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自古以来，最令人悲伤的事莫过于阴阳两隔。明天就是清明节了，古人把无限的缅怀与哀思寄托于这个日子，还把这种痛彻心扉的悲伤化为了文字——祭文。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祭文，至今读来仍感人至深，成为中国文学与艺术领域独特的瑰宝。

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内，远古先民祭祀场景再现。

山东博物馆周公辅成王拓片，最右侧高大者为周公。

最早的祭文萌芽于周公祈祷

祭文是一种具有哀悼、追念、颂扬等功能的古老实用文体，最早起源于祭祀的祝祷、祈求。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神灵崇拜时期，种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被祖先归结为一种神意，于是他们敬畏天地、祈求山河，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祭祀神灵的活动，逝去的先人作为“人神”“人鬼”，也被当作祭祀的对象。

关于祭祀的形式，从“祭”字本身就可以看出端倪。“祭”字最初的甲骨文是个会意字，左边是“肉”，右边是“又（手）”，表示以手持肉，祭祀神灵。可能考虑到不太形象，后期的甲骨文中，在原字的下面加了一个“示”，代表祭台，就和现在的“祭”字很像了。那时肉是很珍贵的食物，人们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祭献，表达的是无限的敬意。

祭祀的最初目的是祝祷、祈求。那么通过什么让神灵知道人们祈求的内容呢？这就有了祭文。通过祭文，人们向神灵述说自己的愿望，表达虔诚的祈祷，这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一种情感的表达，语言中充满敬意和仪式感。那时，祭祀没有“哀”的情绪，也少有私人的情感或意愿表达，这也是早期祭祀被划为“吉礼”的原因。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最早的祭文萌芽于《尚书》中的《周书·金滕》。这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向三位先王祈祷的一段话：“惟尔元孙某，遭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意思是你们的长孙周武王病重，你们三个前辈要保佑，让他承担太子之责成就大业，我请求以我健康的身体和他替换。史官记录下来这段文字，将其纳入“祝册”放在柜子中，用金属制的带子绑好封存。这个周公祈祷的记载，事关人的生死，又有兄弟情深，被视为祭文的萌芽之作。

之后，周朝以“礼”治国，特别重视厚葬，并用隆重的祭奠仪式表彰逝者功绩。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左传》中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视同为与战争一样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可见当时对祭祀的重视。

当时的《论语·为政》中有言：“事死如事生……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时，祭礼和丧礼是分开的，葬前行丧礼，“哀”是丧礼中主要的情感，葬后行祭礼，“敬”是祭礼中主要的情感。基于此，作为祭文的最早形式“诔”（音lěi）中多为敬语就不奇怪了。

“诔”被认为是我国祭文最早的文体，起源于西周的赐谥（音shì，意为对逝者有褒义的称号）制度。《周礼》郑玄注：“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

我国现存最早的诔辞为《左传》中的《孔子诔》。这是孔子去世时，以鲁哀公的名义所作的一篇文章：“旻天不吊，不慭（音yìn，意为愿意）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鲁哀公说，上天不善，不肯留下这位国老，让他捍卫我居于君位，使我孤零零地忧愁成疾。悲伤呀！仲尼先生，我失去了律己的榜样。全文短短数语，朴实无华，有恭敬、有哀伤，但恭敬大于哀伤。古人认为，哀为一种激烈的情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而敬为一种绵延的情感，经久不衰。

当时的诔辞主要在王公贵族间应用，因为诔辞是需要宣读的，“呜呼哀哉”等呼号语在后世的祭文中被广泛应用，成为祭文格式化的一种体现。除了诔辞，春秋时期，《诗经》中有《邺风·凯风》《唐风·葛生》《秦风·黄鸟》等哀诗；战国以后，《楚辞》中有屈原的《九歌》、宋玉的《招魂》等祭歌，均被认为是祭文的另一种形式，传颂千年。

河南省许昌市曹丞相府景区的曹操雕塑。

曹操写下首篇大众化“祭文”

两汉以后，诔辞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丧祭写作文体。西汉辞赋家扬雄所写的《元后诔》，东汉时期杜笃所写的《大司马吴公诔》、傅毅所写的《明帝诔》等均为当时的诔辞精品。

