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百年忆父亲》（蓝毅）

网友李持平曰：蓝毅文章，信息量极大，尤其涉及李端棻等珍贵资料……

蓝毅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但凡在世间晃过的人，勿论荣辱贵贱，无一例外都出自一个称之为家的社会单位。

家的形式虽然千差万别，但其构成要素却是一致的。它是以婚姻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称之为社会细胞的最小单位。正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家，才有大千世界的富贵与贫穷，幸运与悲惨，善良与丑恶，睿智与无知，这种共存构成了社会百态。我们的家也曾是完整的构成，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没有留下任何温馨的记忆。

懵懂中似乎有幼时被称为少爷的经历。

因为我仅仅一岁多一点，父亲就失去了自由，两年后又无端死于非命。

接踵而至的是，曾经的家被划给父亲当年的袍泽使用，我们从此流落社会没了栖身之地。

由于母亲肩负抚养4个幼儿的生活重担，被发配到偏远的黔东南任教，那种生离死别的印象成为了我人生的最初记忆。

母亲临行前，将我们四兄妹分别寄养在亲友家，忍痛独自上路到前景未卜的远方。

我们再次闻到母亲的气息，感受她的温情，那已是6年后的事。

这一段往事构成了我另类人生的序曲。

由于父亲离世较早，所以在我人生中他的存在只是我一个生物学基因的概念而已，他离世时，我正值懵懂未开之时，后因运动不断，家庭忌讳，造成我未成年时都无法知晓父亲的名号。只是常常会听到母亲夜深人静的唠叨：

“我与你父亲共同生活不过六七年，但我却付出了一生。”这种直戳心灵的话语，至今想起来还不免令人脊背发凉。

说来无人相信，我真正能堂而皇之的直面父亲，那已是“三中全会”之后，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之后，关于父亲的话题才不再避讳。

那时我已人近中年，对于人生冷暖、世态炎凉已有深切感悟。

母亲1997年去世，百年家庭史，真的可以见证一个时代。

外公死于护法运动之时，那时母亲仅3岁，而第二波给母亲带来痛苦，则是父亲——曾经的抗日将领，人到中年散手而去。

所谓人生三不幸“幼年失怙，中年丧夫，……”母亲竟摊上了两件，好在历尽劫波子女在，才给母亲些许安慰。

母亲的坚韧、坚强，成为了我们兄弟姊妹活下来的基础，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母亲蓝淑华诞辰110周年祭》纪念致敬母亲的原因所在。对于家庭的荣光与苦难，推源肇始皆从父亲而起，母亲去世后我就萌生了从心灵上走近父亲的念想。

经过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在朋友的帮助和鼓励下，年过古稀的我总算看到了父亲在远去的历史潮流中的背影。

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际，父亲无疑是一位时代的捍卫者，正是他们那代青年敢于担起国家的使命，挺身勇敢向前，才让破碎的山河得以保全。父亲的那段身影，虽然对于我只是一幅幅模糊的画面，但在我的努力之下已渐渐变得清晰可辦。面对“人生三问”，我有责任，将一个真实而曾经鲜活的父亲呈现于世，奉上我的一瓣心香，致祭于天国老人。

纵观父亲短暂的一生，步入社会之初是何等的辉煌，但结局却不免令人唏嘘。

在“革命”的语境甚嚣尘上之时，父亲是以打倒军阀的初衷而投身黄埔，而后又以革命的热情，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里既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亦是国共分野走向对立的所在。

这当然不是父亲想看到的结果，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这或许是父亲急流勇退，而后在军政界寂寞无闻的原因所在。

不幸的是，曾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的父亲遭遇了命运的拐点，其的人生从革命始、到革命终，只是他的谥号在革命前加多了一个“反”字，世事的诡异有时就这样超乎想象。

所以无论从历史原因或个人的情感，我都应对时代作出回应，从个人角度诠释父亲辉煌而又悲凉的一生。

家世与成长

父亲生于1903年（黄埔同学录载），今年刚好是双甲子，而明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大典。

