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导读：面对当今的政经状况与社会现实，重读康德的“两个敬畏”（我头顶的星空，我心中的道德律），我们是不是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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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记起康德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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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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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录着一段很有名的铭文，深受人们喜爱，流传甚广，翻译成汉语是这样的：“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最后的半句或被译成“位我上者灿烂星空，存于我心者道德之法则”。还有两种常见的译法，一为：“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另一为：“有两样东西，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日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着心灵：我头顶的星空，我心中的道德律。”

简而言之，令这个著名的大哲学家无限赞叹和敬畏的有两件事物：头顶的浩瀚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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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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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德国著名诗人、政论家、思想家海涅在其所著《论德国》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康德的：“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而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而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在其颇负盛名的著作《西方哲学史》中则如此说：“伊曼努尔·康德，一般认为是近代哲学家当中最伟大的。我个人不能同意这种评价，但是若不承认他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愚蠢无知。”

康德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在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在贵族家庭中担任过九年家庭教师，后在哥尼斯堡大学任讲师、教授，主讲逻辑学、哲学，以及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共二十七年，直至1797年退休，毕生从事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而且终生独身，生活中没有过波澜起伏的大变动。

传说康德是一个生活习惯十分有规律的人，其附近的居民惯常根据他作保健散步经过各人门前的时间来对表。但是有一回他的时间表打乱了几天，那是因为他在读卢梭的《爱弥儿》一书时，文笔的美妨害他去注意书的内容，他说因此得读几遍，故而生活规律暂时有点打乱。人们评价康德的一生“是平平静静沉浸于思辨的一生，是在哲学的一个极盛时期，洞隐发微、独辟蹊径的一生，也是在德国的困难条件下阐发启蒙思想的一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的一生”。所以，海涅在《论德国》书中还说过：“康德这人的表面生活和他那种破坏性的、震撼世界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对比！”

康德的早期著作比较多地涉及科学，少关系到哲学。自然地理是他很感兴趣的一门学科，他执笔讨论过地震，写过一个关于风的论著，还有一篇关于欧洲的西风是否因为横断了大西洋所以多含水气的问题的文章。他的科学著作最重要的是《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该书在拉普拉斯星云假说之前便倡导星云假说，论述了太阳系的一个可能起源，具有首创一个确有成果的假说的非凡功绩。康德后来深入哲学领域，创立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体系，自称为“先验的唯心主义”或“批判的唯心主义”、“批判哲学”，我们则习惯地称之为“先验哲学”，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在他的另一著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中所揭述的伦理体系，则尤其“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罗素之评价，见他的《西方哲学史》）。康德表示，自己需要的是“一种不夹杂半点神学、物理学或超物理学的完全孤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他认为，一切道德概念都完全先天地寓于理性，发源于理性。人出于一种义务感而行动，才存在道德价值；行动像义务本可能指定的那样，是不够的。道德的真髓应当从规律概念引申出来；因为虽说自然界的一切都按规律而行动，可是只有理性生物才有按规律的理念而行动、即凭意志而行动的能力。客观的原则这一理念，就它对意志有强制性而言，称作理性的命令。笔者在这里引证了这么一大段文字，为的是要介绍前文中提到的康德两个敬畏所产生的理论背景，即此处所说的这些都是与康德的两个敬畏紧密相关的内容，例如此处说的“理性的命令”，应当就是指前文中的“道德律”。

康德提到的“浩瀚星空”，显然给人以感性上的强烈激动。我们可能都曾有过如此体会：在晴朗而无月亮的夜晚，置身户外，仰望着满天的星斗，那是何等的深邃和辽阔啊！只有在这时，你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广袤，什么叫浩瀚，往往还不由得产生出“人何其渺小”、“何其卑微”的感叹。当然，康德的“浩瀚星空”不单是实指我们头顶那一望无际的夜空，作为一个曾经热衷于自然科学而且早于拉普拉斯倡导过星云假说的大哲学家，他的这一用语无疑还指整个宇宙，指人类生活在其中的大自然。