因为时人对文章非常讲究，即使是诔辞，词藻也非常华丽，这就为祭文赋予了文学的色彩。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总结的，诔辞大都选录逝者生前的嘉行美德，写法如纪传体而用颂的文辞，篇首称颂逝者的品行，结尾表达哀思。文章叙述逝者的品行要鲜活，可让生者依稀目睹其风貌；抒写生者的悲痛要动人，能使闻者深为哀伤。在这样的要求下，很多诔辞前面为自由叙述的散体，后面为讲究的四言韵体，开辟了两千多年来祭文散韵结合的格式。

除了诔辞，当时还出现了散体祭文，以及哀辞、吊文等丧祭类文体。曹操的《祀故太尉桥玄文》因为有了“祀（祭）……文”的字样，以及自由的写法，带有私人感情的基调，被后世学者认定为最早的大众化“祭文”。该文是建安七年曹操大败袁绍后志得意满之际，途经故乡谯县悼念桥玄时所写的祭文。曹操年轻时，性格乖张，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只有名士桥玄对他赞赏有加，并在临终前将妻女托付给他，此举让曹操名声大振。桥玄对曹操有很大的知遇之恩。此番经过故乡，物是人非，曹操心有所感，写下这篇专门悼祭桥玄的祭文。这种写法成为后代祭文纷纷效仿的形式，特别是文尾的“尚飨”二字，意为“请您享受美食吧”，和“呜呼哀哉”一样，几乎成为祭文的代名词。

哀辞、吊文这两种“祭文”的不同点是，早期哀辞“率以施于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比如曹植为其长女金瓠（音hù）所作的《金瓠哀辞》。金瓠出生仅190天即夭折，曹植将其因归咎于自己，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罪过的惩罚，同时也感叹生死之事难以预料。短短数字，字字凝重，哀情入纸。

吊文则内容广泛，为古代泛化的丧祭文体。如西汉时期贾谊的《吊屈原文》，借悲悼屈原以抒发自己受贬、遭冷落的愤慨之情；东汉时期杜笃的《吊比干文》也有自比之意，其中“敬申吊于比干，寄长怀于尺牍”两个偶句，成为挽联的最早形式。

从这些数不胜数的名篇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由于思想解放，文学观念加强，祭文除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之外，出现更多悼念骨肉、悲感身世的至情文字。这些文字大大增强了祭文的文学气息，让它摆脱了单纯的实用形式，成为独特的中国文学瑰宝。

这个时期还有一篇广为后人所推崇的名篇，即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陶渊明为自己写的《自祭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在逝世前三个月，有感于身体不适，写下这篇自祭文。他自述人生经历，感怀人生境遇，让后人在他“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豁达和通透，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价值，留给后人无尽的精神慰藉。

祭文史上的千古悲歌、书法史上的传世名帖——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所书《祭侄文稿》。

唐宋频出千古名篇

唐宋时期，因为谥法简化，原有的诔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诔辞的内容只有哀悼的功能，不再与谥号相关，也没有贵贱长幼之分。诔辞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四言，而逐步向长短句过渡，且名称逐渐泛化，如唐代韩愈的《悼欧阳詹》、柳宗元的《悼吕温》，既被认为是“诔辞”，也被认为是“哀辞”，二者基本合流。

到了宋代，哀辞取代了诔辞的主导地位，虽然在后来清代小说《红楼梦》中还出现了贾宝玉为晴雯所作的《芙蓉女儿诔》这种带“诔”的祭文，但也只不过是贾宝玉袭用旧称而已，内容和形式远非古诔原貌。另外，吊文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是凭吊逝者，也可凭吊事物，如唐代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同时，祭文进一步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运用，还出现告、哭、悼、葬、奠、悲等祭文名称，如李商隐的《奠小侄女寄文》、富弼的《哭尹舍人文》、陈亮的《告祖考文》等名家的祭文。其中，被推为“魁中之魁”的是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没吾不知日……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这篇祭文在内容和写作上均不依旧法，不写十二郎个人事迹，只写幼年时叔侄情深，成年后暌违远隔，以及噩耗传来时的悲痛欲绝，字字血泪、声声感人，被誉为祭文中的“千年绝调”。

