张德旭翻译）一书就是很好的例子。打破“范式”，是该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之处。在他看来每当一种批评思想耗尽之时，必然要有人站出来颠覆那种让人倍感无力的知识惯性，真正的批评才得以露出头角。令人气闷又不能一下子找出原因的那个生产机制，便是范式。而当代最突出的范式，便是大同小异的文学史知识印证法，诺思称之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批评，即把批评当作生产知识的手段的研究。回顾宁夏文学评论，致力于文学史框架内的写作，看起来是为宁夏文学做出了汗马功劳，毕竟，他们在既有和假定的未来文学史中论评宁夏作家。然而，未来文学史只要不是自己亲自操刀，这种美丽承诺马上会变成一桩骗局。

      因此，既然文学创作首先面向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而不是冲着文学史，那么，文学批评就应该而且必须在幽深的历史隧道，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去辩证、辨伪乃至审视文学。否则，评论中文学史知识堆积越多便越具有迷惑性。依照伊格尔顿的看法，这种评论大约只能给本来已经陷入枯竭的精神生活，多添一层莫名其妙的迷雾罢了。机械填充法不自觉堕入推动贫瘠和枯竭生活的帮手，这就走向了自己本来致力于反对的一面。宁夏文学长期处在某种低层次循环水平，不能说与这种“知识化”研究无关。应该说，以上两种评论之外，这一种模式是最隐蔽最委婉因而最根本的误导。它以文学史的名义把有价值的基层文学经验，限定在了被层层包裹的行业圈子，为文学思想的突围设置了人为障碍，充当了精神生活走向贫瘠和枯竭的幕后推手角色。

      三、结语

      以上所论，仅限于宁夏文学的小说和评论，也仅是对这两种文体的批评性意见，这是需要宁夏文学的参与者，特别是小说和评论作者，多加谅解的一点。宁夏文学中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等的写作，在此基本未曾涉及，原因是有些笔者已经专门写过文章，对照今日创作，其经验未必超出了笔者当年的基本判断，自然没必要再费笔墨；有的文体，笔者的确并不熟悉，也就不便贸然置评。

      至于以张贤亮小说为参照，一则相信多数宁夏小说作者读过其小说，有比较深的印象，对比之下容易产生感性认知。二则希望像张贤亮那样，而不是变成张贤亮第二。像张贤亮那样，强调的是关注核心的、重大的社会现实和精神价值问题。核心的和重大的问题，不意味着不是普通个体的问题。翻遍张贤亮小说，他并没有多写一个达官显贵，恰恰相反，他写的全是底层乃至更弱势小人物的遭际，全是弱势者及其阶层非自身努力而导致的苦难结局。正因为故事围绕这样的人物展开，才牵一发而动全局，文学才更有思想价值。

     相比之下，论评宁夏文学评论，笔者更倾向于探讨某种宏观理念，这是因为，既然称之为评论，就说明距离文学批评还有距离。另外，据笔者所了解的宁夏文情，吃力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堪称文学批评家的高嵩、刘绍智等教授学者，因离世过早，或未来得及参与今日宁夏文学，或主要兴趣不在张贤亮之外的宁夏文学，对比已然失去有效性。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不管怎样界定研究的内涵，文学批评工作不是为哪个作家个体撰写功劳簿，也不是为哪种文学风格预定文学史席位，更不是量身定做符合某大奖的审美样本。从根本上说，文学批评的思想言说为的是推动真正的理想生活的实现，文学作为形象表现这种生活的话语行为，研究它的目光理应射向最基本的现实底盘。而以上所胪列的几种常见宁夏文学评论，显然基本属于文化热点思潮下的应景写作和文学学科内的既有知识使用，这就急需打破这种人为限制，方可从批评的角度促进作者面向实际生活言说。

      总之，无论张贤亮小说启迪，还是定义成思想言说的文学批评，都是以发现真问题，关注重要精神疑难为旨归的方法论。其开放性需要从业者全部的精神投入，至少需要有面向现代人普遍诉求的切实的表达激情。否则，一切动机的投其所好、一切形式的追新逐异、一切理由的嫁接套用，本质上说，都与文学思想价值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