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线建设“小兵”的回忆》（蓝毅）

“三线建设”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在我心目中是一段青春岁月的标识，初入社会的人生起点。

“三线建设”启动后，我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近十个内迁厂库的建设工程。其中历时最久，也是最集中的就是位于川黔公路近四十公里的扎佐（属修文）地区。当年我所在的中建四局一公司二处，先后在这里修建了两厂两库。

甲方（建厂方）均是三机部（航天工业部）内迁贵州的单位。虽然我早已知道这些单位在改革开放后，经分流或合并已分别落户在贵阳小河、新添寨等地。但我依然想亲眼目睹当年厂址的现状。

我趁朋友春节休假，请他送我到往日的工地转了一趟。虽然心中早有预想，但现场的变化依然令我难以置信。

虽然那段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重一笔的岁月早已远逝，但它却耗尽了我青春的美好时光。历经半个世纪的人世苍桑，青春年少的我已白发苍苍。

作为幸存的建设者我有责任将历史付诸于文字，为千千万万的建设者留下他们的人生的印记。

但凡提到扎佐，现今的贵阳民众第一反应就是“高尔夫球场”，“野生动物园”及美味的扎佐蹄膀。但又有几人知道在距时尚、悠闲、繁华的后面，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却屹立着两座被废弃的军工厂。遥想当年，它们也曾有热火朝天辉煌的时光。

据现有资料显示，三线建设中有400万人用生命建起了1100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我不知这400万人中是否包括数量庞大，来自城镇的居民及农村的民兵“社会”？

我认为他（她）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1964年我初中毕业时，因属于“该生不宜录取”之列，中断了求学之路。但却竟鬼使神差地混进了中建四局一公司，当上了一名泥工学徒，开始了我不寻常的建筑生涯。

何曾想到我个人的人生拐点，竟无意之间与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时段上纠合在一起。

于是，在平凡的经历之中，无意间增添了些传奇的色彩。

那年8月，我名落孙山，而党中央在8月份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基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决定调整全国的工业布局，将部分沿海沿边及东北的厂矿企业迁至西南川黔腹地，构建第二套工业系统以备战时之需。

于是乎贵州、四川自抗战之后再次成为了战略后方重镇。这样一来，我一参加工作就投身在三线建设之中。

只不过，1965年才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快了实施的步伐，“三线建设”这一概念才广为人知。我所在的四局一公司，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技术力量强的建筑企业。它是1958年由中南支援贵州建设的企业之一。

刚到贵阳就参与了邮电大楼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

随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单位再无更多建树。直到实行了“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国民经济复苏，才于1964年面向社会广招员工，重振了当年的雄风。

从贵阳、开阳、黔西、毕节招收的员工中，只有学徒工例外，仅限于公司子弟及贵阳的青年。

刚参加工作时，先在外环路（现宝山路）一线建宿舍，随后在太慈桥天津迁来的农机工具厂改建厂房修宿舍，再到牛郎关省物资局储运公司修建大型物资仓库。在那里，我算见识了该公司不凡的施工水平。

在几十栋仓库竣工后，我们告别了市区，直接奔赴“三线建设”第一线，为八机部（农业工业部）、三机部（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内迁厂建厂房、库房等。“三线建设”中，建工四局因是中央直属企业作为主力军，自然责无旁贷。在统一布置下，我所在的一公司二处，分配到扎佐、息烽一线施工。从1966年初开始，我一直在这条线上辗转往返十年之久，并与那场“大革命”运动交融在一起，在风云激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人们都留下了自己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当年所在的二处六连易九林泥工班，是一支技术力量过硬的队伍，所以时常担当突击任务和为新工地打前站的尖兵任务。

初到扎佐，切切实实让我们体验了一把大庆经验中，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先厂房，后宿舍”及“干打垒”精神的实质。

所谓“干打垒”并非专指垒土墙，挖地窝子之类的方式。它的实质是，就地取材解决住宿问题的一种应急措施。

我们班进驻工地时，场地依然是一片荒草栖栖的景象。我们先暂住在五公里外的冷水沟林场一排闲置的平房里（现在的野生动物园所在地）。

白天感觉尚好，可一到晚上虽也有电灯，但屋外漆黑一片，不绝于耳的松涛声倒也催人入眠。

但自从发生豹子出没事件后，领导就决定搬到工地，搭临时工棚。我们这些修房建屋的行家里手，搭非标建筑却洋相百出。

师傅们用大楠竹搭成屋架，但屋顶与四周权用油毛毡加草排应对。就在这冬不御寒、夏不避暑的工棚之中，大家仍志气高亢的度过了每一天。

有人还乐观地调侃说：“什么瓦是油毛毡、通风设备不用安。”经过我们的努力，先期建起了几栋仓库。为大部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待食堂、澡堂等设施完备后，在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中，工地也一天天在变样。

与此同时，由于任务重，工地分散之故，公司从上海及浙江东阳地区紧急招进了大批技工，以充实一线。而庞大的民工队伍则由甲方负责管理。

他们除来自扎佐镇的居民外，更多是来自修文十里八乡的民兵和社员。工期紧张之时，远在四川的四局三公司，也派了一支优秀的混凝土班前来支援。甚至连跨系统的贵州九化也有一个泥工班前来助战。真正体现了在党中央领导下所进行的人民战争。