1925年，父亲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榜上有名。

其人生起点，无论从社会到家庭的角度，都可视为鹏程起步。万氏家族原籍江西吉安，于清咸丰年间移民贵州。

父亲出生于贵阳的儒商家庭，祖上在贵阳新街口开了一间叫“仁兴合”的绸缎铺，店名之中蕴含有一些儒雅之意。

祖父讳乙青公，共育有三子五女，可谓人丁兴旺。但儿女成年后，无论嫁、娶都没有一个人再涉及商界，这或许是祖辈的传统理念中，重仕途轻商贾的思想所致。

父亲是家中的老幺，出生时他的大哥即我大伯万勉之已是当时贵阳城中可圈可点的才俊，越两年，大伯即以贵州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农学实科学习，并成为第一批中国同盟会会员，以后学业有成，定居北京，一生以教学为业，是享誉于世的“农学大博士”、教育家，算是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

之后，娶梁启超夫人李惠仙之侄女、也是近代教育改革先驱李端棻之侄女 李淑兰为妻，而成为清末宪政领袖（贵州人）李端棻的侄女婿。

父亲5岁时，他的二哥（我的二伯）病殁于寨蒿（独山）营次。二伯万仲青是贵州武备学堂毕业，原本可以鹏程万里，但命运的作弄，居然中道殂谢留下遗憾。他绝对想不到10余年后，他的幺弟——我的父亲，也会选择投军报国之路。

父亲成长的年代，正值国家大变革时期，入学发蒙时已是民国肇造，故而亲眼目睹了贵州不少的腥风血雨的场面。

1919年父亲娶妻黄氏，不料新婚期间，贵州爆发“民九事变”，乱兵抢劫，社会动乱，只好避居京师，投奔大哥，走近中国社会的政治中心。其时，大伯万勉之在京，居住于永庆胡同37号莲花寺的姚华寓所。

姚华（1876～1930年），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人。光绪年间进士，戊戌变法时东渡日本，学法政，归国后任职邮传部。

辛亥后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其后在清华学堂、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执教，并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和京华美专校长，是近代著名学者。于诗文词曲、碑版古器无不精通。

书法、绘画亦有高深造诣。其绘画既注重师法自然，力求形神兼备，又讲究笔情墨趣，博取众长而自成一家。其书法雄遒茂密，真行隶篆造诣俱深。大伯因与姚华既是同乡，又同有留日经历，还有姻亲关系，彼此相交甚笃。

同时，大伯沉溺丹青，遂拜在姚华门下进一步研习提高绘画技艺。

父亲入京所居莲花寺，是姚华与朋友们论学，解答青年问难，校勘古碑古籍，作书画画之所，亦是姚写下大量诗文词曲的治学之所，更是居京黔人们常常造访的地方，故有“小贵州会馆”之称。他热爱青年，尽力扶持，以教学为精神寄托之一。由于姚华的特殊身份，故来往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经常走动的，如：梁启超、文宗淑（五姑妈万佩兰的丈夫，曾在日本担任外交官，做过横滨总领事和外交部三等秘书官，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局势动荡，被免职）、蹇念益、陈国祥、朱启钤、王伯群、陈师曾（陈寅恪大哥）等人。在这种环境下，父亲年龄虽小，学识得到增益，同时也不免养成少年老成和自命清高的性格。父亲入京，再次遭遇国家变革。由于民国以来，政潮迭起，社会动荡，加之袁世凯死后，南北分裂成两个“政府”，兵连祸结，军阀混战，以致文化界出现了新思潮。由于“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思想界出现了“弃西向苏”的倾向。