康德的哲学有企图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倾向，虽然他的“自在之物”把人的意识和自然隔开，可他毕竟承认了自然是一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独立存在，并且是感觉的泉源，只是又断言人对它不能够认识而已。然而，不能够认识并非等于不去认识，人类是应当和必须去认识世界的，康德的哲学就是这样常使自己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如同他所举出的那几个著名的“二律背反”一样。或许，也正是这种难以认识，成为了康德对大自然产生出无限赞叹与无比敬畏之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还会感到“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细加体会康德的这一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康德对“浩瀚星空”的敬畏分明表达了他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念，那就是，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不能逆自然行事，必须与自然友好相处。显然，康德这一思想与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例如《庄子·天运》篇中就提出“顺之以天理”，《韩非子·大体》中也指出“不逆天理”；西汉时经过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后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政治、伦理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著名国学学者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做过具体解释，他说：“天”指自然，“人”指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后来还补充说：“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季先生认为“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不过，中国古代也有与“天人合一”相对立的“天人之分”学说，甚至还产生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最著名的要数荀子（荀况），他在肯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后所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就是非常典型的人定胜天思想，再如《逸周书·文传》中也说到“人强胜天”，《史记·伍子胥传》也道“吾闻之，人众者胜天”，《聊斋志异·萧七》中亦有“登门就之，或人定胜天不可知？”从这些例子就可想象到我国历代以来这个“人定胜天”观念对国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到了当代，再加上毛泽东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观念的宣传鼓吹，使人同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扭曲，几近不顾一切后果的破坏式索取与掠夺，已经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与资源的利用和储藏上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无独有偶，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各国也犯有相同的错误，他们因为有讲求自我、具有独立和冒险精神的传统，并总是企图通过科技发展达到无限制地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目的，尤其从近代开始直到当今，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这种征服和掠夺也越来越厉害。于是，便出现了全球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问题，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继续发展及日常的生活质量。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所主张的对大自然的敬畏无疑具有极强的预见性与极其重大的普世价值，值得全世界所有的人时常记取。而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吸取教训，积极弘扬“天人合一”思想，以善待大自然，把“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目标时，也要牢记康德的这一思想，时刻怀着对大自然虔诚的敬畏之心。

康德“心中的道德律”是其哲学体系里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人类的全部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都来源于先天的道德律，只有懂得了先天的道德律才能正确地下道德判断和防止道德腐化。康德还强调，道德律同自然律一样具有普遍适用性，它决不能是经验的原则，而是一种先验的原则，它至高无上，为一切有理性的人所遵循。道德律不同于自然律之处在于：它必须具有“应当”的特征，是一种指示意志“应当”如何行动的原则，换言之，它必须采取“命令”的形式，是对意志宣示的一道命令。所以在康德那儿，道德法则是一种“绝对命令”，即任何人都普遍具有的一种无条件的、必然的、先验的指挥行为的力量。“绝对命令”是一种强制的客观力量，它要求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必须自觉遵循。只有从“绝对命令”出发的行为，才是道德行为，“绝对命令”是道德的最高原则。人应该按照“绝对命令”行动，应该为义务本身而尽义务，不掺杂任何欲望，不为任何情感或快感所左右，不考虑什么效果。康德在这里显然有失当的地方，不能被辩证唯物主义所认同：一是他的道德律被指称成“先验的原则”；二是他在强调人应该按照“绝对命令”行动时，“应该为义务本身而尽义务”，即指人的道德动机决不应当掺杂任何情感上的好恶、趋利避害的因素，以及对行为效果的任何考虑。这无疑是与康德的整个“先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相一致的，尽管他把这样的道德动机称之为“善良意志”并认为它与“责任”观念相联系，是通过“责任”来体现的，而“责任”就是出于对规律的尊重而必然去做的事。

不过，我们不难看到，康德的这一道德思想包含着的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内核，只要去掉它的唯心主义外壳，譬如把“先验的原则”变成通过道德实践而确立的实际原则，并且将动机与效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它就会熠熠生辉，发挥出正确指导人们道德实践的革命性作用来。此外，康德明确地提出了三条先验的道德原则：（一）、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二）、你须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成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三）、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布普遍规律的意志。仔细体会这三条道德律，里面含有真理的颗粒，在康德所处的时代颇具革命性意义，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十分可取的。其中第一条认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只有在适合于“普遍的立法原理”，即成为对任何有理性和意志者都有效时，才具有普遍有效性，才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才是具有真正道德价值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强调了道德原则、道德要求的普世性，也强调了任何人都得自觉遵循社会确立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第二条则强调了“人是目的”，强调了人格，强调了“人的尊严”，因而要求每个人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又同时承担着共同责任，以使个人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感达到完美的统一。这不仅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充分表现出当时康德所主张的反封建、反宗教的启蒙精神，闪现着历久弥新的璀璨光辉。而第三条就是所谓的“意志自律”，亦即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规定法则。康德认为，人是道德法则的主体，人的道德活动必然是真正“自我”的活动，亦即“意志自律”的活动。自律和他律是康德创立的伦理学用语，“他律”指依据外界事物或情感冲动、为追求道德之外的目的而制定的伦理原则；“自律”则指不受外界的约束、不为情感所支配、根据自己的“良心”、为追求道德本身的目的而制定的伦理原则。