有趣的是，我们班还同九化来的泥工班展开友谊竞赛。虽然是我方胜出，但友好的战斗情谊确比什么都重要。

我清楚记得他们班长叫樊景云，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那时已年近四十，如还健在也是90左右的人了。

工作临近尾声之时，那场“大革命”运动已开始萌动。不时会集中起来，在大车间集中收听中央领导们的录音讲话。

其中刘XX的一句“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竟成了日后批判自己罪状之一。

初开会时，各单位还向部队一样互相拉歌、唱革命歌曲。在此起彼落的歌声中，在“欢迎XX来一首好不好”及“再来一首”好不好的呼应声中，一派祥和而热烈的团结景象。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一种不祥之兆初现端倪，这一切都成了绝响。

随后，我们又转战于兴红模具厂（代号1028）、万红机电厂（代号1026）的厂房主体工程的修建任务。这两个厂的先期到达人员在我们未进场时，已经为我们创造良好的施工条件。

不仅解决了施工必备的三通一平（水、电、路通、场地平整）而且生活设施也较完善。他们伤筋动骨地连人带设备不远千里来到贵州，一路的艰辛远胜于我们。那时期，建大型建筑都盛行钢筋混凝土结构，及少用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虽笨重，施工难度大，但它的牢固性却是钢结构所不能相比的。

前文已说过，我公司在牛郎关建大型仓库中，就是采用大型钢筋水泥屋架条基立柱的传统模式。

而这些建在山沟里的工厂、跨度及长度都比大型仓库小。所以设计上采用的是杯型基础，立柱和屋架合二为一；

根据不同的跨度设计为1200左右，呈八字状的组合体。拼装时立柱插入杯形基础中，相向的两根梁呈门字状，用两台大型吊车同时作业，在指挥者的哨声和手势的指挥下，精准对接锁牢。

全过程，在不同方向的测量仪器的监控下完成。

说来十分轻松，但操作过程之中却来不得半点疏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而我们则是屋架立好后，再由吊车安装大型预制板，与吊梁相比，一块预制虽也一吨多重，但与安装梁柱相比在空中运行的板却象蝴蝶般轻盈翻飞。还有一个工地有些神秘，它是隐身在大山之中。确切地讲，它是一座座埋在土中的油罐。

我们只负责基坐和办公区的建设，油罐就位后，用推土机推土将基坐掩没，仅留有进油口和出油口，四周再栽上树，不走近你真难发现。

现位于高尔夫球场后方的兴红模具厂，诺大的厂区，已被七、八家企业肢解，各行其事，位列新兴企业之中。

我在滞留在厂的老工人的带领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一间当年的翻沙车间，生活区三层的职工楼，然而一排排建筑犹在，却早已人去楼空，屋面垮塌，道路上荒草丛生。

而位于林校后方的万江厂（1026），只有将军山蘶然屹立在老地方，新建的同城大道（贵阳粑粑哨至息烽）将工地一劈两半，办公楼、生活区早已变了模样，只有那静卧在四道山沟中的厂房尽管衰败，却仍屹立在老地方见证着历史，曾经人车穿流不息的道路已长满荒草。

想当年，有时为给某人生日献礼或庆祝什么时，山沟里夜间灯光通明加班加点，全然不计成本和安全隐患。

更令我难忘的是，“大革命”初期从批斗走资派始，斗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到打派仗，我都擦肩而过。可是到了兰、张时代，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命中注定我再劫难逃。那时父亲还未平反，母亲又被独自一人疏散到农村，于是乎我就成了众矢之的。满食堂的大字报，一半以上是针对我的命题作文。曾为国军抗日将领的父亲，仅是我人生的遗传标识。想不到毫无印象的父亲，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父子同榜面世。

好在本人一向工作踏实，技术超群，深得主管生产的连长赏识，在他的关照下总算有惊无险，仅客窜了一次运动员而已。但难友中有人就不如我幸运，竟然因所谓历史不清而自杀身亡。

他叫张家树，当时40余岁，仅解放前在贵州部队当过兵，而今领导全是外省人，他们哪里知悉贵州的历史往事。

贵州解放晚，一些部队起义后又反水，外人当然不明就理，仅凭所谓的觉悟、立场去理解才造成了悲剧。位于动物园后面的四一八库，其荒败的景象，若不是厂门外建有一栋栋矿工宿舍，那四十余栋厂房库房之间早已变成直正的野生动物园了。说句多余的话：我从事建筑业即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误；为国家建的厂以废弃而告终。

晚年投靠在二哥麾下的房开公司，结果又破产倒闭，而资不抵债。

更离奇的是，跨世纪时我在贵新路上的马场坪车站，独自一人承担的工程，几年后却意外地被从湖南运鞭炮的两辆卡车炸得面貌全非。有朋友说我本质上应是文化人，但有根无命奈苍天何？

一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仅剩寡嘴一张胡吹乱侃，悲催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