与时俱进的父亲，平时听惯了家中常客对民国政府的臧否，思想本就活跃，于是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899年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创建，1912年东省铁路俄文学堂更名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肄业。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临阵倒戈，战火蔓延至京城，大总统曹锟被囚，清废帝溥仪也被逐出宫禁，北方政权出现巨大变数。对于北洋治下的民国，王闿运先生有副对联作了精准的概括，即：“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言之,不是东西。”父亲当时毕竟是年轻人，既有血性也好冲动，孙中山那句“只有打倒军阀，才能救中国”的话语，在他心中久久回荡，于是只身南下投入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广州，成为革命者中的一员。从此以革命的方式进入社会大舞台，演绎他辉煌而又悲凉的人生。投身革命，进入黄埔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始步入革命军旅。父亲刚进黄埔时，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黄埔军校为苏联支持，国共两党共同创办，故在学生中自然形成两党各自的拥趸者。父亲或者受大伯的影响，处事超脱于政治，故而与其同期的康泽相较，自然就没有出风头的机会。父亲毕业时，苏联为延续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为中国人量身定做的“中山大学”。父亲本学俄文出身，自然轻易被选中，因此成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莫斯科中山大学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中国政界要员也在这里频频亮相，后来从这里走出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同样，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后来的成就。1926年，正当父亲留苏期间，大伯在北京农大教书，在此结识进步学生乐天宇、詹乐贫等人。

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当时不在执政府，亦未命令开枪)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大伯留日时，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家国情怀从未稍释，这次学运他也带领学生走到队伍之列。遭到镇压和迫害后，大伯从京返黔。

其时北伐军兴，大伯在常德受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之邀，居然萌生从军报国之志，充任革命第10军秘书兼参议。后因王天培徐州军事失败，大伯返至天津，被北洋系拘禁三月，审讯一次，判处极刑，幸得亲友梁启超援救，由前总理靳云鹏保释出狱，始获新生。

中山大学原本就是一个左倾的摇篮，父亲在苏期间又正值苏联内争迭起，反托派进入高潮。父亲真正步入社会，就在大伯家里跟一群中国顶级知识分子交往，清高的气质自然看不惯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于1927年回国。不想正遇宁汉分裂，武汉政府大刮左风，清算异己，父亲被人诬陷遭到囚禁，所幸甄别过关，免于一死。同年、同月父亲和大伯分别被南北两个政府所羁，又双双获释，託天之福，化险为夷，以后才有了我们的家庭故事。

接二连三的打击，父亲淡出政治圈，但命运却始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在军内从事政治工作，并混进了失意军人——王文彦的私人圈子。王文彦是黄埔一期生，何应钦的内侄，因何蒋关系不睦，而未能得到重用。

1935年，中央军入黔，将贵州川黔边防军、黔军教导师侯之担部整编为第140师。

该师官兵多为贵州健儿，矫勇善战，由于师长沈久成（贵州绥阳人）对该师急于中央化改造，引起官兵反感，险些导致兵变。

西安事变后，王文彦接管该师成为师长。

王到任后日夜督励训练，明耻教战。抗战军兴，奔赴战场1937年抗战军兴，父亲奉调山西，在第二战区长官部，负责军需物资调配。

1938年，第140师奉调台儿庄前线，父亲临危受命担任837团团长。国军前线官兵同仇敌忾，以劣势装备奋勇拼搏，抗击挟炮、空优势之日军。中国军队伤亡甚众，亟需兵源补充。率部在台儿庄外围禹王山与敌浴血奋战，成为整个徐州会战最后一支撤守部队。徐州会战结束，宋思一接掌第140师。此后，父亲奉调南北，跑东跑西，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切为抗战服务。

1942年，父亲从甘肃到重庆述职时，大妈妈黄氏在汉中遭遇车祸身亡。父失内助，其子女顿失所依，所幸大伯伸出援手，才算解决问题。

时大伯已年六十一岁。

1943年3月18日，祖母寿终于六广门老宅。

其后，经人介绍父亲与母亲相识，很快谈婚论嫁。由于家中兄弟姊妹分驻各地，父亲遂将六广门老宅卖出；

同时，二外公是贵州华家女婿，于是腾出土地，让父亲在电台路新建洋房，佈置花园，这才有了“万家公馆”的传说。

1944年初，父母正式结婚。但新婚燕尔，一纸调令，将父亲调到云南任第82师（隶第8军）副师长，旋因第71军攻坚不利，未能攻克松山，于是父亲再次身临前线，以第8军副参谋长兼82师副师长身份参加滇西会战。当年我大哥出生，因当年父亲在松山前线，遂取名为“松生”。

社会鼎革，地覆天翻松山战役后，第8军军长何绍周奉调昆明担任警备司令，父亲作为其核心班底之一，也到了昆明，因此父母有了暂时的团聚。抗战胜利后，军队裁编，父亲脱离军界。

