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先生是陕西礼泉人，1932 年生。他 1956 从兰州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工作，开始文学评论生涯。1963 年以评论《红岩》的专著崭露头角。“文革”开始，颠沛流离，辍笔十年。1977 年后的 12 个年里，他有幸赶上了一段好时光，这时文学成了中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几乎社会各界都通过文学抒发和寻找自己的喜怒哀乐。当时新人新作，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各领风骚。阎纲正值盛年，精力充沛，作为一线评论家，身居文艺界最有影响的媒体，他文思泉涌，频频发声。其评论文章，有美有刺，爱憎分明，言简意赅，铿锵有力。得他帮助提携的文坛新秀不胜枚举，为其鸣锣开道有之，摇旗呐喊有之，仗义执言有之，共同破冰有之。他挺立潮头，健笔凌云，影响溢出了文艺界。其后30 年，整个中国文学评论界，此种盛况不再重现。
当时小群也得到过阎纲先生的提携。我们偏居太原一隅，对京城的文事只能隔山相望。阎纲先生创办《评论选刊》，首期就选发了小群在《太原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于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不久的她来说，真是莫大鼓舞。
我们定居北京后，和阎纲先生在公共场合几度相遇，虽交谈不多，但共同语言不少。阎纲先生原是《炎黄春秋》作者。我到《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后，和文学评论家冯立三成了同事。冯立三是阎纲好友，他请阎纲供稿，又约阎纲到编辑部座谈，这成为我走近阎纲先生的契机。阎纲先生赠我们一套不曾公开发行的文集，这就是礼泉县政协编印的《阎纲专辑》，拜读之后，感慨良多。已入晚境的阎纲先生，让我敬佩。主要印象有三：
一是他晚年没有中止求索。本来，他和中国1950 年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同辈知识背景并无大异。但他不因功成名就墨守成规，放弃对新知的汲取。曾经的信仰，仍要从头审视。1999 年，他已 77 岁，写出长文《娜拉走后怎样——读顾准》，代表了反思的深度。这在文学界并不多见。
二是洁身自好。他是久负盛名的文学评论家，晚年却远离主流文坛的评论活动。他看得很清楚，时下的文艺评论，已经沦为相关各方的利益勾兑，评论多为虚假广告。摆脱体制的磁场，拒绝蝇头小利的诱惑，保持一世清名。真让他动情的作品，他仍极力推介。四川作家叔平，21 岁打成右派，关押 22 年，晚年写成 170 万字的《秋望》三部曲，以房屋抵押贷款，毁家印书，却不得流传。阎纲将其与《古拉格群岛》并论，逢人为之大声疾呼。
三是他以散文抒真情，椎心泣血；以史笔记真相，刻骨铭心。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坛风雨的亲历者和目击者。从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第四次到第八次文代会，像他这样全部参加，不知道在世者还有几人？历届文代会的议程表面看似差不多，都是听报告，立章程，选班子，鼓掌合影。但阎纲诉诸笔墨，却让一些不寻常的细节赫然在目。
试以2001 年召开的第七次文代会为例。当时巴金仍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其实在1990 年代，巴金年老体衰，已经失去表达能力，主席职务想辞也辞不掉。巴金不能说话，却要以他的名义向大会致贺词《新世纪的祝愿》，由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宣读。分组讨论时，阎纲发言：“巴老重病在床，他的这篇贺词是怎样产生的？巴老本人点过头吗？为巴老代笔，就不能忘记巴老耿耿于怀又深得人心的著名言论，如：一、要讲艺术良心；二、尊重文艺创作规律；三、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来；四、说真话，和读者交心；五、办好现代文学馆；六、建立文革博物馆等。巴金是20 世纪的艺术良心，讲真话的一面旗帜，贺词里对此为何视而不见？”张同吾对阎纲耳语：“巴老的开幕词是交由我起草的，你提出的几点，初稿中有所体现，但几番删改，面目全非。”巴老神志不清，说话困难，没法由他定稿。
阎纲追慕乡贤司马迁，他的回忆文字，也秉承太史公的风格。小群画像后，请他过目。他说，你美化了我，我现在是瘦猴一个。他作过胃切除手术，晚年越来越削瘦，更显风骨嶙峋。
（这篇文章写于20多年前，特别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