说起祭侄名篇，还有颜真卿手书的《祭侄文稿》。《祭侄文稿》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追祭堂侄颜季明的草稿。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当时，身为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奉命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攻陷常山，颜杲卿、颜季明父子及30多名家人先后遇害。颜季明是整个家族中最受颜真卿看重的后辈，但英年早逝。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命人寻找颜季明尸骨，只找到头骨。见堂侄身首异处，白发人送黑发人，颜真卿悲愤交加，提笔作文，遂成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与王羲之所书《兰亭序》、苏轼所书《寒食帖》一道被奉为“天下三大行书”。作为草稿，《祭侄文稿》中涂涂抹抹，并不完美，但它正像斑斑血泪，更能让人感受到颜真卿情之所至，笔下挥洒的悲愤以及无限的心痛与思念。

唐代祭文以情取胜，宋代祭文则受到宋诗议论化的影响而贵在讲理。如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文中首先慨叹逝者声名之不朽，继而悲逝者墓道之凄凉，然后追忆过去交往之真挚，说自己应该忘情地达观立论，但最终不能忘情作结，写出了作者的无限哀思，亦被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唱”，特别是文中的“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两句，常被后代祭文所引用。再如苏轼的《祭欧阳修母文》仅二十字，起笔即以欧阳修比作孟轲，将欧阳修母亲的教诲媲美孟母，欧母之贤，自不待言，被后人誉为言简意浓的大手笔之作。备受后人所推崇的宋代祭文还有王炎午在文天祥殉国后为其所作的《望祭文》，文中歌颂了文天祥忠烈的爱国精神，语言精湛、正气凛然，影响了无数的仁人志士。

元明清三代为我国祭文发展的保持时期，虽内容和形式创新不多，但也佳作频出，如明代初期王守仁所作的《瘗（音yì，意为埋葬）旅文》、明代中期归有光所作的《祭外姑文》、清代袁枚所作的《祭妹文》等散体，均为当时的祭文翘楚。尤其是《祭妹文》一文，追忆了袁枚与妹妹儿时的件件往事，貌似琐碎，实则入微，让人感同身受，用情至深可追《祭十二郎文》，从而享誉文坛。以韵体或骈文留世的有明代徐渭的《祭少保胡公文》，清代严绳孙的《祭纳兰性德文》、曹寅的《祭郭汝霖先生文》、汪中的《哀盐船文》等。汪中的《哀盐船文》颇为不同，写的是盐船失火，一千四百名盐商和船民死于非命的惨状，哀鸿遍野、哭声凄厉，寄寓了作者无限的悲悯和伤感，以超脱亲情的大爱之情成为名篇。

近几年恢复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现代悼词“中西合璧”

受西方文化影响，晚清至民国的祭祀仪式交叉、纷繁，祭文的形式也杂糅多样。西方的葬礼形式单一，祭文内容也很简短。这让当时力求革新的“维新派”眼前一亮，在中国大力推广，西方悼词因此很快就流行开来。

现代应用广泛的悼词是“五四”运动文化革新的产物。在写法上，现代悼词同古代祭文一样记述逝者的生平，表彰其业绩并致哀，但它是积极的，目的是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勉励生者，因此,弱化了文学性，增强了思想性和实用性。文章体式上可以是书面体，也可以是宣读体，主要内容突出逝者对人民、对社会的贡献，结尾处体现生者对逝者的评价、悼念以及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悼词的最后都以“某某同志，安息吧”收尾。但1973年7月，在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追悼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致悼词，却没有用“安息吧”这几个字，而是把继承章士钊的遗志作为悼词结尾。从此以后，用“安息吧”做结尾的悼词就比较少了，逐渐用“永垂不朽”“精神常存”之类的词代替。

这是为什么呢？后经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考证，“安息吧”一词出自西方天主教为逝者举行的宗教仪式，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因此，在中国人的悼词中废除了“安息吧”这类辅助性结尾。经过几十年的沿革，现在的中国悼词已经成为结合中西方悼词文化精华、体现时代特色的新文体。

近几十年来，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老祭祀文化让人们心怀敬畏与感恩之心的一面，将古代的“形祭”与现代新形势下的“心祭”相结合，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恢复了“黄帝祭典”“祭孔大典”等祭祀传统，古老的带有文学色彩的四言祭文又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祭奠活动上，四言祭文令人动容：“……今开公祭，以国之名；举杯三酹，乃慰亡灵。史无覆辙，人要前行；开来继往，更待后生。呜呼，伏维尚飨。”

回望几千年来的演变，人们已经认识到祭文的真谛——突破生命的有限性，将生者对死的思考转换为对生之价值的追求，使个人生命升华，从而实现心灵的内在超越，让不朽的民族精神、真挚情感延绵于世。

供图：视觉中国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李墨