与昔日袍泽为养家糊口而走到一起，大家投资入股创办公司，使家中经济渐有起色，旋二哥出生。1948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此时因国共内战，国民党的统治已江河日下，西南各省基本形成地方“自治”，四川王陵基主政、重庆杨森主政、云南卢汉主政，贵州则由谷正伦主政，退役军人纷纷被召回。在此背景下，作为黄埔老三届的父亲，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被任命为贵州特货稽征处处长。

该处由省府各处调员组成，工作性质也很简单，就是将省府历年收缴的鸦片变现，以补贴省政府财政不足，因此史料中才有父亲与桂系黄绍竑的一次会面。1949年底，何绍周出任十九兵团司令，但他已看到局势难以维持，知道国民党的统治已崩溃在即，于是借口出走，公事托付王伯勋，让其接掌第十九兵团；私事则交给父亲，将其在昆明的公馆由他最信任的袍泽来打理。因为这样，父亲告别家庭到了昆明。之后，谷正伦逃离大陆去了香港，何朝宗所率的贵州流亡政府就在父亲的安排下，住进了何绍周公馆。

12月9日，云南卢汉起义，何朝宗和父亲等贵州军政人员也签名走上起义之路，使云南人民免于兵燹之祸，可谓不是没有贡献。然而，社会鼎革，地覆天翻，父亲这次就没有二十年前在武汉那样幸运。我们在贵阳，母亲天天在家倚门望归，得到的却是晴天霹雳。当时我不够两岁，妹妹出生不久。

由于父亲在昆明被捕，全家陷于无助。于是母亲拖儿带女走上上 访之路，到处找人托关系求人，甚至找到了当时快任副省长的周素园。据《周素园日记》1950年7月13日载：“万徐如夫人来……。”7月17日载：“万徐如夫人来，辞不见，留函而去。……。”最终父亲没有逃过命运，被送上了时代的祭坛。家国命运的无奈在五位姑妈中，我见过的仅有三姑妈万修竹。三姑父则是以教数学享誉山城的黄耀初，以“黄代数”名世。

根据资料得知，与我父亲最亲近的姑妈，则是与他年纪最相近的五姑妈万佩兰。

1921年祖父母带着一家人进京后，在姚华的撮合下，五姑妈与驻日外交官文宗淑结成连理（姚华大女儿姚鸾嫁文宗佩）。在五姑妈的四个女儿中，最著名的是自称最笨的小女儿文洁若。她现在近百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令人佩服。文洁若儿女都在国外，丈夫肖乾于1997年去世，是我国著名的记者、作家、翻译家。晚年复出，夫妻二人多次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出访欧洲、日本，为增进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五位姑妈中，死得最悲壮的却是儒雅而刚强的五姑妈万佩兰。1966年的“红八月”， 五姑妈因所谓的家庭历史之故，备受街道革命群众的折磨！

更使她痛心的是，亲眼看到自己疼爱的小女儿同女婿被站在平板车上批斗，她既自身难保，也无能为力去帮助他们。

于是，不堪其辱的她，做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退回屋内，穿戴整齐之后从容的上吊自杀。五姑妈以极端方式自杀成仁，帮自己的女儿女婿求得了暂时的解脱，人世间还有比这更伟大的母爱吗？她一个家庭妇女，仅仅因家庭历史复杂就成了批斗对象，而这复杂之中除了她的公公担任过清末的官僚、丈夫曾经担任过民国驻日的外交官之外，她心爱的弟弟（我的父亲）黄埔毕业、解放初被镇压，也是压垮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表姐文洁若所写的《我与萧乾》所述，她的死也有些许我父亲的因素。

运动之初，五姑妈出于对组织的信任，在交代家庭社会关系时提及了自己的弟弟（即我父亲）曾是黄埔军人、解放初被镇压的经历。

书中无限感慨的写道：想不到三中全会之后她的弟弟平反，而且住处还挂有“徐如故居”的牌匾。

无奈世间上凡前辈故人的“劣绩”，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都会殃及后人，而后人之中相对好的信息却难以惠及逝者。