康德不赞同“他律”，认为把道德建于“他律”基础上的观点，都会使道德失去普遍必然性；他强调道德律具有独立性质和自身价值，“自律”则是表明人的道德意志是独立自主的，每个人都按照理性规定的道德律，按照理性的意志和目的行动。所以，康德的道德“自律”学说使道德远离了神学，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学、主张个性自由、尊崇人的理性的启蒙精神，他的“自律”无疑是一个富有真知灼见的概念，去掉包在它上面的某些唯心主义色彩，便成为能够为我们充分使用的科学概念。

当然，我们有一点与康德不同，认为道德实践是需要严格的他律的，譬如制定出各种各样、适用于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行为规范，包括公德和私德的具体要求，让人们认真遵循；并通过社会舆论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要求进行监督与评价，还采取适当且可行的办法措施对违背道德的行为予以处治，如近日公布的《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就是如此。但我们更强调自律，因为道德行为固然需要他律的严格约束，但行为主体的内因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达到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当主体形成了高度的道德意识和具有坚定的道德意志时，才会如同康德所指出的那样，按照“理性”规定的道德律，按照“理性”的意志和目的行动，即具有强烈的自律意识，自觉地做出合乎道德原则与道德要求的行为，这样才能使他律真正落到实处。所以我们主张在道德实践上，应坚持“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原则，今年上半年最高领导人在谈到道德教育的时候，还重申了这一原则。总之，康德“心中的道德律”是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观念，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因为将康德划入了唯心主义阵营，便对其思想体系中的具有合理性、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一概给予否定与排斥。

康德的两个敬畏实际上关涉着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两个最重要问题，体现出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睿智。对于人类而言，总是面临着两个必须妥善处理好的重大关系，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是人和社会的关系。后者亦即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马克思就有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法，这众多的社会关系除了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伦理道德关系了，它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当中也不例外，不容忽视。由此观之，大哲学家康德指出令他无限赞叹和敬畏的事物是“头顶的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绝非一番浪漫主义的诗意感慨，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哲学思维；仔细分析起来，更不是所谓的“唯心主义”之论，而是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思索，是属于真理性的认识，具有实实在在的振聋发聩作用，值得人们给予充分的了解并牢牢记取。甚至不妨说，如果世人能够如康德那样对大自然采取无限敬畏的态度，一直善待自然，在一种正常的状态中与大自然友好相处，也许今天地球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生态失衡、人类生存环境趋向恶化的问题，大家也不至于为气候的变化无常、为严重的自然灾害频仍发生而惊恐莫名。再譬如对我们国家来说，如果国人都能够在心中牢牢树立起道德观念，并像康德那样对“心中的道德律”采取无限赞叹和敬畏的态度，也许今天就不会出现世风日下、道德严重滑坡的局面，也就不至于经常发生出为数不少的道德严重失范甚至缺乏起码良知的事件，乃至还出现少数人在外国因不遵守起码的公德而丢尽“文明之邦”脸面的无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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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亲密接触哲学以来，就产生了一个可能被称为是“离经叛道”的想法，即：唯心主义虽然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时严重失足以外，在其他问题上也不见得有多么的荒谬绝伦而罪不可赦。相反，由于它强调和突出思维的作用而非常重视思索、重视认识，往往也会产生出一些优秀的思想成果，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其例；而被标签为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在认识周围世界时，也可能唯心、唯物的认识方法兼而有之，本文所说的康德先生即是如此。所以，当年笔者看到康德的两个敬畏之后，就感到特别欣赏特别喜爱，从此便常常想起，而且思索起来总是有一种很凛然的感觉。并经常向周围的人们提及，甚至热心地予以推介，包括在后来的教学中也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例证使用。笔者认为，康德的这两个敬畏，理所应当成为人类集体的敬畏，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真正的敬畏，并且如康德所说，还要对它们进行“深沉和持久的思考”，从而使这种敬畏“越来越历久弥新”。

况且，在今天，提倡康德的两个敬畏尤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符合我们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指导思想。第一，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一齐抓，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专门有一条，即第十四条是阐述“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第二，针对我国当前社会上的道德现状，党和国家十分强调加强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例如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多次强调过这一问题，还明显谈到“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最近的11月底，他去山东考察，在曲阜市考察了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指出了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还说到：“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自然就意味着对大自然的敬畏；而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当然应以无限赞叹和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为前提。这样，在奋勇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时刻想起康德的两个敬畏就更有必要了。（2013年12月写作于长沙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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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文士明，网名文明之士。湖南双峰人。1965年湖南邵阳市一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务农。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分至长沙某高校执教，后来调任学校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时兼做教学工作，退休前为该大学管理学院主官。作者从小爱好诗词阅读与创作，退休后常有佳作在朋友圈里流传，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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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