至于什么在天之灵、含笑九泉之类的话，只是生者对逝者的一种无奈的善意和愿望。

五姑妈入京凡45年，与其弟弟（我的父亲）相处不过是短暂的时间，这种无辜的受到牵连，让人想起宛如隔世，大道之上既无黑白，九泉之下怎辩曲直。缅怀历史，面向未来我踏上寻觅父亲历史足迹之旅时，是从云南起步的。

八年抗战，父亲是从台儿庄自1944年的云南松山之役，之后，次年抗战胜利，父亲退伍还乡，为他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至于1949年复出之时，已非军人身份。

2014年底，我在贵州省民革的关怀下，促成了腾冲之行。在云南方面也得到二战史专家戈叔亚的举荐和关照，作为嘉宾出席了由云南统战部等部门联合举办的“庆祝滇西解放77周年暨远征军忠魂回归”活动。

两岸三地嘉宾云集，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一个个在儿孙搀扶下，脸上布满岁月沧桑的幸存抗战老兵。在活动中有幸聆听了国民党名誉主席吴伯雄先生，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席胡启立先生，云南省政协主席黄毅先生及抗战老兵代表抗战将士后人代表的深情而凝重的发言。发言结束后，在众多僧侣的诵经之中举行了从缅甸迎回的抗战英烈遗骸安葬仪式，吟诵到安葬，全过程都是由身着武警戎装、年轻英俊、一脸虔诚的武警战士，迈着矫健步伐，将英烈骨灰盒庄严地安放在墓穴之中。

最后参会人员手持菊花，井然有序的在碑前鞠躬献花。仪式结束后，我漫步在国殇园之中。苍松之下是抗战烈士的墓碑。除了山脚有几座独立的坟茔之外，一座山从下至上环形安置着的烈士墓，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墓碑仅仅一尺左右的高度、四五寸宽的原石。选择一个稍微平整的面，刻上军衔、姓名，再无一字。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有为烈士扫墓的经历，但从未见过规模如此大、如此简洁的墓碑。从山脚至山顶环状排列的墓碑，依然是他们生前的队列，按照军衔，从小到大，直到山顶。山顶的平台上，则树有一座纪念碑，这种四字碑五字碑，令人震撼之处，就是这些抗战烈士连籍贯都未留下，却为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生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他们不能魂归故乡，但却安息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相对比那些依然飘荡在缅甸境内及野人山的千万烈士的亡灵而言，还是幸运的。

总之，腾冲之行，使我心灵经过洗礼一般，对国家的理解，烈士的认知，有了更深刻的感悟。虽然父亲在松山战役时在第八军任副参谋长兼82师副师长，但非军事主官，纪念碑上没有他的名字，文字叙述中也不见提及。这是此行令我遗憾之处。回到贵阳不久，一向不爱看电视的我突然看到了山东台的一则信息，大致意思是山东省要编制一套台儿庄战役的纪念文集，以具有黄埔背景的参战将士为研究对象，我灵机一动，何不将父亲的资料寄给他们？因未记清联系方式，我只好将资料盲目的寄给了山东省统战部。想不到收信人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贵人，他立即将信息转给了书的编著者枣庄市政协常委、民革秘书长吕东来先生。

吕秘书长不久就和我有了直接的联系。我所提供的资料，也得到贵州省民革的认证后被编入了书中，后来才知道，台儿庄大战中，父亲所在的140师是贵州唯一成建制参战的部队。

当时王文彦是师长，我父亲是他麾下的837团团长，还有一位王若坚（贵州兴义人）是营级军官。

王若坚是黄埔8期毕业生，后来竟然成了我的堂姐夫，我大伯万勉之的三女儿德卿嫁给了他。

随后在吕秘书长的邀请下，我与妹妹一起于2015年作为嘉宾奔赴台儿庄，参加“纪念台儿庄大战胜利77周年暨《台儿庄大战黄埔师生名录》首发座谈会”。

这次参加座谈会的黄埔后人代表共18位。

其中有李仙洲的儿子李德强（原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原任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王荫凤（台儿庄宋城总指挥王冠五的女儿）以及外孙冯睿等等。

我和妹妹是贵州的唯一代表，特邀嘉宾，有吴先宁（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梁光玉（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刘泽勇（民革中央宣传部党史处处长）等。

开会时，先由枣庄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民革主任、枣庄学院政治与社会法治学院院长徐玲做了《铭记，以群雕的形——评〈台儿庄大战之黄埔师生录〉》的讲话。

其讲话旁征博引，将抗日战争的意义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她指出全书346名入选者。

从蒋介石，李宗仁，到每一个将士，都有真实生动的描述。

发言中也谈及“根据参战后人提供的资料，订正以往有关书籍文章的错误信息。有几十位将士的个人资料，首次公布于世，弥足珍贵”，最后饱含深情的说道，“对历史闭上眼睛，是望不到未来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此书是献给黄埔英烈最好的祭品。向黄埔英烈致敬，向抗日民族英雄鞠躬。祭奠是以国家的名义，缅怀，以真挚的情愫；铭记，以群雕的形式。”随后有关领导嘉宾也做了精彩发言。座谈会，代表被预先告知，准备有发言稿。

我亲耳聆听到李德强在发言中说到：我父亲在世时，不止一次对我说，当初我们都是满腔热情地报名参军的，结果竟成了反革命。

不过在事后出版的座谈会资料汇编中这句话却不见了，毕竟座谈会上氛围不同，语境要宽松一些，更何况汇编仅限开会人员及部分领导阅读，并不公开发行。我的发言虽然殿后，但言辞也是够分量的，能全文采用，有些意外。我文章的标题是《正视历史，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正能量》，全文4000字左右，现节选如下。

文章开头自然是参会的感慨和对书作者的勇气和付出的高度赞扬。

“……而今吕秘书长用文字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和挖掘更深刻的历史内涵，（前文提到广西拍摄的《血战台儿庄》，）以参战的黄埔个体为单位，透析和再现了那久远的血与火的历史画面，我深信每一个读者都会为之动容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编著中，他能唯实求是的立场着眼，尽可能客观的评论入选的黄埔师生在抗战中的作用和贡献，而不是因历史的演变或政权的更替、党派的不同，而任意褒贬和取舍，……还他们清白于世……本来无论爱国主义还是民族精神，它们永远是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灵魂，同时也是执政党维系人民的精神纽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何评论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时，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绝不能囿于某种动机而带有偏见。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现象在现代历史阶段时有发生，而我的父亲仅仅是千千万万中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其实回顾历史，我父亲注定是悲情的宿命角色。

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之时，他能有机会投身沙场，报效祖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履行了一个军人的神圣职责。

但作为个人而言，他背负了太多的冤屈，还殃及他的妻儿，长期生活在其阴影之中。一位先哲说过，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绝不是胜利者任意打扮的小女孩。时至今日，父亲的功过评说已有公论。文章中有关台儿庄大战和松山战役的描述可参见该书及《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140师抗战纪实》。毫无疑义，台儿庄一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而松山战役历时93天，其战斗的艰难与惨烈是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当中国军队攻下松山之时，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罗斯福总统都发来贺电。而滇西是抗日战争第一块由中国军人自己收回的国土。在文章的结尾处，“……尽管往事并不如烟，但漫长岁月的历练，早已抚平了我们心灵的创伤，怨已无恨已消。”

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有责任促成有关部门给父亲一个实至名归的‘平反’，希望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在相关文史资料和纪念场馆能给他一个迟来的、本该享有的名分和荣誉，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仅此而已。”最后讲到入选的三位140师将领结局各异时，作了“这种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的感慨。如今八年已经过去，父亲依然是黄埔丰碑之下的“游魂”。

对台湾而言，他属叛将之列，无资格进“忠烈祠”，而在大陆，虽然名誉上已于1984年“平反”，但在他生于斯逝于斯的贵阳，却依然被淹没在历史的雾霾之中不见天日。

时值黄埔建校100周年之时，怀着荣辱交加的情怀，写此文遥寄至今漂浮海峡两岸上空的父亲的游魂。

李持平曰：蓝毅文章，信息量极大，尤其涉及李端棻等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